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主讲人 王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制片人、主持人、记者。1989年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7年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获博士学位。从1994年进入中央电视台至今，王志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担任主持人，并于1995年、1996年和1999年三次荣获中国电视学会新闻奖一等奖，1996年，他参加“金士明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获得了新闻类的金奖。王志的采访风格也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认可，1999年《生命》获得亚广联大奖，2000年《大官村里选村官》获得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银质女神奖。2003年11月，王志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12月，《与神话较量的人》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政府奖。
整理者 孙正亮 石林
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
每一次到学校做讲座压力都特别大，因为我们只是当记者的，我做记者已经有18个年头了，可能在实践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我还是不满意，还要进行整理。当初选这个题目是因为自己的专业，自己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当时读这个博士也是有这个原因——觉得自己有这个优势来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题目我想讲一讲我的危机感。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王志会有什么危机感？当记者当了18年，当到这个份上，有点小名气，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现在老婆、孩子也有了，不应该有什么危机感。我这个危机感实际上是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的。我是湖南人，1965年5月生人，身高和体重就不说了吧（笑）。我一直在湖南念书，没有离开湖南。在1989年之前，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而且只来过一次，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中学在县城的一个中学读的，跟你们大家不同的是，我是半天上课，半天运动，大家知道业余体校吧，就是像那种。我当时很野的，身体很棒。以至于到大学，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拿铅球第二名，大家很惊讶，说你怎么能把铅球推那么远呢？而且在我没有展示自己在田径方面的技巧的时候，我跳高居然得了全校第三名，那是需要专业技巧的。我弹跳很好，得益于业余体校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读太多的书，早上训练，上午上四节课，下午训练，晚上上一个自习，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
高中也是在县城的一个中学读的，但是这个学校比较好，升学率也比较高。当时选这个专业，与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不是一个特别刻苦的学生，但我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生。高考的时候出乎意料，我认为没什么戏，但高考的结果非常好，可是录取的结果又不好。高考的分数超过重点线十几分，录取的结果不好，在湖南师范大学，培养中学老师的地方。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么高的分会录取在这个学校？后来才知道，师范院校当年是优先录取的。我的第四志愿就成为我的第一志愿了。我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辅导员非常高兴地跟我说，你看我就没有看错你，把你选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心里在想，谢谢你啊，没有你我现在就到北京念书去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高考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好了，班上有好几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有一位分数非常高，后来哭了一个星期，因为也录取在湖南师范大学。也是因为体制问题，当年是先填志愿，再录取，填完之后就不由个人决定了。人的命运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同学哭了一个星期，觉得特别不平衡，我们俩同时进了湖南师范大学，他进校第一天就哭着说我一定要考研究生，结果四年之后，他没考上，我考上了。其实我没有想过考研究生，我是个很喜欢玩的人，在学校参加集邮协会、演讲协会、文学社、田径队、排球队、篮球队等等，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比较愉快一点。
当时我的成绩比较好，但不是拔尖的。包括现在做主持人，我不愿意领跑，跟着别人跑比较舒服，最后一圈有希望的话超一下，没有希望跑第二、第三也不错。但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连续三年我都当三好学生和标兵，每一年的奖学金我都有份，但是突然一夜之间失掉了“群众基础”，大家都不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在后面操作，说怎么每年都是他，要换个新面孔。这个时候在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决定要考研究生，这样才可以挽回我的名誉，因为考上研究生是没有任何情面可以循的。大家说这个人表现那么好，他就是因为想捞一个好的工作，不想去中学教书。考上研究生以后，这些都迎刃而解。我是在很匆忙的情况下决定考研究生，当时离考试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考上了。之前我们学校的一个副校长还找我谈话，因为我当时是学校学生会的主席，他们认为我是若干年来我们学校少有的全面发展的学生，可能是因为爱玩，成绩也不差。他想让我留校，他跟我说的原话是“我觉得你可以接我的班”，就是做行政，但是当时我不想，我必须找一个借口，我就说我要考研究生。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真的去做了行政，同学对我的这些议论就成了真的了，我很在乎大家的议论，要打破议论的话就不能走这条路，于是我就考了研究生。当时心里其实特别没底，没想到考上了。所以我大学四年最愉快的时刻是在毕业的那一个星期，因为我没有就业压力。大家对我的看法一下子就改变了，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
考研并不是自己的一个真心的选择，而且选择了最难考的——文艺理论，就是美学。考上了之后我发现我对它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因为它是纯理论的东西，但是歪打正着。美学事实上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在这三年期间，我读了很多哲学书籍，但都不是太明白。等到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还是留校，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副处级）。我当学生的时候已经兼任学校的团委副书记了，因为我在学生之间享有崇高的威信，再不喜欢我，开田径运动会得让我去拿分呀。评三好生，投票到最后，黑板上剩下的就是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的名字，竞争力就明显地摆在这个地方了。
这样一个环境对我成长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夹着尾巴做人。记得当时我在毕业总结中说了，我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为别人克制自己，能在年轻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事情，别人都休息了，我可能会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学生干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两点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很管用。我前两天搬家，书一本都没丢。你想，一个湖南人，那么年轻跑到北京，现在成家立业，很多东西都丢了，但是书一本都没有丢。现在翻开看看，摆在书架上的那些书，有些是我20年来读过的，有些是还没有读过的，没有读清楚的。这就是支撑我人生的一个支点，在我生命中起指引作用——有些在我现在看来已经没有用了。但是这两点，恰恰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我觉得对我现在做新闻这个工作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控制自己、克制自己，不管是为什么目的。另一个就是通过读哲学书培养一种逻辑思维。有的人觉得很奇怪，你也不是广播学院的人——当然现在算了，但不是播音专业出身的，不是专门培养记者的专业出身的，你怎么能这样？而且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大家总觉得这个人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除了长得不一样以外啊，可能就觉得你的提问方式、思维方式不一样，或许与这两点有密切关系。
为什么选择当记者呢？是由我们的时代决定的。我们的同学正好新老交替，77级、78级，带着孩子来上大学，我们跟他们曾经在一个校园里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那种学习氛围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不可能再有的，对我们影响很大，是一个理想主义教育的年代。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不是诋毁今天的生活方式，但它的确是另外一个年代。我现在虽然在广院读了三年，但是我对校园生活还是很陌生的，只是听过只言片语。现在有点小名了，还容易脱离群众，不容易深入群众，人家不跟你说心里话了。来做讲座，校长、老师陪着，讲完以后照几张相就走了，我也不会把电话给你们，你们也不知道我住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们生活的情况，确实对校园生活还比较陌生。
这几天我在当一个主持人大赛的评委，中央电视台从1988年开始搞了第一届主持人大赛，到今年是第五届。为什么搞这个比赛，要我去当这个评委？因为我是第二届的选手，1996年，叫金士明杯，而且我很荣幸，得了个金奖。为什么得金奖呢？我很客观地说，因为你们分了类：新闻类、社交类、青少类、综艺类，分了四类，我得的是新闻类的金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的《东方时空》如日中天。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个人的，无论当时《东方时空》派谁去，我估计其他人都夺不去这个光彩，这是实话。但是这个奖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个比赛，我后来到了《新闻调查》，这是后话了。所以参加这个比赛，我的危机感在哪儿呢？看看台上有很多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去参加比赛，形象、气质非常好，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都有。有从国外回来的，很多名牌大学，像LSE，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牛津的，很多名校的学生。大家怎么对我们这个行当都那么热衷呢？其实我在选这个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对这个行当那么热衷——当然，我觉得这个行当很刺激。我就问别人，现在有没有了解到，培养的记者、主持人现在一共有多少人？我问了原来我们广院的一位教授，他说没有统计过，但估计每一所学校都会有。一千所大学，每一所大学算五百人，大家可以算一算。五百人怎么算出来的？某一个年级可能没有，但一共不是有四个年级么，现在听说还要招硕士生、博士生。其实这个专业怎么说，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职业，现在每一年用的人是多少，得了解清楚，对吧？我倒不是说怕竞争，大家向往这个行业，说明这个行业很吃香嘛，大家看重这个行业可能因为有名有利，无利不起早嘛。咱们现在也没有说招清洁工爆棚的，我们从小父母打骂我们就是说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以后就扫地，对吧。说明记者、主持人这个职业很吃香。
我的忧虑是学校在培养什么？好记者、好主持人究竟需要什么？我举个例子，有的选手形象、气质真的都不错，会四门外语。我今年42岁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了英语，到现在英语说得还不利索，还不能说过了关，人家懂四门外语。至于形象、气质，我一看我当时的形象，我就跟所有的评委说，就这个人，当时你们要是当评委，会给他打高分么？我当时出图像的那个形象出来，大家就发笑，反差太大了。当然头发比现在茂密很多。（笑）
现在学校到底在培养什么呢？我们有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连线，就是现场做一个报道，我现在作为总主持人，在主演播室跟你们说话，你们做一个现场报道。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共同空间，就是有一个话题，大家一起来讨论。前面有一个自我介绍，最后有一个待定区，通过的选手就通过了，没有通过的选手还有一个机会，当然这是操作方面的了。
