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成于战争，毁于战争

一、三菱财阀形成：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迎来工业发展的高涨期，同时日本与沙俄为争夺在远东的利益必有一战。日本政府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要求国民为十年后再战做准备。每年财政预算中直接军费开支几乎占到一半，扩军备战的重点之一便是增加军舰，为军事保密起见，军舰制造必须加强国产化，明治政府因而颁布了航海奖励法以及造船奖励法。造船奖励法大大刺激和推动了日本造船业发展，作为三大造船厂之首的三菱长崎造船所更是雄心勃勃地制造出了6172吨的“常陆丸”，而后又连续建造8艘6000吨级汽船，并摆脱了对西洋技师的依赖。

三菱给本国20世纪的献礼是着手制造军舰，到明治末年为止，共完成巡洋战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6艘、通讯舰1艘、水鱼舰3艘，总吨位3.7万余吨。大正时代（1911～1925年），又造成日本首艘万吨级军舰——巡洋战舰“雾岛号”，与“日向号”、“土佐号”相配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高级的战舰群。至1918年，三菱的长崎造船所和神户造船所共造船71艘，总吨位37.9余万吨，获政府造船奖金914万多日元。

日本政府“以国运相赌”的日俄战争终获惨胜。这场战争中战费20亿日元，其中军事经费15.2亿日元，相当于8年的国家预算。当时俄国陆军常备兵力200万人，日本常备兵力不到20万人，便对国内的成年男子进行总动员，用100万总兵力与俄军进行战斗，1904到1905两年间战死43000人，受伤15万人，生病者达20万人。虽然小国战胜大国是20世纪初很大的事情，但日本在经济上遭到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在战费的20亿日元中有10亿日元是外债，6亿日元是内债，并且没有任何赔偿金。经济界和大部分国民都对没有赔偿金的和解感到极度失望，普茨茅斯讲和条约签订后，从东京开始全国各地召开反对讲和大会，到处发动火攻。

民众的怒火需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来压制，日本必须筹集高额的外债本利，并且摆脱外国技术巩固国防。为此只有振兴日本工业、引进欧美最新技术、扩大日本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并巩固企业经营基础、出台财政税收政策。这样，日俄战争结束一年后，日本企业进入狂热泡沫式景气之中。

政府首先的动作就是收购私营铁道线，将其变为国有，在政府收购的17条铁路线中包括三菱的两大财源九州铁道、山阳铁道和合资修建的日本铁道线。收购价格约为原投资金额的两倍，历史学者通常认为三菱在其中大发横财，但从当时三菱旧部后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政府的激烈抗争并且愤怒辞官可以看出，三菱实际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有必要说明的是，私营铁道国有化之后，全国铁道出现了统一化的局面，国内各线终于得以连贯通车，铁路运输业面貌焕然一新。

亲自建立起三菱企业王国的岩崎弥之助，在失去铁路的遗憾中去世，病因为上颚骨癌肿。去世前的几年，他成功地组建了由岩崎久弥为核心，“四大天王”（近藤廉平、庄田平五郎、未延道成与丰川良平）进行辅佐的三菱领导层，并且在1906年命长子岩崎小弥太进入三菱担任副社长密切辅佐久弥，无愧于兄长弥太郎在临终前的托付。

1. 康采恩体制的建立

康采恩是德语"Konzern"的音译，是晚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出现的，规模更大的一种高级垄断组织形式。康采恩一般是以一两个实力最雄厚的大垄断企业为核心，把跨部门、跨行业的许多大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垄断企业集团。参加康采恩的不仅有单个资本家的企业，而且有集团资本家的垄断企业如辛迪加、托拉斯等；不仅包括许多工业企业、运输公司、矿业公司等生产性单位，而且还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商业公司、其他服务性公司等非生产性单位。康采恩的核心是大工业企业和大银行，它们除了经营本身的业务外，还把一部分资本投入参加康采恩的其他企业中去，掌握这些企业的股票控制权。参加康采恩的企业形式上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实际上却受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工业企业或大银行的控制。垄断资本家通过这种形式，控制着比其本身资本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本，以加强垄断统治，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

