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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性揭示了人生特有的悲剧性、荒诞、虚伪与不幸，对诸如人与人格、生命、地位、荣誉、财富以及审美、伦理、政治、智慧等一系列困扰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
人是什么
按语：
人格，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因而它们的影响力可以消除、破灭，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
从通常意义来说，人是什么比他有什么和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更影响他的幸福。因为个性随时随地伴随着人并且影响他，因此，人格——也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能自各种享乐里得到多少快乐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肉体享乐方面确系如此，精神享乐方面亦然。
一个性格不好的人把所有的快乐都看成不快乐，好比美酒倒进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因此生命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要视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感受如何。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两个字来说，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所以它们的影响力也可以消除、破灭，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人的根深蒂固的嫉妒心性难以消除，不但如此，人常小心翼翼的掩饰自己的嫉妒心性。
在所有我们所做和所受的经历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占据着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其他的影响都依赖机遇，机遇如过眼云烟，稍纵即逝，且常变动不已；只有个性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都不停的工作。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我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由自己的个性导致的苦难却无法承受：只因运气可能改变，个性却难以改变。人自身的福分，如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精神、健康的体魄，简单说，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所以我们应尽心尽力去促进和保持这类使人生幸福的特质、莫孜孜以求于外界的功名与利禄。
在这些内在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直接快乐的莫过于“愉悦健全的精神”，因为美好的品格自身便是一种幸福；愉快而喜悦的人是幸福的，之所以如此，只因其个人的本性就是愉快而喜悦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产生的缺憾。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福的。当愉快的心情敲响你的心门时，你就该打开你的心门，让愉快与你同在，因为它的到来总是好的。但人们却常踌躇着不愿让自己太快活，惟恐乐极生悲，带来灾祸。事实上“愉快”的本身便是直接的收获——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却是换取幸福的现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立刻获得快乐，是我们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就我们的存在对当前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介于两个永恒之间极短暂的一瞬间而已。我们追寻幸福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保障和促进这种愉快的心情。
能够促进心情愉快的是健康，而非财富。因此，我们应当尽力维护健康，因为惟有健康方能绽放出愉悦的花朵。至于如何维护健康实在也无需我来指明——避免任何的过度放纵自己和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也不要太抑制自己，经常做户外运动，冷水浴以及遵守卫生原则。没有适度的日常运动，便不可能永远健康，生命过程便是依赖体内各种器官的不停操作，操作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有关身体各部门也影响了全身。亚里士多德说：“生命便是运动。”运动也的确是生命的本质。
一个人幸福与否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坏又与健康息息相关。一般说来，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是令人快乐的，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即使其他的人具有如此伟大的心灵，快活乐观的气质，也会因健康的丧失而黯然失色，甚至变质。所以当两人见面时，我们首先是问候对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体康泰，原来健康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最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烟云似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比健康重要。