我的忧虑在哪儿呢？我就觉得现在不是技巧上的问题，是意识上的问题。比方说，一个选手形象非常好，很漂亮，气质非常好——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形象、气质非常好，但是一开口就完了。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叫XXX，我那个地方出了两个美女，两个大眼睛美女，一个就是演员XXX，另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选手就说，她的名字的一部分跟我们一个主持人的名字是重的，她说她何时能成为XXX。另外还有一个男选手，他站在一个假设连线的现场——可可西里，做一个世界环境日的报道。撒贝宁问：“你在哪儿？”他说：“我在可可西里。”撒贝宁说：“你能不能介绍当地的一些情况？”他马上说：“我也不明白领导为什么把我派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可能我是用一个挑剔的眼光去看，但是不是一个选手，很多选手在比赛中流露出来的情绪很脆弱，我觉得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选手，他最后处于待定席上，有一个环节，选手可以质问评委，为什么给他打这么低的分。当然这种命题本身值得商榷，为什么打最低的分我要跟你解释呢？我有这个权力嘛，我公平、有规则地去打分——当然作为一个噱头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所有的选手都不选择，不选择说请你指出我有什么不足，我以后需要在哪些地方进行改进。很多选手都在说，老师，别的我都不想说，请你给我一点鼓励，虽然你给我打那么低的分，我希望你给我一点肯定。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站在台上，我是绝对不会从这个方向去说话的。谦虚是一种美德，我站在台上，我为了博取你的同情也好，增加你对我的好印象也好，我一定会问我到底还有什么不足？这对我今后的成长也有好处。但是所有的选手都在说，“请你表扬我一下吧”。我觉得有问题。你是长得漂亮，但是漂亮是你的目标么？所以很多评委就说，你就是年轻漂亮。我说，年轻、漂亮都不是错误，你知道么？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缺乏的，我非常需要。如果说我在长相上能够获得你那样的赞誉，那我今天就更牛了。如果说我再年轻一些——当然白岩松渴望年老啊，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这么想——我再倒回去十年，我很多东西可以重来，很多东西可以重新选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完善。年轻和漂亮这是一种外项的东西，它们并不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好记者。张越长得俊一点多好，她再瘦一点多好啊，当然她自己喜欢胖。王志再长得帅一点有什么错呢？不是这个问题，你内在的东西是怎么说的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领导把我们派到可可西里去——我那天在毕业典礼上也讲了这话——十几年前，《东方时空》那批年轻人，我敢说80%、90%的人，在那种氛围下，要是说有一个采访的机会，不管是可可西里，还是珠穆朗玛峰，甭管是西沙群岛还是北极圈，这都是一种荣誉。工作是一个机会，我们绝对不会（像那个选手）那么去想。所以我感觉现在的价值观念在发生一种转变，当然我不是在全面否定年青的一代。后来有人安慰我说：“王志你这个人就是矫情，他们将来有他们的规则。”我实际上想讲，如果将来这些人都从事传媒工作的话，他们传播什么呢？他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工作，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呢？这是我很深的一个危机感。
再回到当年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高尚的理由：首先要找个饭碗。我首先选择的不是到电视台，我首先选择我最喜欢的做文字工作的报社。1989年报社不让进，出版社正改革，缩编，也不行，最后去了电视台。这有点像我们经常考主持人的问题，问，“你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回答说因为我干编导、干摄像干不了，就只能当主持人。有人说电视台不错，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视是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名声大振的时候，但是还没有显示出现在的优势。我看中的是电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我和同学讨论，人家说，现在有一个副处级的位置留给你你都不干，今天是副处级，混个五年十年，就当挺大官了。有个同学在我毕业留言册上签了四个字——现在我还留着呢——忠于人民。选择这个职业，当时和同学讨论的想法是：一是电视台还可以，有个饭碗，不用家里负担，还可以回报一下家里；二是我的性格比较合适，可以到处跑，每天可以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我们扔石头一样，这个石头虽然很小，哪怕落在那个湘江里面，可以看见水花的，就是有回响。说不定这一个节目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说不定一条新闻就会改变事情的结果。
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搞学问？为什么不留下来接导师的班？虽然我导师也跟我说了，“你这个研究生读得很不错，发了那么多文章”，但是我一想，我干多少年我都超不过你，而且写得这些东西很多我自己都没弄明白，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实践离得更近一点。虽然不能跟老师这样反驳，但我的兴趣爱好确实不在这个方面。所以当时选择了记者这个行当。
到今天，经过18年的时间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体会：记者这个行当，不光是一个饭碗，它是需要用信念、用理想来支撑的行当。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虚，但我觉得一点都不虚。炒股票、搞金融，只要你遵守法律法规，你今天挣个盆满钵满都行，但记者永远不要希冀说，我拿工作去交换。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从当记者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抽烟喝酒是不用花钱的，至少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不用花钱的，人家请客。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这个人特别蠢，也不会抽烟喝酒。不是说刻意保持一个好青年的形象，我也没这个欲望，因为婚也结了，不是为这个，它确实需要一个理想和信念来支撑。否则的话你做不好。前两天高院长——不是我们搞了一个什么展览嘛——让我留一句话，我就写了职业和事业的区别。我说多一点理想，多一点激情，职业就会变成事业。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也比较困惑，不知道自己对事业的观念对不对。我现在每天接到指令，今天早上的，我把报纸都带来了，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场回答“昨天”）那说明你们没有看网络，他自杀的时间是6月3日，在6月3日后就有这个消息了，但是马上就没有了。我会有一个情结，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会觉得非常难受，觉得是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可能这事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一种失职。你给观众提供什么？我记得当年看报纸就是四版，现在的报纸那么厚，看一份报纸几分钟你都浏览不完，一看88版。这88版内容是什么呢？有没有信息呢？所以我的困惑第一个就是指这个困惑，这个职业到底怎么做？是不是我对记者这个定位是错的？这是一点。
再收回来，另外一种危机感可能来自于网络。我不知道电视还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我现在每天当评委，完了之后大概是11点钟回到家里，《焦点访谈》是有影响力，我想看，哪有啊？我只能通过网络看。央视二套每天早上《第一时间》的读报节目、我也看，因为信息量大，但这个时候也没有，只能通过网络看。这是网络的适时性。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有多少信息是通过网络了解的？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电视？你们是学电视的，还有多少人通过电视去获取信息？我真的有这种危机感。我不知道还有几年，可能这也是杞人忧天。就像当年电视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传统媒体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并非如此，只是慢慢地，这个比例会发生一种变化。这是我的第二个危机感。
那么第三个危机感就是新闻到底是什么？网络现在可能是大家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特意把主要网站的几个网页复印了一下，其实这个对大家来说有些多余。我在几年前对网络还是很反感的，当时是IT很热的时候，我就跟人家争论，我说网络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你在网络面前停留的时间多的时候，你其他的时间就少了。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天24个小时。当你在室内活动时间长了的时候，你室外的活动时间就短了。什么网络恋爱，是可以恋，你最后还得见面嘛。最后最直接的手段还是要touch，对不对？还是要用这种很直接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网络是虚拟的。但今天事实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事物了，它提供给你很多信息，你觉得离不开了，慢慢生活就渗透了，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管道不可能从生活中剔出。而且它成为最大的一个产业，造就了那么多的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但是网络在传播什么呢？这是我新的忧虑之一。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包括其他新兴媒体，它们正在改变我们关于新闻的定义。我考虑这些问题，供大家思考，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两天的头版我都看了，我们平常所关心的一些新闻的概念正面临新兴媒体的冲击，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包装，它们的卖点不在这儿。它们的卖点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中间，有“孙悦生完孩子，笨了许多”、“刘邦是汉朝第一私生子”、“日本最火的中国女作家”、“我跟朋友追的女孩上了床”，这后面的不用再说了。过去我们理解的记者是什么？扒粪者，是站在桅杆上的瞭望者，是一个需要用责任来理解的职业。你看现在的网络，因为我关心的不是这些，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我有时候也看，也感兴趣。像侯耀文到底有几个女朋友，他家里的财产怎么分。其实这个跟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概念在改。过去我们有一个概念——“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好了，现在不这样了，狗咬人也是新闻。不但如此，狗也成了新闻，人也成了新闻，还不但如此，狗的妈妈也成了新闻，与之相关联、相链接的信息全都成了新闻。
那么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我对不对，可能比较传统，大家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是跟社会进步，跟法律、道德、治安，包括跟一些危害相关联的东西才是新闻。当然，一个报纸的版面可以登一些八卦的东西，但是这个成为主流就是不正常的。小品可以看，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全都是小品了，我觉得这个主流未免有点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小品、二人转，跑到美国去就不吃香了，你看看它里面的内容是一些什么东西啊。批评、嘲笑残疾人，装怪嘛就是。这些东西确实能博取掌声，确实能有市场，博取笑声，但是我们这个新闻到底……我觉得是一道防线。我可能也有些杞人忧天，我觉得在改变着一种观念。那么新闻到底是什么？我要下一个定义的话，新闻的底线就是事实，不管你讲什么。这个事实相关联的，有政治的新闻、有时事的新闻、有社会的新闻。对于记者来说，最起码的要求是真相。我认为这两点是我们应该守住的一个底线。不管今后发展到什么时候，当然我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之后，可能又有一拨人。对于他们这一代，我相信邓小平说的一句话，他们肯定比我们聪明，对我们忧虑的问题，他们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忧虑的。
我每天回到家，孩子就跟我比划：“哈！哈！”我说你干吗？他才两岁多呀，我说这是哪儿学的呀。完了以后他还：“傻帽！”他学这些怎么特别快。而且小孩说出来，这种感觉跟我们大人不一样，绝对不是装的。我想，他从哪儿知道？后来我一看，原来是我自己。我给他买了一套碟，叫《忍者神龟》，那不就是打架嘛。动作学得还挺像。我说，不行，你就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画片吧，这应该是健康的吧。小鲤鱼泡泡也是打架呀，而且宣传的语言全是暴力的语言。我想，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呀？可能是我杞人忧天，可是我转念一想，得，所有的孩子都是受这种教育的，将来我的孩子不能光被人打了，还要去打人嘛，他也需要变得强壮一点嘛。就是这种关系。我想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我的忧虑，也可能是多余的。
第二点我们就讲一下专业上的事情。我们从节目开始讲。
大家认识王志可能就是因为“质疑”，关于“质疑”我就讲一个节目，讲刘姝威。为什么讲这个刘姝威呢？我本来没打算老生常谈，广院的专业课上老师在讲采访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作为案例来讲。因为上上个礼拜，我去成都出差，在机场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观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观众。我们正在肯德基里面喝点饮料，突然走过来两个人，跟我说“王志你好”。我说“你好”。她说，“你别想了，你不认识我，我就是你一个观众，北京人”。我还怯生生地问，“你有什么事么？”她说，“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对刘姝威那样？”我当时吓了一跳，刘姝威，这个节目都是六年前播的了。我说“那你有什么意见？”她说“你不应该以那种态度对她”。后来我们有一番讨论，我就跟她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这个就牵扯到“质疑”。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这两个字拎出来了。这个质疑也不是我的发明，质疑就是提问题嘛，就是解决疑问嘛，把问题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现在“质疑”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签。我现在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要质疑。我跟她解释，“你觉得我对刘姝威不够友善？”她说，“是，这么出色的女性，这么善良，对这位这么有责任感的人，你为什么这么对她？”我说，“第一，你去问一问刘姝威，她对我有什么态度。”当然我心里是有数的，刘姝威是非常感激我的，我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给她的事业开辟了第二春。
她当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做《面对面》的实验版，因为在《面对面》之前没有这样一种形式，一对一来交谈。但是在《新闻调查》里我们做过类似的节目，从我开始。我第一个做的是姜瑞峰，到后来就有胡长清，再后来就有徐立，徐立杀母，就是浙江金华的那个孩子，用榔头把母亲敲死的，还有宋玉生，还有周长青，就是陕西的，赌博输掉几千万，最后被判了死刑的。在《新闻调查》里面有这么一类节目。
