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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给刚刚兴起的辉瑞公司蒙上了阴影，对价格的极度敏感使人们对大品牌的兴趣远没有对价格低廉的零售品牌的兴趣大。而广告演变成“说谎的工具”，乏味和无聊的诉求充斥着媒体宣传。
1929年10月24日，这一天是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市场突发崩盘，股票价格如决堤洪水轰然下泄，当天的股票交易量达到1 289万股。人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10月29日，最黑暗的一天到来了，人们不计价格地抛售股票，交易大厅一片混乱。道琼斯股指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高达22%。
经济大萧条的恐慌如同爆发的火山，经济损失如同铺天盖地的火山灰，几乎可以将绝大多数美国公司掩埋。化工行业虽然没能彻底幸免于难，但幸好处于这场灾难的边缘。
1931～1939年，化工行业产值从26亿美元增长到37亿美元，似乎证明了《化学周刊》的断言：化工行业是“大萧条的反证”。正如《化学周刊》指出的，化工行业“拥有如此多的客户，其范围从个人到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行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化工行业不会受到经济盛衰的影响，因此，化工行业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而且，20世纪20年代，化工行业在研发领域内的投入相当可观，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势头更是有增无减。
拥有更为庞大的研发规模，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辉瑞公司的新产品迭出。20世纪30年代成为维他命、激素和磺胺药的10年，尽管如此，辉瑞公司还是不能完全逃过这场灾难。在经济大萧条的头一年，公司收益和营业额都有所下降。即使当时美国总统胡佛（Hoover）一再信心十足地表示“经济繁荣即将出现”，但事实证明约翰·史密斯的预言更准确。在年度信件中，史密斯先生提醒雇员们应当为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大量证据表明当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十分严峻，但我们相信，辉瑞公司中每位重要的人都充分地意识到了经济的不景气，对此也毋庸置疑。”
辉瑞公司的每个部门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减少产品费用，提高产品质量。此外，各部门的负责人通过精细管理和对管理过程的研究，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增长和产品质量的改进。
约翰·史密斯强调，“辉瑞公司的政策是不降低员工的薪水”，但是他无奈地指出，当前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对公司来说，采取减少薪资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必要的。
为了节约人力成本，辉瑞公司的筹款委员会建议，让销售部门的两位老员工退休，如此便可以用节省出来的薪资更好地激励年轻销售员工去创造更好的业绩。一时间公司争端四起。当时，已经73岁的约翰·安德森怒斥委员会这种强迫忠于公司的员工退休的做法：
“筹款委员会全面细致地考虑过他们那些建议的影响了吗？你们似乎认为这种做法能够激励其他的销售人员，但这种做法也可能使员工感到沮丧，他们会觉得，当自己为公司奉献完青春和汗水，没有利用价值时，就会被无情地一脚踢开，就像无用的老旧木料一样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重。”
经济大萧条持续恶化。1932年的美国，1/4的劳动力失业（1 600万），数以万计的美国人陷入经济困境。1931年，辉瑞公司的销售额猛跌27%，纯收入下降58%。约翰·史密斯冻结了招聘，暂停了加薪，取消了加班。
辉瑞的不裁员政策究竟能坚持多久，这对谁来说都是个未知数。除了SUCIAC部门和酒石部门，公司中绝大部分部门都已经开始每周工作4天，约翰·史密斯下令“部门长应该使员工轮替工作，这样总体来说可以减少工作小时数”。然而，即便公司的运营成本已经减少，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似乎“解雇”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公司正在一步步逼近这一底线。
埃米尔·辉瑞担心辉瑞会失去优秀的员工，他知道当经济状况好转后，还需要这些人重新回到公司工作。1932年，他力挽颓势，捐出25万美元来维持公司雇员每周至少工作三天。当被问及员工将要做些什么时，他回答道，“他们可以涂漆和清洁。”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辉瑞公司在1932年6月减少了员工10%的薪资，但没有一位员工被解雇。埃米尔·辉瑞的这笔25万美元的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来说，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的员工们对埃米尔·辉瑞先生的无比忠诚和感激，为公司创造了数倍于捐款数额的经济收益。
在公司与经济大萧条做斗争的时候，眼光独到的领导层仍不惜一切代价，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力投资。1933年，辉瑞最重要的产品——柠檬酸取得了巨大的研究突破，贾斯帕·凯恩发现了一种糖类产品的副产品——磨柱石（molasses），这可以用来取代价格较高的蔗糖。1933年，辉瑞公司生产了59亿磅柠檬酸，其中的58亿磅都来自于磨柱石。这项新技术不仅为辉瑞节省了数百万美元，还极大地简化了产品的生产工艺。
詹姆士·柯里退休后，极具创新精神的凯恩接手了SUCIAC部门所有的研究和实验室工作。一年后，他在辉瑞的新的主导业务——青霉素的发展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期间，他极大地改进了柠檬酸的生产过程。到了1934年，公司的销售额反弹了18%，净收入也提高了53%。辉瑞公司做到了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咬紧牙关在没有减少任何一支生产队伍的前提下，成功地熬过了漫长的经济大萧条。
