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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轮通货膨胀呈现出4大新特点：一是CPI并不高，但居民价格满意度却处于历史低位；二是虽然宏观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但CPI持续上扬；三是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上涨；四是虽然CPI高涨的国内因素凸显，但全球通货膨胀的同步性却越演越烈。这些新特点蕴涵着中国价格形成机制在近几年来有4大变化。因此，治理本轮价格上涨不仅需要落实政府目前出台的各项政策，同时还应当采取各方面的新措施。
关键词：通货膨胀 新特点 新机制
目前价格持续上涨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轮价格上涨与以往的价格上涨相比，具有新的表现和新的特点。
第一，当前CPI并不很高，但居民对物价的满意程度却处于近十年来的最低点。
我国2010年CPI涨幅（3.3%）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平均涨幅（5.4%）；最高月度CPI同比增幅是11月份的5.1%，也低于2007年和2008年的通胀高点。但是，2010年居民物价满意指数却处于历史最低位，其中第四季度物价满意度降至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值，高达73.9%的被调查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因此，物价上涨已经引发了高度的社会关注。
第二，在CPI持续攀升的同时，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却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当前通货膨胀发生的宏观背景与以往通胀存在显著不同——2010年实体经济没有出现过热，而价格持续上涨。（1）经济增长速度平稳。2010年GDP同比增速从14%逐步回落到9.6%，环比增速基本保持在-2%至3%之间。同时，以往价格上涨时常常出现的煤电油运“瓶颈现象”没有持续出现。（2）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GDP平减指数基本维持在4%左右，说明绝大多数工业品和服务业产品的供求关系基本平衡。（3）产出缺口不大。2010年产出缺口在2009年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恢复，已处于常态区间，该参数值为-0.56%，大大小于经济过热时的正向产出缺口水平，例如1984年的产出缺口为5.09%，1992年为4%，2007年为0.47%。因此，价格上涨可能难以归结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失衡。
第三，在农业持续7年丰收的同时，农产品价格持续攀升，成为目前价格快速上扬的核心因素。
截至2010年，中国农业连续7年丰收，全年粮食产量54641万吨，比上年增加1559万吨，增产2.9%。但是，食品价格上涨了7.2%，其中粮食价格上涨了11.8%。食品价格上涨因素占了总体价格上涨的70%。因此，简单的供给因素难以从根本上说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
第四，在全球通货膨胀迅猛抬头的浪潮下，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CPI同步性明显增强，通货膨胀的全球蔓延日益成为主导性的发展趋势。
自2009年以来，价格持续上扬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严峻的通胀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月平均通胀率达到4.45%。其中，“金砖四国”的通货膨胀尤为严重，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月平均通胀率分别是5.04%、12.1%和6.86%。与此同时，欧元区通货膨胀在2011年也开始抬头，达到2.4%，超过了其控制目标。虽然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和外汇占款占货币发行的比重等指标自2008年以来有所下降，但是，在这种全球价格上涨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与世界通货膨胀的联动性大幅度加强。例如，我国CPI与新兴市场国家CPI的相关系数由2007年以前的0.38上升到2008—2010年的0.59。这说明通货膨胀的输入可能超越了传统的路径。简单的封闭视角难以说明当前及未来的价格上涨的成因。
上述4大新现象说明中国目前价格上涨的形成机制具有新特点，与传统通货膨胀机制相比具有重大的变异。
第一，过剩的流动性导致中国物价和房价上涨，导致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泡沫化的蔓延改变了传统货币传递的机制以及部分紧平衡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经过2009年9.6万亿元、2010年7.9万亿元大规模信贷的投放，中国目前M2占GDP比重上升至历史最高点，流动性泛滥，形势十分严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不足和金融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充裕的流动性在农产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寻找出口，直接造成了物价和房价的迅速上升，经济泡沫迅速形成。在价格上涨预期和过剩流动性的双重作用下，大量实体的资金开始进入投机性活动，并将存在供求缺口的“紧平衡”产品作为炒作的对象，直接导致货币释放的途径发生变异，资金炒作左右了现货和期货的价格，导致农产品和一些投资品偏离正常的价值与供求。
第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带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涨，导致低端服务业和农产品价格上涨。
本次价格上涨除了货币驱动的特点，同时还有成本推动的因素。而成本发生变异有两个直接诱因：一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直接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导致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大幅度上涨。2010年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是1.01，劳动力需求量首次超过求职人数，局部地区“民工荒”现象再次出现，且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同时，2010年前三个季度的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速超过了15%，远高于平均工资增速。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涨幅度超过20%。二是在房地产价格、房租价格以及其他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的作用下，各类用工成本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样就形成了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农业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城市生活成本上涨→农业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