《新闻调查》是采访很多对象，用一个话题装下来，但是在《东方之子》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只采访一个对象。实际上我把这两者结合了，把《东方之子》做成了一个《新闻调查》的长度。但是当时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节目不太像《新闻调查》的定位，包括我现在的导师朱羽君老师，她也参与了《新闻调查》，参与了《东方时空》，参与了《面对面》的策划，她说不太像。很多专家都这样认为，说形态上有很多变化，怎么会是一个记者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在谈话呢？我们接受的观念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多听一点意见才好，所以要采访当事的好几方才可以。一集电视剧的长度，就你们两个人在说话，怎么会有人看呢？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实质：你得有张力呀，你得制造冲突呀，这种冲突只能用语言来制造。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底线在哪儿呢？你不能超越事实。大家都学王志的“质疑”，我是性格使然，比如我前倾的姿势。那天有个医生还问我说，“你脖子是不是有问题呀？”因为脑袋好像感觉老有点偏的意思，其实是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完了眼睛也不太好，老是有往前倾的姿势。所以现在从《面对面》以后，一对一访谈，很多记者都学这个。或者大家觉得王志的眼神很专注，很多记者本来都慈眉善目，现在都渐露凶光。但这个都是一种表象，质疑是有底线的，不能超越这个底线。
我是讲为什么要质疑，还是从刘姝威这个节目说。我说，你去问一问刘姝威，她怎么样？确实改变了她的命运。在我们没有采访她之前，洪湖法院的传票已经送到刘姝威的手里，20天之后开庭。当时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能说法院就一定会判她有罪，但是可以猜测。报道刘姝威的记者，《羊城晚报》的某记者，已经被洪湖法院起诉，最后撤诉了。因为起诉方——原告——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羊城晚报》已经公开道歉。而且，原来判了六个月的……这个法律术语叫什么要查一下，就是判定他有罪。你想，刘姝威是始作俑者啊，为什么不可以判她有罪呢？等待她的肯定是这种命运。而且到了单位之后，单位的领导跟刘姝威说，这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们单位没有关系，你不要给我们单位找麻烦。当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我虽然在做的是一个样片，但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没有一个人支持她，只有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刘姝威说，“有人想陷害我”，他说，“谁敢陷害你，我就是这儿的片儿警，再有权有势，我也饶不了他，这是我的工作”。当然他说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随意、有些愣，未必是真的了解这些背景。他现在也表示，要是他的局长让他不管了，他也就真的不管了。这说明她有良知，也说明她已经是很弱小的一个个体存在。但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她呢？确实当时刘姝威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所有播出的节目里面，它受到的表扬和批评是一样多的，而且是一样尖锐的。最后我置身事外，而目标是我了，焦点是我了。网上的网友打得不亦乐乎，支持的就特别支持，反对的就觉得王志简直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我说你去问问刘姝威啊。记者的立场——质疑——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态度。
我始终认为，我们和采访对象之间有一道线，就像我现在和你们隔着一张桌子一样。大家可能不注意看，演播室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啊。我不喜欢会客厅这种形式，我觉得会客厅不能谈新闻，它可以谈话题，但是新闻，我觉得隔一张桌子比较好。有时候没有桌子，你们之间也必须隔着一道线。《面对面》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没有桌子的状态，但是我永远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申请采访于丹已经好长时间了，但于丹始终不答应，她说你得告诉我你要采访我什么。我说你看，你都是搞传媒的，你都跟我提这种问题。我说你怕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不能答么？为什么王志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是在线的这一边，我从来不会越过线到那边去，我不会到嘉宾那边去。实际上我的观点未必不在那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就不能站在那一边。因为媒体是公器嘛，非常简单的道理。后来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和网友有一个交流。我说如果我采访刘姝威，那我肯定是站在中线这边，甚至可能更远一点。因为蓝田——她的对方——没有出现，我必须把蓝田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作个回答。
我把这个节目做回来以后，当时领导审片，任何话都没有说，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采访蓝田？问得很有道理。我说“是，他们不接受”。这是我的一个理由。我后来又跟他解释说，我说如果说蓝田接受了，我就要做另外一集，我要做下集。明白这意思么？领导说那你应该采访民众啊，应该采访当事的第三方，比如证监会啊、比如银行啊。这个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会在谈到《面对面》那个节目时，对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使用一对一这种方式来做再作一个解释，这叫做剑走偏锋。这就是我做节目的特点，我就要制造一种张力，制造一种拉动力。别人说，“王志，你改了么？”我平常工作、生活中是很随和的，我很平和的。因为不关我的事嘛。但是我坐在记者这个位置上，这就关我的事了，这就是我的事，而且只有我能说话了。我不替蓝田发问，不替所有不同情刘姝威的观众发问，他们哪有这个机会？但是记者这种同情心怎么可能完全就寄托在这种态度上呢？
大家可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栏目叫《朋友》，主持人非常出色，王刚啊。换了很多主持人，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你俩勾兑好了，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男人都可以成一台戏，在台上称兄道弟。你们俩都拾掇好了，观众谁愿意看你们啊，你们俩在蒙我呢。我觉得后面隐藏的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我对刘姝威是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时我们采访刘姝威，包括孙玉胜，当时《十年》这本书里面还提到过，他说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签了这个字了。电视台的规矩是——到现在也是这样——法律方面的事情，不结案是不能报道的，必须要有结论。理由是不能干预司法。但是刘姝威这个节目为什么能做成呢？恰恰因为我们做的是样片。我说做样片做什么呢？领导说你就做成像姜瑞峰这期节目这样，做成一对一的访谈就行。我说那做谁呀？没有限制，反正不播出。所以刘姝威当时的情况是，先于我们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财经》杂志，在网上发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很短，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一切都按照原来的面貌在出现。法院发了传票，刘姝威没有人支持。但是在做样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做新闻、做记者，这种良好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比你背多少概念都有用，就是你在瞬间要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别人都说，王志你发的是“非典”财，你看“非典”之前可能只是在业内知道你的人比较多，“非典”之后是妇孺皆知啊。“非典”之前顶多是50岁以上的女性在看你的节目，“非典”之后可能30岁以下的都看了。那句话说得有点大，“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呆在树下十几年了，当果子成熟了，掉下来砸到你，你把它扒拉开，你骂人家，那就是你的不是了。“非典”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你要有一个记者的判断力。
我的太太一直在跟我说，她不喜欢当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说挺好啊，那你想干什么？她说她想当新闻记者。我说我劝你放弃这个念头。她说：“为什么，你瞧不起我？”我说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你太不了解这个行当了。今天就把你放在记者这个位置上，人家能把你骗得一愣一愣的。因为她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中国的现实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去淮河拍的时候，人家都给你做得很好呀，厂长当着记者的面都可以把那个水给喝了。喝了就说明真的就清洁了，真的就达标了？但是事实呢？他碰上我这样的对手，我跟他是在一样的环境长大的，我不相信。为什么我不相信？我拐了好几道弯呢。第一，我就不相信有便宜你不占。第二，处理污水是要成本的，你的厂里面利润是多少，我已经请教专家，看材料，我的数学不太好，但是我能计算出来。如果你把所有的污水都按照这个标准去排，你这个厂早就关门了，你所有的利润都用在处理污水上了。这是个常识，就是事实是一个底线。我说你要当记者这你能行么？他当你面喝水了，你就真的相信了？我就不相信，所以到晚上我还去，我就拣他排的时候去，果然，晚上去接的水都是黑的，厌氧物超标一万多倍。我还不相信，我还继续挖，你那么多的污水，那么小的管子怎么可能，一定另外还有出口。结果查来查去不光那一个出口，有十几条管子已经排到河中间了。为什么说记者讲的是事实，这条河是污染的，开闸放水的时候，那个水都能把人给熏死了，这都是事实存在的，不是撒谎的。旁边的老百姓的地下水原来是打8米，现在打80米都不行了。我们上县委招待所里面吃的饭都是臭的，水都是臭的，你说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呀？从天上掉下来啊？那总有人排吧，但是你说只是老百姓的污水不可能是这种结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原来从来没有喉癌、肠癌，现在百分之五六十都患有肠癌、喉癌。县政府的国徽挂在那个地方，半年就给熏黑了。这些都是事实。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听别人说的。这是实事吧？但是记者的报道要真相，你光说这个人家立马就告你了，你讲的是事实么？大家知道黑砖窑的事情么？我们的干部出来解释，跟老百姓道歉，记者问他最大的失误是什么？“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控制好媒体。”（笑）说的是真话。所以当记者要怎么当？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我们同学躲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老师给你提几个案例跟你来讲，已经离新闻很远了。
这一次（大赛）包括现场连线的记者，做得比我还专业。“喂喂喂，撒贝宁你好。”也很机灵，回答不出问题，就说“这话筒有问题”。还有特地蹲下来的，反正这些姿势，他们认为出彩的东西全都玩一遍。当记者不是玩，争的就是一个真相。人家带我去看那个管子，我看不懂，但是我说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哪根管子是接哪个水的，是排到哪儿去了。答不上来。真理说一千遍还是真理，谎言说一千遍还是谎言。一个人要说谎话是很难的。人家说这个人一张嘴就是谎话，不容易的。只要记者专心，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来看，那绝对是不容易的，圆不了这个谎。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对刘姝威采取这个态度，我对她这个事件的了解，在我报到之前，我敢说我是所有新闻记者里面了解得最清楚的。因为我做样片嘛，我很负责任，我想做得比较丰富一点。因为没有任何压力，我也不要去审稿，我做完了以后再给领导看。跑到她家里，我先要判断是或者非，把这些问题都得解决掉。你先过了这个门槛，你才进行表现。很多人不知道，包括这次选手也是，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比较突出。他们准备了一大堆，他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在屏幕上呈现出来，这是不合适的。记者首先要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有些是我不知道的，有些是我知道的，但是在电视上的一定都是你不知道的，因为观众是不知道的，他是第一次接触。所以有些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是明知故问，但是你一定要从未知的状态去发问。所以我去了刘姝威家，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跟我说了一遍，包括她自己的私人相册，都拿出来给我看。以至于后来我们的摄像对我说，“瞧，人家对你有意思。”不是，是一种信任。她当时在那种状态下，她想把事情说明白。可能她提供的那些照片跟本案无关，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了解了她这个人的人品，她是不是一个撒谎者，她跟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家里面乱得呀，那个材料，整个生活已经很糟乱了，没办法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因为屋子那么小。一个学者，那么多书，又是单身，老母亲跟她住在一起。就是通过方方面面的信息判断。记者阅人无数，他的判断力从哪儿来？他不是天才。
有的人会说我准备的时间不够长，要准备多少时间呢？大家知道《焦点访谈》曾经报过一个税务案，前总理朱镕基不就说了么：只要你的态度正确，你怎么会查不出来呢？记者是个外行，三五天把这个事情搞得水落石出，你们搞税务搞了一辈子都查不出来。不是查不出来，是屁股决定脑袋，是你的思想、立场不对。回过头来说记者也是这样的，首先你立场要对头，其次才是技巧的问题，才是你怎么去表现。普通话不标准一点，没关系了——标准也不是错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态度不对就麻烦了。所以尽管我对刘姝威抱有十二分的同情，但是我在屏幕上呈现的仍然是这样一个态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争取更多的观众。铁杆的粉丝你不用去争取，他都跟你跑，他同情刘姝威他就永远同情刘姝威，你需要争取的是中间的力量，甚至反面的力量。怎么争取呢？记者手里没有什么法宝，当我把话筒递给刘姝威的时候，我给她的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能是观众给我的，但是对方——蓝田——也丧失了一种权力。你怎么在中间达到一个平衡，这是做记者要掌握的一个技巧。我真的不觉得“质疑”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态度，不是那种很严厉的语气。大家说“非典”之后，王志变了。没变，我的语气可能缓和了，但你听听我的问题，我从来不会过中线。