健康能给我们在极大程度上带来愉悦的心情，这种心情乃是幸福的本质。不过快乐的心情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体质上极其完美健全，但他们有可能忧郁悲哀、多愁善感，并且经常萌生和屈从于一些悲哀的念头。忧郁根源于更为内在的体质上，此种体质是无法改变的，它系于一个人的敏感性和他的体力、生命力的一般关系中。
柏拉图把人分为性格温和快乐的人和性格郁悒难处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有不同程度的受容性，所以，面对同样的事情，有人可能会痛苦绝望，也有人可能会一笑置之。大概对不快乐的印象受容性愈强的人对快乐的印象的受容性愈弱，反之亦然；每件事情的结果不是好就是坏，总担忧和烦恼着事情可能转坏，因此，即使结果是好的，他们也快活不起来了。另一方面却不担心坏结果，如果结果是好的，他们便很快乐。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人在十次事业里成功了九次，还是不快乐，只懊恼那失败的一次；另一人只成功了一次，却在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乐。
世上有利的事也就有其弊，有弊的事亦必有其利。郁悒而充满忧虑个性的人所遭遇和必须克服的困厄苦难多半是想象的，而欢乐又漫不经心的人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实在的。因此凡事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受失望的打击，反之，凡事只见光明一面的人却常常不能如愿。
内心本有忧郁倾向的人若又得精神病或消化器官不良症，那么因为长期的身体不舒适，忧郁便转成为对生命的厌倦。一些小小的不如意事便令自己自杀，更糟的是，即便没有特殊的原因也会自杀。这种人因长久的不幸福而想自杀，会冷静而坚定地执行他的决定。如果我们观察有这样一个受苦者，因厌倦生命到极点时，便可发现他确实没有一丝战栗、挣扎和畏缩，只焦急地等待着他人不注意时，便立刻自杀，自杀几乎成了最自然和最受他欢迎的解脱工具。世上即使最健康和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就会走上自杀的路。对快活的人而言，惟有高度的苦难才会导致他自杀；对原本郁悒的人来说，只要微微的苦难就会使他自杀的，二者差别就在受苦的程度。愈是忧郁的人所需的程度愈低，最后甚至低到零度。但一个健康又愉快的人，非高度的受苦不足以使他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内在病态忧郁情绪的加强可以导致自杀，由于外在强大的苦难也会使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纯粹内在到纯粹外在的肇因之二极端间，当然还有不同的程度。
美也是健康的事务之一。虽然美只是个人的一种优点，与幸福不构成直接的关系，但却间接给予他人一种幸福的印象。所以即使对男人来说，美也有它的重要性。美可说是一封打开了的介绍信。它使每个见到这封信的人都对持这封信的人油然而生欢喜之心。荷马说得好：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的抛掷。
只需大概考察一下就会发现，痛苦与厌倦是人类幸福的两大劲敌。甚至可以说，即使我们有幸远离了痛苦，但也离厌倦更近了；若远离了厌倦，痛苦又靠近了我们，人生多少有些游移于这两者之间。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所以，当下层阶级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挣扎时，上流社会却和“厌倦”打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由于人的受容性与心灵能力成正比，而个人对痛苦的受容性，又与厌倦的受容性成反比。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这就好比兴奋过后的喘息，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来填补空下来的心灵。由于内在的空洞，人们寻求社交、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就产生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莫如增长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愈多，厌倦所占的地位就愈小。那永不竭尽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我们如此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刻以外，就再不会让厌倦趁虚而入。
但是，自另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受容性，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上。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其中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自最笨的人到空前的大天才都是如此。所以，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两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
