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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的制作及设置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21世纪“数字化传媒”将成为传媒的主流。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在步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传播工具层出不穷，如数码录音笔、MP3播放机、3G手机、光盘刻录机等，这些设备使得广播在采、编、播方面已经渐渐进入数字化时代。例如，珠江人民广播电台就很注重广播新技术的利用，早在1988年国内大多数电台仍然局限于调幅广播时，珠江台就率先推出调频立体声广播，在1996年又在亚洲首先实现了数字音频广播（DAB）。珠江台正是在广播技术方面的“先声夺人”使得它始终能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挺立潮头。数字化技术使得广播这一从前相对稀缺的频道资源发展成为富裕资源，从而提供了针对各类特定受众的数量众多的频道以及听觉的上乘享受，并且代表了广播行业发展的终极目标与追求。
媒介在受到政治制度制约的同时也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政治制度对大众媒介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其对媒介体制的影响，媒介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媒介的所有制。作为媒介体制的重要焦点，媒介、政府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基本面貌由政治体制决定的，媒介体制则将其明确体现。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前的30年里，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当时媒介的性质被定义为“党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媒介严格受党的控制和管理，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媒介的性质和鉴别的确定，媒介管理者的任免，媒介工作的方针，乃至媒介的内容和形式、发行与资产，都由党委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完全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媒介的制度环境由此发生重要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直接推动力，促使媒介走市场化的新道路。媒介受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随着政治因素对媒介影响的适度调整并快速地释放和体现出来，除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外，媒介传播信息、提供娱乐等方面的功能逐步获得确认。然而，市场化绝不等于商业化，市场化是非商业化媒介在基本保持原有所有制、政治立场和编辑方针的前提下以市场经营的方式取得经济自立的过程。
中国媒介之所以选择走市场化道路而没有走商业化道路，恰恰是媒介受政治控制的本质不变、受经济利益驱动迅速增势的结果。
文艺要真诚体现时代审美理想。时代变化引起审美意识变迁，美的时代性也是当代性，它几乎适用于任何艺术，广播也不例外。广播节目受听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其创作群体把握住了时代生活的脉搏，创作出了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的作品。审美的时代性集中体现在审美情趣方面。审美情感或审美需要的变化是广播节目创作的基础、前提和动因。因为只有需要才能促进生产与创造，只有审美需要才能使艺术创作不断升华。人类的审美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需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在发展，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同时，艺术作品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所以，优秀的广播节目总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表现时代的风貌，传达时代审美价值、审美取向和审美方式。
人的审美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任何一种为人们陶醉过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式，其生命力的“青春期”总是有一定期限的。人类的审美天性又往往不满足于老一套的东西。时代变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审美需求在不断变化，广播节目是活的艺术，只要它不再适宜表现当代和未来的现实，统统都会被新的节目艺术形式所排斥。今天广大听众打开收音机的目的是通过广播这面镜子去认识人生和社会，探求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一些不合时宜的节目自然会受到冷落。今天的广播节目，必须随着现代化生活的快速节奏，使艺术随步“载乘”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节目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变则新，不变则腐”，而这些改革，无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变迁而进行的。
美学意义上的时代性，在广播节目中都有着绝好的印证。从广播节目的发展来看，从《新闻和报纸摘要》到《新闻直播间》的变化，再到《互动时间》的兴起，都是时代审美、社会风尚发展的结果；而《财经在线》的产生与发展，又与当代经济、政治密切相关。一定历史时代的艺术作品，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现实关系与社会实践决定的。《情感世界》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遐想，激起人们的情感，也是因为她那么博大精深地探及了人生的奥妙，那么敏锐细致地捕捉了心灵的变幻。艺术及艺术群体的发展是必然的，其审美价值和意义的改变也就势在必行。一方面，优秀的艺术节目历久不衰，其真正的美愈益明显，审美价值以更加纯净的姿态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新生艺术的介入，历史艺术又一次次经受了某种意义上的贬值，其中一些不免趋于消亡。所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从产生到发展都要经过历史的洗礼。
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广播的全球化背景。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化趋势。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前发达，使得文化交流的全球覆盖范围、交流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因此，文化全球化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同时我们也应将当代中国广播的节目设置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虑。数字技术、光纤电缆、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一次次急速变革，使传播的基础设施全球化了，共同的语言和语言能力已经进一步加强，全球化的文化市场也正在形成。
全球化给中国广播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节目直接进入——国外广播节目、音像制品的大量进入；其二，技术进入——数字卫星广播、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带来广播传输设施的全球化；其三，跨国公司进入——国外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兼并、购并等方式直接进入中国广播市场。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广播的全球化语境。
