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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媒介是信息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保存的载体，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进行传通活动的桥梁。
事实上，媒介不仅是一个技术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我们说语言、文字是媒介，电话、电脑、报纸、书籍、电视等是传播媒介，这是就传媒技术的层面而言的。同时，我们也把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称为传播媒介，这是指媒介作为一个社会的概念而言的。
因此，概括起来说，传播媒介大致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个人与个人进行信息交流的中介物，比如电话，称为私人交流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定期传播的工具，比如报刊，称为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美国传播学家哈特在对媒介进行历时性考察的时候，把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媒介系统分为示现的、再现的、机器的三类媒介系统。人类首先使用的是示现的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主要指人类的口语，也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它们是由人体的感官和器官本身来执行功能的媒介系统。随后，再现的媒介系统出现了，这包括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在这一类系统中，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来说需要使用物质工具或机器，但对信息接收来说则不需要。再后来是机器媒介系统大显神威的时代——电信、电话、唱片、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通信等。这些媒介，不但传播一方需要使用机器，接收一方也必须使用机器。
在哈特看来，这三类媒介是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累积出现的。从不依赖任何机器手段的“示现媒介”到部分依靠机器的“再现媒介”，再到完全依赖机器的“机器媒介”，这是一个人类传播的媒介手段日趋丰富的过程，也是人体的信息功能日益向外扩展，体外化信息系统逐渐获得相对独立性的过程。哈特的理论从机器使用的角度来认识媒介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媒介系统变得清晰了，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技术进步的创世力量。
与哈特不同的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时空偏向的角度来考察媒介，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理论。他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
英尼斯在他的《帝国与传播》《传播中的偏倚》等著作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传播媒介与社会组织形态和人际结合方式的关系。任何媒介都有偏倚，它们分别以时间为重点或以空间为重点，由此规定社会流通知识的数量、性质以及社会的形态。
“偏向时间的媒介”易于长久保存却难于运输，比如刻在石头、黏土、龟甲、金属上的文字，金字塔、石雕等，对于时间有着耐久性，可以长久保存但却难以运输，有利于时间上的控制，因而在文化上是“偏倚时间”的。这样的社会，重习俗、重社区，社会稳定且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压抑个人主义以防变革。但是，它却可以使人们充分表达人类的各种丰富的感情。偏向时间的媒介盛行于传统社会，有助于形成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偏向空间的媒介”却恰好相反，易于远距离传送但长久保存性差，在古代有烽火、狼烟、呼声、笛、鼓、手语、旗子，在现代有印刷、电话、广播、电视等媒介。“偏向空间”的媒介在本质上倾向于现在和未来，有利于扩张帝国，提高政治权威，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不强的社会体制。拥有广大版图的古代帝国之所以能实现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一，原因就在于空间媒介的扩张。偏向空间的媒介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中的贸易，创造世俗制度，发展科学和技术性知识。这样的社会遍布信息交换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效率高，但无法传播传统浓郁、丰富、伸缩自如的文化。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属于偏向空间的大众媒介。卫星、电脑和其他精密通讯设备，是全球性及时传播成为可能，现代科技为现代传播涂上了更为明显的“偏向空间”色彩。
“天涯若比邻”，其实现代传播媒介改变的不仅是空间，而且是时间。今天发达而迅速的电脑网络以及卫星直播节目，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路透社的信息网络，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某处发生的有关信息传遍全球。美国的CNN总是尽力在第一时间现场直播全球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
英尼斯在对媒介偏向时间和空间的分析时，注重媒介的控制功能的把握，他认为，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每种传播媒介都倾向于造成知识垄断，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
关于传播媒介的种种理论中，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惊世骇俗的理论，将人们对技术对传媒发展影响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说有谁对于传播媒介的研究曾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这个人就是麦克卢汉。马歇尔·麦克卢汉是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家，也是英尼斯的学生，曾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任多伦多大学文化技术中心主任。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崇拜的人物，其著作《古登堡的灿烂群星：印刷文人的诞生》使之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好评。《传播工具新论——人的延伸》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是他的代表作，被《生活》杂志称为“电子世纪的先知”。有人说他写的东西有75％是新的，而通常一本成功的书只有不超过10％的新东西。有人说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来的思想家”。他还有意用一种不连贯的方法写作，隐晦、玄妙，果然也迷住众人，引人入胜，同时也引起纷纷的争论。