辉瑞公司对员工的忠诚在1934年得到了回报。当时，共产主义组织者试图在工厂成立工会，他们在工厂张贴出一则通知，写道：
“只有通过工会组织，你们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当老板发现工会时，他们会放声大哭，“共产主义同盟”“局外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迷惑你们，制造争执，削弱地位，摧毁你们的联盟。共产主义者只关注工厂中的工人！”
约翰·安德森召集董事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撰写了一份通知张贴在工厂。通知如下：
“辉瑞公司的管理层希望工厂里所有的员工都能够清楚地明白，公司不会反对你们加入任何工会，或其他任何你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组织。
然而，我们公司的员工没必要为了与管理层讨论任何问题而加入工会，也不用为了获得福利而加入任何外部组织。”
辉瑞公司的“门户开放”政策，让员工与管理者充分沟通，员工与管理者的充分沟通使得成立工会的尝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美国的化学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次罢工，以此回应安德森的友好姿态，但是大多数员工都不理睬工会的行为，工会所带来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
1934年，辉瑞的核心产品——柠檬酸、酒石酸和柠檬酸钙（citrate of lime）帮助辉瑞公司走上了更好的发展轨道。公司采用SUCIAC工艺，生产了美国国内所有的柠檬酸，还为英国的新合作伙伴Kemball-Bishop提供超过400万磅的柠檬酸钙。
辉瑞公司和Kemball-Bishop还探索了其他的合作形式。1935年两家公司合资，辉瑞提供生产柠檬酸的知识和技术，Kemball-Bishop负责修建生产工厂。接下来的20年中，辉瑞公司都可以获得公司利润的20%。1935年11月9日，辉瑞派出工程师Daile Mcclain和1926年入职的新员工约翰·麦基前往伦敦监督12号工厂（Factory 12）的建造情况。在他们的督促下，建筑工人只用了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工厂的建造。
1936年5月25日，辉瑞公司和Kemball-Bishop两家公司的官员齐聚伦敦的特罗卡迪罗广场饭店（Trocadero Restaurant）举行庆祝晚宴（见图1-14）。Kemball-Bishop的一名官员兴致勃勃地提议到场的每一位为12号工厂（见图1-15）干杯：
“这是一个朴实无华的题目！在喧嚣的世界人们行色匆匆，但当看到矗立在其他建筑之间的这优美而平衡的线条，人们都会投来无尽艳羡的目光。5个月前，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是破损的库房，然而今天你却已在此耸立——你是对现代科学的致敬，你是那些筹备和创造你的人们的信念、视野、资源和能量的标石。12号工厂——你的创造者们愿你今晚如同神话般复活，与我们同享这欢乐的良宵。”
12号工厂的生产效率极高，其收益迅速超过布鲁克林的工厂。于是，史密斯和麦基急忙去英国寻找个中原因。虽然他们没有披露具体的发现和出现差异的原因，但他们得到了每人2 000美元的奖金，并且将其发现也运用到了美国工厂的运营中。辉瑞和Kemball-Bishop两家公司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家英国公司是宝贵的贡献者，它源源不断地为12号工厂和辉瑞总部提供创意和改良措施。
随着辉瑞公司与海外合伙人联系的不断紧密，辉瑞的员工也得到了培养和磨练，约翰·麦基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见图1-16）。辉瑞派他代表公司去开展海外业务，那时的他已经是布鲁克林弗布殊（Flatbush section of Brooklyn）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他已经在预备学校修完了化学和数学课程。暑假期间，在国际电业工程者协会做电工。在那儿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麦基已是学徒期满的熟练电工，当时他领的全额工会工资是周薪66美元。
麦基相信辉瑞公司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渴望为这种兴旺繁荣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当时他已经取得了布鲁克林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Brooklyn）化学工程学位，尽管起薪只有每周25美元，还不如他做电工工资的一半，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约翰·史密斯和贾斯帕·凯恩的雇用协议。在得到辉瑞公司的第一份工作期间，他发现了不锈钢生产设备的锈蚀问题，这些不锈钢设备因为高温和潮湿而锈蚀。经过一个月的尝试和刮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涂漆方法。这种方法果然很有效，于是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辉瑞公司一直采用这种新涂漆方法。
麦基在柠檬酸部、多样化学部（miscellaneous chemical department）和酒石/柠檬酸部（tartar/citric acid department）都工作过。期间，他充分展示了控制成本的天赋，并以其卓越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在约翰·史密斯的言传身教下，他还继承了史密斯先生的许多好习惯，譬如经常去其他部门学习，在笔记本上记录活动的细节。
1937年，麦基被提升为主管助理，他的办公室也搬到约翰和威廉·厄哈特隔壁。麦基的职责范围从招聘员工到质量管理、生产改进和新的建设工程。他不断增强的责任心与辉瑞公司的下一代领导人向高层管理的晋升相辅相成。新的团队包括SUCIAC部门长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兼任酒石/柠檬酸部、酒石霜部和Rochelle shop主管的Frank Mead；负责维生素C项目的Harry Denzler。1937年，辉瑞公司在布鲁克林建成了第三个糖转化柠檬酸技术工厂——“21B大厦”（见图1-17）。