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对付他所易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有些对他有特殊意义，有些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由天赋气质来决定的。聪明的人首要努力争取的无过于免于痛苦和烦恼的自由，求得安静和闲暇，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智者在他和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愈多，求之于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
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有朝一日一旦脱离了困乏的痛苦，便立即不顾一切地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惟恐独守孤寂，与任何人都一拍即合。何以如此，只因孤独时，人须委身于自己，他内在财富的多寡便一览无遗；愚笨的人，在此虽衣着华丽，也会为了他有卑下的性格呻吟，他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包袱，然而，资质聪慧，才华横溢之士则会以其富有生气的思想摆脱单调乏味的处境，即使身在荒野，亦不会感到寂寞。色勒卡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这话实是至理名言。
人们把大脑视作是有机体的寄生物，仿佛它就寄居在人体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即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乃是生存得以休息的产物，是它们辛苦、劳累的成果。然而大部分人在闲暇里，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和浪费外，便只是厌倦与无聊了。这样度过的闲暇真是毫无价值。亚里士多德说：无知人的闲暇是多么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闲暇实是现代人的最大问题。
闲暇是存在必然的果实和花朵，它使人面对自己，所以内心拥有真实财富的人，才真正知道欢度闲暇。然而，大多数人的闲暇又是什么呢？一般人把闲暇总当作一无是处似的，他们对闲暇显得非常厌倦，当成沉重的负担一样。这时他的个性，成为自己最大负担。
事实上，最幸福的人乃是自身拥有足够内在财富的人，因为他向外界需求极少或者根本无所需求。需求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可能会引起危险，肇生麻烦。因此，人们不应当从别人那里期待过多。我们要知道每人能为他人所做的事情并不多，到头来，任何人都得各自为政，重要的是，知道那各自为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这道理在歌德《诗与真理》一书中有所表明：人们在所有事情上最终只能求助于自己。
人所能作为和成就的最高极限，无法逾越自我。人愈能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切快乐的源泉，愈能做到这一点，就愈能使自己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讲过这样一条伟大真理：“知足者常乐”。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在其本质上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它们都犹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所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可能轻易消失，这原来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当人到老年，这些幸福之源也就必然枯竭，到这个时候所谓爱情、才智、旅行欲，甚至社交能力都远离我们了，那可怕的死亡更夺走我们的亲人和友人——当这样的时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为惟有自己才是长久伴随我们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自己是惟一真正和持久幸福的源泉。
在充满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中，我们究竞能求得什么呢？每个人到头来除了自己外都是一无所得！人一旦想逃避悲惨与痛苦，又难免落入到“厌倦”的魔掌中，况且在这世界里，又常是恶人得势，愚声震天。各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整个的人类也原是可悯的。世界既然如此，也惟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是幸福的。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悲惨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所以，世上命运好的人，无疑地，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有丰富个性的人。这种人的生活，虽然不一定是光辉灿烂的生活，但却是最幸福的生活。
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养神养性，更须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决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荷瑞思的训示。荷瑞思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
人类生而具有与困难搏斗的力量，一旦困难消失，搏斗也就终止，这些力量便无处使用，力量反而变成为生命的一种负担；这时，为了免受厌倦的痛苦，人还需发动自己的力量，同时运用自己的力量。