麦克卢汉提出的惊世骇论——“媒介即讯息”，这一理论将媒介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事实上，真正首先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正是英尼斯。麦克卢汉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媒介本身，是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因为传播媒介中的变革，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由于传播媒介所传递的有关信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如何运用媒介传播信息至关重要。而麦克卢汉却认为，媒介本身就在“塑造和控制着人的组合和行为的尺度和形态”，至于媒介传递的信息并不重要。“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因为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说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传播媒介装置在社会普及率达到30％～40％时，就意味着社会在整体上又形成了新的媒介偏倚，但是不会谁都跟着变。小孩对软件、光盘似乎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然而他们的父母倒有可能在新的媒介面前成为新的文盲，于是就可能产生更大的代沟。基辛格说：我们这一代是看书长大的，书本给我们以概念；我们的子女是看电视长大的，电视给人的是印象。所以两代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不同，也就可想而知。那么电视的再下一代呢?也许我们可以补充说——他们是滑动鼠标在网络中长大的，那么，网络又给了他什么呢?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麦克卢汉另一个让人震惊的观点。他借用了英尼斯关于媒介偏倚性的观点中的某些成分，又大加发挥，提出了一切传播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机是手耳的共同延伸，计算机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
与此相联系，他进一步提出“感觉的平衡”的概念：对于不同传播技术的使用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媒介的影响改变人类的感觉生活，进而和社会的发展有关。他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印刷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时期。他提出，新的电子媒介延伸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整个世界成了“地球村”。
除此之外，麦克卢汉还将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他划分的标准是依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度或明确度以及信息接收者想象力的发挥程度、信息接收活动中的参与程度。“热媒介”意味着“高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高，能高清晰度地延伸人体的某一感觉器官，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参与程度低，想象力发挥程度低。“冷媒介”意味着“低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低，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收过程中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参与程度高。
不过，麦克卢汉在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归类上显得力不从心。他笔下的“冷媒介”包括电视、电话、漫画、谈话等，“热媒介”包括电影、广播、照片、书籍、报刊等。以电影和电视为例，按照麦克卢汉的分析，电影清晰度高，信息量也大，因而参与程度应该相应的低。但实际上，我们看电影比看电视的心理卷入程度要高得多。如果按照清晰度和信息量标准，电影应归入热媒介，电视应归入冷媒界；如果按照参与程度，那么电影就应归入冷媒介，电视则应归入热媒介。又比如，《三国演义》作为图书是“冷”的，你得先认字，做许多文化的储备。而《三国演义》作为电视则要“热”得多。“热”未必热得好，电视催人早熟，多少是因为“热”的缘故。“冷”也有“冷”的迷人，因为它激发了个体生命的高度参与和想象。一个戴着墨镜的女子，必然会引起许多人非要把她看个清楚不可的兴趣。《红楼梦》从没有讲林黛玉具体如何漂亮，然而引起的想象使她的形象更完美。施拉姆为此也曾提出质疑：“为了把印刷的文字符号转化成现实的图像所需要的想象力，难道不比电视观众所需要的想象力更大些吗？”
“媒介即讯息”这一惊世骇俗的理论，将人们对媒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人类在大众传媒时代对于媒介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没有媒介，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文化行为都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媒介决定了人类的传播方式和文化形态。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理论启示我们将媒介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探索其在传递的内容意义之外的意义——媒介的出现带给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影响。从唯物史观看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介工具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巨大力量。
在西方轰动一时的“麦克卢汉热”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过去，但他媒介理论的影响并未就此烟消云散。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以情境论为视角考察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就深受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梅罗维茨出版了《空间感的失落：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其著作依据两个理论，一个是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理论，另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情境决定论。
戈夫曼的情境决定论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戏剧进行类比，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角色，在每位或每群观众成员面前显示自己略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为举止可分为两大类：“在前台的行为”和“在后台的行为”，这两类行为是不同的。合适的在前台的行为代表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按其所扮演角色的社会规范应有的行为。而在后台的行为则会放松自己，进行排练，制定进一步表演的策略，并就他们在前台的行为开玩笑。
