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故事（1）

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赐聋者以言语之人，您将从亚特兰大到落基山脉之音广播人间，我谨在此献上《我生命的故事》。

第一章

当我动笔开始书写我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的心有些许忐忑不安。要拨开那似乎氤氲着童年岁月的金色薄霭，我无端地感到犹豫不决。撰写自传绝非易事。当我试图将自己最初的记忆整理归类时，我发觉，经历过这么多年，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事实与想象仿佛混淆在一处，难于辨别。女性通常借着想象来渲染孩子的故事。在我生命最初的日子里，一些记忆片段显得出奇地鲜活，而“余下的片段却晦暗模糊”。此外，随着时间的流转，童年时的喜怒哀乐大多已被淡忘，我受教育早期好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被之后令人激动的记忆渐次冲淡。因此在这篇回忆录中，我尽量写出那些在我看来最生动有趣也最重要的片段，这样也许便不会那么冗长乏味了。

1880年6月27日，我降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的小镇塔斯坎比亚。

我父系祖上是瑞士卡斯帕·凯勒家族的成员，移居美国之后定居于马里兰州。我的一位先人曾是苏黎世聋人学校的第一位教师，还著有一本有关聋人学生教育的书——真是世间罕有的巧合，尽管国王的祖先中也定会有奴隶，而奴隶的祖先中也定会有国王。

我的祖父——卡斯帕·凯勒的儿子来到广袤的亚拉巴马州土地上并在此定居。家人曾告诉我，祖父每年都要骑马从塔斯坎比亚长途跋涉前往费城，给家中的种植园添置所需的补给。姑姑至今还收藏着祖父寄回家的信件，信中有趣而生动地描述了祖父的旅途。

祖母的父亲是拉斐德[2]的一名副官，名叫亚历山大·莫尔，她的祖父亚历山大·斯伯兹伍德曾是早期弗吉尼亚州的一位殖民总督。祖母还是罗伯特·李[3]的二表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曾在南北战争中担任南方军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年轻好多岁。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与祖母苏珊娜·古德休长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舅舅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纽伯里波特，后来搬到了阿肯色斯州的海伦娜。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加入南方军作战，当上陆军准将。舅妈名叫露西·海伦·埃弗里特，与爱德华·埃弗里特[4]、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博士[5]同宗。他们在战后搬到了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在我因病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们的家一直非常狭小，只有一间正方形大房间与一间小小的仆人卧房。根据南方人习惯，会紧挨着大宅边上建一间附属小屋用以急需。父亲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也盖了一所这样的房子，婚后便与母亲一起居住于此。隔着园子远望过去，葡萄、蔷薇和金银花美丽的藤蔓密密覆住了屋顶，好似一间凉亭。小巧的露台上绽放着满眼的黄玫瑰与茯苓花，成了雀鸟与蜜蜂流连的世界。

凯勒家老屋与我们的小蔷薇凉亭仅有几步之遥。由于房屋以及屋前屋后的树木与栅栏上都爬满了美丽的常春藤，我们的家被人称作“常春藤绿野”。那里的旧式花园是我童年的乐园。

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常常摸着硬黄杨木方形树篱前进，凭着嗅觉我很快便能寻到那些初绽的紫罗兰与百合花。我心情不好时也会来这里散心，将自己滚烫的脸颊埋进凉气沁人的树叶中和草丛里。我在花园里到处晃悠，蓦地碰到一根美丽的蔓藤，那叶子与花瓣的形状让我辨认出，它就是花园深处那座摇摇欲坠的凉亭顶上环绕着的蔓藤——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经历！在这里，卷须的藤儿匍匐前进，茉莉低垂着花朵；这里还有一些罕见的芳香蝴蝶百合，得名于它蝶翼般柔嫩的花瓣。不过，最可爱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儿，在北方的温房里几乎不可能见到像我南方家里的这些如此惹人喜爱的爬藤蔷薇。它们一簇一簇地悬挂在凉台边缘，清香浮动，丝毫沾不着泥土浊气。清晨时分，花瓣上露珠转动，摸上去润泽细滑、纯净诱人。我不由得在想，传说中上帝花园里培植的那日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和其他小生命一样，我生命的开始简单而平凡，像每一个新生儿那般来到这个世界，观察并了解这个世界。家中第一个孩子取名决不能随便，家人为给我起个好名字，费了不少周章，个个都非常重视。父亲想以他敬重的一位先人米尔德丽德·坎贝尔的名字作为我的名字，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听。母亲最后决定说她希望用外祖母的闺名海伦·埃弗里特来为我命名。然而，就在大家兴冲冲带我去教堂的途中，父亲竟然把想好的名字忘了，这也很正常，因为父亲本就不倾心于海伦·埃弗里特这名字。当牧师问他要名字的时候，他唯一能想起的是，根据家里的商议结果，我的名字应该随外祖母。于是，我的名字便成了海伦·亚当斯。

