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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平凡人的不平凡经历

清贫与磨砺,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幸,而更多的时候,又是一笔财富,它让人懂得如何追求与创造。唐骏经历了清贫的少年,但经过努力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坚信:与其早早地为未来担忧,不如趁现在挥舞智慧之剑披荆斩棘。

1艰难的年代,在挫折中磨炼自己

唐骏常常感慨:小时候生活得很苦。这种苦,有时代的烙印,也有家庭的个性色彩;也是这种苦,让他从小懂得了要靠自己出人头地。

唐骏是江苏常州人。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经济并不宽裕。因为有3个儿子,所以老两口打孩子上小学起就天天发愁:3个光头儿子,将来娶媳妇咋办?

这种担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点儿都不奇怪。按当时的经济状况,一个工人之家,一个月只能挣几十块钱,要养三个儿子,温饱都是个问题。唐骏记得三兄弟要做套新衣裳,都得等到过年,平时大都是老大穿过的衣服留给老二穿,老二穿过的给老三。吃肉,是唐骏最高兴的时候,可是,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又是最失落的时候。一人一月才几两肉,好不容易等到做一碗肉吃了,可还没等肉吃到肚子里,一碗肉就见底了。所以,直到今天,唐骏还特别地馋肉吃。

“就这状况,要让三个儿子不被人看不起,都能顺利地娶上媳妇,无论如何都得早作准备。”做父母的想的就这样实在,也很长远。

有了想法,还得付诸行动。就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唐骏家里开了一次家庭全体会议,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用几年的时间,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一幢属于自己的新房,让每个儿子结婚的时候都有新房住。从此,全家人围绕这个既定的目标,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石不止”。为此,唐骏还休学一年。

那时,唐骏才12岁。他不懂得,盖房子对娶媳妇有多重要。但是,他知道,那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每天按父母的要求做了,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帮助和安慰。每天上学前,放学后,他和哥哥一起,拉着板车,板车里放着竹篓子,到常州京杭大运河边去捡砖头、石头和瓦片。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建房成本,爸爸、妈妈将所有捡砖头、石头、瓦片的任务,都交给几个儿子,只有黄沙到沙厂去买。

那几年在京杭大运河常州段,人们常常能看见三个瘦弱的少年,或挑着竹篓,或拉着板车,沐浴着晨曦、披着晚霞,在河两岸来回搜寻和奔走。那些石头埋在冰冷的河水中,要两只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深秋和冬天,冰冷的河水穿过竹篓的缝隙流进衣领,真是透心地凉。

这项工程持续了近3年,京杭大运河常州岸线十里长的砖头、石头都要被他们捡光了。因此,唐骏的少年时期与众不同,失去了很多的童趣与天真,而过多、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不易与艰辛。

汗水没有白流,3年后,那幢房子终于盖起来了。黑瓦白墙,四大间,可容纳3个儿子同时结婚。多年后,在外求学的唐骏,第一次带着媳妇回家,他的母亲喜滋滋地与他俩在屋前合了张影。母亲的脸上挂着满足——家里有房啊。而唐骏在自己的“作品”前则和媳妇笑得如阳光般灿烂。

可是,这幢房子终究还是成了摆设。恢复高考之后,唐骏三兄弟都先后考上大学,并都获得了博士学位,也都客居国外。唐骏在美国住上了宽敞的大房子。他的父母现在也都住在美国的大别墅里。两位老人不曾想到会有今天。提起这事,还觉得对不起孩子们。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家庭的梦想,从另一个角度,让孩子们学会了许多。清贫与磨砺,有的时候是一种不幸,而更多的时候,又是一笔财富,它让人懂得如何去追求与创造。

不过,给唐骏最大刺激的,不是体力上的磨难,而是心理上的歧视。文革结束后,受政治的牵连,父亲被拘押。那一年,唐骏不到15岁。从此,他每天傍晚多了一个任务,骑一辆旧自行车,后面夹着饭盒,去看守所为父亲送饭。