当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时，悲剧也降临了辉瑞，三位最高层领导人相继去世。1940年7月30日，董事长威廉·厄哈特突发心脏病，在长岛劳伦斯的家中逝世。这位71岁的老人为他父亲创始的公司工作了51年。他亲力亲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布鲁克林的工厂中度过的，而不是坐在董事会舒适的会议室里。图1-18为布鲁克林的行政办公大楼。Publication Oil paint＆Drug Reporter称赞厄哈特先生不仅关注自己公司的发展，而且为其他相关利益的公司谋求共同的福利。
仅仅两个月后，辉瑞公司又失去了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约翰·安德森。这位从办公室服务生一直做到企业领袖的传奇人物，被称为“美国之梦”。布鲁克林的工厂停业一天，公司全体员工出席安德森的葬礼。1940年年底，埃米尔·辉瑞患病被送至纽约的罗斯福医院。虽然埃米尔的生命正在消逝，但他一直努力实现有利他人的理想——创建宽带员工持股计划。1942年2月4日的一封信中，埃米尔·辉瑞先生向当时的董事长乔治·安德森提交了一封信，提出了这项宽带员工持股计划——让更多为公司奉献的员工得到更多的公司股份。
尽管埃米尔·辉瑞的生命里程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仍将自己最后的经历和爱心奉献给了员工。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一部分的公司股权份额直接卖给公司员工。1941年7月19日埃米尔·辉瑞逝世。随后，按照遗嘱，共计价值23.5万美元的股份以现金形式作为礼物赠给了244名忠心耿耿的员工。这其中很多人，埃米尔先生并不认识。辉瑞公司的礼物涵盖了绝大多数员工，从工龄25年以上的24位员工每人4 000美元奖金到每位员工250美元的津贴。每一位公司高级职员都得到了埃米尔·辉瑞先生的遗产。虽然埃米尔先生是位刻板而严谨的人，但埃米尔先生的遗愿证明了他对辉瑞公司员工的深厚情谊和他与公司同在的心情。
然而，埃米尔的遗产中还有很大份额的公司股票。根据1920年埃米尔与威廉·厄哈特和约翰·安德森签署的协议（见图1-19），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出售、转让或分配其普通股，除非给另两个人6个月的时间来优先认购。当威廉·厄哈特先生去世后，埃米尔·辉瑞和乔治·安德森购买了厄哈特先生25 200的股份，相当于公司21%的股份。在埃米尔·辉瑞先生去世后，乔治·安德森将注意力转向埃米尔。
在那个时刻，安德森和董事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们决定向公众出售已发行的股票，并批准了资本结构改变的计划。1942年6月22日，辉瑞公司上市，以每股24.75美元的价格正式发售了24万份新流通股。
乔治·安德森（见图1-20）没有辜负他父亲约翰·安德森的期望，在金融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能，得到了董事会的一致好评。1942年1月8日，乔治·安德森当选为辉瑞总裁。同时，约翰·史密斯也当选高级副总裁，约翰·鲍尔斯（见图1-21）也再一次当选高级副总裁。就像球队的退休成员一样，董事会用不选董事长的方式纪念威廉·厄哈特、埃米尔·辉瑞和约翰·安德森。
虽然辉瑞公司失去了三位伟大的领导人，但1941年仍然是一个丰收年。由于战时需求的驱使，销售额和营业额都创下新高。1942年1月29日，在给布鲁克林员工的信中，约翰·史密斯强调辉瑞公司以高昂的代价换来了复兴的繁荣：“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些歇斯底里的需求是更好的。我们更希望能用正常方式继续努力开展商业业务。”
20世纪3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时期终于过去了，但是战争的阴云又开始笼罩欧洲。1938年辉瑞公司的销售额开始下降，许多工厂的经营活动都大大削减。尽管这样，辉瑞也没有让员工因此失业。
1939年德国侵略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整个行业陷入混乱。数以万计的军队参加战争，欧洲面临着漫长的冲突和混乱，因此针对战争感染的有效药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之后的十年里，世界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相反战争却带来了对抗感染疾病药物的巨大飞跃。
一个能拯救亿万人生命，并标志着现代医学开端的伟大发明诞生了：这就是神奇药物——青霉素（盘尼西林）。青霉素能够杀死细菌，并且药效稳定，但自从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博士发现它之后，没有人能够做到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辉瑞公司拥有深罐发酵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青霉素大批量生产的问题。
专栏 青霉素简史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无休止地与病原体搏斗，而且数千年来，始终是病原体占上风。一波又一波的瘟疫、伤寒、流感和其他传染病，在大肆肆虐之后留下无尽的痛苦和死亡。
其实，这种抗生素早在10年前就被发现了。1928年9月的一天，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博士（见图1-22）从培养皿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充分培养的葡萄球菌总是让人失望地意外死亡，其罪魁祸首就是能通过普通空气传播的一种微生物——青霉菌（盘尼西林），这种青霉菌困扰着辉瑞公司由糖转化为柠檬酸计划的研究发展。
青霉菌分泌的“霉汁”具有杀菌作用，弗莱明意识到这一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医学价值，他还证明了从这种菌中提取的汁液能够治愈肺炎和红热病。但令他懊恼的是，这种被他命名为青霉素的活性物质非常难提取，更不用说保存了。由于无法制造出足够的青霉素以供实际临床应用，一些人将“青霉素的发现”贬斥为“只是某种实验室现象”。经过一年的研究，弗莱明博士不堪压力最终放弃了进一步的探索。
