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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思路，本书需要重点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播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二是明代建阳书坊生存发展情况问题；三是明代传播生态情况问题；四是建阳书坊盛衰与明代传播生态的关系问题。其中，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涉及传播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版本学等学科知识；对第三、四个问题的研究，涉及传播学、生态学、出版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知识。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传播生态学是生态学与传播学相互渗透与相互交叉的结果，在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学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以及人们研究对象的重心或强调的内容侧重各有不同，因而，传播生态学这一学科概念常常与“传播环境学”、“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等等换用。
从全球范围来看，传播生态学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源于北美。
早期传播生态学的经典著作主要有刘易斯·芒福德的《科技与文明》，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与帝国》、《传播的偏向》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
被许多学者 [1] 视为传播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的刘易斯·芒福德，1895年10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符拉兴镇。高中毕业后，从1912年至1918年先后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并在纽约大学学习过社会研究。1914年开始接受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城市与区域规划科学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启蒙影响。1938年他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芒福德的贡献和影响包括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是有助于定义传播生态学的“媒介时代史学”。在他其余的著作中，《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这两本书为以传播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北美的传播生态学研究中，早期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等，纽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尼尔·波兹曼、乔亚舒·梅洛维茨等。只是到了1998年，美国成立了以纽约学派成员为骨干的美国媒介环境学会，才把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学者团结起来，组建了北美新的传播学派。
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传播”在人类文化结构和人类心理结构构建作用中居于首位的新理论和新分析技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多伦多传播学派一向以大胆睿智和最具原创性的媒介理论而闻名。他们考察媒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分析传播媒介的偏向性和基于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和赛博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媒介新体验，强调传播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新主张，研究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化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奠基人英尼斯提出的“传播偏向论”、核心人物麦克卢汉倡导的“媒介讯息延伸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戴瑞克·德科柯夫以新电子现实为研究框架所倡导的“文化肌肤论”。
哈罗德·英尼斯（1894-1952）是大师级的学者和跨学科的奇才。他以其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传播学和文明史等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而成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作为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英尼斯是最早对传播媒介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系统而详尽的思考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集中在一起的精英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权力逐渐增强，新的传播技术形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权力集中，并将此称为传播固有的偏向。因此很多学者将英尼斯称为“媒介决定论”者。其实英尼斯关注的焦点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传播媒介技术的作用，他的媒介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英尼斯关于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必然会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的观点，特别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而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英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有着极大影响。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一直是传播生态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传播方面的预言家和思想家，是多伦多传播学派的核心人物和关键人物。他的《古腾堡群星：印刷文明的诞生》、《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和《媒介即讯息》在传播生态学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时，它们介绍了一整套全新的方法。麦克卢汉的另一本书《媒介法则：新科学》介绍了“四分体”或者说媒介的四种法则，可以用于分析任何媒介或媒介革新的影响和意义。与英尼斯不同的是，麦克卢汉研究的重点不是放在传播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而是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上。麦克卢汉还是一位泛媒介论者，各种技术性的工具和发明，如电灯、车轮、铁路、飞机等在他眼里都成了媒介，都成了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伸延。“冷媒介”和“热媒介”理论是麦克卢汉传播理论的一大标新立异。
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文化与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戴瑞克·德科柯夫，多年来一直在为多伦多学派有关传播和技术的终极影响的不断论辩而推波助澜。戴瑞克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基于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和赛博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的新体验。《文化肌肤》一书是戴瑞克所有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曾被列为加拿大第一畅销书，他因此而赢得媒体传播“预言家”的桂冠。戴瑞克以预言家的胆识和学术勇气讨论了通讯技术与媒介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最终塑造作用。媒体和赛博空间（Cyber Space）将会改造人们的心理状态，虚拟现实技术将会填补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人们正在创造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智慧的集体心智。
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1931-2003）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发展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其代表作有《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波兹曼提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命题：第一，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第二，每一媒介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种偏向或倾向；第三，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波兹曼的媒介生态理论主要关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提出的媒介理论专注于传播媒介的内容及其反馈，以及传播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他的理论旨在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与环境的关系（不仅研究今天的，而且也研究昔日的和未来的媒介影响和社会变化）的新方法。梅洛维茨的传播理论是将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与戈夫曼的情境理论结合起来，将自然环境研究延伸到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分析。梅洛维茨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传播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是传播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对传播媒介的选择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二是传播媒介具有强大的力量，对社会具有影响力。