送饭对唐骏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人们异样的目光与背地里的指指点点。自行车越靠近看守所,那种目光和指点便越发往心底里撞击,直让人心头发颤。从此,唐骏和兄弟们便好像打人了另类,贴上了标签,伙伴们也远离了他们。

为了能顺利地将饭送进看守所,唐骏学会了看那些看守的脸色,学会了见机行事,常常要给大人说一大堆好话,才能把一盒饭送进去。唐骏说:“这段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不过,这段往事也永远成为他人生中美好的回忆,不断鞭策着他走向人生的辉煌!

2只差一分的终生遗憾

尽管家里生活艰苦,但是唐骏读书很用心、很认真。上学时买不起书包,他索性空手上课堂,在学校里完成作业后再回家。每次考试,他又总是能成为班上的一二名,所以,当地人给他封了个好听的绰号:“巧巧头”。

可是,到1980年高考,“巧巧头”出现了闪失。一向成绩优秀的唐骏,高考的语文却没发挥好,比一类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少了一分。就因为这一分,唐骏没有如愿去复旦大学,却进了北京邮电学院。

“语文为什么要少那么一分呢?”1980年9月,唐骏踏上了常州开往北京的火车。他紧靠在窗边,不吃不喝,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凭什么?我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只读邮电学院,而那些不如我的同学呢,都去了清华、北大,真没面子。”唐骏当时的心情一落千丈,并没有因为考上了大学而欣喜若狂,他的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头。1980年的北京邮电学院,可不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人们也不可能想到,20年后信息产业会发展得如火如荼,会取代纺织、机械等传统工业产业,而成为支柱产业。当时,人们对邮电的理解仅限于通信、固定电话,再深一点不过是交换机。人们的想象空间里,它仅仅是装装电话、接接电话,能有多少出息呢?

3北邮激情燃烧的岁月

进入北邮之后,他参加了新生统考,不料,轻轻松松就拿了第一名。要知道,全校有570名新生啊。这个成绩更增加了他的轻蔑之情:“本来嘛,他们跟我就不是一个水准,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不应该跟这些人一起上学。”

从此,唐骏变得自负、不肯努力。常常在上课前,唐骏已经把要学的内容研究得八九不离十了,上课的时候常常冷不丁地指出老师的错误。下了课没等老师走出课堂,唐骏还会在课堂里高呼:“有不懂的来问我,到我这儿来答疑。”结果同学们真的去问他。

考试的时候,唐骏的爽快发挥到了极致,只要答完他就交卷,决不愿意在考场里拖延一分钟,哪怕交卷的时间离考试开始还不到半个小时。在老师的眼里,他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的”学生。唐骏不理会。他以为,当好学生应该凭真才实学,讨不讨老师喜欢和读好书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必然联系。事实是,唐骏在考试时,也犯别的同学一样的错误,而且可能因此而扣的分数比别的同学更多。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唐骏很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成绩单,因为成绩单显示,能给别人答疑解难的“唐老师”其实自己并没有把功课“学好”。

慢慢地,唐骏变得“聪明”了许多,即使给别人答疑也不会广而告之。考试时,答完题也会坐在考场里等有人交了卷后再交。20岁的唐骏开始收起了他的锋芒,渐渐地,他明白了:人要学着适应环境。

大学的头3年里,唐骏的专业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下。现在回想起来,唐骏自我评价:就像一个骄傲任性的孩子,得不到宠爱便选择我行我素。

直到大学四年级,情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四实习,他有幸分在了中科院半导体所。这个研究所让唐骏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勤奋严谨的科学家、新鲜的观念、前所未见的仪器……一切都在散发着高贵而又理性的气息。”他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是苹果II型机。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它的样子又笨又难看,但是,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简直是神奇的精灵。它能把实验数据直接用曲线画出来,而且精确无比。要知道,当时绝大多数的工程师都是用手工绘图,只能一个数据比对一个坐标来画。”唐骏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这个发现,从此改变了唐骏的学习态度,并有了更大的抱负与追求。唐骏的学习积极性前所未有地高涨,他下定了决心:“如果要有所发展,就得考研究生,而且是出国留学的那种。”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有意作了超前的选择:有线通信已经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一定是光纤通信高速发展的时代,那就考光纤通信吧!

