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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套制度草创于秦始皇。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政体，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
。天子分邦建国，权力下放；诸侯治理辖区，权力继续下放给大夫。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等级很分明，各级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代替了分邦建国。尽管还有人被授予各种爵位，建立名义上的诸侯国，但授予爵位的理由不全是宗法血缘，更倾向于贡献与功绩。贵族政治被贤能政治所取代；受封的诸侯不能分裂立国，也不能直接治理辖区，仅仅是接受荣誉，按照爵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已。早先，诸侯国还有实实在在的封地，比如长沙王的封地就在长沙、灵宝侯的封地就在灵宝，到后期爵位完全荣誉化，和封地彻底脱钩，比如福王、郑亲王、辅国公、毅勇侯等。其次，秦始皇被尊称为“皇帝”，取代了周天子。之前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被打破，老百姓们直接对君主承担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最高统治者开始了专制独裁之路。
以秦始皇建制为界，先秦的政治思想和一些管理制度被秦朝之后的政治体制所继承，但前后政体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秦朝之后的政体，它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趋势基本同步，都在不断加强。
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朝廷）对地方政府（州县）的控制，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如果说先秦中国类似于如今一些国家的联邦制，那么秦朝之后中央政府越来越集权化。中央集权成了官民心目中的常态，分裂割据不得人心，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某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朝廷的苛政忍无可忍，生活过不下去了，想到的不是起义，不是地方法规的自我改善，而寄希望于朝廷的幡然醒悟，寄希望于某项全国性的法律或政策的修订。朝廷对州县的控制也日渐加强，一个从九品巡检
的任命权都攥在首都朝堂之上。州县官府在理论上没有一丁点儿的财权，一分一厘的钱粮都要缴送国库。朝廷与州县为此进行了多次博弈，比如西汉初年的削藩、唐初的分封辩论、明朝的三司制和巡抚制，结果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全国的权力汇聚到朝廷，朝廷的大权操于皇帝之手。专制君主窃取了中央集权的成果。和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虚君不同，专制君王握有实权，不仅决策，还把手伸到各个方面。秦朝宰相李斯就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发展到后来皇帝乾纲独断，“一切俱决于君”。皇帝的决策错了，那也是“圣意”“圣裁”，皇帝要你自尽也是“隆恩”。后期的皇帝生杀予夺，决定臣民的悲欢离合喜怒祸福，臣民只有匍匐在龙椅之下的份儿了。君王和一般人的地位天壤之别，皇帝完全脱离了人群，成了异类。即便有的皇帝表现得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勤俭节约、爱民如子，那也是出于统治的目的，使了几招“帝王术”而已。比如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唐太宗李世民纳谏，说他是“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李世民目睹了隋炀帝刚愎自用、施政残暴，最终身首异地，还落下了千古骂名的下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纳谏，目的是借助大臣的智慧巩固自己的江山，免得“招祸”，并非真的是一位和蔼、亲民的老爷爷。
君主专制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但过程并非直线，各代情况各有不同。秦汉是君主专制肇始之际，但皇帝还谈不上独裁。以宰相为首的朝廷能够与皇帝平等对话，相权制衡君权。皇帝对宰相以礼相待。即便强硬如汉武帝者，也只是利用内朝近臣，逐步摄取外朝的权力，试图架空宰相而已。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君权倒退。权臣和豪强常常挑战皇帝。世族力量恶性膨胀，皇帝非但没有能力夷平地方、压制世族，还要仰仗世族大家们的支持。隋唐重建大一统，君权走出低谷，迅速攀升。三省六部的建立，集体宰相制代替了单人宰相制，变相地分割了相权，便利皇帝插手外朝。同时，科举制大规模推行。其一大功效就是打击世族大家。加上战乱的摧残，世族大家在唐末势力无存。北宋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人为制造制度复杂性，分割相权，控制地方，君权急速上升。而理学的兴盛，内敛了读书人的思想，进一步保障了君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观念，就出现在宋朝。明初，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干脆废除宰相，朝臣直接听命于皇帝。内阁名为皇帝的顾问班子，在实践中却是皇帝的秘书，一切唯皇帝马首是瞻。皇帝还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监督臣民。如此做法，就有些过分了。清朝的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连秘书都不需要，只要奴才。他架空内阁，成立了“跪听圣旨”的军机处作为最高政务机构，来落实自己的指示。清朝还废除了监督皇帝的“谏臣”系统（合并入都察院，台谏合一），大兴文字狱，使得在明末多多少少还存在的知识分子的气节、读书人的抗争精神，荡然无存。
秦汉时期，宰相进出宫廷，皇帝都要起身迎送。双方相互行礼后，相对而坐议事；清朝，军机大臣要随叫随到，对皇帝三跪九叩，得到皇帝“恩准”后才能站到一旁“垂听圣训”。