但是，历史终将证明亚历山大·弗莱明博士发现青霉素标志着现代医学的开端，并且为与致病菌的搏斗带来了真正的希望。
大约10年后，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家钱恩和物理学家弗洛里对青霉素做了深入研究。1940年8月24日，钱恩和弗洛里二人联名在英国医疗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公开了有关青霉素神奇效力的许多证据，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于前一年爆发，英国正遭受着德国法西斯飞机的狂轰滥炸，在恶劣的环境下，牛津大学科学家小组只能进行部分实验，且无法在英国找到可以合作的公司，于是他们来到美国寻求帮助。
同时，战争的恐慌使美国人相信青霉素的巨大能量是不能被忽视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师学会的马丁·亨利和道森医生与钱恩联系，从牛津大学实验室中取得了一份细菌标本。不到两个月，道森和他的团队在纽约长老会医院（presbyterian hospital）进行了青霉素的临床试验，首次给病人使用了青霉素，但他们给的剂量太少还不能完全根除心内膜炎病菌。虽然如此，医生还是注意到用这种新药物进行治疗后，血液样本中的传染病菌数量大量减少了。
1941年5月5日，在亚特兰大市召开的美国社会临床学术研究协会会议上，道森和他的助手们以英国科学家身份，发表了青霉素可以有效治疗感染性疾病的确切数字。
辉瑞公司的高级官员约翰·达文波特和戈登·克拉格（Gordon Cragwell）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在这些科学论据的震撼下，辉瑞公司的两位代表当即表示他们的公司可以为进一步研发提供资助，帮助这种能够挽救生命并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特效药”的青霉素进行培养、分离、提纯和强化，使其抗菌力提高几千倍。
辉瑞公司的一个重要历史篇章就此翻开了。其他制药公司，如默克和施贵宝公司，也加入了这项竞争，历史上著名的大批量生产救命新药的高危险竞争开始了。
辉瑞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发酵技术，因此，青霉素生产之于它便是顺理成章的。贾斯帕·凯恩和戈登·克拉格马不停蹄地开始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小组展开合作。首次青霉素实验对于辉瑞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在玻璃烧瓶中进行表面发酵，但不幸的是，这种方法的产量极低。
约翰·麦基回忆首次青霉素试验的场景：
“我们用这些辉瑞研发的烧瓶在老旧的实验室中工作。烧瓶很容易被污染，并且青霉素的含量比海水中的微粒多不了多少。每百万单位中只有极少部分被完全稀释，并且得到不纯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没人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我们必须用这种不纯的青霉素做动物实验，以此来确定是否对人类有损害。”
然后，我们在SUCIAC工厂上升到柠檬单元，并借鉴了这种技术和一些大型号的玻璃烧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在这些柠檬单元中，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温度和湿度。
与那些经过试验、最终被弃用的容器相比，大烧瓶有很大的改进，约翰·史密斯甚至建议过使用牛奶瓶。直到公司认识到对大量瓶子进行消毒和用巴氏灭菌法灭菌成本很高，却只有极少的产量时，这种方法才最终被弃用。柠檬培养盘（flat citric pan）的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污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查尔斯·辉瑞公司此时正处在一个颇为讽刺的位置上，它试图将以前的敌人变成新朋友，培养出那种困扰其几十年的物质。在柠檬酸发酵的早期阶段，辉瑞与许多次能培养青霉素的机会失之交臂，而现在辉瑞公司的科学家们正试图用一切办法来培养青霉素。
1941年年底，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障碍，辉瑞公司每天都给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送去一瓶青霉素发酵液以供研究。但是这种液体的性质很不稳定，培养好的细菌甚至在从布鲁克林区到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曼哈顿区的短暂路途中就损坏了，但是辉瑞公司决意要在这种救命新药的大批量生产上取得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地区作为军事要塞被严密监控，例如，辉瑞公司到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必经之路华盛顿地区。同时，希特勒加速了对伦敦的夜袭，来阻止那里的实验研究，英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1941年夏天，医药研究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辉瑞公司、默克公司、Lederle、百时美施贵宝（Squibb）的主席、美国农业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国防部研究委员会。
主席Roosevelt希望与会者加速青霉素的生产，实现他们的最大化收益。他敦促各公司广泛合作和沟通，放弃专利权，以此来避免重复。虽然说来轻巧做来难，但公司还是要采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态度。除了敦促公司间要尽最大努力精诚合作外，政府还希望竞争者们，譬如辉瑞、默克、百时美施贵宝，能够做到机密信息共享。
当时的辉瑞公司备受关注，公司在发酵方面的实验证明了青霉素物质是极其危险的。直到辉瑞确定能够做到避免污染其他发酵产品，公司才打算慎重地进行生产。
1941年10月，在这场“青霉素高烧”（penicillin fever）的中期，牛津的科学家Howard Florey和Norman Heatley来到美国。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公众和科学界对“神奇药物”的关注，他们试图劝说美国制药公司去做饱受战争破坏的英国无法做到的事情：筹集大量资金资助研发并大批量生产青霉素。