我从来不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要是觉得好，我肯定跟你讲为什么好。我首先可能会跟你说，哎，它好吗？好钢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炼。你经得起这个推敲，你还怕什么呢？就是正面的那种宣传，那就不用人说了，迎刃而解了，你还解决这些疑问？但是如果第二期我要采访蓝田，我告诉你，蓝田可能又成了我的反面了。你就形成一种对立面，就是一种张力，包括我用质疑这种方式也是，就是这样。否则观众看什么呢？所以很多采访对象都说，“哎哟，王志，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担心”。包括我们这个赵本山，多能说啊。我说你又没什么那个。他说，哎哟，你要把我闪着了怎么办？我说，不可能啊。如果你实事求是，你说的都是你真心的、你真实的想法，根本就不用担心。当然，很多时候，就像大家在专业里面学到的，被采访对象他总是要掩盖的，对吧？总是要把利于自己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克林顿接受采访，他就说我没有。人家拿出证据来，有了，他接着又说这是不完整的。但是做新闻的人就要步步达到真相的这个结果，那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刘姝威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同情？行，刘姝威，我现在就帮你去打官司。她提了这个要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我说这个现在的事，我做不了，我也不能做。“你能不能帮我去运作一下？”我说这是法院方面的事情，我也做不了。我所做的就是，我的同情、我的质疑，全部都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能做的就是把真相呈现给观众。好，找采访的地点，没有。我的采访提纲只有四十多个字。她问，“有采访提纲吗？”我说，“有，你可以看。”她一看，“这么简单？”怎么简单：事情的缘起，什么什么什么，到今天已经进行到哪一步，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我唯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说你千万不要紧张，这不是我的地盘，我们只是借《新闻调查》的一个地点来做，对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愿意骂我也行，你千万不要介意说，“哎，王志，你原来没跟我说过有这个问题，怎么就……你现在怎么这个态度啊？”你千万不要这样。你想骂我你就骂我，你想说啥就说啥，你赞同我就赞同，不赞同我你就不赞同。因为记者是主导者，你必须通过这种张力来扭转现场情势。
结果采访完了以后才会有那一段，当然剪掉的还有很多啊，但是留下来那一段大家可能记得：“你说。”“你说呢？”“你说。”“还是要你说，因为你是当事人。”如果说没有最后这句话，我不职业，我不专业。你没有把这个问题点明。实际上，傻帽都知道啊，节目进行到这个份上，谁不知道那个因素就是权力啊。但是这个“权力”要由谁来说呢？要由当事人来说呀。我们不能有先入之见，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观众啊。你不能把观众当傻帽啊，你要让他自己去判断。但是我提供的基本事实都是准确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说她受到威胁了，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我给你拍。而且这种语言，我也一再跟我们编导这么说，我说你们少用点那个形容词，那种极端的、那种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进去，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刘姝威才会有那个状态。（这期节目）不单是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我觉得树立了一个记者应有的一个定位，强化了这一种定位。我觉得这期节目为什么那么多老师喜欢用它做教学案例，并不是说看王志和刘姝威两个人掐来掐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看背后是一种什么，是质疑态度。
为什么要质疑？我能够做到，王志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理由。为什么要质疑？第二个理由：A和B之间距离最短的就是线段。我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要用两句话呢？啰里啰唆，对吧？先说“哎哟，你最近身体好吗？”完了以后我再冷不丁刺你一刀？没必要。单刀直入。我今天就是来了解这个问题的，你愿不愿意回答，答案是什么？所以在人民医院采访，做《眼球丢失背后》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第一次？”我问了八十几个问题啊，八十几个问题都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一定要追问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没有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不能确认医生的行为是一个个人行为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对吧？我要做新闻调查，我要做的话，接着就会有第二个问题。如果是医生个人的行为，ok，到此为止，对吧？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是第一次，而且他的领导是知道的，那问题就比这个要复杂得多。那你必须追下去啊，对吧？观众才能过瘾啊，才能解恨哪，才能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啊，对吧？你不是去糊弄观众，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开始做这个样片的时候，因为不要播出，刘姝威最后说，好，那我接受采访。结果采访完了以后刘姝威回去跟她的律师一说，“播吧，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节目播出去？”我说这个我也说了不算，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我会争取。结果我们遇上了好领导，她也遇上了好领导，她运气很好，这期节目就播出去了。播出去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从我的立场来说，倒未必是出于对刘姝威个人的同情，我是出于对事实的一种尊重，是出于记者的这种责任。刘姝威只是一个个例，你透过这个节目看到什么，解读到什么？透过权力干扰这个因素，你看到什么？刘姝威和蓝田的官司只是一个个例，我与蓝田没有仇，我也不认识他们，对吧？我还吃过他们的咸鸭蛋呢。但是这是两回事。当年的这个金融里面多混乱，在那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她这个案子报出来以后说它是“中国的安然”，说它是清道夫呢？安然事件吹响了一个警笛，是这个意思。
刘姝威没有这个先知先觉。我就问过她，我说你要是知道有这么多麻烦，你还做不做这件事？她说打死我我都不会写这几个字啊。而且这稿子不是她交到那个地方的，刘姝威是搞会计专业的，她能看懂那个上市公司的报表。她在写一本书，这个书中间用到这个例子，但她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她看出问题她就不能说假话，所以她就把这个写成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最后被慧眼识珠的人，就是《金融内参》的编辑拿走发在《金融内参》上。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了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更有意思的，要启发你们的思考。我跟你讲，是刘姝威个人的能力做到的吗？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金融内参》用这个稿子呢？为什么能登出来呢？《金融内参》为什么又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个稿子发了以后，首先是农业银行停了这个蓝田股份的贷款，停了贷款以后，它的资金链断了，一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倒了。倒了说明什么？刘姝威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回过头来大家要是反推一下呢？为什么呢？它虽然不是刘姝威的一种主观行为，但是它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客观效果。为什么？它给了人家一个口实。因为当时的蓝田是中国农业概念第一股，多少上市公司全部都是靠国家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就是当时金融的一个现状，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敢停这个贷款。为什么呢？后台硬，不能停，你停了你这个行长还当不当？对不对？刘姝威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为其所用，他们把它登到这个《金融内参》上。因为《金融内参》是可以影响决策的，找了一个理由，银行就停了贷款。这才是现状，这才是真相,懂吗？可能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都会说，“哎哟，你看这两个人对话多精彩啊！”背后应该是这些，这是新闻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说，两点之间最短的就是线段。解决问题不止一个方式，和颜悦色也可以呀，你用解说、用背景资料也可以呀，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的性格使然，我的观念在里头，所以我就选择这么做。这是我关于质疑的一个解释。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这个说“好”、从正面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从反面说、从侧面说，你把这些都解决了，我觉得你正面会显得更有力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性的东西，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常识。但是质疑必须有一个底线。我刚才讲了，你不能超越这个事实，超越这个事实可能就变成了怪论。我们在《新闻调查》的时候，也不断地物色接班人，不断地试用别的记者。别的记者一上来就问：“这个《新闻调查》的特色是什么？王志的这种提问啊、这种质疑呀，很好啊。”对吧？上来就问呐。他们采访一个变性人，上来就问：“请问，你是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大家不要笑，这是问题的实质啊，对不对？这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牵扯到男女性别差别很关键的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你能这么问吗？人家能接受吗？这就超越这个底线了。这个底线在哪儿呢？我一再说，事实就是底线，真相就是你的底线。除此以外，你个人的情绪或者别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质疑你还需要有阅历，包括我们这届比赛很多选手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这一届比赛很多方面都是按这个标准去设置的，就是培养记者啊、培养这个主持人。做主持人当一段时间记者是很有必要的。年轻漂亮都不是过错，如果说你能直接上主持人的这个演播台也行，也不能。但是一般我们这个经验积累要到那个层次上，要有这个判断力。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期没有播出的节目——《世纪末的弥天大谎》。这是《中国青年报》最早报道的。《中国青年报》最早报道湖北树了一个典型，一个村支书。报道完以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调查，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完了以后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
我为什么想说这期节目呢？我觉得这是我做得最过瘾的一期节目，真正的采访，没有策划，就编导和我们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去。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人还没有到那个指定地点，就被叫回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很偏僻，在湖北省十堰市很偏僻的一个山村里面。事情很小，最后搞得很大。我们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啊，老有人跟着。我要去采访你了，还没有到你们家，山顶上的人已经到你们家报信去了。不是报信，是威胁你：“我告诉你啊，你看，《焦点访谈》那几个人你看见了吗？你说，记者走了就收拾你。”大家记住《焦点访谈》没记住正事，记住这个事了，但是这件事恰恰说明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你去骂他，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但是不经意间一种细节就体现出来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当时我们去了以后，马上有同情我们的老百姓说，“你们赶紧跑。”我说“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要来绑你呀，要拿绳子来绑你们！”而且它是有组织的，上面有人授意的，村干部哪有这个胆子啊，一听说中央台的人来啦还不腿发抖？我们看见几个人过来了，真的手背在后面。我说，“你拿的什么东西？我看看。”他说“绳子”，“干吗的，牵牛用的？”人家说“不是，是来绑你们的”。《中国青年报》那个蔡平，他就化装才跑出来。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说他是个典型，我们没有说他不是典型，这是一个另外的反面的例子。但是即使这个例子是假的，你也不能上来就说它是假的，我要把它当成真的，对吧？当成真的那就我听你的。他说这个人有病，对，肯定是有病，那我去查。因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盖棺定论了你知道吧？那这个人的成绩是什么，为什么他能成为典型呢？对吧？这是另外一个思路。
虽然我怀疑，但是我一定要从正面各个击破。人均收入，带领老百姓致富是一条，那我们去查，查了发现不是这样的。村里很穷，唯一的一栋砖房就是他家的，其他老百姓都很穷。而且你这个收入，就算是真的，你怎么统计出来的呢？他就说了，这个人均养鱼多少啊。那我们去查，老百姓说，“胡说八道，我们这里一共就三口那个小塘，塘都干了四五年了，从来没有养过鱼。”那你要去追啊。纪录片那个镜头是哪里来的呢？人欢鱼跃啊，确实有啊。我去找着那人了，他告诉我们了，水库里拍的啊，在另一个地方拍的。他说，“我原来是这个村里的人，我现在离开这个村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河上打鱼，他们把我叫过来让我拍几个镜头，给我几十块钱，我怎么不干呢？”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好，不就揭穿了吗？人均养羊、养猪多少头。我说开现场会那些人都是傻子呀？他说不是啊。那你要找个答案啊，这是疑问啊。人家说，是，现场会的人都看见那山上有羊，但是那都是人扮的，是小学生放假，披着那塑料袋、化肥袋。我说，那你村里面不是还生着羊吗？他说不是，它们都是从别的村牵过来的。就是你假定它是假的，但是你一定要从真的出发，去做这件事情，才能让别人信服，对不对？这是一条吧。
