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2][3][4][6][8][16][19][20][34][42][43][44][49][53]《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转引自《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7][10][12][13][28][29][30][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朱家骅档案。

[9]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 《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5]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17][33][35][36][37][45][47] 《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

[18][21][22][23][24][27][32][48] 《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5] 《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载《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26][41][50][52][54][55] 《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8]《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史料征集组编，1985年印行。

[39] 一直坚持在昆明惨案中自己是党国有功之臣的李宗黄，出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复杂的政治目的，于1946年4月30日借赴昆明出席云南省参议会闭幕典礼之机，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份《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声明说：

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

去年十一月中旬，云南党政军当局，迭据密报，反动派决在昆明从事暴动——罢课—罢工—罢市。二十一日云南省政府改组，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延安无线电广播，即有此种预示，二十四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为反动派所操纵，竟以反对内战与美军为名，事前未经许可，突召开时事讨论会，遍请各界参加，意在游行肇事，以达其政治阴谋。政府为防患未然，及保持盟军友好起见，当根据是时尚未废止之“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予以劝阻。此种措施，极为合法，乃该校等，不唯不加理会，反于翌日首先罢课，并四出压迫各中等学校，一律响应，以张声势。沿途击伤学生，殴辱军警，（存有道歉凭证）横冲直撞，无法无天。政府曲于优容，未予法办，而群情愤激，不可遏抑，反动派复从中指使，遂有十二月一日极不幸之惨案发生。

其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

……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彼乌烟瘴气，无损于日月之光辉，魑魅魍魉，断难在白昼而横行，卒之公道克伸，社会齿冷，凡被利用做傀儡者，亦自觉哑然若有所失。

现国土未全复，民困未昭苏，凡有良心、有血性、有祖国爱者，救死扶伤之不暇，焉有闲情逸致与反动派计一日之是非，较一事之短长。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彼辈阴谋鬼怪，层出不穷，必不吝以祸滇者祸国。兹特声明，以免再中奸计，帮人君子，幸共鉴之。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昆明
（原件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李宗黄将此声明在昆明散发后，引起一阵骚动，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夕赴省参议会休会餐叙，至则宾主已有散去者，勉强终席。出至缪云台家，遇李一平，再与缪家吃饭半顿，饭后在廊前闲话，李出示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十点归。”5月1日又记道：“早报上未见李之声明注销，便可不理矣。”（《梅贻琦日记》）

李宗黄的“声明”在昆明骚动了一阵后，未见更大的响声，心有不甘，遂在重庆广为散发，并于同年7月30日，干脆转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以扩大在国民党高层之影响。宋对此如何处理宣示不得而知，但世人所看到的是“一二·一”惨案的余波尚未平息，枪声又起。此时，闻一多惨遭特务暗杀已半月矣。

[40] 此信为1980年12月，美国学者易杜强向云南师范大学提供的复制件，缺首末页。转引自《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6] 萧荻《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51]王康《闻一多传》，转引自《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6] 联大八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具有久远的标志性意义的校歌与纪念碑文一直流传下来。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前些年，北京大学对此碑曾照原格式进行复制，立于西校门内校史馆附近，以供后人瞻仰。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西南联大校歌词曲者的姓名，均未被校方公布，而世传的校歌歌词作者，即有罗庸、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蒋梦麟等人的不同说法；曲作者亦有马约翰、沈有鼎、张清常等不同传闻。1980年4月27日，星期日，清华大学迎来了69年校庆，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对词曲作者提出了疑问，在争论不休中，有人建议去请教一下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时年85岁的冯友兰。借着回母校的激情与一股酒劲儿，有几人一摇三晃地来到了北京大学校内燕南园号称“三松堂”的冯友兰寓所请教，其中一校友因领杯喝得太多，一头撞到树上昏倒而未至。据冯友兰回忆，当几人喷着酒气慷慨激昂地说明来意，冯认为他们算是找对了人，并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会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想不到，随着冯友兰这句话的传出，事情就变得复杂诡谲起来了。