总之，古代君权强度呈现出一个长勾型，南北朝时期是勾底，明清是长勾的右上方、最高点，但这只是大致情形。在同个朝代不同时期，君权各有强弱。皇帝个人素质的优劣、宦官和后宫的专权等，都会影响君权的强度。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极大抬升了君权，但子孙们慵懒倦怠，导致大权旁落。内阁大臣勾结宫廷，利用秘书替主子代拟意见（票拟）的权力分割君权（如张居正）；监控外朝的宦官狐假虎威，权倾朝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君权反而羸弱不振。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富有流动性，并没有形成阶层固化或贵族政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各阶层，却没有贵族阶层。秦朝之后，中国政治制度富有流动性，权力没有为某个阶层所垄断。即便是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也没有垄断一切官职，更不能垄断政治权力。一般的寒门子弟还有上升的渠道，且掌握实权。
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说的是通过暴力改变社会阶层。古代历史每两三百年就来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政府权力几乎颠覆重塑。西方社会大变乱后，原先的贵族大体上还是贵族，变动有限，而中国古代是大换血。乡间的流氓当了皇帝，他的痞子朋友们都封侯拜相；游方和尚杀上了金銮殿，他的发小玩伴和行伍兄弟都开府就藩。前朝旧勋，顽抗的杀头，剩下的不是隐居山林做遗民，就是跌落底层为贩夫走卒，重新开始奋斗。
贩夫走卒们，只要肯奋斗，就有希望从最底层跃升到最顶层。这要感谢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在理论上，向全社会敞开大门
。乡野村夫和市井小民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分享政治权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布衣卿相”，“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不少草根神话。相信现在各地都留有相关的传说或者古迹。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一个政治体制分享权力，就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如果不能在体制内正常流动，就可能成为体制内的批评者。一成不变，带给政治体制的不是安全和稳定，而是僵化和死亡。科举制大体上做到了能者进、优者上、庸者下，笼络了人才，增加了整个体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有进取心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努力进入现行体制，而不是造反。唐太宗曾看到天下士人蜂拥至长安赶考，感叹：“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后人也称赞：“太宗皇帝真良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古代政治体制能够连贯延续，科举制贡献良多。
科举制存在上千年，后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给了最广大的无权阶层一个希望，一个改变地位、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望。其潜台词就是大众都承认社会阶层是流动的。权贵之门固然令人羡慕，一旦子孙平庸，旁人就会直言：“可惜可惜，富贵将不保矣！”既得利益阶层也相信，留给子孙黄金万两，不如传下诗书一屋。富不过三代，成了社会共识，也体现了古代社会流动性之强。延续千百年的权贵家族，极难产生。
贵族产生之难，还和皇帝的专制独裁有关。独裁君主不会允许存在贵族阶层，制约君权。因此，皇帝是排斥权贵世袭的。汉高祖刘邦的江山是一帮兄弟和功臣帮忙打下来的。当了皇帝后，刘邦就大肆屠戮功臣
，还立誓：“非刘氏不得封王！”即便是封了王的兄弟叔伯们，皇帝们也不放心。因此有了汉景帝时的六国之乱，皇帝用暴力收回宗室诸王的实权；到了汉武帝，他整天琢磨着找借口剥夺宗室的爵位。同胞骨肉都如此，异姓功臣更是不能永葆富贵。卫青——霍去病家族功在社稷，还涌现了皇后与太子，结果只传了两代就被诛灭满门。“盛极而衰”、“月盈则亏”，被权贵们视为真理，后者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东晋的王导家族、唐朝的郭子仪家族，莫不如此。贵族人家自己都不敢世袭权贵，以免惹祸上身。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存在贵族，那么勉强凑数的只有“皇室”了。皇室子孙可以世袭爵位，且有可能染指龙椅，但这不是绝对的。专制君王要防范一切权力威胁，对至亲的兄弟子侄也不放过。如何管束皇族，是历代皇帝考虑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对皇室宽容，优待宗室并授予实权的王朝，往往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比如西晋、南北朝、明初；对皇室严防，苛待皇族甚至软禁皇族的王朝，皇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比如遭人篡国的曹魏就苛待皇族。清朝对皇族的态度相对中性，做法比较成功。它只授予近支宗室爵位，不拒绝皇族担任官职，但有严格的规定，和他人一视同仁。结果，清朝皇室骨肉相残的程度最轻，皇权没有在家族内部受到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皇室成员的人口比例是相当小的，构成不了所谓的“贵族阶级”。