第三，通过预期、游资流动以及经常项目等途径，国际农产品、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加强，输入型通胀大幅度放量。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期货市场以及个别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来进行传递。例如，2010年7月份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主力粮食期货价格一路攀升，受此影响，国内大连、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指数也全面上涨，而国内粮食期货价格的上涨通过指导作用也带动了相关商品现货价格的上升。又例如，大豆由于国际价格上涨直接导致国内油料价格上涨，进而诱发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涨对国内农产品产生了较强的成本推动压力，其主要影响途径为：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资源品价格上涨→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四，由于部分居民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急剧下降，个别事件以及个别人群的价格反映在网络全球化的作用下产生了强烈的“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导致居民价格预期形成机制发生变异。
一旦经济主体的价格预期形成机制纳入“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价格预期将出现“阀值效应”，即价格上涨到一定临界值时就将出现加速度的上涨预期。从而导致民众对于个别事件和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高度敏感，导致边际人群的价格感受引起全体民众的共鸣。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1）对气候的高度敏感；（2）对于个别生活品价格上涨特别敏感，而无视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3）对于官方价格数据产生严重的不信任；（4）边际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价格感受成为大众感受，并在媒体的宣传下不断放大；（5）各种国际、国内的游资乘机促推价格的上涨，引发市场恐慌。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测算，2011年我国存在温和的通胀，全年通胀率预计为4.5%，高点出现在第2季度，并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但依然面临着以下几大不确定性和价格治理的困难：
第一，由于流动性存量较大、信贷惯性较大、外汇占款比重较高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膨胀倒逼央行的货币发行等因素的存在，2011年的物价上涨仍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基础，流动性回收是否能够到位面临着不确定性。
第二，受春季干旱、输入型价格上涨、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国家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和大量闲散资金流入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在2011年会进一步上涨。同时，加速城市化和进一步工业化将进一步提高粮食需求的增速，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
第三，由于发达国家持续实施数量宽松政策以及2011年全球经济超预期反弹等因素，包括石油、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推高，从而加大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鉴于我国价格上涨呈现上述4大新现象、价格形成机制出现上述4大新变化以及未来价格形势的预测，2011年价格治理不仅要落实国家已出台的各项政策，同时还应当采取以下新措施。
第一，着力进行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管理。应当从流动性泛滥导致的各种后遗症的治理出发，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着力回收过于宽裕的流动性，为治理经济泡沫的蔓延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同时，货币管理与信贷监管必须扩张到银行的表外业务和民间融资活动。
第二，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一方面，应当对于价格感受敏感的边际人群进行安抚和利益补偿，建立特殊人群价格补贴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种游资利用居民的恐慌心理来进行投机活动。同时，应当强化对于新闻媒体的管理，切断“新闻效应”和“传染效应”的形成渠道。
第三，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管理。一是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加大进口力度，以平抑本国短缺产品的缺口；二是可以适度进行人民币升值，对冲国际价格的上涨；三是强化国际游资的管理，特别是应针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例如房地产中的合资浪潮、大豆行业的外资垄断等。
第四，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保障粮食安全；其次是加大关键物质产品的储备制度；再次是对于部分价格敏感性的产品出口应当予以控制。
第五，逐步推进体制改革，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打破中国信贷扩张的倒逼机制。一是改变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现状，高度赋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权；二是应当约束地方政府和其他行政部门在项目决策和投资决策上的权力，防止各级政府投资膨胀带来的信贷倒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