第二条他说群众拥护。群众拥护那就提供证据啊？那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跟我们说说，心平气和，咱也没有偏见，对吧？那他把他孩子叫过来，孩子说他父亲怎么努力，打着吊瓶，带领村民修路。对吧？有录像啊。我们怎么去破这个局啊？先要认为它是真的，没有偏见，不能简单化这个事情。举着吊瓶，我说是真的吗？“你看还有他写的日记。”那我们就问，“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啊？”他说是那个地区电台记者拍的。一个村支书生病的时候，带领村民去干点事，怎么会有这么规整的录像资料？对吧？能不能解释？是不是他原来就表现很突出啊？就已经是个典型了？他说“对对对，有这个可能，你看，这个日记都写了”。文字很华美啊，对吧？都是“海燕，高傲地飞翔，我要像海燕一样去搏击人生”这种话。我就问，“什么文化程度啊？”“小学没毕业啊。”小学没毕业，他怎么会写这种东西呢？而且这日记怎么一天不落呢？这都是破绽啊。你得细心呐，对吧？那条路修了没有呢？我问，“那个路在哪儿呢？”一看，确实修了一条路，就是我们农村常见的那种机耕路?那这个路修到什么地方了？他到底为什么修呢？他确实拉来钱了，从县里争取项目了。是因为地区要树这个典型，给他们批的这笔钱。这条路修到哪儿你知道吗？修到他家门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你再看看村民群众，那我肯定不能当着村干部的面采访。当着村干部的面采访他是一个说法，我背着村干部面再去采访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两种我肯定都要放到屏幕上，观众你去判断，哪个说的是真话，哪个说的是假话。人是在有威胁、有压力的情况下说真话呢，还是在自然状态下说真话？对吧？完了以后其中有一个（村民）讲他生活作风不好，这个是十多年后仍然让我感觉到很内疚的一件事情，别的事情我可能都淡忘了。当时那个妇女主任流着委屈的泪水，一直不肯说，但是最后她是关键。你不是说这个支书欺男霸女吗？那你肯定得有人出来说呀。你跟记者说没用啊，你得站在镜头前跟观众说。
我们现在电视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各位观众，各位观众，他现在（就是救人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想着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不能取代这个东西，所以说你一定要从事实出发来做。一定要她说啊，但怎么能说呢？这是人家的隐私啊，人家心中之痛啊，知道吗？她被强暴了，你还让她再说一遍？除非她愿意说。我们等啊，等啊，最后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以后。等我们要走了，蹲在那个河滩上。可能我们当记者的，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注意形象。那个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所以我一再说，当你忘掉是采访的时候就是最好的采访。因为你面对的是事实，真相不是一场秀，不是真人秀。（她）在河堤上扒拉了半天，有时候你恨不得去扇她一巴掌，“我为你这个事跑了那么远，我们担了那么些风险，我为谁啊？我们饿着肚子，没饭吃，为谁啊？”（她）就不说。但你要理解人家，这是人家心中永远之痛。（她）扒拉那个草，就蹲在地上。她蹲下我也蹲呐，我只能蹲啊，她坐地上我也只能坐地上。人家蹲着你要站着，“哎呀，我是中央台记者，你跟我谈谈吧。”戏都没有，门都没有，对吧？但是感情交流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她在考察你，你是不是值得信任？这有点像采访钟南山一样。他第一个就跟我提“你们报这个有什么用啊？老给我拍这个拍那个有什么用？”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诚意，有用没用我虽然说了不算，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不会贪污的，你这些话我不会曲解的。包括采访胡长清，人家说你这采访什么呀？我说对，是没有用，死马当做活马医呀。我对他说，“我能够坐到你的面前见你的面，这说明，不是我有能力改变你的命运，而是说有能力改变你命运的人让我坐到你的面前。”对不对？这是常识。你得跟他说实话，说真心话，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
（她）在地上扒拉扒拉半天，最后号啕大哭。我说，“你在镜头前光哭也不行啊。”当然哭能说明问题，说明她一定有隐情。等她平静下来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最后你不要忘记了我在干什么，我不要忘了我在干什么。我除了给她递纸巾，表示我的人文关怀之外，我还是个记者啊。对不对？我还得回到我的起点哪。有没有这事呢？是不是你自愿的呀？事情之后怎么样？“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那怎么你以前没有告呢？“因为他给我好处了，他把我嘴给我封住了。”当时是什么情况，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端出来，一个很完整的片子，最后没有播出来，因为什么呢？不是这个支书他有那么大的能耐，因为他已经被树为湖北省的典型了，当时已经报到中央就要成为全国的典型了。中国的政治，他们要树立一个村支书的典型，为什么？地委书记有了呀？孔繁森呐。县委书记早有了呀，焦裕禄啊，还缺一个村支书，三级啊。那你想，为什么他们要撒这个谎？你要我撒开丫子做的话，我就肯定会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为什么会允许他们这么做？我的问题就很多。大家老觉得没有问题提，这问题不是很多吗?为什么有人会允许他这么做呢？就我们聪明啊？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也是很聪明的，为什么呢？那个贺延光——我们摄影那个贺延光，也算是摄影界的腕儿了。他说群众反应啊，你看。他就带我们去看，看那墙上贴那个标语，贴那个心得，你知道吗？你们可能没有，我这个年龄还经历过，就在那时候学习先进人物，每个人要写要贴到墙上，不是要写那个心得嘛，一个框子，用糨糊贴上去。他就带我们去看。他（贺）说，这个还真是不好办。你说他这是假的吗？每个人都有名有姓的，还有人在旁边等着接受你采访呢：“这个是我写的，确实这个书记是我们的好书记，是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哎哟，这个局没法破了。我说，“老贺，你把它拍下来吧。”“拍什么？”“先拍全景，完了以后拍特写。”我说这是假的。他说凭什么说这是假的，这不好说呀。我说你先拍下来吧，回头我跟你解释。回头怎么解释呢，这还不明白吗？我说你看一看，一共两个专栏，里面差不多有六十来份心得，我说你看一看这个字体、字迹呀，只有三到四个人的字迹，这是昨天晚上抄的，而且是三到四个写字写得快、写得好的人抄的。不可能是同样的字体嘛，心得应该自己写嘛！那村支书说“哎呀，他们写的原稿写得不像样，我们让人抄的”。对，算你一说。再有，中间的瓤都是一样的，头和尾两句话给改了。哎，只有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只有我们这么打滚出来的记者，才能发现这个奥妙。你叫CNN的记者来，他不一定知道呢！他没见过这个。谎言不揭自穿啊。
所以说也确实是你要动你的脑子，记者为什么讲阅历？讲阅历不是说你一定要到50岁以后才可以当记者，绝对不是这样的。你20岁能明白这些道理，你也是个好记者，你懂吗？也不是说一定要长成我这样才能当记者，对不对？你长成帅哥一样可以当记者。当然，我也不是说对自己的长相很自卑。
这不是一个表象，我们讨论问题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象讲本质，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关于质疑的问题我就讲到这儿。
再一个呢，我想讲一讲双机。双机就是两台机器。双机的思考，双机的作用。这个双机的作用是什么？
双机让我觉得很新鲜。我在地方台开始做新闻的时候——我们是郴州地区电视台——只有七八个人，两条枪：一条是家用摄像机，一条是当时最高级的，3000tk，带背包机的那种，我还留了一张照片。扛个背包机，机头、磁带装在里面。那时候没这个条件，到省台也没这个条件。现在省台条件好了，有人专门帮我们背背包机。我们在地方台没有人跟着，除非要别人帮忙，要不然自己还要打个灯，有时候照度不够，可能就用个机头灯。家用摄像机上面本来就带，没有双机这一说。到了省台，新闻采访仍然没有双机这一说。
但是，问题是我们到了中央台以后用了双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记得我第一次使用双机是在《东方之子》的后期——现在《东方之子》也还在。我在《东方之子》快要结束的时候——后期，而且是在采访重要人物的时候，一定要用双机。当时我感觉到，这个用我们俗话说叫从糠箩里到了米箩里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进了天堂了，上了档次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先拍采访对象，拍完之后再来补我的问题，那个别扭劲你就别说了。人家后来甚至跟我建议说，你不是老不行吗，你上戏剧学院学几个月的表演课，你不就会了吗？那种情绪、那种姿态你就都可以做到。没办法，做不到。口气做不到，语气也做不到。
在这种激动过后，就是今天来看，为什么用双机呢？中间牵扯到传播的一种理念，也就是我这次博士论文所写的题目，就是电视采访它到底是什么。采访是什么？我认为是一个拟态人际传播。为什么是拟态人际传播？我觉得它是用人际传播手段行大众传播之实。
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要用双机。用双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捕捉双方的信息，为了还原现场的信息。但是双机是有缺陷的，哪怕你是直播也是有缺陷的。记者的采访跟生活中间的交流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和大家之间是一个演讲的方式，我们没有交流。即便我们现在有交流，有眼神的交流，有心情的交流，也是一种人际交流。各位，他把摄像机架着，他编一期节目出来，把我们的讲座作为节目播出来就不是了，就变成大众传播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对多，尽管在电视节目上它是一对一，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大众传播。这个不用多说，大家可能明白这个意思。
为什么用双机呢？就是为了捕捉双方的细节。补可不可以呢？我后来和他们开玩笑，我觉得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补出来也可以达到看不出来的效果。我说与其这样，《东方之子》只要一个主持人就行了。我们把问题列出来，编导把问题列出来，采访对方，完了我们在北京同一个背景下补一下就完了，就是有点像现在连线那样。那就叫连线了，不在一个空间——不在同一个话语空间。所以为什么用双机？我觉得是一种观念的革新，它是对人际传播的一种肯定。大家想一想，从口耳相传到这个纸质传媒、平面媒体，一直到现在电子传媒时代，我们传媒沿这个路线一直在发展进步。就像我开头所说的网络传播，现在它的及时性、它的广度、它的深度，都是我们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对吧？但是另外一个，我考虑，另外一条暗线在哪儿？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实际上是一种人性化发展的趋势。大家可能会说，你就直接说是人际传播不就完了吗？但是不一样啊，在我们原始的口传时代，应该说它的信息是最立体的，对吗？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用双机的原因。因为它是人类的一种需求啊，是一种最高的形态——是最初级的形态，但是也是最高级的形态的需求。科技在发展，“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吧？一天之内把这个信息通过技术的手段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把马养好一点，可以策马扬鞭，可以把消息送到很远的地方。那到今天就不一样了，地球都变成一个村了，对吧？但是技术的发展，它带来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麦克卢汉说的冷媒介和热媒介那种区分吧。这是很有道理的，不需要你想象，白纸黑字嘛。传播技术在克服时间、空间障碍的同时，也带来人际传播立体信息的一种衰减——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需求又是无限的，不可能放弃人性传播的这种要求、人际传播的这种要求。我们放弃了，所以才会有两张皮。
现在倒回去，你再看看“文革”时期的那个宣传片，那种腔调、那种做法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在这个电子媒介时代，声音出现了，我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声音出现了，这个传播量就大了，但是同时它也人性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动力。能不能看到图像呢？电视上能看见图像，发明了电视以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才有电视的普及。但是现在，到今天为止，我们电视屏幕上所充斥的这些节目，我觉得违反人际传播要求、需求的例子相当多呀，这种节目比比皆是啊。所以它不好看。大家觉得你没说人话啊，你说的都是鬼话，都是神在说话，谁听你的？这也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就是宣传和新闻，舆论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区别。我觉得里面是有这样的例子。
那到今天电视有没有缺陷？它有缺陷，它的及时性还不够，它的参与性还不够。那么现在我们发明了网络，网络它仍然无法取代这个人际传播要求，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不一样。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今天坐在家里就完了，大家坐在这里看呗，一个视频电视就够了，对吧？但是不一样，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永远也无法取代这样一种人际传播的需求，它永远也不可能把大众传播变成人际传播，所以我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主题——我的论文的主题。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只有理清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很多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我来读这个博士，是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感觉到瓶颈的问题，这个采访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我得到肯定的时候，我走到这个话筒、走到镜头前的时候，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记得我进《东方时空》的时候，当时我问制片人，“我行吗？”“不行啊，普通话就这样？”当时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普通话能听得懂，绝对没问题，而且你看，这个脸上长酒窝的人我上哪儿去找啊？”当然，他这个是玩笑话。但是还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采访。他说，“不知道怎么采访，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呀？”第一个采访对象是骆玉笙，唱那个京韵大鼓的。他说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呀，你谈谈你的看法。好，我搜一下他的材料，完了以后我提出我的看法。他说，“这就挺好啊，就把你想知道的问出来不就行了吗？”大家不要小看啊，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最初级的人际交流状态，我们起步就得益于这个。