冯友兰当时可能觉得以自己身为西南联大八年文学院院长兼校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此言一出，完全可以一锤定音，不会有任何异声怪调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锤子下去不但未能定音，反而如同捣了一个蛰伏多年的马蜂窝，直弄得群蜂四起，乱音飞腾，怪调频生，在西南联大校友甚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首先向冯友兰发难者乃张清常。

1980年11月1日，张清常在《北京晚报》发表了《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一文，声称自己是联大校歌谱曲者，并进一步指出，《满江红》歌词真正作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而非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冯所作的只是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与罗同时应征，但没有入选，罗词张谱被定为校歌，并“曾铅印分发给历年入学学生”。

张清常的否定与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直接呼名道姓，极易令人产生当了30年“反面教员”的冯友兰“伪造历史”甚至“剽窃别人成果”的联想。冯友兰见文后愤然而起，立即著文予以反驳，在经过一番周折后，冯文于同年11月23日于《北京晚报》“作者读者编者”栏目刊出。冯友兰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由此亦可证明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词系我所作。”同时认为张清常所说“现代诗体的歌词”，是后来应张的请求，特别为张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实在与制定校歌并无关系”。冯还说：“西南联大结业北返时，曾在昆明立纪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碑文有“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句，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这个碑文是“罗庸亲自写在石头上”的，这便足以证明校歌歌词是自己所作，“不然，何能如此？”

冯友兰列举的证据显然比张清常要多得多，有些证据还保存完好，如西南联大档案与纪念碑等，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华档案室内与昆明联大旧址，且各种文字俱在。按照冯友兰的设想，如果校歌不是自己所作，在撰写纪念碑铭文的时候，自己能去抄罗庸的歌词吗？有这个必要吗？假如自己剽窃了罗庸的歌词，还敢明目张胆地让罗庸把这篇东西刻在石头上吗？作为同事的罗庸难道没有一点反应吗？假如罗庸屈服于自己的权力，或者有其他想法不敢吭声，那么最知内情的朱自清也一点反应没有吗？即使朱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那么另一位曾在碑上篆额，疾恶如仇，平时以火暴脾气著称的闻一多又如何袖手旁观，没有半点声响？对照碑文与歌词，联想罗、朱、闻等诸位教授当时的态度，难道还不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歌词就是我冯友兰所作吗？

冯氏的想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厢情愿成分，因为此时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苏醒过来，怀揣各种怨恨情绪的知识分子，已没有几人把他这个在“文革”中与江青等人纠缠在一起的“梁效顾问”当回事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冯友兰的辩驳文章与列举的证据，不但未能起到五音聚合的作用，反而引来一片新的质疑之声，一个署名“联大一校友”的作者于同年12月29日再于《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谁？》的文章，认为冯友兰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所谓自称作者，实乃一假冒伪劣产品而已。文中对冯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并有“死无对证”“剽窃别人成果”等激烈言辞掷出，虽未坐实“剽窃别人成果”者就是冯友兰，但剑锋所指，刀锋所向，明眼人一看即明。

面对这种持续恶化的局面，冯友兰感到了自己的被动与力不从心，同时也意识到了今非昔比，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再也不是西南联大与清华复校时一言九鼎的模样了，目前的处境是一个被现政权和新兴的学术界抛弃的边缘人物。但既然自己认为并公开宣布过联大校歌歌词是冯友兰所作，即所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不能被扰乱视听，或迫于压力而屈从他说，必须坚持己说并揭开事情的真相。但要揭示事实真相，不能总在家中坐而论道，或在报纸上开骂打仗，最要紧的是找到并拿出提示真相的证据，否则无从谈起。一如冯友兰后来所说：“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当事人。既然是当事人，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种当时的记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 （《冯友兰自述》，第277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为了寻觅证据支撑原有的说辞，使自己尽快干净利落地从泥沼中脱身，冯友兰开始了行动。功夫不负苦心人，证据很快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儿子朱乔森所藏的他的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有联大校歌委员会决定校歌歌曲是非的会议记载。冯氏见罢大喜，后来回忆说：“朱自清是当时委员会的五人之一，不能说他不知情。日记又是当时的记载，不能说有记忆上的错误。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冯友兰自述》）