贵族政治的缺失，有利也有弊。弊的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类比西方历史的概念。西方的贵族不全是建立在爵位和财富之上，更主要是与荣誉和责任相挂钩。真正的贵族视荣誉为生命，独立正直，勇于担当，敢于冲锋陷阵，富有号召力，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衣着光鲜的暴发户和一个破落寒酸的贵族同时走到大街上，西方民众会向后者致敬。这就像民国时期的云南彝族，成分有黑彝和白彝之分。白彝是普通大众；黑彝是领袖，是战士，服务乡里，操持公务，贡献智慧，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当时，尽管黑彝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但依然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整整齐齐，走路干活挺直腰板。遇事，黑彝急公好义，把握乡里的主导权，白彝服从黑彝。中国传统社会就缺乏类似的贵族，少的是领袖、多的是看客，少的是公义、多的是私利。地方乡绅扮演了类似角色，但乡绅家族本身流动性很大，极难世袭成为贵族家族。
第三，政治体制内部蕴含制约精神和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的生命力。
古代帝王虽然专制独裁，但程度并不绝对，面临软硬两种制约。儒家思想可能是对专制君主的最大的软性制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帝王都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标榜以儒治国。既然标榜了，不管帝王的真实心思如何，就得做足表面文章，接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儒家讲求“仁政爱民”，帝王就要跟着呼喊仁政口号，做出亲民举动，掩饰自己不仁不义无孝无良的言行。而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帝王。“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要求“君待臣以礼”。君臣各有道，君无君德、臣无臣道，就会被朝野视为天下将乱的征兆。总之，如果帝王不遵照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儒家影响之深广，经后人阐发，衍生出了更多的制约思想。比如，既然仁政爱民是帝王的职责，那么后世就发展出“暴君可伐”的思想。那些残暴无道的君主，也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甚至成为了王朝更替的口号。许多暴君的统治合法性，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们开国老祖宗高喊的“暴君可伐”。又比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使得国家的分量很重，并不输于帝王。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把皇帝死活、朝代更替作为兴亡标志，而把思想文化之变作为天下兴亡的标志。这就把帝王的地位排在了思想文化、国家天下之后。再比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这就限制了帝王对权力的垄断，抵制帝王的独断专行。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潜台词就是皇帝要选贤用能，分权给贤能之士。“贤能政治”是古代的一大政治理念。君主要亲贤能远小人，如果疏远贤能迫害好人，也会损害政治合法性。当然，上述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差别的。
帝王言行有错，臣民是可以规谏的。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制约，更有制度设计。比如大臣们对帝王的政策、举止、作风有意见，可以劝谏乃至指责。历史上就不乏犯颜上奏甚至冒死极谏的大臣。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就因训斥皇帝而出名。一些脑袋“冬烘
”的读书人，还以劝谏皇帝来博出位、立名节，拿着放大镜查皇帝的纰漏，乐此不疲。打屁股、蹲大狱甚至砍脑袋都无所畏惧，甚至欢迎，只要能“名垂青史”就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谏官”系统，专门负责纠察劝谏皇帝。因此，《甄嬛传》里的雍正，好不容易去清凉台看望病中的弟弟，还来去匆匆，说：“出宫一趟不容易，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朕呢！”
制约虽多，但并没有达到实效。一来，这些制约缺乏强制力，不能对皇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二来，所有制约的前提观念是承认皇权，承认皇帝的与众不同和无上权力，只是要求皇帝不能做得太差，不能背离原则胡作非为。这和现代的权力制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一个皇帝不怕舆论、不畏惧文官集团的死缠烂打，拒不接受制约，儒家思想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就都束手无策了。历史上还真涌现出不少这类的胡为帝王，比如南朝宋代的前废帝、后废帝，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
第四，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存在博弈，官府强而民间弱，但基层自治力量不容忽视。
古代官员似乎很空闲，涌现了不少“官员旅行家”。后人在名胜古迹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北宋的苏东坡就是众多官员旅行家之一。比如，他主政杭州期间，修了一条苏堤方便观赏西湖风景，白天跑到西湖群山上和僧人们喝茶谈诗，晚上约一票客人夜游西湖。后人有言“东坡到处有西湖”，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处处点景、造景。他宦海沉浮，“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今人对他的施政举措知之甚少，倒是随处可见“东坡肉”和与其相关的风景。这说的是古代官员政务的清闲。史书中经常出现能臣干吏长年累月不处理政务，一旦处理起来，龙飞凤舞，手写口授，在短短时间内就处理完积压政务的记载。古代官员人数不多，但朝廷每每能以有限官员控制广袤的领土。这说明政府活动有限，远没有到无时无处影响社会的程度。