我跟选手说，“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如果像今天一样，你让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接受大家的考验——主持人是让这么考出来、评出来的——我说我肯定没戏。我镜头感觉都找不着，我到今天都不会找镜头，演播室灯光一照我都嫌麻烦。穿件花衬衣，你觉得时髦，人家说你看你这个人连常识都没有，怎么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呢？那我穿个条衬衣，那师傅又说，“你看，还是不懂吧，新来的。”对吧，闪哪！我换件白衬衣人家也说了，还是不行，这个衬衣太白了。我说你不会调光圈吗？眼镜不行，眼镜不行那怎么办？取了眼镜吧。取了眼镜，我啥都看不见我还能说话吗？不会说话。他说那你把眼镜片取了吧。取了我一样的，我看不清啊！所以，电视这种技术手段的限制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原点，做记者，做一个好的记者一定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什么意思呢？从常识出发，你用你的头脑来思考，你用你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一定要回到原点。
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不能够自说自话，因为这种场合会有很多因素来干扰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今天我会觉得很自在呢？因为我觉得我无所谓，我也不收大家的门票，而你们已经读了研究生，学传媒的，我应该对你们讲一些真心话，不是光制造一点笑声，对吧？就是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当一个记者。怎么当一个记者，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一个石头它能孵出小鸡吗？你只有一个鸡蛋才能孵出小鸡呀，对不对？就是得看你是不是这块料儿。
当然不是说我记者有多牛，刚才说的那个漂亮女孩，她让我点评，我就跟她讲了。我说你这都是优势，我说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什么呢，你穿上泳装在沙滩上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夸你，懂吗？但现在问题是你穿着泳装站在客厅里，这不对呀！懂吗？你可以去做别的节目，会很好，但作为一个记者，你的底线就是真相。你一定要专注，一定要严肃，一定要认真。严肃不是让你板着脸，我告诉你有时候我笑着问出来的问题，你可要小心了，富有欺骗性的，对吧？我觉得没必要在态度上加重这种东西，但是你的力度一点都不可以减。采访王岐山，对吧？态度不厉害呀，但这些问题都很厉害，哪个问题答不好都可能影响他的形象啊，都可能会影响市民对信息知晓的这种权利，就命悬一线啊，都是这样的。你用不着那种很厉害的样子。有时候用我们一句话叫什么？举重若轻啊。但是问题到位了。大家可能做过足浴吧？你们去做过按摩吧？不好意思，我就有这点腐败的习惯，喜欢做足浴。做足浴不要求力度用多大，你一定要按着那个穴位才行，懂吗？通的呀！我们采访是一样的呀，你就按对穴位，所以很多人怕接受我采访，但采访完之后我告诉你，所有人都说两个字：“舒服！”他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懂吗？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表达出来了，有些他自己原本都没有想到的东西他也说出来了。你给他一个升华的机会呀，是这么样的，但这个不是玩出来的。不光是我，大家都可能殊途同归，都可以到这个高度，但是方法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对吧？你不能说光顾抖机灵啊。这不成，对不对？你毕竟是在做新闻。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底线和真相问题，我强调这两个词呢？
再回到我们为什么要用双机。有的人说双机那可能是把我拍得很好，最后你剪出来的，如果你把这些毛边的信息都给剪掉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很多时候我对我们节目提意见就提这个，毛边信息都剪掉了，就不人性化了，不人文了，它就不好看了，为什么呢？全是干货了，几条内容就告诉你了，没有旁边的说明、没有旁边的信息。有些毛边的信息看似无用，但是实际上是有用的。
我采访姜玉峰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咱们都忘记了，就记得“今天的媒体有什么不好”，对吗？问了很多问题，采访一两个小时啊，播出来有45分钟啊，为什么大家只记住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最像人话，是普通老百姓最想听的话。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腐败分子忽视世界观的改造，现在我们反腐的任务有多么严峻，完了以后你看他们每天都在做什么，每天都是金钱啊，美女呀。金钱和美女没什么错，我坐在镜头前的时候，我已经能够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问题了，真的没什么错，找个老婆、找个对象不也选漂亮的吗？没有说我找丑的，当然你说心里美，心里美那是另外一回事，她心里美外表也美多好啊？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听着心里就是不舒服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不对？不是说爱钱是不对的，是那个钱你不该拿，这是问题的实质，这是核心，这是穴位所在。你得点这个穴位，所以我这么一说，金钱和美女有什么不好吗？你表面上听起来是一个大白话、是一个大俗话，但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穴位。反腐也得反得有道理，腐败你也得找到它的根本原因。
我们采访胡长清的时候，为什么让我们再去呢？行啊，我们《焦点访谈》有个组去了呀，去了两次，他一共说了四句话，说的都是废话，不能叫做废话啊，都是“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变成一个官话、一个套话了。那最后我们节目为什么好，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说的是人话。我们把它转化成一种人际交流。单机能行吗？不行。你说胡长清你再补一下，他说我再补一下，没可能的。那费多大劲去。
我就希望能把面对面这种状态做成一种直播状态的东西，文责自负，你说出去的话你负责任，不可以更改。克林顿最后不认他也得认，他前面已经说了，你撒谎了，对不对？已经留下白纸黑字了，这就是传媒的力量。那我进行重新包装的话完全可以弄啊，对吧？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也可以说。有一回有个领导念稿子念错了：黎巴嫩、约旦是西亚我们应该发展关系的国家。念成什么了？这个字念错了，念成黎巴嫩约，但是我们改过来了，可以改过来，懂吗？技术上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一秒24帧，每一帧我们都可以换掉。但是它还是真实的吗？它还符合我们人际传播的要求吗？那是一种虚假的大众传播，所以为什么要用双机，虽然双机是一种很豪华的阵容，我们的录音阵容也很豪华，广播学院毕业的都不一定要，要电影学院毕业的——不是说电影学院的比我们强啊。大杆，用那个拍出的工作照是很漂亮的，这都是表象。如果说，你脱离了我们这个本质，你不了解这个真相，不了解我们在干什么，这一切都是浪费，我觉得纯属浪费，知道吗？你摆那个姿势有什么用呢？我不要话筒也可以啊。
昨晚我看了一个关于“9·11”的片子，就是“后9·11”，“被遗忘的9·11”那个片子。镜头太震撼了，规规矩矩拍的时候全都像电影一样，但不规矩的时候，那个镜头你没法用我们任何一个文字或者教学中的概念去叙述。最后拍摄这个人被打死了，打死的时候摄影机他拿在手里面。为什么知道拿在手里？镜头上看不见，他在镜头中已经斜着了，他已经倒在那儿了，最后，另外一个人拿起摄像机，给了个交代。这种力量不是用我们简单的概念或者理念去概括的。所以，实践永远是丰富的，理论永远是灰色的。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概念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请我到这个地方来给大家讲一讲，意义就在于此。我今天不是跟我们教授比，我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所以当年我也放弃了。我说我干一辈子也超不过你，对吧？实践永远是很丰富的，你不要用这个灰色理论去套，用这个概念去套。
像前两天，清华有一个博士生参加这个比赛，条件很好——他好像原来是我们这儿毕业的。很好，但是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优势，完了以后满嘴都是专业术语，那谁听你的呀？当我们出发很远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起点。我们为什么出发，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说人话，要了解电视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拟态人际传播。我们是在用人际传播的手段实现着大众传播。我们传播的对象是人，对吗？在我们的镜头前，虽然双机的对面坐的是我和嘉宾，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我代表的不是我，你代表的也不是你，你代表的是事实啊，我代表的可能是观众们。当然，观众不一定给我这个权力，但你一定得有这个意识，有第三者存在，虽然我们是在同时空——共同的话语空间。
所以我才会强化“人际传播”这个概念，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觉得其他问题都很好解决，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因为什么呢？我做这一行的时候，我确实想知道我该怎么做呀？我也找了很多书啊，我看啊。光电视台对主持人的那些规定，你去看，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必须是圣人才做得到的。第一条，肯定要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吧？政治素质要高；要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台里的规章制度；要爱护自己的形象，镜头内和镜头外一样；专业要特别突出。这些要求都没错，但是谁能做得到呢？而且你就算是把这些都背下来，你也不会做的。规则都是人制订的，我觉得把底线把握好就够了。
我见过很多大的媒体，它们的这个规则都那么厚一本。我说这个多累呀，我说你们都记得吗？谁能记得？不可能记得，但有些最基本的必须记住。打个比方说，像电视台现在不是不让主持人出来参加这个社会活动吗？对吧？不让你们出来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对的，没错。对吧？但是你得把道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参加，什么样的不可以参加，这个界限在哪儿？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别想那么多，第一，我不犯法，你可能觉得这也挺虚——确实也挺虚，但作为主持人来说，你肯定知道爱护自己的形象，不要对电视台这一形象造成影响，造成坏的影响，ok了。你自己去判断，因为这个实践千变万化呀，这个都搞不清楚哪成啊。那你说我今天这个算不算哪？你要严格地讲，那也算，但是也可以不算，因为我是传媒大学学生啊，我是在做一个业务探讨啊，所以还要请求各位，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你们千万别给我挂到网上，对吧？否则就像当年《东方时空》一样，就麻烦了，下次我出来就不太容易了。所以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大原则划细了，很具体的。
尽管自由社会不是说没有规矩，新闻也不可能绝对自由，但是我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间，我们有基本的底线。不会说像我说的，人也成为新闻，狗也成为新闻，它是有底线的。对，王菲她是个新闻人物，李亚鹏是个新闻人物，大家是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女儿没有错呀？你应该有些道德的底线。就像我夫人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一样，对吧？结果把我儿子的照片也贴上去了。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回避，我们确实就是不想，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贴上去了。贴出来这个我就有点生气了，完了以后我就找律师，我说怎么办？他说就拿下来呗。拿下来之前你得先把那个证据留下，截屏下来，对吧？你们登了这东西，理由是什么啊？我们是公众人物，他（孩子）不是，而且他是未成年的孩子，对他不利啊。所以我最后说了两句话，打电话过去：第一，谢谢你们的关心，对吧？其实这句话我并不想说，礼貌啊，谢谢关心；第二，孩子不是公众人物，请你们把它（照片）拿下来，你们已经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权，影响了他的成长。人家媒体就说，不光是我们一家报啊？甭管谁报，先把你自己给改了，对吧？“改不了，今天星期六，下班了。”我说，“随便你，你现在改也行，下个礼拜改也行，你不改也行，但是我追究你的责任不一样。”对吧？你现在改了，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肚量，但是你不改，你要造成后果了，那我肯定诉诸法律啊。虽然我们还不是那么健全的法制社会，咱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对吧？那你说冯小刚他确实是新闻人物啊，但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成为新闻，可以不用商榷就把它公开呢？对不对？这个社会，你要达到一种和谐，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这个主持人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也很想得到很多指点，我就发现很多这个书哈，包括我们传媒大学的书，还有一些很权威的教材，它们都讲得非常好，比方说吐字规音啊，我估计我这辈子可能没希望了。我永远听起来不会像是播音学院毕业的，是吧？但是吐字规音是好啊，你看我去坐《新闻联播》那个台，人家还不立马把我给轰下来，是吧？我们电视台现在也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培训啊，比方说形象打扮啊，形象顾问啊，他们来讲怎么化妆啊、怎么弄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的都是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技巧性的东西，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你要了解为什么，比方说双机，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双机背后是什么？是一种人际交流。当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忽略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就像现在我面对镜头时可以忘记镜头的存在，你忘记你是在采访，你忘记你是在做节目，你的状态已经很好了。对吧？