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南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但未通过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约翰）、杨（业治）、沈（有鼎）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南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

（《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
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冯友兰说：“根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

又说：“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演唱的西南联大校歌。有人说：日记中只说冯词，何以知那个冯词就是《满江红》词呢？可能日记中所说的冯词不是《满江红》词，罗庸所作的是《满江红》词。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校歌委员会所决定最后上报常委会、常委会所据以公布的不是《满江红》词，《满江红》词怎么会成为联大校歌呢？根据朱自清的这三条日记，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冯友兰自述》，第278页，冯友兰著）

冯友兰的证据一出，把关注此事的围观者实实在在地震了一下，许多人怀揣疑虑从侧面打听，冯氏所言是否属实。在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工作的黄延复致函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词一事进行询问。王力在复函中认为作者应是冯友兰。1981年5月15日，原联大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公开具函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朱自清的日记加上王力与歌词谱曲当年的见证人沈有鼎的证词，冯友兰为歌词作者似乎是铁板钉钉，无可争议了。作为冯友兰自己，认为有了如此“铁证”，足以堵住众人之嘴，真的是“不必再多说了”。于是，在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冯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一段回忆，作为一个附记放于书中一同公示于众。意想不到的是，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蛰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有生力量再度起而反扑，从而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更大规模的论战，其影响与范围波及海外华人华侨与两岸同胞，众人为之注目。

1987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源潜的署名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大学的档案材料，洋洋洒洒，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大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了罗庸才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最后二人斩钉截铁地宣布：“罗庸先生作词，应是无可怀疑的。”

1988年10月，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全文转载了黄张二人合撰的《制作经过》。这一转载，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篇文章，实则意味着以上几方对黄张二人观点和说法的肯定。

此文一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本人，连同一直密切注视此事，并为寻找证据而四处奔波的冯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女婿蔡仲德，对此未做回应，这个间隙无疑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冯家老小已经默认的印象。于是，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认定问题，便咸鱼翻身，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一时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在提到联大校歌问题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罗庸。如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刘家莹编的《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重量级大部头，这些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书籍，皆把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帽子戴到了早已去世的罗庸头上，冯友兰被无情地踢出圈外。而这些著作的编辑者们又在黄延复、张源潜一文影响和引导下，在确信此文为不容置疑的圭臬的基础上，采取生拉硬套的方法来处理相关事例，以与黄张二人之文的说法切合。假如发现有不合之处和漏洞，为了拉住罗庸，踢出冯友兰，便不惜为此割裂、增删或篡改史料，以达表面上的自圆其说。于是，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提供给世人的自认为“最靠得住”的证据，连同他在《北京晚报》中的喃喃自辩，都似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众人抛到臭水阴沟中任其发臭长毛生蛆去了。流风所及，无坚不摧。在这股强劲合流推拥下，作为冯友兰的女婿，且对冯氏的相关资料掌握最为充分、对其生平研究最为深入的蔡仲德教授，在所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对待联大歌词作者问题，也有些难以决断，直至噤若寒蝉，不敢明示而刻意回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 需人杰》一文。此文是杨于2000年10月在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夫妇，捐赠巨款给南京、东南两大学成立华英基金会宴会上的演讲。杨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搬到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底南京失守，三大学又西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又说：“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作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阕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

这个时候的杨振宁可能没有看到黄、张的文章，因而以冯友兰的说法为准，但看过黄、张文章者立即做出反应。时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叫桂苓者，于2001年7月4日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树立民族心，振奋全体师生的精神，在几经讨论、遴选的基础上确定的。当时冯友兰先生也写了一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入选的却是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庸）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又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大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生委托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联大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和非凡的历史意义，表达了联大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复兴继续奋进的决心。碑文后缀以歌词，时人往往将此词与联大校歌混淆。”