我后来得知，尚在襁褓时我就非常倔强好奇，常常刻意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能稚声稚气地向人问好。有一天，我吐字清晰地喊着要茶，引起众人瞩目。在病魔缠上我之后，我还能记得这最初几个月里学到的一个词：水（water）。在我完全丧失说话能力之后，我还能牵强地发出“水”这个词的音。后来在我学会拼写这个词之后，我才不再用“哇哇”的模糊音来表示“水”的意思。

家人告诉我，周岁那天我学会了走路。那天帮我洗完澡后，母亲把我抱坐在膝上。突然，阳光中树叶在光滑的地板上闪动的轻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从母亲腿上滑了下来，几乎跑着走向树影。冲动过后，我一屁股坐倒在地，放声大哭，要母亲把我抱起来。

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久。短暂的春天是旅鸫和嘲鸟轻吟浅唱的时节，夏天是水果上市与蔷薇盛放的日子，秋天里草儿转黄，树叶羞红了脸蛋。三个季节倏尔而逝，在一个热切而快乐的孩子脚边留下各自美妙的礼物。接着，在次年清冷阴沉的二月，我病倒了。这场病夺走了我的视力和听力，将我投入初生婴儿般混沌无知的生活。医生们诊断是胃部与脑部急性充血，觉得我没救了。然而，一天清晨，高烧就像它突然降临那样不可思议地退去了。一家人目睹了这一奇迹，高兴得难以言喻，但没有人知道，从此我再也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一丝声响了。

我能依稀回忆起病中的一些情景，尤其是醒来烦躁不安、痛苦难忍时母亲对我温柔的抚慰和耐心的照料。我记得自己在辗转反侧半睡中醒来时的痛苦和慌张，那时眼睛干涩灼痛，我不得不避开曾经倾爱的光亮，翻身面向墙壁。这种光亮对我来说一天天暗淡下去。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如果真是记忆的话，一切似乎都那么不真实，像是一场噩梦。我渐渐习惯了周围的黑暗与静寂，忘却了曾经有过的不同，直到她——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来到我身边，解放了我孤独的灵魂。虽然我只拥有过十九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依旧记得那广袤无垠的家乡绿野、苍蓝高远的天穹、葱翠的树木与斗妍的花儿。我深深地铭记着，这些无法磨灭的美好点亮了紧随其后的黑暗寂静的世界。

第二章

病愈后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起来，只记得我常常坐在母亲膝头，若是她忙着操持家务的时候，我便紧紧拉住她的衣服，跟着她里里外外四处走动。我用双手感知各种物体，揣摩各种动作。通过这种方式，我了解到许多事情。不久，我就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一拉表示“来”，推一推则是“去”。我想吃面包的时候，便模仿切面包和往上面涂黄油的动作；如果想让母亲在晚餐时做点冰激凌吃，我便作势要打开冰箱，并浑身发抖地表示“冷”。母亲也尽力让我领会她的意思。而我总是一点就通，母亲让我拿什么东西，我便跑上楼或到别处帮她拿来。在漫长的黑暗中，是母亲充满爱的智慧给了我光明，让我体会到生命的美好所在。

