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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写近人生平的材料，以出自书信者最为真切生动，此正可印证于康有为研究。南海康氏自初次进京上言以迄溘死，先后身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剧变，驰政坛学界垂三十余年，声气广通，与公卿大臣、通人名士、师友门人、亲族子弟往返赠答书简函电甚多。举凡时政评述、经义切磋、人事臧否、交游观感、词章掌故及家常琐屑，胥可征见于书信者。且随手捷书之际，“南海圣人”情致时来笔端，关尹子所云“圣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癗苢”，正可于此作别解。勰理成编，庶足考信康氏行谊志节、文字因缘，于近代史研究亦不无涓埃之补，因豫《康有为全集》编校之际，留意集腋拾遗。比年搜剔裒聚，整理排比，都为一集。
集内照录往函六〇七通，来函三三〇通，凡九三七通。集主往函已刊于《全集》，录入时据原函影件重施检订标点一过，并补上新见书信三通。另有集主致夫人张云珠、梁随觉、何旃理及家人信笺六十一通，因过于零碎残缺，均未录入。书信来源，除自各种相关报纸杂志、文集、专题资料集以及档案汇编中披览辑获者，有三宗引据似有拈示之必要。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书信手稿，多系康氏入民国后往返之作，涉及“共和”涵义讨论、声讨袁世凯帝制、宣统复辟谋划、吁请祀天祭孔、联省自治说商榷、废督裁兵议、五族共和论等时代重大关节所在，可视作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幻和康氏政治博弈心态的真实记录。二是上海博物馆藏往还函札手迹及抄件，以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十余年间所作居多。内容涉及“己亥建储”及“勤王”举措、组建保皇会宪政会等团体、创设商贸金融及实业公司、兴办报章杂志和出版机构、列国政情考察和风土观感等。三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库藏百余件康氏致梁启超书信手稿，以辛亥前后所作居多，堪称康梁关系之实录，亦颇可充实和订正《梁启超年谱长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相关年份记载之阙失或隐讳曲解之处。
康氏书札虽始刻于清末《政见书》及民初坊刻《康梁书牍》，要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出版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以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先后刊布数量最夥，推进研究之功实不可没。惟其中纂辑未洽之处容可商榷，涂乙割裂之处则亟宜订正复原。如康氏一九一零年十月致毓朗书，在《万木草堂遗稿》中被分划作卷三《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策》及卷五《致月华贝勒书》两文；同书卷四《第一次欧战后与某执政书》，亦系割裂一九一九年《致议和委员陆顾王施魏书》中第二款建议内容而成。因同函异题而复见，或两函并作一书、题电文为信札、已刻误未刊等误失亦偶见于各书中。故本集编次非仅搜剔掇拾，而集识辨、考证、校勘于一体，用力于史源之澄清。至于集内所录来函，逸札亦复不少，诸如陈三立、陈炽、唐才常等致康函，可作《散原精舍诗文集》、《陈炽集》、《唐才常集》之补遗。
康氏往来书信流佚颇多，踪迹匪易。限于各种条件，集中阙漏讹误，恐未能免。当续作访求，并祈方家襄助是正，俾成完帙。
本书责任编辑李红女史细致校阅，多有指正，谨致谢忱。
张荣华
初识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改定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