中国广播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肩负着党的宣传任务，它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与新闻控制都将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传播全球化以前，各国的传播体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较少或根本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更多地取决于本国政府力量、经济力量的愿望和取向。近些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范围扩大、数量增加、频率增多，多元的观念、价值体系接触、碰撞的几率逐步增大，只要不是完全封闭的国家必然会受到来自他国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讲，随着加入WTO，媒体进一步开放带来的传播全球化必然会对原有的意识形念话语建构方式提出重构要求。先前部分的传播模式、宣传定式要做相应调整与改变以适应传播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这种重构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对于中国广播来讲，由于当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人们收听境外广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广播传播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构要求较之印刷媒体来讲更为紧迫。广播在意识形态话语重构中要注意扩大信息容量、容纳多维度舆论。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图利用自己在全球化的有利位置向他国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企图同化他国人民，将他国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轨道中来。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传播学者乔姆斯基所言：“美国利用WTO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地区，共同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保护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如何强化民族认同。WTO为中国参与到世界大家庭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某种契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全球化引发的民族认同重建等问题。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广播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文化防御”与“文化扩张”的使命。广播节目在内容选择上改变过去“单向度舆论”的做法，适当地选择一些负面信息、敏感信息，不断提高听众的“免疫力”。这种主动出击就是一种积极防御策略。
积极防御策略还指来自节目形态方面的大胆尝试。研究表明：受众对于境外节目所谓的“喜好”，大部分来源于“好奇心”——对节目形式上的好奇（如台湾“中视交友节目”《非常男女》，最初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国内没有见过类似的电视节目）、对节目内容“闻所未闻”的好奇（如受众从某些境外电台、电视台可以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与负面信息）。我们过去节目形态单一、内容整齐划一，激不起人们的好奇心，因此一旦有一些新花样的节目、看似敏感信息的出现，便很容易引起关注，引发人们一窝蜂地收听和收看。同时，我们还要主动出击，将自己的先进文化介绍出去。文化扩张是文化的本质特点。文化生来就是以传播广远为理想的，正是扩张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以存活与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与历史，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理应更加强大，焕发勃勃生机。
民族性、地域性以地域文化特色为核心。文艺创作中的民族性往往是以地域性的形式来表现的，受众对文艺作品中民族性的认知也是通过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作品来完成的，包括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国内的广播重视地域、民族特色的自觉意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创作实践的逐步成熟与广播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如何立足于本地域的文化平台，创作出优秀的时代性广播节目显得越发重要。地域文化决定了节目的语言基础、叙事方式以及美学追求。创作者要立足于本地域独特的题材资源、风土人情，充分运用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和音响（音乐、音响承担着另一部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情感功能，其时代性、区域性与民族性对于广播节目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力量），并深谙该地域特色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将各地区的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用该地区喜闻乐见的语言与叙述模式来表现，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紧紧抓住听众的心，体现民族地域文化的魅力。
以广播作为媒介，使得民族性和地域性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完成了艺术交流，以中国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为纽带，增强民族凝聚力，这样，无论是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民族文化的普及，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政策为广播搭建的这一平台上，广播较之电视尝试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例如，可以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选择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广播大台，区域中的其他省市则改办各类专业台。以西北五省为例，可以在西安建立区域性广播大台，播放中央及各省、自治区的重要新闻，覆盖整个西北五省；其他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则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设立地方专业台（如民族电台、经济电台、文艺电台、旅游电台等）；各省、自治区内部的市台还可办服务性更强的社区性电台，如路途电台（适应行车路途中的每一个人）、谈话电台（各种方式的谈话、讨论，主要是热线电话）、社区电台（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服务于本社区）、成人电台（播放适合成人收听的音乐及婚恋、家庭等内容）、女性电台（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指导及生活指南方面内容）、大学电台（专门服务于大学生的电台，以播出音乐节目为主）等类型电台。
广播办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的设想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我国现行的西北区、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西南区各个区域内生活的人，一般具有较为一致的区域特点，通过区域性大台来反映这些一致性，通过地方专业台来反映各区域内的个体差异性，这样做能够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办广播。其次，专业化道路是中国电子媒介改革的大势所趋。特别是广播改革，必然要走服务于“细分市场、定位受众”的专业化道路。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主要播出一种类型的节目，当前美国电台已多达23个基本类型。区域性大台与地方专业台的分工正顺应了这种潮流。
此外，广播工作者还要寻找到地域性与全国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连接点，并将人物与故事植根于多重的文化平台，将我国“厚德载物”的文化推向极致，从而使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由于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大众传播媒介在以前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其性质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工作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实际的服务对象是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而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种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
广播节目需要在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具体的地域、民族和时代的背景中，关照不同阶层听众的收听需求和审美观念。当今社会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社会出现许多新的特征，而媒介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使者，广播节目的创作者通过对传播的节目内容进行选择、吸收、融合、创新和提升，重视自然美、社会美特别是艺术美对听众的感染作用，从而使听众在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融合中，加深对所听节目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领悟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