日常生活里，一旦没有了激情来刺激，便会使人感到沉闷、厌烦、乏味，有了激情，生活又变得痛苦不堪。惟有上天赋有过多才智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能够使他们过理智的生活，过无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只有闲暇自身而无理智，那是很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色勒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等于生存的坟墓。
一般人将其一生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上，或是财产、地位、爱妻和子女，或是友人、社会等等，一旦失去他们，或是他们令他失望，他的幸福根基也就毁坏了。对于睿智之士来说，与天才相比，虽没有显著的才华，但比一般人又聪慧得多。他们爱好艺术但又不精通，也研究几门无关紧要的学科，当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满足他时，也颇能读书自娱。这种人的重心可说部分在自己身上。惟有具备极高的睿智力，也就是另一种人——天才，才能对知识抱有强烈的求知欲，它能投入全部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力图陈述他独特的观念，或用诗、或以哲学来表达它对生命的看法。这类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所谓。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人的本性
按语：
每个人对他人的基本倾向，在品性上被设定为要么是妒忌，要么是同情，正是由此出发导致了最初的人类道德的善与恶的分道扬镳。
在康德道德原理的诸种形式中，最流行的一个是“人的尊严”。对这一学说的荒谬性，在《道德基础》一文中对其进行了揭露。所以，在此我只想说：如果有人问，所谓人的尊严基础是什么，那么答案是，它是基于人的道德。
尊严这个观念，只能在一种讽刺意义下，用在一种像人类这样具有罪恶意志，有限智力而体质柔弱的东西身上。倘使人的观念是一种罪行，人的诞生是一种惩罚，人的生命是一种苦役，人的死亡是一种必然的话，人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呢！
因此，当你与人接触时，不论这个人是谁，都不要根据他的价值和尊严对他作客观的评价。不要考虑他邪恶的意志，也不要考虑他偏狭的理智和荒谬的观念；因为前者容易使你对他产生憎恨，后者则容易使你轻视他。因此，你应当去关注他的遭遇、他的需要、他的焦虑和他的苦痛。如此，你就能常常感到和他息息相关，你的恻隐之心也会油然而生。惟有这种同情怜悯，才是福音所要求于我们的安宁。抵制憎恨和蔑视的方式，当然不是寻求人的尊严，相反的，而是把他当作怜悯的对象。
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方面，佛教徒持有较深刻的见解，由这种见解出发，他们的思想肇始于人性原恶，而非起源于人性原善，因为德行的出现，只是作为罪恶的相反事物或否定。根据修密德《东方蒙古史》中的看法，认为佛教所谓的根本罪恶有四：欲望、怠惰、嗔怒和贪欲。但是，我们也许会以骄傲代替怠惰；这里，将嫉妒或憎恨当作第五种罪恶。为何要这样·因为此种做法符合回教中信奉禁欲主义者的看法。回教中信奉禁欲主义派，当然，是受婆罗门教和佛教影响的。这派也认为有四种根本罪恶，他们把四种罪恶配成两对，因此，欲望和贪欲相连，嗔怒和骄傲相连。与此相反的四种根本德行则是贞洁与宽大以及仁慈与谦逊。
当我们将东方国家所奉行的这些道德观念，与柏拉图一再述说的主要德行——正义、勇敢、自制和智慧——比较一下，我们就了解了，后者并非基于一些肤浅甚至显然错误的理由而选择的。德行应该是意志的性质，而智慧则主要是理智的属性。
每个人对别人的基本倾向，在品性上被定为要么是妒忌，要么是同情，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类的美德和恶德。每个人都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性质，因为这些性质产生于人在自己命运和他人命运之间所作的无可避免的比较。依这种比较结果对他个性的影响如何，决定他采取哪一种性质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嫉妒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道坚厚的墙；同情则使这道墙变松变薄，有时候，甚至彻底把它推倒；于是，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别便消失了。
曾经被视为德行的勇猛，对现代人来说，勇敢已不再是一种德行，但不管怎么说，胆量可以解释为在某个时刻遭遇威胁或灾祸的一种快速反应，以避免在将来遭受更大灾难，而懦弱恰恰相反。胆量的此种迅疾反应的性质与忍耐一样，因为忍耐包含在某种清醒的意识中——即未来的灾祸远比当前的灾祸更为险恶，假若为逃避或对抗这些灾祸而采取任何粗野而冒失的举动，只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些更多的灾难。因此，勇敢将是一种坚忍；同时，由于它使我们忍耐和自制，所以，透过坚忍的媒介，勇敢至少接近德行。
如同勇敢在美德中的地位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观念，贪欲在恶德中的地位同样也值得研究。不过一定不能把它与贪婪混为一谈，贪欲最为直接的意旨是拉丁词avaritia。让我们接下来描述和考察一下相关贪欲的造成与反对的论证吧，并把最终的判断留给每个人自己来做出。
一方面的论证是，贪欲并不是一种恶德，只有它的对立面奢侈才是一种恶德。奢侈来源于当下瞬间的一种肉欲的要求，建立在一种错觉上面，认为感官的享乐具有一种积极的或真实的价值。因此，将来的贫乏和不幸是浪费者换取空虚、短暂以及仅为想象中逸乐的代价；或养成他对那些暗中讥笑自己的寄生者卑躬屈膝的得意的无意义和愚鲁的自负，或对群众的注视和那些羡慕他富丽堂皇者的自负。因此，我们应该避开浪费者，就当他患了鼠疫一样，同时，在发现他的恶德以后，及早和他断绝来往，免得将来因浪费而带来的结果来临时，还要替他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希望那愚笨地浪费自己财产的人，有机会保管别人财产时不会动用别人的财产，因为奢侈浪费会带来贫穷，贫穷会导致犯罪。《可兰经》上记载：“一切浪费都是‘撒旦的兄弟’”，这句话是相当合理的。