对于戈夫曼的理论，梅罗维茨称赞其为分析人们的社会角色及其规则提供了一种既有用又有趣的方法。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认为应把情境视为信息系统。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考虑进去并当做关键因素，并把媒介的运用所造成的信息环境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梅罗维茨借用了戈夫曼关于“在前台的行为”和“在后台的行为”的概念。他举例说，如果在一家餐馆厨房中，服务员们正在议论某些顾客的古怪行为并讨论如何获取大笔小费，这本来可以说是属于后台的行为。但是，由于他们忘记“关上”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在餐厅就餐的顾客听到了这种“后台”谈话，这种谈论就不再是“后台”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这种谈论是在关闭内部通讯联络系统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整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谈话者所处的自然场所并没有变化，但整个事情的情境却有了变化。而媒介在建构情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电视为例，它把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电视节目是动态的画面，即使是经过严格的编审，也会将人物的表情暴露于屏幕，情感或情绪很难不被电视“泄漏”，人最隐秘的部分越来越多被无意地显现在电视屏幕上。因此，电视能够使得生活在各个层面的人体会到生活在其他层面的人的“感受”，客厅、厨房、卧室被整合进电视，人们对许多以前不能容忍的属于个人隐私的行为，开始变得宽容了。
每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在梅罗维茨看来，对于每一社会情境来说，人们都需要一种明确的界限，因为人们需要始终如一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不同情境的分离使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可能。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境重叠时，会混淆不同的社会角色，令人们感到困惑、不知所措。一位冷静、医术高超的医生发现一位需要动大手术的病人竟然是他的一位多年未见的亲属，这位医生兼有了亲属的身份，情境重叠了，这就可能影响他的职业冷静，于是他会提出由别人主刀。梅罗维茨还举出了黑人权利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宣传活动。在不通过媒介的当面演讲中，有关黑人权利问题他可以分别给黑人受众群和白人受众群做不同的演讲。但面对电子媒体，他陷入了两难选择：使用适合于白人的还是黑人的修饰方式和主题。
电子传播媒介促成许多旧情境的合并。由于电子传播媒介代码的简单性，它们能将来自不同的经验世界的视听形象显示给许多不同的受众群，造成不同阶层的受众群对信息更大程度的分离，从而促成许多公众活动领域的合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电子传播媒介造成的社会情境形式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角色形式也在变化。谁被包括进某一情境，谁被排斥外，这是规定情境形式及与此适应的行为形式的界限之关键因素。根据这一观点，受众的类型、人数多少和特征实际上影响着传播方式。因此，在通过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中，应根据受众群的分离和结合形式设计媒介讯息。在承认受众的重要性的同时，梅罗维茨的理论也未低估媒介的力量。受众成员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对媒介的使用方式。他们的选择，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媒介正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虽然梅罗维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电视广播一类的电子媒介，但是其理论成果对于今天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研究同样适用。通过新媒体的远程互联，身处不同环境的人被纳入了同一片虚拟空间。如果说以前是地理位置将人们团结起来的话，那么现在同在一间屋子并不意味着就有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同一时间里在线互联互动的人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默契与关爱。传统的空间场景丧失了稳定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物质上空间的分隔与断裂被新媒体打破。由于新媒体造成的虚拟空间是交流者主动选择加入的，而且这一空间允许匿名，有更大的表达自由，交流者往往更容易把这里视为梅罗维茨所谓的“后台”，即一个更能够轻松表达，更能够坦诚交流的空间。在网络游戏里，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被纳入了同一个游戏场景，他们可能有着类似的成长背景，类似的游戏能力，从而消除跨文化的隔膜，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感。再如Flash数字动画，是年轻人们非常喜欢的一种表达和交流的方式。相对于传统的动画，Flash不仅制作相对容易，成本相对低廉，而且传播效果更好。Flash动画通常很少有配音和对白，画面也很简洁，主要通过动作、特殊声效来传达信息，偶尔有一些文字注解。Flash动画通过互联网很容易扩散到世界各地，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又较好地克服了语言的差异，让跨地域、跨文化的接收者都可以较好地理解制作者的意图。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对技术进步对媒介的影响同样持积极的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在总体上对科学技术持悲观态度。本雅明认为，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艺术的进步，技术促进艺术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种手段、媒介、形式、技巧，如对报纸、广播、摄影等大众媒介的利用，和布莱希特叙事剧中的间离技巧以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等等。所以对于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
在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技术的进步就在于它对传统艺术的颠覆。传统艺术侧重于艺术品的膜拜价值，现代艺术侧重于艺术品的展示价值。他写于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第一次将艺术作品从它对艺术的寄生依赖中解放出来。更进而言之，被复制的艺术作品成为构思出来以供复制的艺术作品。比如说，一张摄影底片，可以冲印出无限数量的照片，要确定哪一张是‘权威的’照片，已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复制技术打破了作品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满足了现代人渴望贴近对象，通过占有对象复制品来占有对象本身的欲望。传统艺术的膜拜价值在现代复制技术面前开始崩溃。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本雅明最为推崇的是电影这门新兴艺术。他认为电影展示了异样的世界和视觉无意识，不但在视觉，而且在听觉方面导致了对感官的深化，是人类艺术活动中的一次革命。电影展示的场面较绘画精确得多，而且可从多种视角来加以分析。他认为现代技术给艺术带来的进步，正像达·芬奇绘画中渗透了解剖学、透视学、数学、气象学和色彩学。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媒介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有科学主义的乐观派和人本主义的悲观派。大众传播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大众传媒不再唯人类之命是从，而开始自我觉醒，并以自己的意志去面对世界，介入生活。结果，大众传媒对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少，而对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并且日益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与此同时，人类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能力却从绝对转向了相对，从全面转向了局部，从随心所欲转向了力不从心，而且失去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传媒技术成为“用以作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的手段”。