显然，这位叫桂苓的女士或男士自己对联大校歌的是非并无研究，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偏听了黄、张一面之词便以此作为棍子给杨振宁迎头痛击罢了。而杨振宁尽管在物理学上有旷世天才，但他对联大校歌的恩怨是非同样没有研究，面对桂苓的迎头痛击，他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只好低下头颅，装聋作哑，沉默不语了。

面对如此局面，有一个人一直隔岸观火，密切注视着各色人等随风飘摇、时仆时起的表演。终于有一天，他决心把此事搞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以确凿的史实昭告天下。此人便是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博士。

翟志成放下了正在撰写的《冯友兰传》工作，开始涉足联大校歌悬案。他通过对冯友兰生平与学术经历的整体把握，经过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清常正反双方的说辞以及提供的证据，反复求证于清华、联大的档案材料，以及联系到冯氏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一并加以考察，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大校歌的作者，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廓清了世人对冯友兰为人为学的某些误解与曲解。在长达四万余言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最先进的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据进行考证与辩难，其中最能体现翟文意旨，以及点到黄张二人文章死穴，并迫其倒地不起的“撒手锏”，定格在如下几处要害关口：

一、冯友兰一辈子写过的文章，加起来总数要超过600万字，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著作等身”。而联大校歌歌词总共只有93个字，和600万字比起来，几乎等于一比六万，实在微不足道。且冯氏以善谈义理而高居于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王座，辞章之事对冯氏而言只是雕虫小技一桩，正如他在《北京晚报》投稿中所言：“写过这首歌词与否，于我无所得失。”语气虽极自负，却仍不失为一句实事求是的大实话。而冒认一首曾经万口传唱的校歌歌词的作者，其冒险犯难，又有甚于白昼入市抢金。如果说，冯友兰为了冒认一首于自己“无所得失”的《满江红》词，而不惜犯身败名裂的风险，他的行为，又和一个以六万博一的赌徒有何分别？冯友兰不疯狂也不愚蠢，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场连“愚蠢”和“疯狂”都不足以形容的以万博一的绝世豪赌？

二、在1968年的一整年里，冯友兰已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同时奉了北大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公社两大派红卫兵，以及后来的工宣队的命令，几乎每天都在撰写回忆自己的“反动历史”，以及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交代材料”。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校歌问题。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联大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其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词句。但就这一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用校歌的形式，把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生，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人。“中兴业，需人杰。”这个“中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兴”，这个“人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人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大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就是预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文，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文，标志着西南联大的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联大所作的工作总结。

当时的冯友兰被定为“反动权威”与“反共老手”，其处境正如他女儿宗璞所言，正被捆绑在铁板上，忍受着来自炼狱的熊熊劫火“烧烤，而任何人都可以随着性子往这劫火上添柴加草”。由此，翟志成认为，在这样一种生命不保的艰难处境下，冯友兰的交代材料，就对黄张二人之说构成了极其坚实的反证。首先，趋利避祸，喜利畏罪，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如果冯友兰如黄延复、张源潜所言，是在假冒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那么，造成他冒充的根本原因，分析到最后，无非是为了名和利，冯友兰也只会在对自己有实质好处或利益的情势下，才有可能冒险一搏，自称是校歌作者。但在写交代材料时，正是人人自危、命悬一线之际，若他从未写过这首校歌，他会“自己跳出来”把屎盆往自己头上硬扣吗？如果当时冯友兰的神经还正常的话，他为何去冒这个作者，平白增加自己的“罪孽”？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从冯友兰在“文革”中一连串的表现看，还远没有达到曾国藩当年所言“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程度和境界。

三、冯友兰声称自己为联大校歌作者，并有朱自清日记为证，而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自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证明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说之真。