同时，梅洛维茨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之中，这意味着传播行为受到受众的制约，从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可以说，梅洛维茨的传播媒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受众对传播媒介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各种传播媒介的符号和传播媒介的本质以及传播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兰斯·斯瑞特和凯萨·曼孔卢姆是现在美国传播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的研究着重于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而凯萨的研究则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他们于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组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所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一书主要关注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帮助理解技术和传播是如何影响受众的，其研究立足点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传播生态则是指技术通过传播范式介入现实生活之后使得实在的社会情景改变形态而呈现出的一种环境。
传播生态学的研究在法国、日本也很早就受到重视。
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加奎·埃吕尔是传播生态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技术化的社会》一书中，埃吕尔介绍了他用法语命名的“la technique”一词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从总体而言也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他稍后的著作《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则集中批判媒介对他的“la technique”概念的使用。
在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始，以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日高六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与传播学研究结合起来，他们把传播看做是一个与社会交往形态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在对人类社会传播的总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把现代社会中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予以研究，这就是“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研究。1970年田中义久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式”是该研究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个唯物史观的系统模式，他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信息）交往过程，是建立在能量交往与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并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着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传播还是一定阶级结构的体现。这种认为社会传播过程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传播结构体现人类社会结构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观点，即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把传播与社会结构等的关系研究提上了传播学的日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传播环境研究取得一定成果，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分量的传播生态研究著作。
台湾对传播生态的研究早于大陆。1987年臧国仁提出社会相对论,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对传播媒介的影响。1992年苏钥机从生态共栖与杂交角度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互相存在与影响的现象。1994年洪平峰出版的《电视生态学》则是应用传播生态学的成果性著作,以生态科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架构的理论基础,经由文献分析与实证调查,探讨台湾传播生态变迁。
在大陆，传播生态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尹鸿教授在《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中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 [2] 这应该是最早论及传播生态的论文，但是此文对媒介生态的阐述仅限于此，作者的重点不是对传播生态进行研究。自此之后，传播生态学的研究日益增多，并较多地与社会现实及实践结合起来。
大陆关于传播生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出现在最近几年。在论文方面，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传播生态”、“媒介生态”、“传媒生态”的论文共121篇。2001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开国内媒介生态学理论研究风气之先：一篇是《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3] ，另一篇是《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4] 。较有影响的还有张国良的《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 [5] ，崔保国论文《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 [6] ，骆正林论文《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 [7] ，单波、王冰论文《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 [8] ，陈星论文《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 [9] ，蔺文锐论文《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 [10] ，叶芳、庾月娥论文《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 [11] 等等。
在著作方面，有邵志择翻译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12] ，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 [13] 。2008年3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邵培仁等著的《媒介生态学》。
大陆传播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播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传播生态学本身，试图建立和丰富中国本土化的传播生态学理论。如邵培仁的著作《媒介生态学》根据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的目标和任务，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提炼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包括媒介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媒介生态的观念与规律、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受众生态等内容。在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中，邵培仁运用传播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提出要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从而对传播过程中个人、群体、媒介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协作进行分析，梳理出五种具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传播生态位规律，传播食物链规律，传播生物钟规律，传播最小量规律以及传播适度性规律，并就相应的媒介生存策略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此外，邵培仁在论文《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中提出了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支庭荣则在其《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中总结出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一是作为传播原生态的管理、技术、媒介专业；二是作为传播内生态的传播活动和现象；三是作为传播外生态的传播制度安排。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其组织属性、内容属性和社会属性。作者概述了达尔文进化论与动态分析，古尔德间断均衡理论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纳尔逊及温特的演化经济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以及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等学科知识，从而在其后的章节中成功实现对媒介生态学的“嫁接”研究，为传播生态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标示了一种可能。 [14]