对于麦克卢汉等人强调技术对媒介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些理论过分强调媒介的作用，无视内容的重要意义，把媒介描绘成导致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从而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因此，对麦克卢汉的批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麦克卢汉的技术自然主义强调的是媒介技术是人的生物性的延伸，而不是社会性的延伸。他没有看到媒介技术到来的负面影响。在他的理论中看不到从事着能动的社会实践的人，看不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美国学者切特罗姆指出：“他的技术自然主义强调媒介是人的生物性延伸，而不是人的社会性延伸。虽然他想通过传播媒介来追踪人类文化的发展，他的历史学却难以置信地缺乏真正的人民。”
与麦克卢汉理论相类似，梅罗维茨理论的缺陷在过于夸大媒介对社会环境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几乎将媒介描绘成引起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只字不提社会制度同媒介制度的联系，无视社会意图对媒介管理、媒介使用情况的影响。梅罗维茨理论往往把媒介本身的特点和媒介传递的内容混淆在一起，缺乏连贯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对媒介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猛烈批判。马尔库赛认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也认为，“技术统治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具体体现，他专门写作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他认为“技术统治者”的危害主要在于抹杀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其实质是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而这导致的必然是伤害人的交往行为，压抑人的本性。
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诉诸暴力，“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缓缓、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哈贝马斯对此认为，科学技术力量作为理性的产物，披上“合理”的外衣，掩饰着劳动和相互作用中的各种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因素，使现代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含糊起来，人们整体的生活实践在不知不觉中被工具性劳动取代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目光对准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
对传播工具与技术的作用和影响，一些学者着重考察传媒内容的影响，例如李普曼对“拟态环境”的分析、藤竹晓关于“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以及鲍德里亚的“仿真、内爆、超真实”等。还有一些学者则主要考察传媒的形式或工具特性的影响。一种媒介的出现、使用和普及，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媒介依存症”就是对这种不良影响的概括。媒介依存症包括过渡沉溺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根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和自闭的社会性格等。
“电视人”和“容器人”是媒介依存症的表现。“电视人”是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的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容器人”概念是另一位日本学者中野牧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相互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便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烦琐性的束缚，追求心理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格雷厄姆·默多克主张抛弃一切技术决定论和媒体中心主义。在他看来传播史不是一部关于机器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新生的媒体促成权力体系重构和社会关系重组的历史。要理解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就必须避免工具主义倾向。当然，传播技术产生于特殊的权力机构之中,并且受制于特定的意图和目的；然而，一旦投入运行，它们往往会引起和原来目的不相符合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果。因此，“我们最好将传播技术看做是一个不同阐释(Interpretation)和使用(Use)之间持续斗争的场所，而不是关于控制(Control)和自由(Freedom)的技术。处于这些斗争中心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不断变化的界限。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去探求传播在现代性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电子传媒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出现了“电子乌托邦”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的期待基础上，认为新的传播媒介技术必然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自由王国。这种思想由来已久，在大众传媒产生的初期，库利就提出过“印刷意味着民主”。
事实上，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或者说，媒介技术或工具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善”或“社会恶”。归根到底，媒介工具是人的创造物，重要的是人如何使用它，利用它来传播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式特性，而且取决于掌握和运作它的人和社会组织，取决于它们生产和传播的信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