我洞晓周围发生的很多事。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服叠好收起来，还能从中分拣出自己的衣物。触摸到母亲和姑姑的衣裙和装饰，我便知道她们要外出，总是央求她们把我捎上。有亲朋好友来拜访的时候，家人总让我出来打招呼，客人走的时候我会挥手道别，我想这手势的意义还依稀留存在心中。有一天，几位先生来拜访母亲，前门关闭以及其他声音使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驱使我跑上楼去，穿上自以为是会客的衣服。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站在镜子前，摸索着涂脂抹粉。然后，我用发夹把面纱固定在头上，下端直垂至肩，轻轻遮住我的脸，最后还在小腰上系上一个大大的裙撑，让它垂在身后——它几乎就要从裙角下露出来了。如此打扮后，我便下楼帮助母亲接待客人了。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不过这肯定是在沙利文小姐来之前。我发现母亲和朋友们交谈时用嘴，而不像我一样用手比画。有时候，我站在两个谈话的人中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唇，可还是不懂他们说什么，感到很困惑。我嚅动嘴唇，拼命打手势，结果无济于事。有时，这使我气急败坏，我会使劲跳脚，大喊大叫，直到筋疲力尽方才罢休。

我想我心里还是明白自己淘气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踢打动作踢痛了保姆埃拉，一阵脾气过后，我便有些近乎懊悔的感觉。但是，我却不记得有哪一次因为这种感觉而有所克制，当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我便故伎重演。

那些日子里，常常陪伴我的有厨子的女儿，黑人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和当时很了不起的塞特老猎犬贝尔。玛莎能看懂我的手势，吩咐她帮我做事很少遇到障碍。我很乐意指使她，她一般会屈从于我的暴戾，不敢直接顶撞我。那时的我身体结实、生性好动，而且不计后果。我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会为此动手打人。我们常常待在厨房里揉面团，帮忙做冰激凌，研磨咖啡，为蛋糕托而争执，给聚集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许多鸡都很温驯，它们会从我掌心中点点啄食，还让我抚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大块头的雄火鸡一下啄过我手里的番茄跑了。大概是受到大火鸡成功的启发，我们偷走了一个厨娘刚撒上糖霜的蛋糕，躲在柴火堆里吃了个一干二净。没过多久，我便病得不轻，真不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应。

珍珠鸡喜欢把巢筑在偏僻安静的地方，我的最大乐趣之一便是去深深的草丛里寻找它们的蛋。我不能对玛莎·华盛顿说我想去找蛋，但我会把双手拢圆放在地上，以示草地里有圆滚滚的东西。玛莎一看就能明白。若是运气好，我们就能找到鸡窝，可我从来不让玛莎拿蛋回家，总是用力打着手势告诉她，她会摔跤，蛋会摔碎的。

堆放玉米的仓库、圈马的马厩和每天早晚挤奶的牛栏都是让我和玛莎兴致盎然、百去不厌的地方。挤奶工在挤奶时会拉着我的手放在奶牛身上，可我因为好奇乱摸，常常惹得奶牛用尾巴使劲抽我。

圣诞节的准备总是我的一大乐事。当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我喜欢满屋子弥漫的那种快乐气氛，以及为让我和玛莎安分而赏给我们的零食。我们往往碍手碍脚，但那一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会让我们帮着研磨香料，挑拣葡萄干，还让我们舔一舔搅拌过食物的汤匙。我学着别人挂起自己的长袜，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对这个仪式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没有那么好奇，不会天亮前醒来去找礼物。

和我一样，玛莎也特别喜欢恶作剧。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肤色黑如乌木，头顶上一撮撮柔发用鞋带扎起，直往上冲，活像螺丝锥；另一个皮肤白净，披着卷曲的金色长发。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才两三岁。小一点的孩子眼睛失明，那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一直在忙着玩剪纸娃娃，可没过多久，我们就觉得无聊厌烦了。于是，我们先是剪烂了自己的鞋带，又把台阶边上够得着的金银花叶子统统剪了下来。我又看上了玛莎的冲天辫。起初玛莎使劲反抗，不肯让我剪，不过最后她还是认输了。公平起见，她拿起剪刀，剪下我的一个发卷。要不是母亲及时阻止，我的头发就要被玛莎一扫而光了。

家里懒惰的老狗贝尔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她宁可躺在壁炉边呼呼大睡也不肯陪我玩。我费了很大力气教她我的各种手势，可她却无精打采、漫不经心。有时候，她会突然惊起，兴奋地抖擞皮毛，接着又变得固执刻板，就像猎犬指示小鸟所在位置时的表现一般。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她没有听从我的指挥。我又气又恼，对着贝尔一通乱打。贝尔爬起身，伸伸懒腰，轻蔑地哼哼两声，跑到壁炉另一边重新趴了下来。我讨了个没趣，失望之余，去找玛莎玩了。