四、对朱自清日记的解读应用上，黄张二人进行了歪曲、割裂和删改。联大校歌问题的讨论，在朱氏日记中可以找到四条，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列的三条外，于1938年11月24日还有一条：“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词如下：‘万里长征……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南按：除倭虏二字外，其他皆与传唱的校歌歌词相同）”这一条，可视作朱氏日记四条中的第二条。

黄张二人的文章在引用上述四条朱自清日记时，第一条照单全收，作者当然是罗庸。第二条仅从文字上看，既没说歌词作者是罗，也没说是冯，但黄张却说：“按时间及其他资料推断，这份歌词当是罗庸先生所作。”第三条，即1939年6月14日条，有“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一句，黄、张二人一看于自己的立论不利，索性删掉不用，只把头尾对接起来写于文中。而最关键的第四条，即1939年6月30日条，又把“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删掉。如此这般连续砍掉两条带有冯友兰的铁证，既保住了张清常作为校歌歌谱制作者的地位，又把罗庸拉进了歌词作者的圈内，可谓一举两得。如果把被删掉的两段全部复原，则黄张二人的结论则支柱崩溃，全盘皆翻，那么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就是冯友兰。

有了这样的论证、论据和结论，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出现并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 尽管此言颇有点自负色彩，但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于2001年12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又陆续在香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之驳也。但被他掀翻在地的黄张二人，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再度打起精神，拼上老命予以反击，但不知是何原因，或是内部产生了分裂，或是由于身体不适等缘故，在反击的文章中，已不见黄延复的大名，而只有张源潜横刀立马于阵前艰难地出手，从所抛出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看，再也不见先前那风采英姿与咄咄逼人的气势，显然是宝刀已老，力不从心，颇有些英雄末路了。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不妨将这篇漏洞迭出的文章摘要如下：

从朱自清11月24日的日记看，歌词作者是谁，日记未提，联系上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可以断定是罗庸无疑。附带说一句，《三松堂自序》未提这篇日记，是忽略还是掩盖，不得而知。

常委会对这首歌词没有表态，“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样子”。为什么不写一首新诗作为校歌，像当时的抗战救亡歌曲那样！作为校歌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告奋勇写出如下的一首富于时代精神的白话诗：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校歌委员会有了可供选择的两首歌词，可惜都没有曲谱。委员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华研究院毕业生、正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他能谱曲，曾与朱先生愉快地合作过，于是就把这两首歌词一起寄去浙大。

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

张清常只给罗庸谱了曲，冯词的曲谱还得另外找人来完成，这大概花去不少时间。最后总算由马约翰和沈有鼎两位教授分别为冯词谱了曲。

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开会，也就是朱自清日记所记载的第三条。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的。在这次会上，杨业治看了三份校歌（读谱）后，“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他记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只是读了三首歌词和曲谱后作出的结论，这次校歌委员会没有讨论，只对马谱提出了须修正的意见，还请三人负责进行。实际上，一支乐曲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让三个人来修正不过是句空话，是“否定”的婉转说法。两个星期后的6月23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张清常谱的曲子，最后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朱自清日记记着：“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最后一句再次提到“冯的歌词”，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半个月前才接受，说不上“早已”）。这次讨论并通过的张清常的曲谱，他谱的是罗庸所作的《满江红》，而这一歌词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并上报给常委会的。因此，这里的“冯”字当是“罗”字之误。日记原是写给本人看的，个别笔误实属难免，只需参考相关资料，很易订正。冯先生抓住这句话来证明他是《满江红》的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纵观前引的四则朱自清日记，谁是联大校歌的作者，读者自可作出回答。

冯友兰的歌词既然在6月30日的会上落选了，他就以《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为题，在7月7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文字略有改动。

西南联大校歌诞生的不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罗庸作的《满江红》（张清常曲）是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也写了一首白话诗，没有选上，就以《拟……校歌》为题发表的，张清常也为它谱过曲，称“勉词”，收入“组曲”和“进行曲”里。几十年以后，冯先生忘记了自己写过并发表的那首《拟……校歌》，错把《满江红》当做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失去，一再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作者，他不仅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还写成“条幅”、“册页”传出，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为他作传的也好，为他撰年谱的也好，都轻易地采用了他的说法，实际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关档案，一切都会明白。历史是客观存在，无法被某一个人所改变的，大师也不例外。