在Howard Florey访问纽约的途中，应邀在著名的大学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约翰·麦基恰好在场。约翰·麦基后来写道：“Dr.Florey告诉了我们牛津科研团队对青霉素的研究工作。之后，一些军队官员就让我们铭记了获得额外的青霉素供给是多么重要。我们又谈到辉瑞公司的团队，最终我们达成一致，要为这一目标付出最大的努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10天之后，医药研究委员会再次聚集于华盛顿，宣布青霉素的紧急需求。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表示，要求参加研讨会的与会者把加快生产青霉素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除了要求每个制药公司都要竭尽全力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以外，政府同时希望各个企业之间能够做到资源共享。尽管它们达成目的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是在国家共同使命的召唤下，各个企业团结了起来。
默克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认为如果可以确定青霉素的分子结构，青霉素就可以人工合成，就如同合成磺胺药一样。辉瑞公司认为发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但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提取可用的青霉素似乎越来越困难，青霉素的产量比黄金还要少。辉瑞公司每天只能生产55升发酵液，每周仅生产300升发酵液。
1943年年初，青霉素是如此地缺乏，以至于只能从国家最高级别的传染病医生那里获得。青霉素的供应量甚至都不够做一次实验。虽然如此，人们对青霉素的热情仍然不减。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关于“神奇药物”的文章如洪水般扑面而来，致使公众更加渴求青霉素药物。传闻在黑市上一小瓶青霉素的价格高达15万美元。辉瑞公司的青霉素运输都要由武装部队护卫，可见其保护是多么严格。
如果说有哪个人可以作为青霉素临床试验的典范的话，那么不得不说1943年布鲁克林医院里，那位患亚急性细菌心内膜炎正在垂死挣扎的小女孩（见图1-23），她是青霉素的第一个临床试验病人，又被媒体亲切地称为“青霉素女孩”（见图1-24）。
由于战争还在继续，美国政府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青霉素都必须保证军用，但是有关这种新药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从垂危病人绝望家庭中发出的求药信函，铺天盖地地向查尔斯·辉瑞公司飞来。
小女孩的主治医生洛伊大夫与约翰·史密斯先生私交甚好，他恳求史密斯提供青霉素，以挽救这个危在旦夕的小姑娘。虽然史密斯先生感到很为难，但是他答应去看这个小患者，他和他的继任人麦基一起来到了医院。也许是小姑娘使史密斯先生想起了自己年轻的女儿，她在青霉素问世以前就因感染而去世。于是，洛伊大夫得到了他想要的青霉素。
洛伊大夫给这位年轻女孩静脉注射了青霉素，三天的疗程过去后，效果令人惊奇。史密斯和约翰·麦基坐在这个女孩的病床边，焦急地观察她病情的进展状况。他们惊喜地发现女孩的脸色有所好转，她正在从几乎杀掉她体内所有维生素的疾病中康复。医学专家们也大为震惊，但医生的解释很简单：他对其他病人撒谎声称没有使用青霉素，但事实上他给这位年轻女孩使用了4万单位的青霉素。
史密斯继续向洛伊医生提供青霉素，直到他被命令将所有的青霉素供给运往军队，但命令并没有阻止人们生病，因此，洛伊医生还是请求他提供这种救命的药物。史密斯先生决定帮助医生和那些患者，他把政府分配给辉瑞公司用于每月研究的800万单位的青霉素运送给医生。
尽管1942年间，辉瑞公司继续努力增加青霉素的产量，但总体产量还是很低。公司意识到用小烧瓶生产青霉素永远无法满足需求，于是贾斯帕·凯恩决定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方法。他提议公司，可以试着采用在柠檬酸生产中效果堪称完美的深罐发酵法来进行青霉素生产。凯恩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建议，但也极富风险。这个方法将要求公司减少柠檬酸和其他已具备成熟生产线的产品的生产，而将重心全部放在青霉素的研发上，这也可能使公司目前的发酵设备受到污染。
史密斯先生认为，这个建议风险太大，他提出，“青霉素这种物质就像歌剧演唱者一样不稳定，它的产量很低，隔离艰难，极不易提取，提纯过程容易失败。想想这些风险吧。与失去一个烧瓶相比，损失2 000加仑的发酵罐意味着什么？这样值得吗？”青霉素发酵车间如图1-25所示。
凯恩也认识到这种方法极具风险，但谁都知道，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尝试使用在生产柠檬酸上已经非常成熟的深罐发酵法似乎是大批量生产青霉素的唯一方法。他请求公司做出决定。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史密斯先生在布鲁克林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向辉瑞公司的管理者和股东递呈了这项决议。
尽管风险重重，但公司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同意了使用深罐发酵法大规模生产青霉素。辉瑞公司的团队、管理层和工人们投票决定以股东的身份，共同筹资数百万美元，用于购买深罐发酵所需的设备和修建厂房。
1942年9月20日，辉瑞公司买下了邻近的已经废弃的Rubel制冰工厂，以修建制造青霉素的新工厂。战时的各种限制使得工厂的建造相当艰难，尤其建筑材料是严格供给的，基恩不得不去争夺每一个铆钉和门闩及长岛的旧电梯、印度的二手锅炉。但为了改进和完善复杂的生产过程，员工们争分夺秒，每周工作7天。辉瑞公司仅仅用了短短的4个月时间，一砖一瓦地艰难建起这座工厂。史密斯先生在工厂张贴了一则通告，这样写道：“工厂越早建成……我们受伤的同胞就越早得到新的救命药——青霉素。”
1943年3月1日，查尔斯·辉瑞公司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它向世界打开了第一家生产青霉素工厂的大门。此时，辉瑞公司已拥有14个7 500加仑的发酵罐、再生（回收）设备、净化设备和浓缩设备，工厂迅速生产出超过最初预期5倍产量的青霉素（见图1-26和图1-27）。据凯恩估计，工厂可以将每月的产量提高到4 500万单位。查尔斯辉瑞公司用其无可挑剔的组织、领导层和员工的精诚合作，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