不过,几乎没有人对他考上研究生抱有信心:这小子混了3年、复习的时间不到9个月,更何况还是跨专业报考?

然而,考试的结果又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在报考北邮的研究生考试中,唐骏获光纤通信专业第一名。

但形势急转直下,又轮到唐骏自己大吃一惊:虽然取得了第一名,但他并没能取得出国留学的资格。理由很简单:“你在本科期间没当过‘三好学生’,按照规定,就算你是第一名也不能出国。”唐骏开始懊悔,如果当初认真一点,表现更好一点,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唐骏不服气,北邮的这个机会虽然没有了,就真的没有别的机会了?那股聪明劲又开始发挥作用。他分析:北京这一年一共有75个出国名额,这一次英语题非常难,成绩合格的寥寥无几,像北邮这样的学校都只有5个学生合格,其他的学校肯定会有很多名额用不上!

这一闪而过的想法让唐骏兴奋不已。

他立刻给北京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电话:“老师,你肯不肯把多余的出国名额让给我?”接电话的人莫名其妙:“你捣什么乱啊?”也有怒气冲冲的:“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呀?”

唐骏不甘心。当年在京杭大运河边“挖石不止”的唐骏又回来了。他把每一份沉重都拆解为希望,马不停蹄地拨电话,始终带着微笑询问……

终于,电话打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他看到了希望:“我们可以帮你把材料报上去,就看教育部批不批。”这句话不长,但是,对于困境中的唐骏来说,是那么宽厚美妙,以至于让他终生不忘。做人就是这样,当你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帮人家一把,也许若干年后,自己都忘了,但是接受帮助的人却会记你一辈子。

唐骏记得,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位老师叫吴怀仙。当时,他说得也很诚恳:“要知道,这样做你会面临一个挑战。你必须读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档案也必须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学历,得不到学位。”

唐骏回答:没问题。他想,只要能实现愿望,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实现。

北广和北邮是搞定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教育部能不能批下来呢?唐骏拿着介绍信,大着胆子跑到教育部,去找出国司的副司长。唐骏回忆:一大早,他守在这位副司长的办公室门口,碰到副司长便点头微笑:“啊,您好,您上班了啊?”下午五六点,对要下班的副司长,他又很乖地说:“您下班了啊?”翻来覆去就这么两句话。

两天之后,原来瞅都不瞅他一眼的副司长终于开了口:“啊,是你啊?你等着啊,我看看你的资料。”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样吧,我帮你报上去,批不批我就不知道了。”唐骏听了激动得不得了。后来,唐骏知道,实际上,这位副司长就掌握着审批权,是唐骏的执著打动了他。

就这样,唐骏获得了去日本读研究生的机会。1985年秋,唐骏作为公派留学生,飞赴日本,成为名古屋大学的学生。

日后,当他成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的总经理时,他对应聘的学生总是倍加爱护,每一位过关的应聘者,他都一一见面,与他们谈话。对一些可要可不要的学生,也都尽量给他们机会。追根溯源,多少与他的这次经历有关。唐骏说:“如果随手给别人一次机会,就可能改变人的一生,为什么要吝啬这样的机会呢?”唐骏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告诉当代大学生:如果你觉得勤奋还不够的话,大学四年的最后一次机会便是:改变你的性格。

4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硕士生

教育部那位令人尊敬的副司长,大笔一挥,将唐骏送到了日本。1985年,唐骏赴日本留学,5年后,也就是1990年,唐骏又飞赴美国,在国外一待就是12年。

奋力争取来的留学生活,对唐骏来说并不轻松。用唐骏的话说,所有留学生经历过的生活,他都经历过:发奋读书,勤工俭学,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最后获得了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