（《书屋》，2006年第8期）

之所以说张源潜宝刀已老，文章漏洞迭出，不堪一击，仅举三例即可明了。

一、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请问张清常是谁，他何德何能，在接到两首词后，自作聪明地“认为”罗庸的词适合，而冯友兰的不适合，于是只给罗词谱曲，而把冯词置之不顾？是谁给他这个权力？如果一个小小的张清常就能决定哪一首词合适或不合适，还要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干什么，还要反复讨论比较干什么？

二、关于杨业治的说法，冯友兰女儿冯钟璞于1981年曾专门访问过杨，杨业治的回忆是：“我曾参加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审定工作，记得很清楚，有一曲的作者是马约翰，后来未采用。词便是《满江红》词，词作者不详。”（翟志成《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12月）这表明，马约翰所谱写的校歌歌曲，其歌词正是日后传唱的《满江红》。张源潜文中所说“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恰可以证明《满江红》词作者就是冯友兰。

三、由于此前台湾学者翟志成一针见血地点中了黄延复、张源潜在文章中故意删除朱自清日记有关冯友兰记载的暗穴，在这次绝地反击中，张源潜感到既无脸面又不好继续对此视而不见，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把两条带有“冯”字的记载羞羞答答、欲盖不能地公示出来。非常不幸的是，他这一公布，却无法来解释第四条铁证如山的“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张源潜在万般无奈中，只好一闭眼，索性来个“冯”字当是“罗”字之误。也就是说，本来应是罗庸，但当年记载此事的朱自清糊涂了，当成是冯友兰。按一般的规律，一个三岁小孩尿了床，在受到责难时，他要撒谎的话，也要有一个看起来多少说得过去的理由，如自己睡觉后没有人间感觉，或梦中一个白胡子老头让我尿到一个坑里，醒来才发现是尿了炕，等等。很少有小孩会说是你找错人了，这尿炕的应该是王二狗，绝不是我——尽管我的人现在还躺在这个被尿湿的被窝里。因为这尿炕的事都是私事，尿者并不准备向外界张扬的，更不准备请记者前来拍照在报纸上发表，所以你把王二狗的事弄到我身上是正常的。张源潜推论至此，也真可称得上连三岁小孩都不为的天大笑话。若这样推论下去，是否叫了一辈子的张源潜原本并不叫张源潜，而是牛源潜、马源潜、熊源潜之误呢？因为打字员打错字是很正常的。

鉴于以上若多的漏洞与破绽，张源潜任其一击即可倒地，也就无须再与其费力劳神地辩论下去了。否则就是得理不让人，有欺人太甚之嫌也。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联大纪念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已是86岁高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于风烛残年中想起岳飞那首传唱千古的《满江红》，居然也曾被人说成不是岳飞的作品，感同身受，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说短长。

这显然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是，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止“闲人”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自己”所写的一首歌词都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到了有口难辩之凄凉仓皇境地。这固然有“闲人”作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言：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一身，真正是积毁销骨。如果宣称自己为联大歌词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会片言折狱一锤定音。若是换成大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们的遭遇也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冯友兰在学术界与国共两党间纵横捭阖，飞钳转丸，大红大紫与败走麦城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证明”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围绕歌词事件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联大校歌悬案，当然与人的行为、人格、道德文章等有重大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对冯友兰是个教训，对日后的所有学人同样是个值得深思和闻者足戒的人生命题。

[57] 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分别在昆明、蒙自上课，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除师范学院学生外，其余师生于同年6、7月间分别北返平津复校。整个联大在云南上课时间实为八年余。如以学期计，则为八年又一学期，故有泛称九年者。 hZrdPGAGv/1iVgCNxHoZpfMJ6IzBCtkf0cW/FcgBG+dObICTuMjv+lCHBQSl0N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