刚刚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那么多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人都说不出话，为什么？有杂念了，我这话说出去是不是准确？我这话说出去以后，我的上司听到了会怎么样？那王岐山为什么接受我采访啊？我为什么很欣赏他？我欣赏他的胆识，他了解传媒的力量，他愿意坐到我们镜头前来，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到今天他仍说，那是一个很好的亮相。他来到北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第二天节目播完以后下去，他就马上得到市民热烈的拥护：“王市长，你真是我们的好市长，有这样的市长我们三生有幸啊！”天坛那老太太，凤凰（卫视）不都把这些记录下来了吗。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我现在经常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或者邀请，去给公务员、去给各级新闻发言人讲座，其实对我们的职业来说这些是不被允许的，这是砸我们自己的饭碗。你不就是找我去，不就是说让我自己来对付自己吗？但是不是这样，根本的不是这样，就像我开头说的，这种意识必须要回到原点，要正确，真的不是媒体的错。“黑砖窑”的出现，媒体是一个环节，你们应该感激它，不是“我们没有控制好媒体”。媒体错在哪儿呢？它说了假话它是错；你接受了贿赂，你的立场改变了，说明你是有偿新闻，但是你讲了事实。媒体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存在的第三种力量，它就应该成为公器，是这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的一环。但是这一环它不代表某一个人，也不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代表个人的利益，它是最大众的利益，是受众的利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光看这些表象。
当我们坐在镜头前，很多人向我请教怎么样采访，这一句话两句话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但是，在我心里我把这个原则确定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去采访，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规矩。我刚开始到《新闻调查》的时候，编导对我也像对待新的记者一样、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他们非常负责任，他们列好了好几十个问题。但是我，第一，我背不下来；第二，我说别人的话我觉得很别扭。我背不下来，我觉得那个语态不对，那个语式不对，我不是这种问法，我不是想这样知道的。最后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问，问完之后你们在旁边等着，如果说都问出来了，当然就皆大欢喜，没有问出来的时候，你们再补充一下。
但是电视这个媒体，不能用技术手段来遮蔽它本来的这种意义，所以我常常强调一种职业的精神。为什么强调这种职业的精神呢？憋了半天，刚刚进入状态，突然喊停，为什么呀？电池没了。不对啊，这是不职业啊。你们永远是配属，现场只有两个人存在，这两个人代表所有传媒的意义存在，代表观众存在，你们应该忽略你们自己的存在。我这种观点曾经遭到过批判，因为大家说，“哎哟，我们也是人，是平等的劳动者啊”。不是这个意思。明天我去做你那个工作，我也要让大家忘记我。有的摄像师去拍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哟，不把你整出一身汗，他那红灯不会亮、不会开机的，因为你忘记他的存在了。但是我们记住你存在的时候，不是在此时此刻，而是在其他方面，在我们体制上已经给了你足够的保证。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记者，你工作的真正意义，不是说你去展示你自己的一种能力，或者你自己的一种魅力，而是通过你的能力、通过你的魅力，你告知观众什么，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的目的，你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能够用很人性化的、很人际的传播方式让大家去接受，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利益化，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讲一讲双机的这个意义。
最后呢，我想讲一讲《面对面》。
《面对面》这个节目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什么要用一对一这种采访？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用我们原来制片人的话来说，叫做好吃不贵。对吧？实际上我觉得它也符合现在电视制作的一个潮流。新闻节目制作，我说更简单的是把它搬到演播室。为什么用一对一呢？简单啊，容易制造这种张力啊，容易制造这种想象力啊。我采访刘姝威的时候人家会说，蓝田会怎么想呢？下期蓝田的人会不会出来？对吧？我不会说是面面俱到。我“非典”期间的采访，我给你们看看我们采访的这些人物啊，最有名的除了这个钟南山、王岐山之外，还有那个吕厚山，“三山”嘛。这些人都聪明得不得了，他们都把麻烦扔给我。这个吕厚山，当时你看人民医院被戒严之后、被隔离之后，网上一片骂声啊，说这个人应该判刑，为什么？人家医院九十几个人感染，完了以后还有多少个人得了非典，其中还有医务人员牺牲在一线，对吧？责任是什么？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觉得受众是盲目地接受，是被动地接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者的责任应该更大，应该告诉他们为什么。很多人都关心这个王朔又骂谁了，但是没有人去关心事实本身到底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些时候体现出一种盲目。你去骂他没有用，骂大街没有用。但是它确实是能带来利益的，有很多人也在利用媒体，利用媒体来炒作，对吧？作为媒体人来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不被人利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本意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的目光应该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事实和真相，是这一点。所以为什么选择一对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从媒体的操作来说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
为什么《面对面》是由我来做，为什么我选择质疑这种方式来做？这是由我个人的一种特点、由我的背景、由我的认识所决定的。当然《面对面》也许明天别人来做，他会做出另外一种风格，但是观众不一定会接受，对吧？你叫“背靠背”，你可以叫别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内容上来说是一种真诚存在，就是反映我认识的水准。不光是我的水准啊，我的所有的同事，我的团队，他们要统一到认识上，对吧？有的时候采访完了以后，你剪出来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我觉得这个很麻烦了。我们要做的，后期要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不光是雪中送炭，对吧？
从选题上来说，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些困惑。《面对面》现在越来越像《东方之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反面人物不能做了，边缘人物不能做了。此外，质疑这种特点，就是尖锐性也减弱了。但是个人只能去顺应这种变化，就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可能这个球会打不好，但是总比没有发球权要好，对吧？
当时为什么选“面对面”这个名字呢？孙玉胜在《十年》中间讲到栏目的出台，当时《东方之子》做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每期一个正面人物，而且每期8分钟，这样一个栏目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光荣榜了。做了几圈之后，发现名人都做完之后，没得做了。当时我们想，要破除正面人物这个局限，那么《面对面》是很中性的。什么叫“面对面”？我可以面对正面的——你们认为正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反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是中性的或者是边缘的人物，对吧？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只有四个字：新闻人物。所以为什么叫“面对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记，因为它比较中性。但是现在我们的困惑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选题这种限制。
可能以后大家从事媒体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自由，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随意，它有很多的限制。我的思想通了，我还得保证我这个团队的思想都通；我们的思想都通了，还得保证技术手段能够完成；技术手段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你还得保证领导能签字呢，你还得保证播出呢。对吧？而且还有很多，你要保证这个片子不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影响社会的安定。
像去年《新闻调查》的那期节目恐怕就有些问题，当然我们的领导还是很宽容的啊。当时我正在美国访问，完了以后我看到——当然这话听起来好像是领导人的口气啊，不是——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就是江西的那个上街游行，因为我还是比较关心《新闻调查》的嘛。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新闻调查》的报道所引起的骚动。我说，完了，这个制片人还能做吗？这个制片人还不进牢房啊？对吧？但是还好，你看我们张洁现在也还好好的。《新闻调查》虽然说报道的选题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它依然存活着啊，对吧？它依然还保持着那种深入的意义在啊。
《面对面》也有这种选题的困惑，那么其他的困惑就多了，也没法说了，对吧？体制啊，人员、经费、编制啊，等等。所以老师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接受两个人？我说，实习，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随时欢迎，但是其他我就没有权力——可以提供实践的机会，而且确实也需要人。电视是一个很年轻的行当，我们一算，当时《东方时空》成立初期，大伙还都三十来岁呢，现在这拨大概是过去13年了。13年，这拨人已经到了40、50岁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子，现在也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已经出现退休职工了，因为不断地有新生的力量出来。但是传承什么、继承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媒体。有时候我也替我的学友们着急，我这一次毕业不存在这种就业的压力，但是确实就业的压力很普遍，研究生院的老师跟我说，还有50%的毕业生现在还没有落实工作。就是说，我要说欢迎大家到《面对面》这个也算，但是实际上算不了。我们现在也没有那种观念，就是一定要有金饭碗、铁饭碗——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起码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相对于十年前来说，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往回走了。当年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啊，我可能也没有勇气走出来，那么可能也因此就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大家也丧失掉一个可以对之评头论足的记者了。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有很多感觉到很困惑的地方，大家都是同学中间很优秀的分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了。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就觉得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到原点，不去管社会怎么看我们，有的时候它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了。人家一听，哎哟！博士要求很高吧。那我不妨从原点开始做起。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郑渊洁那个儿子，知道吧？讲他的儿子，非常有意思。他儿子念到小学三年级不念了。为什么不念了？郑渊洁说，他有一天去学校，他儿子找他要钱。问要钱干吗呢，说要打预防针。他说这个钱倒是小事，可这个打针可不是小事啊，钱给了你别打错了，到时候打得有问题了。结果他就跑到学校去问了，果不其然，学校没有这个计划，卫生局也没有这个计划，就是因为那个老师有一个熟人要推销这个药品，结果每个学生要打防疫针，这个药真假还不一定呢。这个钱我给你我不打行不行？也不行。这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放心，就把孩子弄回家了。弄回家怎么办呢？很健康啊，他自己教育啊，愿意玩电脑玩电脑，愿意干吗干吗呀。而且那孩子很健康的，接人待物很有礼貌的，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带着他儿子，俩人一块儿。但是就业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没有学历啊，他儿子就跟他说，“爸，你放心，我能找着工作。”结果有一天他问，“找着了吗？”“找着了。”“干吗呢？”“到超市里扛鸡蛋，他们不要文凭。”——不是要大家去扛鸡蛋啊，你们扛鸡蛋估计体力也不行。过了两天他儿子说，“爸，我不干了”，“为什么？”“太累了，钱太少，不干了。”“那你能干吗呢？”“我要发挥我自己所长，我要去找一个好的工作，跟电脑有关的工作。”“天方夜谭，可别指望我帮你啊。”“不用你帮”，他自己跑到人才招聘会去了。招聘会全都要看材料啊，过两天回来说，“爸，我找着了。”“找着什么啊？”“找到一家大公司。”“人家怎么能要你呢？”“爸，我不要人家工资。”他跑到那儿跟人说，“你试用，我一个月不要你工资，如果说一个月之后你觉得我成，我们再谈钱的事，再谈工资的事。”那老板何乐而不为呀？我用清华毕业的不也同样这道理，也不知道这个人行不行嘛？但是人家是有最低起薪的，国家也有规定。结果干了几个月，成了哈，这事成了。干了几个月升到部门经理。因为他孩子从小就会一门，从小就玩游戏、就玩电脑，所以包括研究生设计软件、程序都干不过他，升为经理。干了仨月回来了，“爸，我不干了。”“你不干你想干吗啊？”“我想当老板。”“当老板你能干吗呀？”“您帮我打工，把您那个动画，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我来做，我可以做，因为我现在通过实践已经掌握这个运作的规律了，也知道这个市场的情况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你愿意吗？”“愿意，你得跟我签个协议。”“这个版税您可别跟我瞎要啊，该给你的我给你。”挺好。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回到原点。回到原点是说不能用一个硕士证书、用一个博士证书把自己框起来了，限制住了。我就觉得是这样。但是你要相信是金子你总要发光的，对吧？总会突破瓶颈的这个局限。