另一方面的论证是：贪欲是一切恶德的根源。当肉体的快乐引诱一个人偏离正道时，他的欲望——他身上所包含的动物性部分——该负责任。它的吸引力深深地影响他，使他屈服于当下的印象，他的行为根本不考虑后果。可是，相反的，当他因年老或体弱而达到一种境况，这时，他过去戒绝不了的恶德，现在自动离他而去，追求肉体快乐的能力也没有了——如果他这时转向贪欲，则心智上的欲望比感官上的欲望，保留的时间久。金钱，代表着这个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它是这些美好事物的化身，现在却化成一具干尸，随着欲望之火的灰飞烟灭，而在不断生长、膨胀，并成为利己主义的象征。现在，在对金钱的热爱中，他们重新变得生机勃勃、精神焕发。感官上短暂的快乐，已变成对金钱的深思熟虑的贪求，这种对金钱的贪求，像贪求金钱所表示的目的物一样，在性质上是象征性的，也是无法消灭的。
这种对现世快乐的持久的贪欲——似乎是一种经过长久时间以后便自动失去的贪欲；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恶，这种肉体上高尚文雅的欲望，是集一切欲望的抽象形式，一切欲望对这抽象形式的关系，就像特殊事物对普遍观念的关系。所以，贪欲是老年人的恶德，正如奢侈浪费是年轻人的恶德一样。
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道德的低落和心智的无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情形并非如此。那只是由于我们时常发现两者在一起，而环境也需要我们拿两者之一的经常出现来加以解释，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两者不得不出现在一起。同时，两者又彼此互利。一个无知的人极有可能表现出他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的嘴脸；相反，聪明的人却知道该如何掩饰这些特质。在另一方面，一个心肠恶毒的人又在时常地使人远离真理，而人的理智是完全有能力掌握真理的！
事实上，每个人，在本性上，也都有某种邪恶的一面。即使最高尚的性格，有时候，也会因其堕落、腐败的特性而使我们感到吃惊，好像它和人类是密切相关似的。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应尽早地知道生活的真谛，自己置身的世界原是一个伪装的世界，就像一场化装舞会，通过它，人才能发现自我。否则，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你就不会了解，但又不得不容忍它们，甚至对他们完全感到迷惑。
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做更为认真的反省，还要记录下更为丑陋的蠢事。从本质上讲，人是野蛮的，是一个残忍恐怖的野兽。成百上千的记载，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已经举出确凿的明证，就其残忍狂暴的本性而言，人一点也不比老虎和土狼差。
这些记载，无疑写下了人性罪恶史上最黑暗的篇章。然而，当人们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的天赋秉性时，人的这种劣根性也就成了泛神论者崇尚的神圣美德，仿佛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应由此源源不断产生出来。在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首先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以最大的自由突破公理和正义的约束，像日常生活中小规模表示的以及历史上各时期大规模表示一样。对欧洲势力均衡的公认需要以及保存这种均衡的急切情形，不是证明了人是残忍的野兽吗？
就我们本性中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而言，在每个人心胸中或多或少地总是积淀着一些愤怒、忌妒、憎恨、怨恨和恶毒的因素。它们累积起来，就像毒蛇牙齿上的毒液一样，并且，只等待发泄自己的机会，然后，像不受羁束的魔鬼一样，咆哮狂怒。
如果一个人没有大机会逃避，最后他会利用最小机会并借助想象力使最小的机会渐渐成为大机会；因为不管他多么小，都足以引起他的愤怒。然后，他会尽其所能地把它扩大。人是惟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目的的动物，人使别人痛苦，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别人痛苦。没有一个动物，只为折磨而折磨另一动物，但人却如此，正是这种情形，构成人类性格中的残忍特质，这种残忍特质比纯粹兽性更坏。
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或者说，如果别人对他有所妨碍，他就会冲上去杀死它们。所有的战争欲望和战争，皆因此而来。要想减轻这种趋势并在某种程度以内对它加以控制，便要充分运用智慧。如果高兴的话，可以称此为人性的根本邪恶。不过，我认为，人生不断痛苦的煎熬，想在别人身上产生痛苦以减轻自己痛苦的，就是生活意志。但是在这种方式之下，一个人便渐渐在自己身上显出真正的残忍和恶毒。
人性中最坏的特点就是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这是一种非常接近残忍的感情，它与残忍同根同源，但又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的差别仅仅是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幸灾乐祸取代了我们本应该具有的怜悯——怜悯是这种感情的反面，也是一切公正和仁爱的真正源泉。