幼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这些往事之间毫无关联却清晰可辨，使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寂静无声、无所事事、不见天日的岁月。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围裙上，便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前烘干。可是，我嫌围裙干得太慢，便挪近一些，拿起围裙径直放在炭灰上方。围裙被点着了，火苗围着我乱蹿，一下子点燃了我身上的衣服。我吓得纵声尖叫，老保姆维妮冲过来救我。她用一条大毯子把我裹住，差点没闷死我，但却扑灭了我身上的火苗。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得不轻，我并没什么大碍。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进了食品储藏室。由于仆人们都在与大房子分离的屋子里，母亲不得不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她不停地敲门，我就坐在走廊的台阶上，感受到敲击房门的震动，乐得笑个不停。这种淘气的恶作剧让父母意识到，一定要尽快请个老师来管教我。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刚来的时候，我就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了房间里。当时，母亲让我上楼给沙利文小姐送东西，但是，我把东西一给她就转身砰地关上门，接着上了锁。我把钥匙藏在了大厅里的橱柜底下，任凭百般哄劝，我也不肯说出藏钥匙之处。父亲没办法，只好搬来一架梯子，把沙利文小姐从窗户里接出来。我心里乐滋滋的，过了几个月，我才把钥匙交出来。

我五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从那座爬满藤蔓的屋子搬到了一所新建的大房子里。我们一家除我父母亲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妹妹米尔德丽德。我对父亲最早的清晰记忆是：我穿过一大沓一大沓报纸来到他身边时，发现他独自一人，两手举着一张大报纸，整个脸埋在报纸后面。我苦思冥想也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我学着他的样子拿起报纸，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能揭开谜底。很多年之后我方才明白，那些纸叫作报纸，而父亲就是编辑报纸的人。

我父亲极其宽容善良，而且深深地爱着家，除了狩猎时节他几乎都陪着我们。听说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猎人，而且是个神枪手，猎狗与猎枪便是家人之外他的最爱。他热情好客，有时甚至有些过度，几乎每次回家都会带来客人。父亲最引以为豪的便是家中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全镇找不到第二样，父亲常常将最先成熟的葡萄与精心挑选的莓果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记得父亲常常带我在果园散步，充满慈爱地抚摸我，看见我开心，他也跟着乐。

父亲还是个讲故事的好手，我一学会写字，他便常常在我掌心里费力地拼写出一些新鲜的趣事。父亲还让我在适当时机把这些故事复述出来，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了。

1896年夏天，我在北方。在享受夏日最后的美好时光时，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噩耗。他卧病不久，一阵急病过后，人就不行了。这是我生命中经历的第一次巨大悲痛，也是我与死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该怎样描绘母亲呢？她和我太亲近了，要细说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有很长一段时日，我认为妹妹的到来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心里明白，自己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了，这种想法使我充满了嫉妒。妹妹常常坐在母亲膝头，那本该是我的位置。母亲对妹妹似乎倾注了所有的时间与心思。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自己不仅受到了伤害，而且受到了侮辱。

那时候，我有个名叫南希的洋娃娃，虽说对她宠爱有加，却也常常虐待她。我生气发火时，她便成了无助的牺牲品，结果变得破烂不堪。我有许多洋娃娃，有的会说话，有的会哭，有的会眨眼睛，可我还是最喜欢可怜的南希。她有一个摇篮，我常常把她放在摇篮里轻轻摇晃，有时一玩就是一个多钟头。我带着最专横的关爱，守护着这个摇篮和洋娃娃南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小妹妹竟然正安安静静地在摇篮里做着好梦。对于一个我不喜爱的人的这种霸道行径，我勃然大怒，冲过去推翻了摇篮。要不是母亲一把接住，妹妹可能就被摔死了。我们行进在双重孤独的谷底时，对充满爱意的话语、惹人爱怜的行动和同伴关系带来的温情知之甚少。后来，我懂事之后，才和米尔德丽德成为贴心的姐妹，虽然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稚嫩的咿呀童声，但我们依然常常牵着手四处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