因为技术限制，古代官府对全国的治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非数字上的精细化管理。广度和深度都有限度。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被权力所诱惑，还是能够找到一块世外桃源，自食其力，过上清贫简单但却独立自由的生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权却在收缩。秦汉有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亭里政权——刘邦就当过亭长，但从宋朝之后，公权力收缩至县一级。之后，最基层的政权是县政府。县级以下的地区，完全放手由百姓自治。而控制广大农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就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或者在乡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富裕人士组成。他们既立足乡土，又明了儒家思想和政权运作，介于官与民之间，表率乡土，处理基层纠纷，主持公益事业，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州县衙门也优待乡绅，重大政策也要征询后者的意见。重大节日、隆重庆典、教化百姓、传达要闻等等，也缺不了士绅代表到场。可以说，乡绅阶层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基层权力。
基层的另一大自治力量是宗族势力。宋朝之后，宗族力量高涨，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网络其中。与乡间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首先是宗族，之后才是乡绅，再就是官府。很多人遇到问题，首先找宗族长老商议；宗族中也有一套法律观念来评判是非，处理纠纷；宗族有祠堂，有聚会，有执事，有族田，基本上能解决族人生老病死的多数事务。真的出现了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在宗族内部解决，比较排斥直接让官府插手内部事务。
因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有可能。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只要不遇到大灾大乱，乡间百姓可能终生都没见过父母官。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直到近代科技和社会结构的侵入，才被打破。
第五，政治制度日渐繁密。这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统治。
从秦到清，政治机构越来越多，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当的。“治官重于治民”是古代朝廷的一大认识。历朝历代都通过驱动官僚群体来统治亿万百姓，严密政治制度就成了重中之重。汉朝的官制还只有职、爵、品级等少数名目，官员从县令县长或者郎官起步，上升一级就是太守，太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级别，再上升就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了，层级少、入仕渠道也多。到了明清，官制多了阶、差、加官等许多名目，层级更是扩展到九品十八级。清朝的衙门和规章制度之多，使得制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了解掌握难以计数的大清律、格、令和则例的条文，仅一部《钦定六部则例》就够人读个十年八载的，而且规章制度时刻都在增加。比如，制度再严，比不过皇帝的一句话。老皇帝做了某项指示，新皇帝又发了相关的指示，其中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旨意。如何处理新旧皇帝的旨意，就是一道难题。各个衙门都有专门的书吏研习此道。他们终生埋首卷宗，熟悉制度的来龙去脉。官员们依赖书吏协理政务，几乎言听计从，以至于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制度要完善，就要创新。古代政治制度在延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制度，但旧的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而是保留了下来，表现出保守的特点。比如，清朝设置军机处来处理中枢政务，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内阁。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只是成了荣誉虚职。更典型的要算中央各寺，如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大理寺等，职名起自先秦，确立于秦朝，数代之后职权就被其他衙门侵夺，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闲曹冷衙，但它们一直存在到清末。鸿胪寺掌管对外交往事务，隋唐后礼部负责具体的朝贡与外交事务，清朝又增加了理藩院参与外交，后期还有总理衙门，后三者都比鸿胪寺重要，但这并不妨碍鸿胪寺存在两千多年。这些“化石衙门”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官僚，养官僚的资历和品级。
政治体制内部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平均，有些机构的权力要远高于其他机构。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权力始终倾向于同皇权结合紧密的机构。从两汉的尚书，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到两宋的政事堂和枢密院，到明朝的内阁，再到军机处，无一不是各自时期由皇帝掌握、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它们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增减、官员沉浮，皇帝看在眼里，却不记在心里。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核心权力部门的运行和人事情况。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日渐繁密，核心权力机构始终处在聚光灯下，是后人观察古代政治的便捷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