辉瑞公司的这次巨大成功归功于员工们一次次细微的改进和调整，而这又源于他们在其他物质深层发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对于生产者来说，一天天的生产过程看似缓慢，但在外人看来，辉瑞公司的突破就像盲人获得了重见光明的眼睛——几乎可以与轮胎发明对于汽车的影响相提并论。辉瑞公司在青霉素的生产方面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它的竞争者只能紧随其后。
看到美国对青霉素有着极大的需求，辉瑞公司同意和其他竞争对手分享自己的发明。于是，美国政府批准了19家公司利用辉瑞的深罐发酵方法生产这种抗生素，以供应战争之急需。
尽管这些公司获得了辉瑞的技术，但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超过辉瑞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虽然辉瑞的规模并不是最大的，但它所生产的青霉素比其他公司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仅仅1944年诺曼底登陆一战，用于美军伤员中的青霉素，90%是辉瑞公司的产品，在之后的战事中，盟军所用的全部青霉素，有一半以上来自辉瑞（见图1-28和图1-29）。
辉瑞公司对战争做出的努力和卓越贡献得到了美国国家的表彰。1943年4月17日，公司因其战时生产的突出贡献，被授予秘密的陆军海军"E"奖章（见图1-30）。5月24日，公司在布鲁克林工作区的22号楼里，向800名员工展示了这项荣誉。
1944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的军医局副局长乔治少将写信致约翰·史密斯，称赞了辉瑞公司在战争中所做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成就：
“正是因为查尔斯·辉瑞公司在青霉素生产中的杰出表现，才使得军队获得了足够的救命药。美国陆军祝贺查尔斯·辉瑞公司拥有这么辉煌的成就，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也许，美国人为自由而战的那段历史，也是辉瑞公司最为辉煌的时期。神奇药物青霉素，拯救了千千万万个生命，也让辉瑞在利润上实现了零纪录的突破，战时公司的销售额高达2 44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46%。此外，1944年的净收入增长到230万美元，比1943年的170万美元增长了31%。青霉素奠定了辉瑞公司在世界医药行业的地位，青霉素的生产成为企业品牌战略定位的一个转折点。
青霉素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使辉瑞公司蜚声海内外。到1945年，辉瑞公司的青霉素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一半。在战争期间，辉瑞将自身的形象从一个药品供应者转型变为一个销售带有自家商标产品的制药公司。在过去近100年的时间里，辉瑞公司将自己的产品大量销售给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则转而用自己的品牌名称继续销售。在辉瑞开发和完善了青霉素后，辉瑞的领导们认识到公司具有取得更大成就的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青霉素G（PenicillinG）的生产周期已经从13天缩短到4天，为满足全世界不断扩大的需求，产品的生产已经逼近极限。随着材料和设备堆满布鲁克林工厂里的各个角落，辉瑞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还在继续完善着他们的方法（见图1-31）。
1945年3月，战争生产委员会解除了对青霉素的控制并允许其为民所用。随着生产商开始将抗生素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进行分配，每10万牛津单位剂量的青霉素成本降到1.54美元。尽管价格持续下降，需求却下降有限。一旦进入身体，青霉素会很快分解，这意味着要使大量药品在不引发感染的前提下通过系统需要持续地注入。
患者每天至少需要进行4次痛苦的注射。为了减少痛苦，医生将干青霉素和普鲁卡因盐酸盐（procaine hydrochloride）混合在一起。当他们注意到在普鲁卡因盐酸盐加入后，一些模糊的残渣在玻璃瓶上形成时，医院将这些玻璃瓶交给辉瑞去分析，认为这些物质变质了。辉瑞的分析和研究部门却有一个偶然的发现，这些残渣事实上是结晶化了的青霉素G和普鲁卡因。因为更不易溶，晶体青霉素不仅可以在身体里停留更长时间（意味着更少的注射），而且可以显著地减少注射的痉挛。无须惊讶，这种形式的青霉素需求很快就高涨起来，价格则跌至每10万牛津单元31美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时期的合作精神使得辉瑞与整个行业分享了青霉素生产的秘密，但现在却危及了公司的发展。辉瑞的管理层失望地发现，随着其他曾经购买并转卖辉瑞生产的抗生素的公司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并开始生产自己的青霉素，往日的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消费者大量减少订单，青霉素产品开始在辉瑞于布鲁克林的Marcy Avenue大楼堆积如山。
工作环境紧张得使人发狂，但是效率极高。就像辉瑞发酵专家恩斯特·韦伯（Ernst Weber）观察到的那样，“每个槽罐都像一个大型的实验室，这就是辉瑞成功的秘密。”
尽管青霉素是辉瑞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但柠檬酸仍然是辉瑞的主要产品，其产量从1939年的1 360万磅上升到1944年的2 500万磅。1946年，当辉瑞在SUCIAC大楼二层引进额外的设备时，公司柠檬酸的产量轻松地超越了3 000万磅大关。
20世纪40年代，辉瑞董事会选举乔治·安德森为主席，约翰·史密斯为总裁，约翰·麦基为副总裁。战争已经结束，辉瑞的领导人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扩张的机会上，是时候放开手脚去建设公司了（图1-32为亚历山大·弗莱明先生与辉瑞公司主要领导人）。