唐骏回忆,为了省钱,他在餐馆里工作时,只吃一样东西——咖喱鸡饭。这是一道快餐,日本餐馆、茶餐厅的看家饭。日本餐饮十分讲究,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从色、香、味,到餐具的款式、摆放、桌布的颜色都很用心。一般还有温馨的音乐,或是柔和的灯光,就是最普通的咖喱鸡饭也不例外。

第一次吃咖喱鸡饭,是一种诱惑,是一种享受——盆子里,一边是热腾腾的米饭,另一边则是香喷喷的咖喱鸡。黄澄澄的咖喱汁包裹着鸡块,与白得耀眼的米饭相黏在了一起,然后,携着一缕缕飘浮的热气,渐渐地盖在了白米饭上。在汁与米饭的相黏处舀上一勺,放进嘴里,又香又糯,真可谓回味无穷。

不过,再美味的东西要是吃上几年,也一定伤胃、乏味。“以后,我再看到咖喱鸡,就恶心、反胃。”唐骏说。

尽管生活很艰辛,但是,日子安排得很充实,过得很有乐趣。除了功课,唐骏的兴趣依然很广。高考的时候,语文没考好,少了一分,他便努力地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方法竟很独特:闲下来时,无论是坐在地铁里,还是坐在公交车上,他会自己给自己出题目,看见一人一事或一景一物,规定自己以此为题,作十分钟的演讲。要求组织材料,并能跌宕起伏。起初,这种尝试很艰难,慢慢地便很顺畅,而且有不少心得与体会。

唐骏不曾想过未来的多少年后,他会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但是,事后证明,日本期间的这一锻炼,让他获益匪浅。现在,他经常到各种场合演讲,而且总能俘获听众的心,特别是一些临场发挥,很多令人拍案叫绝。

在日本留学期间练就的这一能力为他走上中国顶级职业经理人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1月,微软公司在南昌江西艺术剧院作了一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报告,听众是江西1600名干部,包括省级主要领导。唐骏演讲的题目是《软件企业的文化》。轮到他报告了,他慢慢地走到讲台旁,然后,又绕到讲台前,走到舞台的正中。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所有人屏住呼吸看着他。

站到中央的唐骏,不紧不慢,脱下西服,往地上一扔,开口了,“请允许我抱怨一次南昌,抱怨我曾经的女朋友,因为她是南昌人。”此言一出,听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哇”的叫声。所有人瞪大了眼睛,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组织策划人此前不知会有这一细节,提心吊胆,为他捏把汗,“讲企业文化,扯到女朋友那去,这也太离题了?”

接下来,他讲了一段故事。20年前,他给女朋友买了一条裙子,商场购买价格为15元,买回来后,他精心地做了包装,包装得很精美后送给了女朋友。女友问他:“裙子值多少钱?”他说:“50元。”没想到女朋友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很生气,说唐骏骗了她:“根本不值50元,同寝室的同学买过同样的裙子,只值15元的。”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十几元,买一条裙子花15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在当时的学生眼里,50元的裙子,简直就是奢侈品,学生是买不起的,而很可能是吹的。于是两人闹得不开心。

唐骏只觉得委屈:“买来是15元,但是经过加工、包装,再加上我的心意,50元不多吧?”可是,女朋友不理解,咬定唐骏是故意骗她的。价值观的不同,引发了两个恋人的冲突和分歧,两人最后分手了。于是,他总结道:“17年前,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我被女朋友给抛弃了。今天,中国加入了WTO,我们江西不要因为文化、价值观的不适应,而被WTO抛弃了。”顿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所有的听众恍然大悟,女朋友的故事,无非是一个引子,一个引人入胜的引子,而他选择的是一个人们很有兴致的故事,不知不觉,你便走进了他的主题。报告会的策划者到这时,才松了口气:“原来,唐总玩的是悬念啊!”听众整场报告听得轻松愉快,口碑非常好。

