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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谈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
人民主权原则，几乎或多或少存在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深处，一般隐而不现。人们服从它，却不加承认，或者有时尽管使它见了天日，又匆匆忙忙重新将它埋进黑暗。
民族意志，是古往今来一切阴谋家和独裁者惯用的字眼之一。它可以出现在某些政治人物的贿选中，在少数派因私利或畏惧而投票的过程中，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全民的沉默也在表达一种民族意志，他们认为民众的顺从这一事实赋予了他们执政的权力。
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丝毫没有像在某些国家那样被掩盖或空洞无效，而是被民意所接受，被法律所承认。它在这块土地上自由伸展，不受任何束缚，将自身潜力发挥到极致。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个国家能让人们恰当评价人民主权原则，研究其在社会事务中的应用，衡量其优点和危险，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是美国。
我之前已经说过，人民主权原则一开始就是美洲大部分英属殖民地的基本原则。
但是，当时的人民主权原则远非如今天这样完全主宰社会的管理。
两大障碍延缓了它猛烈的发展势头，一个来源于外部，一个来源于内部。
当时，人民主权原则不能公然见诸法律，因为殖民地还必须服从宗主国。因此，它只能隐藏于各地的人民大会，尤其是隐藏于乡镇的管理中。在那些地方，它得到秘密的发展。
当时的美国社会丝毫没有准备好全方位接受人民主权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英格兰的文化水平、赫德森河以南富庶的物质条件，都产生着某种贵族式的影响，促使管理社会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有公务员并非都经选举产生，所有公民也并非都是选民。选举权到处受限，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纳税额，才具有选举权。这一税额在北方很低，而在南方比较高。
美国的革命爆发了。人民主权原则走出乡镇，占领了各州政府。所有人无论阶级属性一律卷入其中，以人民主权原则的名义进行战斗和取得胜利。人民主权原则成为了法律的法律。
这时在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个几乎同样迅猛的变革。继承法完成了粉碎地方势力的大业。
在大家都看清法律和革命产生的后果时，民主已经宣告了它不可逆转的胜利。确实，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民主的手中，任何反抗都是禁止的。上层阶级只能乖乖地接受这一从此以后不可避免的厄运。他们经受了权力集团在失去权力之后一般都会有的遭遇：成员各怀私心，只为自身考虑。既然无法从民众手里把权力夺回来，再说对民众也没有厌恶到必须冒犯他们心里才会舒服的地步，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讨好民众，以求博得其好感。结果，最民主的法律正是由他们这群人踊跃投票通过的，即使这些法律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这样，上层阶级并没有将人民的怒火引向自己，而是极力促成了新秩序的产生。这多么奇怪！最不可遏制的民主热情，竟在贵族因素最根深蒂固的州掀起。
马里兰州本是由一些大地主建成的，但它却第一个宣布了普选，并在州政府中全面采取了最民主的制度。
当一个国家规定公民必须达到一定的纳税额才能取得选举权时，可以预见到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会彻底取消这一规定。这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不变法则之一。选举权的范围越大，人们就越想让它再扩大，因为每次取得进步之后，民主的力量就会得到增强，要求也随之增多。有选举权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越高，无选举权的人不平之心就越强烈，也就越想要争取选举资格。最终，例外成了常规，一方不断让与权力，一方不达普选决不罢休。
今天，人民主权原则已在美国取得人们可以想见的一切实际进展。它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虚捧，而是根据实际需要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美国。有时，像在古雅典那样，由全体人民制定法律；有时，又由普选出来的议员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工作，并几乎受人民的直接监督。
有一些国家，其政权可以说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它管理社会并强迫社会按照某种道路前进。
还有一些国家，权力是分解的，同时由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分享。在美国绝没有类似的情形。美国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无人敢设想，更不用说敢提出去别处寻找权力的想法。人民通过选举立法者参与法律的制定，通过选举行政人员参与执法。可以说，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不仅微弱，而且受人民监督，政府时刻能感受到来自人民的影响，遵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人民统治着美国的政界，正如上帝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目的。一切取之于民，一切也都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