人可能有一种运气存在。我今天想，如果说我当年不出来——前两天一个湖南台的同事过来，说你会怎么样呢，说你在我们那儿应该当个领导了，当个道长了。因为我们一个办公室。可能超女啊、现在的娱乐频道啊，中层干部全都是那茬子我们办公室的，对吧？也不是没可能。最大的官已经当到局长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它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啊，像传播一样，是一个线性传播，你不可能说我再拐弯回来，再重新选择，你永远只有一个选择。当你的选择越多的时候你的痛苦越多，你越发有点不知所措。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的时候，你这条路可能还能走到底，你还可能做好了。要说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一条道走到黑了。我也没有说旁边有很多的诱惑，我干记者干了这么多年，想换也来不及了。曾经也想，当记者钱太少了，人家也许说你这个脑子还不好使？你这个脑子当个老板没问题，你看那个老板一点文化也没有，他发大财。我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企业老板说，“来呀，可以呀。”“来干吗呀？”“到我那个宣传部门啊。”“咳！”我说上你那个宣传部门，我还不如待在电视台呢，待电视台你平常还拿车来接我呢，对不对？我要去了那个宣传部门，我还不整天就求你了，呵呵，这个位置就颠倒了嘛。所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做一件事情你专注去做好，我觉得不成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讲，很客观地说，做主持人也好，做记者也好，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的优势，跟各位相比，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的优势。专业背景、外形上、语言——我来自方言区——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唯一的可能性，就我个人来说，就可能是这种专注的程度。做《新闻调查》做了七年半啊，我才真正得到观众的认可，在此期间有很多的时候你都有机会放弃，不是外界的就是内在的，对吧？一个月才出一次镜啊。作为主持人来说，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划算了，对吧？要抓住每一个出镜的机会。所以挺好，现在养成一个习惯了，你让我出镜我就出镜，不让我出镜我也很好，不光看数量，关键还看质量。我觉得个人这种心态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离开湖南的时候，我的一个忘年之交——一个书法家写了16个字送给我，叫“运行不息，随遇而安；百无禁忌，适可而止”。当然他还有解释啊，说这个叫什么“人如玉树当风立，菊为重阳待雨开”。该你发挥的时候你还是要发挥，菊花重阳节再不开就晚了，就没有了，但是人还得玉树临风，还得有点气节，有点想法。人之所以为人嘛，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是这么一种大俗话。我觉得要成功的话，个人可能是这样。就社会来说，我们可能赶上了一个好的机制。没有当年的《东方时空》，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要户口，要什么，我可能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这两天我正为户口的事发愁呢，怎么现在发愁呢？我不是把户口转到传媒大学了吗？这个北京市说不认，不算，得有一个进京指标吧，是吧？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呀，但是我家里，我不成家立业了嘛，三个人放在一块儿才好啊，所以这种事情挺让人烦心的。但是我那个年代赶上一个很好的时机，不要你的档案，对吧？也不要你的领导签字，给你介绍信。来吧，大门敞开着你来干活。风水轮流转，你行你就留下，是英雄是狗熊屏幕上见。观众是不会骗人的。他们手上的遥控器是不会骗人的。所以要说自己能走到今天，就这两点：一个是靠机遇，一个我觉得还是靠自己的这种专注。
学生：关于电视民工现象，你如何看待？中央台近日开始清理打黑工的人员了（王志：你的信息怎么那么灵通呢？），你觉得这是向规范的方向发展了吗？这些人的前景和命运你觉得会如何？这件事情对将来我们的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志：这个问题，我现在作为制片人啊我很头疼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原来签约的是1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用了12个人，在编的实际上只有6个人，大家可想而知我有多难。过去不是说“事业留人”吗？那事业我刚才也讲了一下，可能是埋怨也好，困惑也好，总之现在事业留人的可能不大，对吧？感情留人？现在只能是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也不可能啊。
确实我觉得就业形势应该来说是越来越严峻。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它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什么意思呢？就当年我们在《东方时空》的时候——大家用“电视民工”这个词啊，虽然“民工”是有点歧视性的——我们确实都是一样的，非常简单。当年我们为什么愿意来啊？一个是事业上的这种吸引力啊，我干一年顶你两年，收入也是这样。前两天去转那个档案的时候，我才发现我1989年毕业的时候大学生工资是多少？82块。1989年我从学校毕业，研究生毕业，正经八百学位证、毕业证双证都拿了以后，82块。就是我觉得，碰到这些困惑的时候，看你怎么去选择，要确定自己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每次我到学校，我去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不是说大话，但是你一定不要忽略自己的兴趣。可能那个工作你不喜欢，钱多一点，这个工作钱少一点，但是你确实很喜欢，那我会建议你选择这个钱少的，因为这是可以改变的。
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倒退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其中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看啊。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来讲——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缺点的，三险没有啊，对吧？处于一个自由状态，没有合同——但是现在只要你进入这个范围之内，他是要跟你签约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明白一个背景吧，非常简单的问题，现在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要告你，很麻烦。那你真的就是在用黑工啊，所以一定要规范。这是由于这个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就是确实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动当中，很多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都不知道，但是处于一个规范当中。
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类禁书，因为我到香港出差，没事儿，购物也不是我的兴趣，跑到书店去看书。你了解一下中国29年、将近30年的这个改革过程，我觉得会有好处，就是你把自己的命运——我们经常说的——跟祖国的命运和名字联系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你去看一下，你会把握这个动向，可能对自己的选择会更有利。这个人事制度改革绝对不是说哪一个人来做的，你看这两天，包括我，烦死我了，我那天跑到档案馆，人家都说，“哎哟！”我就在想，我还是脸熟哈，脸熟人家还给三分薄面。你要不熟的话，人家那就冷若冰霜啊。但是这个很正常，不能影响我的选择，不能影响我的情绪，因为人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不可能要求大家都一个态度。这个机制呢，我觉得变总比不变要好。你现在再回去，不太可能了，对吧？包括我妈、我姐下岗也一样，我说你们这个想法绝对是错误的，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太现实。对吧？大家觉得考公务员就稳定吗？也未必啊。2001年我去英国，回来以后对“单位”这两个字我就觉得非常陌生，但是一个月之后我觉得单位特别重要了，因为我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你在我们社会的轨道上，你一定要找寻它的规律，你不能逆潮流而动，你只能顺着潮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你不能说我现在去中央电视台示威去，没可能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发球权一样，我6个人，我12个人，我还得做啊，而且还得把节目做好，你去埋怨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你说找人事办主任或者说找谁，没用，这个不是他定的。要么顺应它，要么离开，另辟蹊径，懂吧？天生我才必有用啊，总有一天有个机会。只要你有这个恒心，只要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份热爱，我觉得不愁，尽管可能短期内对你们的就业会有影响。
那天我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好像现在中央台用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用得很少，好几年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刻意的。但你们想，你们那么多师兄师姐都在中央电视台，将来等到他们一朝掌权了，他们还能歧视你们啊？不可能吧。因为这个是天然的。你看我这种人，不是你们门下的我还往你们这儿靠呢，是吧？还老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对吧？终于捞着一个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偶然的、很短期的现象，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不会说因为你是某个学校毕业的就不用你。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吧，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大家对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同学有一种偏见，老觉得我们是比较重技术的，后劲不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别的学校学生优秀，不是我们不行，可能是别人太优秀，对吧？别人可能干得很好。那么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因为中国传媒大学的同学接触电视肯定比别人早，这种机会肯定比别人多。但是我觉得过早地进入这个社会啊，过早地脱离学校生活，也可能会有一些弊端。你想想，包括我们很多本科同学，进校，就像我们第一年学公共课，第二年学专业课，好，寒暑假就开始找实习的机会了。这你要找不着呢还好，找不着你也不用感到很悲哀，因为找着了也是个害呀，你知道吧？某个栏目要用你了，你哪还有心思读书啊？根本就不可能了。那这个大学不等于没读嘛，你只不过挂了个名。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从自身来找一找原因，确实有这个问题。那其他的学校，像中国人民大学啊、北大啊，包括很多理工大学，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在学自己的专业，他们从来没想过我有机会来做一个电视节目，突然他把这一步完成以后，给了他这个机会了，你就发现，他原来学的那些东西，看似无关的东西发挥作用了。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说哲学原著、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那种功课，其作用一个就是思维的训练，另外一个就是个人能力的一种培养。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就缺乏这种能力，我很着急，有些人不会打电话，跟我联系五遍六遍，最后他不找我我找不着他，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对吧？你联系采访的时候这是第一关呐，但是很多人不会。这种接人待物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反而忽略了。可能你要他讲两个镜头有多少种接法，他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最基础的东西他却可能不理解。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回到原点，要从常识出发，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硕士生、博士生，可能在某一个领域你确实掌握了很多，但是你不要掉书袋啊，每一个场合我都拿出来抖一抖，这不行的。你最好忘记我是博士，我跟你一样，但是我有这种东西作底蕴，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这是我觉得要提醒我的学友们注意的。因为电视它是一个很重实践的东西，包括我们制片人。当然一方面我会看你的学历，但是看你的学历意味着什么？对你的期待就越高，对吧？
前两天比赛，选手们一看到这些知名评委很兴奋啊，介绍自己是英国某个学校毕业的，一听，哎哟，四门外语，我的天啊！但是问题是我的节目中需不需要？有可能需要，对吧？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需要，就是是不是该你出手的时候你出手了。所以很多（选手）一上来，给自己设计的就是用四门外语向大家问好。我一听，就跟旁边的于丹说，“肯定完了”。这个观众投票啊，四个人中间留一个，肯定不投他——原来我觉得他在四个人中间还是有可能的。观众有这种逆反心理，你越把自己当回事，我越觉得你不怎么样。这种期望值它有时候可能跟现实成反比，因为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那个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过去，我记得从小学时候开始，我的老师评语就永远写的是：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我的毛病就是骄傲。但是你说我们现在谁还说“谦虚”这两个字？挺落伍，很陌生了。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