二是传播生态系统研究。支庭荣提出传播生态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子系统，因而对社会大系统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同时它也是个动态平衡系统，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媒介生存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大量变化不定、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的因素，因而当其中一个条件受到干扰而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影响整个媒介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建立新的平衡。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指出，媒介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与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因此，从传播生态环境出发，媒介研究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崔保国教授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经济资源环境。骆正林提出，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媒介因素和环境因素，二者处于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是传播形态研究。有关的研究或以传播生态学为研究视角，对媒介形态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进行分析；或针对媒介形态的变化或传播活动的发展对媒介生态的影响，论证和深化传播生态学的理论。
中外传播生态学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国外传播生态学研究关注技术与媒介环境对文化、社会和人类的影响，以及文化、社会和人类对技术与媒介环境的影响，国内的研究视角偏重于将各种媒介置于研究的核心。
二是研究内容上的差异，国外传播生态学研究内容的三大领域是传播与文化、大众传播与社会以及符号、文本、语境和意义，国内研究内容主要在媒介经营管理、传播生态现状和危机等。
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国外传播生态学研究主要通过传播史学、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等方法来解释传播技术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传播生态学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媒介，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观察描述方法和定量实验方法等，较少关注文化研究。
关于建阳书坊的研究，以20世纪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20世纪前对建阳书坊的研究中，建阳书坊鲜有好评，“建本”、“麻沙本”、“建阳本”几乎是劣质版本的代名词。古代学者大都围绕“坊贾射利”这个观点对建阳本中的粗制滥造、校勘不精、私自篡改、漏刻错刻等现象大肆批评。这些学者文人大都对书籍持“经典”以“传世”的态度，故而对建阳本持否定、批判的态度。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言：“盖闽估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15] 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一三也说：“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板纸俱最滥恶。” [16]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第四十一卷中言：“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既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 [17]
在进入20世纪后对建阳书坊的研究中，建阳书坊的贡献逐渐被肯定。
经梳理，进入20世纪后对建阳书坊的研究成果中，大抵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建阳刻书专著或专题研究。
方彦寿的《建阳刻书史》“细究建刻源流、发展进程，深刻阐明了建刻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填补了我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成为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建阳古代刻书历史的学术专著。” [18] 它还是“全面系统阐述建阳地区古代刻书出版概况的第一部专著。” [19]
美国学者贾静珠女士著《营利刻书：11世纪—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们》一书，主要研究自宋至明建阳书坊主刻书，指出建阳坊刻主要特征是以赢利为刻书的主要目的。此书考述详实，资料详尽，考订出来的建阳出版者远远超出前人，充分体现出实证的风格，也是建阳本研究的重要著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谢水顺、李珽的《福建古代刻书》，在整个福建古代刻书业背景中，较大篇幅地对建阳书坊的产生及在各朝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是建阳刻书商人、刻书趣闻等论文研究。
如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吴世灯《建阳书坊的衰落与四堡书坊的崛起》、陈旭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方彦寿《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吴艳萍《建阳刻书趣闻》、郑衡泌《麻沙、书坊——中国古代刻书中心》等文。
三是建阳印刷出版史学研究。
一些印刷史、出版史的教材或学术著作中，在有关章节涉及建阳书坊，如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钱存训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缪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等，对建阳书坊均有或多或少的论述。
四是建本小说研究。
建阳书坊对明代小说的生产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涉及研究多、专题研究少，论文研究多、专著研究少的特点。
20世纪初，小说学处于起步阶段，小说文献是小说学的基石，小说文献的发现、辑录、整理成为小说学的当务之急。1924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先生发现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全相平话五种”，为建阳书坊所刊。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中称此发现“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此后国内不少学者立足国内，访书海外，探访、辑录大量散佚的小说刊本，其中包括不少建阳本小说。孙楷第先生于1933年“结集中国所有小说材料”写成小说文献学里程碑式的集大成之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其中著录建阳小说刊本共30余部。此后，不断有学者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进行补遗，继续对小说文献做进一步的整理和发掘，仍有不少学者奔走于国外辑得散佚的小说文献，在这些新辑得的小说文献中有不少是建阳本小说。
建本小说研究主要成果有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齐裕焜的《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兰寿春的《福建建阳书坊对我国白话小说发展的贡献》、段战戈的《书商余象斗和明代通俗小说》、董伟峰、宋莉莉的《建阳坊刻业与明中后叶通俗小说的发展》等文章。
有关专著在相关研究章节涉及明代小说与建阳书坊，代表性论著为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该著以60万言篇幅，从作者、书坊主、评论者等五个方面剖析了明代小说发展历程，在其中的一些章节描述和阐释了建阳书坊刻书情况及书坊主如何努力扩大销路来吸引受众。
经查新，用传播生态学理论对明代书坊传播生态进行专题研究的，尚未发现。
经查新，将传播生态与建阳书坊盛衰结合研究，亦尚未发现。
从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用传播生态学理论来系统分析研究明代建阳书坊盛衰，既能对该领域的研究做一必要的补充，又能为该领域的研究另辟一条路径。
[1] 如美国学者尼斯卓姆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也是公认的一部有关“传播生态”的著述。在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传播生态理论的基础。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哈罗德·英尼斯也将芒福德称为是最早介绍传播生态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2] 尹鸿：《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电视研究》，1996年第5期。
[3]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4]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5] 张国良：《上海网络受众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抽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0年第7、8、9期。
[6]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2期。
[7] 骆正林：《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3期。
[8] 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年第 3期。
[9] 陈星：《试论史前媒介生态中非语言媒介的演变》，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3期。
[10] 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戏曲艺术》，2005年第5期。
[11] 叶芳、庾月娥：《中国大陆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述评》，《新闻知识》，2006年第7期。
[12] 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文本），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3]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参见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3、17-19、22-27页。
[15] （明）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16] （明）谢肇淛：《五杂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
[18] 林振礼：《评〈建阳刻书史〉》，《中国出版》，2003年第8期。
[19] 李致忠：《建阳刻书史·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