嫉妒与怜悯也是相反的，嫉妒产生于一种与幸灾乐祸心理直接相反的原因。怜悯与幸灾乐祸的对立，从根本上讲，它们之间的对立完全依赖于诱发这种对立的机缘。至于嫉妒，它仅仅是刺激它产生的某种原因的直接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嫉妒虽是一种不好的情感却可以解释的理由，总体而言，它是极为一般的一种人的常情常性。相反，幸灾乐祸却是极为凶残的，它所带来的奚落和嘲弄，听起来就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大抵幸灾乐祸发生之处，正是怜悯之心应当发生之时。相反的，嫉妒所占的，只是没有引起怜悯的地方，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嫉妒所占的，只是引起与怜悯相反感情的地方；嫉妒发生在人类心胸中，就只是作为这种相反的感情。所以，从这个观点去看，嫉妒仍然可以算是一种人类的情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避免嫉妒。
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人类的邪恶方面，邪恶的景象使我们心头充满着恐惧感。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人生的悲哀，当我们看到人生的悲哀也为这悲哀的情景而感到可怕时，便要再去回顾人类的邪恶。这样，我们将会发现，人生的悲哀和邪恶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将会领悟到天地万物的永恒公正。因而，我们将会认识到世界本身就是对它的最终审判，并且，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付出生存的惩罚，从生到死，莫不如此。
因此，惩罚的不幸和罪恶的不幸是一致的，出于同样的观点，我们还将目睹，人类的绝大多数是无知无能的，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愤慨之心。正如佛家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永恒的“轮回”中，人的悲哀、堕落、愚蠢，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均衡，并且，是等量等值的。然而，因为某些特殊的动因，当我们将视线凝聚于它们中的一种并加以仔细考虑的话，那么它看起来好像超过了其它两种。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是由于它们不同的间距所造成的结果。
天地万物之间，莫不表明了这种永恒的“轮回”。尤其是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卑鄙和自私的；从理智观点看，是非常愚钝和无能的。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也会间歇性地出现一种“轮回”，它总是给人带来一种意外的惊喜。它们不会转瞬即逝，而是像一道划破万簌俱寂的漫漫长夜的曙光，照亮我们阴暗的心灵。我们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保证，即正是这种永恒的“轮回”蕴涵着一种善的救赎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力量冲破阻碍，慰藉我们的心灵，并去解放整个世界。
人的性格
按语：
性格由两种要素组成：一种是生命意志本身；另一种是约束力。生命是性格的具体表现，性格所经历的变化，只是生命过程所赋予的自我认知的一种结果。在生命过程的影响下，它绝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一个人是不可变更的，他的道德性格也必将绝对地伴随他整个生命旅程。既然你接受了某个角色，那么你务必演好这个角色，不能与所演角色的人物性格产生丝毫的差异。宗教也好，哲学也罢，或者经验都不能对你产生丝毫影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人所扮演的这场戏中，既然所有的情节都是事先决定的不可更改的，那么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正是这种扮演，才让一个人对自己有所了解，才明白他所寻求的是什么以及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事实上他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认识必须从外界才能获得。生命在于人，或者说，生命在于意志，惟有凭借生命，一个人才能展示他是什么，并且凭借这个展示，他在事实上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存在。生命是性格的具体表现，性格所经历的变化，只是生命过程所赋予的自我认知的一种结果。生命是一面镜子，人照镜子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影像，而是为了能够通过这种反映逐步了解自己。性格决定着我们的生命，这种决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这样的话语只在一定限度上才是正确的，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命运似乎完全是由外界决定的，但是，只要我们回首往事，就会发现，生命的种种变化仅仅是因我们的性格所致。
不单人的生命，还包括人的理智，都具有一种明确、清晰的性格，只是人的理智主要是用于理论方面的事情。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智性的性格，只有天才才具备这种绝对的、超越概念的个性，这种个性构成了天才的内在本质。人的智性性格是主题，人的一切作品都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变体。