事后,唐骏透露,这样的技巧,对他而言,早已炉火纯青。现在,任何一场报告,他能以最快的时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迅速地吸引听众。而这种锻炼,得益于日本留学的时候。

5远渡重洋赴加州,稳获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唐骏获得了计算机博士学位。而最大的收获,还不只于此。发明创造与创业的经历,让唐骏的留学生活孤独而不寂寞,紧张而富有色彩,清贫而享有乐趣。

第一项创造是卡拉OK打分机。

现在,中国的卡拉OK风靡城乡,而许多VCD、DVD机上都带有评分功能。一曲歌唱罢,屏幕上会为歌者打分,从0分到100分,它会自动作出评判。有的机器还设了一些俏皮话:“95分,好酷啊!”“90分,你真棒啊!”“85分,好样的!”“70分,不错!”“50分!马马虎虎!”“30分,加油啊!”等,给演唱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个计分器的最初发明人便是唐骏。卡拉OK起源于日本,风行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日本城乡大街小巷的酒家都装有卡拉0K机,客人坐在吧台前,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或高亢,或低吟,或缠绵,场景休闲而有情调。在日本留学的唐骏,看到这种场景总是想,如果能给唱歌的人再打打分就好了。于是,他萌发了研发计分器的想法。

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他开始了计分器的研制。按常规,计分器的研制,需要做许多的测试,不同的人,不同的发声,最好都能识别,这样打出的分才客观。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很难找到这么多人来测试。“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少,会唱卡拉OK的人更少,我是唯一一个测试的样本。大部分数据都是以我测试的结果来定,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你唱得多好,但你可能只能打到60分左右,而我无论怎么唱,总能保持在90分以上。”唐骏回忆。

一位记者曾与唐骏讨论过这一问题。

记者:“唐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上海很多卡拉OK都有一种打分机,但是我发现这个机器非常不准。在采访你之前,我听说原来这个机器是你发明的。”

唐骏:“对。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讲这个问题的人。我不知道它给你打的是多少分?”

记者:“50分。”

唐骏:“已经不错了。”

记者:“你在上海试过自己的打分机了吗?”

唐骏:“我在一家卡拉OK厅里面试过。我和一帮朋友一起,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得了高分。后来我发现,原来他的嗓音、发声、感情都跟我很像,当时我用我的方式唱了一下,大家一看:哇,92分!可以说是历史高分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太完美的计分器,扭转了唐骏清贫的学生生活。唐骏找到美国的三星公司,要求转让这一技术。三星公司很高兴,立即答应,出价8万美元买下。唐骏高兴极了,8万美元!对于一个穷学生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要打多少工才能赚到这个数啊!为此,他兴奋得好几天没睡好觉,憧憬着,8万美元到手该怎么花,而完全没有想过要和三星公司讨价还价。很快,他把计分器卖给了三星公司,并如愿获得了8万美元。

不过,三星公司付出了8万美元,收益则更丰。三星公司因为有了这个卡拉OK计分器,市场占有份额眨眼间从百分之十几跳到百分之三十多。不仅如此,三星当时的竞争对手——日本先锋公司,为了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与三星签订了协议,从三星公司把计分器的专利买了去。这个转让可不是8万美元,开价便是150万美元,最后还真的成交了。

三星公司的人将这一消息告知唐骏,唐骏惊讶得差点晕过去。他明白,三星公司的人告诉他这个价,不会实话实说,也可能还有隐瞒,以免他受刺激。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不懂得生意经。

可是,多年后,唐骏再次回忆这个经历,感悟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吃亏,不如说是给我上了一课。其实,我还得很感谢三星公司,如果没有他来买我的专利,就没有这8万美元,也许我今天就做不到这里,是他们教会了我专利可以变成商品,可以带来经济效益。”