这时，辉瑞内部两个不同派别展开了辩论，这使人回忆起Brooklyn Dodgers和New York Giants之间的对抗。由约翰·史密斯和约翰·麦基领导的高级管理层中的一派，认为是时候关闭老厂区少女巷81号（81 Maiden Lane）了。而另一派由乔治·安德森领导，强烈反对麦基和史密斯的观点，这一派被认为是辉瑞的“守旧派”，他们在曼哈顿少女巷的老厂区工作了一辈子。这起辩论极具年代性，但是就像约翰·史密斯在给乔治·安德森的书信中指出的那样，“将整个在纽约的组织搬入布鲁克林将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的举措则会使我们牺牲效率。”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48年，折中地将辉瑞的总部移到了布鲁克林，但在Maiden Lane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辉瑞的销售员工议论说，没有了曼哈顿的办公室，全球各地的顾客不得不到布鲁克林与公司代表会面。随着辉瑞的出口稳步提升，销售队伍不仅可以获得优势，而且在Donald Hilton的领导下可以得到建立自己出口部门的机会。
同时，在布鲁克林，辉瑞公司正计划着将老的仓库（见图1-33）拆除而建立“16号大厦”（Building 16）。16号大厦是一栋八层的综合大楼，位于仓库A的西面，Flushing Avenue的南边。这个新建筑配备了从工厂医院药房到装载码头的一切设施。它同样包含了额外的仓库空间、一个自助餐厅、员工寄物柜房间和为扩展生物化学部门准备的研究设施。
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16号大厦仍然不能克服一个持久的问题：纽约州的水资源分配。辉瑞每个月从当地地井得到的8 600万加仑的水分配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没有额外的水分配，公司的运营很快到达了容量顶峰，公司需要新的供应。辉瑞委托杰克·鲍尔斯（辉瑞退休副总裁约翰·鲍尔斯的儿子）和房地产中介卡尔·布尔曼Carl Buerman寻找可供生产的新地点。
1941年，杰克·鲍尔斯成为加入辉瑞的第一个律师。1945年，史密斯先生成为公司的总裁后，杰克·鲍尔斯成为他的助手。Samuel Mines在1978年的著作《辉瑞：一个非正式的历史》中曾经提到，杰克·鲍尔斯回忆起在史密斯先生身边接受的培训时，说道：
史密斯先生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当时，我们正在申请维生素A的许可协议，这对辉瑞公司来说非常重要。而史密斯先生让我来完成这些谈判……我既是公司的律师，又是他的助手。在这个协议的完成过程中，我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几个月后，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要他签署一份协议。当时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些自得，他肯定是意识到了我的自得，因为我带着许可协议进来的时候，他抬起头，没有一丝笑容。
“你带着的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他，我带来了维生素A的许可协议，并努力掩饰我的得意。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因为这项工作提前有序地完成了。
“让我看看，”他说。他抓过协议并开始阅读。他读了几行，然后问：“你检查过专利号了吗？”
每一个许可协议都会以一个“鉴于”条款开始，比如说，“鉴于什么什么，拥有对维生素A的专利号多少多少”之类的。所以，在读完起始的“鉴于”条款后，史密斯先生对我说：“你检查过专利号没有？”
这实在是一个不一般的问题！尤其是在数月的艰苦工作后。我们当然是在谈论正确的专利。我有一点结巴，然后他说：“嗯，那你到底检查过没有？”
我说：“我确定这个专利号是被检查了的。”
“我没问你那个，你有没有亲自查过这个号码？”
“这个……事实上，没有。”
“把这个拿走。去图书馆检查专利号码，看你还敢不敢没有检查专利号就来让我签署这样一份重要的许可协议！”
这就是约翰·史密斯先生。他知道我非常愤怒。他从不道歉，或对此开玩笑，或以任何一种方式缓和这件事情。他知道我极其愤怒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但就是一个像这样难对付的老板，这样训练你，才能真正地成就你。
杰克·鲍尔斯和房地产中介布尔曼一起，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到弗吉尼亚州（Virginia）不停地寻找着运营的新基地。在寻找超过30多个地点后，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Groton），这是一处占地28英亩的船坞厂，位于泰晤士河畔，正对着New London。这间造船厂最早于1917年和1918年由格罗顿Iron Works管理，之后这块地界于1927年转变为一个渔业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将它买下来建造潜水艇，在这块场地投入了大约1亿美元以建造场地和设备。目前由Electric Boat公司运营政府所有的造船厂。
辉瑞公司可以对许多现有的建筑大加利用，同时Victory Yard的深水港口为冷却设备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为了能够成功达到收购的目的，辉瑞花了大量的精力说服联邦政府，并保证为当地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
1946年2月27日，在一封给战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信中，约翰·史密斯指出，政府应该接受辉瑞的申请，因为这块资产拥有极为有限的潜在买家，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用过了。他提到，当地政府对于这块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缺乏生产力感到非常头痛。为了加强他的论点，史密斯先生列出了Victory Yard的劣势，认为它缺乏商业或制造业用途的基本因素。尽管史密斯先生没能说服政府官员接受辉瑞最初的80.1万美元的报价，但他的确将价格从130万美元砍到了90.9万美元。1946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同时，辉瑞以额外的12万美元买下了周边的59英亩地，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发酵工厂，并从当地广纳了许多有用的人才。