只要我们理解性格的本性，就会明白性格是高于并超越于时间的，在生命过程的影响下，它绝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尽管性格依然故我，始终如一，但它还是需要在时间中外化自己，把自身具有的许多特点表现出来。这在于，性格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一种是生命意志本身；另一种是约束力。人一开始往往都热衷于欲望的满足，但是，等到年华老去，人到黄昏，便会渐渐明白，生命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生命的愉悦中包含着许多阴险可怖的事情。然后，根据经验来观察，在人的生命中，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几乎没有可能。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非常善良、仁慈的一面，也有极为邪恶、歹毒的一面；至于他在实际中显现出哪一面，就要视情况而定。
因此，我们具有两种不同的，或者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对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用善良仁慈的一面去对待世界，它把一切生灵都看成是与我们同一的，所以在注视它们时，总是从内心唤起几丝怜悯、几份爱心。另一种用邪恶、歹毒的一面去看待一切生灵，它把一切生灵都看成是陌生的，外在于我们，不同于我们的。我们对它们除了嫉妒、仇恨、漠视之外，再没有其他感情；要是看到它们受罪，更是倍感高兴。
假若，一个人非常想干坏事又压抑住了自己，那么阻止他行动的因素可能有下列几种：（1）害怕被报复或者遭受惩罚；（2）崇拜迷信，害怕将来遭到报应；（3）出于同情；（4）担心名声受辱；（5）出于正义感，这是与诚实、名誉等优良品质客观地联系在一起的；它还伴有一种坚定维护它们的神圣使命感，因而当某些巨大而又不正当的利益挡在他面前时，他总能轻蔑地拒绝这些利益的诱惑，并宣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
做一件善事——在每件善事中——个人自身利益表面上是退居他人利益之后的，无外乎有下面几种动机：（1）潜在地以自我利益为根据；（2）迷信，希望自我利益在来世得到奖赏；（3）怜悯；（4）想予以援手，为人排忧解难，它遵循这一准则；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希望维护这一准则，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若仅仅是出于某种动机而行动，这是绝不可能的。倘使一个人用这一类措辞来掩饰自己时，实际上他脱离不了前面所描述的四种动机之一的影响。在这些动机当中，白痴也知道，只有怜悯才最为真实也最为真诚。
善与恶应用于性格，仅仅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就绝对意义而言，善与恶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有，也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是使自己的利益从属于他人的利益，还是根本不让自己吃亏。倘若一个人想在其间保持中立，那么他就是公正的。然而，绝大多数人在利益问题上，是只顾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的。
性格上善与恶的根源所在，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而言，恶的性格在思考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世界中的生物时，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固执的情感：不是我，那不是我，不是我。在这一点，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极为相似。
善的性格也伴随着一种思想，与恶的性格相反，它不断充斥一种固执的情感：那是我，是我，就是我。由此会产生一种拯救天下苍生的激情，一种仁爱之心；与此同时，欢乐、自信、宁静的感觉也会溢满心田。与此相反的心情，则是与恶的性格联系在一起。
不管怎样，这种差别只是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如今，我们明白了一切难题的症结：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是同一的，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它自我同一，并在自身的一切外化或展现中保持自我一致。那么，为何在此种性格和彼种性格之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一方面，是邪恶的、残暴的、狠毒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仁慈、宽厚、善良的性格，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甚至是强大的差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理智与意志的关系上来，这是惟一一种可能的解释。不管怎样，人的理智和性格的善良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直接而明显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在两种理智之间做出区别：知性是根据充足理由来把握事物的关系；知觉则是类似天才的官能；它常直接行动，独立于充足理由律，并且超越于个体化原则。后者是思考把握理念的官能，它在行动中不得不具有道德性。道德的差异性只是直接地根源于意志。并且，道德品格并不高于或超越于时间，因为惟有在个体中，理智和意志才能结合起来。然而，意志是高于和超越于时间的，它是永恒的，并且，性格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换句话说，它根源于同一种永恒性之中，因而，除了先验的解释之外，对于性格没有别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