这种感悟放到今天也同样有意义。我们有许多的科研工作者,眼见有人买成果,却把价格拉得很高,注意了成果可能带来的价值,而忽略了成交的现实,结果那高昂的价格便成了一道枷锁。一项科研成果或是专利,就是再有价值,如果无人问津,或是曲高和寡,便永远是一堆废品。只有投入生产变成产品了,才可能比较价值的高低、买卖的盈亏。“本来可以卖更高的价”,类似的感叹,那也只能是成交后的矫情与炫耀。

俗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唐骏虽然亏了一些有形的资本,却赢得了人生的重要转轨。这个仓促而吃亏的决定,使他从一个做学问的人变成一个做事业的人。从此,研究院里少了一位学者,而企业家的行列里多了一名英雄。

6边工边读的短暂创业史

以计分器卖得的8万美元为资本,他边读书,边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以后成为3家公司的总经理,从此脱贫致富,过上了小康生活。

靠着这次赢得的第一桶金,唐骏于1993年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名叫“双鹰”。在这里,唐骏又有了许多新颖的发明创造。他带头与一家日本公司合作研制的“街头电脑速配机”便堪称是这家公司的杰作。这种机器是台式的,放在街头,求偶的青年男女走上去打开它,就能够搜索他们感兴趣的男女资料。在互联网还没有发展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初,“街头电脑速配”吸引了很多含蓄内向的东方人。这一成果后来成为唐骏进入微软的敲门砖。

创办软件公司不能达到唐骏的要求,他还开了一家“好莱坞影业娱乐公司”,成为演艺界的策划高手,多次策划“中国艺术家访美演出”,中国的大腕儿姜昆、侯跃文等都曾经应邀参加过演出。公司虽小,却也干得红红火火。

一次,唐骏花2万美元请律师帮艺术家们办签证。可离演出只有一个星期了,律师却摊开双手无奈地对他说:“Sorry,他们被拒签了。”

这下可把唐骏急坏了。所有的票都卖出去了,所有的场地费也都交出去了,美国十大城市的飞机票、旅馆,全部都订好了。如果艺术家不能来,损失的不仅仅是20万美元,公司的名声也没有了。

怎么办?唐骏当然不服输。他想:谁在掌握美国的命运呢?是一些政治家。于是,他给洛杉矶的参议员、众议员写信:

我是你的选民,我特别关心你们的施政纲领,你们施政纲领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因为你们觉得下一代是美国的未来,这也是我投票选你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我邀请了很多中国艺术家,但他们的签证签不下来,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我接到很多小孩子的电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艺术家不能来美国,美国不是很民主吗?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来回答他们,我又不想找理由来骗他们,你们作为参(众)议员给我一个解释好不好?

“我保留将信交给共和党的权利,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他们会抨击你,你们是怎么对待下一代的教育的?我不是代表一个人说话,我是代表这么多加州儿童来说话的。”

形势完全转变了。

一时间有六七个议员给唐骏回信,还有很多人向国务院、白宫、移民署等职能部门施加压力。终于,在演出之前,唐骏拿到了签证,那些应邀的艺术家也顺利成行,演出如期举行。因此,唐骏也得到一个启示:我也可以办个事务所!美国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情,我一分钱没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做成了。

这些艺术家一走,唐骏就办了个事务所,名字很响亮:“美国第一移民事务所”。这个事务所就是帮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办手续。他在洛杉矶的报纸上做广告,口号是:“办成了再交钱,成功率是99%。”

看到广告的人都有这个印象,这家公司请了很多大律师。而事实上,从头至尾,负责移民事务的就只有唐骏一个人,外加两个秘书。

至此,经过短期边工边读的创业,唐骏成为3家公司的总经理。 TEECcs6//duhR1Q4+XoAnM/WjqmeSW9JS53YEwDoBATS3o/grasY/9/wCbc1i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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