约翰·麦基立即着手组建一支队伍以建设一个发电厂。他同样开始改变现有建筑以使其能够生产柠檬酸和辉瑞的其他主要产品。幸运的是，找到技术娴熟的员工可以减少很多困难。辉瑞公平对待员工及高质量的名声很快吸引了大量新员工。
公司同样受益于格罗顿地区充足的可利用员工，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被Electric Boat公司所开除的。在克服了物质障碍及政府规则后，格罗顿工厂于1948年4月在新址装载了其第一单柠檬酸。当年辉瑞领导人视察柠檬酸发酵设备的情况如图1-34所示。
辉瑞进行极好的定位以投资这次极具野心的扩张。1946年的销售额达到4 360万美元，较上一年取得了超过58%的增长，是历史最好水平。1945～1946年的净收入翻了5倍，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来自对青霉素、柠檬酸和维生素的需求。
辉瑞工厂在后战争时期的扩张及它的收入增长，与公司最赚钱的产品青霉素的产量增加前后呼应。在运营18个月后，辉瑞的青霉素工厂生产出超过3万亿牛津单位，是之前产量的6倍。但还存在一个问题，生产如此迅速进行，这使包装部遇到了一个瓶颈，因为青霉素需要小心地在单独玻璃瓶中冷冻。
作为现代医学领域的先锋，辉瑞公司如果想确保领先的地位，就必须有新的突破。于是，另外一种药物，也是第一种有可能治愈肺结核的链霉素横空出世了，这是辉瑞的第二种抗生素，同时也是用于治疗结核病的第一种药品。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由Selman Waksman在新泽西农业实验站发现。链霉素首先针对青霉素作用无效的感染病症（见图1-35）。
辉瑞在1944年秋天开始研究链霉素的发酵。微生物评估由恩斯特·韦伯和葛莱蒂丝（Gladys）主持，前者后来成为研究部门的副总裁，而后者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加入辉瑞小组，并将青霉素推向全球。
从一开始，辉瑞链霉素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成绩。辉瑞研究员实施的其他研究跟踪其在对抗伤寒症方面的有效性。1945年年底，辉瑞将装满500毫克（500万单元）链霉素的玻璃瓶送往美国军队。
公司在运作青霉素时获得的专业技能使得化学研究部门可以加速这种新药品的研发。在几个月内，辉瑞团队报告了较首批产品的一个显著提升，产出从35单位上升到100单位每立方厘米。
辉瑞轻松地解决了关于药力和生产的核心问题，公司的产出大大超过其对军队的义务。很快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那就是辉瑞是否应该仍然保持一个批发供应者姿态或是直接与其现有顾客相竞争。销售部副总裁Fred Stock建议辉瑞继续通过其他公司分销链霉素，就像之前对待青霉素一样。
史密斯先生持相反意见。改善和营销链霉素的竞争并不限于辉瑞。默克公司、华纳下属公司Parke-Davis、法玛西亚普强公司（Upjohn）、雅培（Abbott）、李特尔（Lederle）、礼来（Lilly）、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和仙蕾公司（Schenley）全都参与了政府赞助的临床研究，它们决心利用辉瑞的发酵技术来开发抗生素。
1946年年底，批发成本突然降低。1克链霉素的价格，在1945年为16美元，现在的价格不到一半，但是当1947年研究表明链霉素同样可以对抗尿道感染时，需求迅速上升。
辉瑞公司认识到它需要第三个工厂——专门生产抗生素，特别是链霉素工厂。在1947年12月，辉瑞购买了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工厂，叫作Vigo。与格罗顿的Victory Yard不同，Vigo是由美国军方设计的，占地700英亩，并拥有最先进的设施。看上去这个地方似乎是进行发酵的理想场所，但缺乏复原和抗生素加工的设施。
约翰·麦基向陆军工程兵部队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提议，强调了公司生产诸如链霉素之类抗生素的目标。他估算需要6个月，用100万美元来改造这些现存的设施。
不幸的是，Vigo工厂的整修一开始完全是按照墨菲法则来进行的，因此困难接踵而来。不断的电力崩溃——不稳定的电力、破损的蒸汽管路（steam line）、问题不断的压缩机、水泵故障——这些都导致了大批量的链霉素污染。直到1949年，设备相关的困难才得以解决，Vigo生产出的链霉素，足够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就此，链霉素发酵才走上正轨。
虽然拥有了这些成绩，辉瑞知道它决不能自满。公司的科学家不断探寻抗击疾病的新抗生素。辉瑞的首支抗生素青霉素，事实上悄无声息地就降临在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实验室里，下一个机会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因此，辉瑞公司为寻找新的抗生素，开展了一项关于土壤测试的项目。
这项全球范围的土壤收集和测试项目，包括13.5万份土壤样本，辉瑞的科学家们对此做了两千多万次测试。辉瑞的微生物学家Ben Sobin说：“我们从公墓收集土壤样本；我们把气球放在空中收集风携带的土壤样本；我们收集矿井中的土壤；收集从海底得到的土壤；还有从沙漠中、从山顶、山底和山中收集的土壤。”
辉瑞的科学家将每一份土壤样本悬挂在水中，然后将它放置在培养菌盘中繁殖。任何看起来有可能的霉菌群都用于一系列的有害细菌繁殖。如果霉菌杀死了细菌，研究人员就将其孤立并培养起来。一旦他们确定某一特定的霉菌有抗生素性质，他们就按比例增加生产。最终，科学家确定出200份新的含抗生素的霉菌。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竞争对手们不断扩大青霉素的生产，辉瑞公司的市场份额到1947年下降到了23%（图1-36为1950年辉瑞的质量控制部门在测青霉素的样品）。这个时期，对辉瑞公司来说又是极其令人兴奋的时刻，新一代领导人（见图1-37）开始掌舵，乔治·安德森退休了，约翰·麦基变成了总裁，约翰·史密斯仍然是董事会主席。同年，辉瑞举办了100周年的庆典。着眼于新一个十年，又拥有了一位勇敢的新领袖，辉瑞公司准备向一个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进发，这种增长将使辉瑞及其产品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