三菱合资会社成立时在总社按照事业领域设立了银行部、售煤部、矿山部、营业部等，因而使原来由总社管理部分归属到各部，但一直未能完全明确总社和各部之间的责任和信息传达系统。基于这种情况，三菱在1908年10月实施了大规模的社制改革：给予六大事业部（银行、造船、银行、营业、地产、金属矿、煤矿）一定的资本金额，使其实行独立核算制的经营；雇员与工资等人员费专属于各部；各部平时经费由各部自行承担，但各部的人事、重要规则的改变必须向社长报告。这一改革明确区分了总社对全部事业的管理统治与各事业部门的业务经营范围。为适应多种事业发展而进行了上述组织改革的三菱合资会社，此时已初步具备了“分权管理体制”的性质。

社制改革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伴随了工场实际生产中管理组织的近代化与合理化，例如长崎造船所1908年全面废止内部承办制，引进效率工资制，使工人能够直接从造船所领工资。这种一线作业管理的近代化，涉及工场里的成本计算、工程管理、在库管理等各个方面。

三菱的事业部制改革持续3年，是日本经营史上大书特书的改革。尽管同时期三井、住友等财阀也进行了各种组织形式变革，但三菱的改革独具特色：它首先采取了与公司情况相对应的渐进形式而不是激烈的大改革。另外，形成了对现场作业部门所完成的事业担负责任的各分公司与对战略性决定承担责任的股份公司的总社。这种总社与各事业会社的关系，事实上的形式与机能都与美国成立的分权的事业部制组织的原则十分相似。

这一改革的另一深刻影响在于让人们再一次思考家族企业的经营问题。在美国，几乎没有创业者家族的成员能够两代以上参加其所拥有的企业的管理，然而三菱的四代社长掌握了75年的实权。这个家族企业并没有一直采用古老的家族式经营，而是在家族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中形成了近代企业的管理与运营时必要的管理系统、管理组织，并有效地利用中间管理层及对各事业领域中的战略性意见进行决策的专门的经营管理者阶层。（A.D.查多哈，《经营者时代》）。

1916年7月，岩崎久弥突然宣布将社长之位让给堂弟岩崎小弥太，而不是其他人一直认为的久弥长子岩崎彦弥太。此时岩崎久弥52岁，任三菱社长24年；岩崎小弥太38岁，任副社长10年。令四大天王担心的是，小弥太原来是社会主义者，就任副社长是为父所迫，而且一直痴迷于“文化艺术事业”，恐怕不能掌控三菱的事业。对此，久弥没有丝毫犹豫，给予的答复是“岩崎小弥太年富力强，相信在他年轻头脑的领导下，三菱必会展开飞跃的进步。希望各位就像多年来辅助我那样尽心尽力地辅助小弥太新社长！”

小弥太就任后立刻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景气的时机开始对三菱进行重大改革。促使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三菱各部门事业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激增使得三菱合资公司继续直辖管理各种事业十分困难，有必要将下属各事业部独立为股份公司，下放一定的权限，使总公司确立持股支配的形态。二是受税制改革影响，1869年日本颁布的所得税法不征法人税，只征个人所得税，为了扩大税源，1899年税制改革，开始对法人征收所得税，规定股东为20人以下的公司征高累进税，而股东21人以上的股份公司的所得税征收率相对较低。因此很多公司都改组为股份制公司，以此削减税费。

1916年，小弥太首先废除了合资总公司的各部部长制，建立专务理事制，在各部设立一名专务理事和两名以上的理事，形成了社长——管事——各部专务理事——理事——各分店店长的指挥系统。其次，以前的庶务部改成总务部，撤销内务部，改设直属于社长的秘书处和直属于总务部的人事科。1917年，废除各部的调查科，新设查业部，从事内外资源调查，由此确立了总务和查业两部统辖三菱合资公司全体人事和计划管理系统。为适应军需，又在1917年将临时制铁所建设部和造船部改组为三菱制铁股份公司和三菱造船股份公司。1918年3月，将东京仓库公司改组为三菱仓库股份公司，股票由三菱合资公司保管。4月，将金属和煤矿两矿合并，组成三菱矿业股份公司，并使营业部独立为三菱商事股份公司。1919年3月，将保险科改组为三菱海上火灾保险股份公司。同年8月，将银行部改组为股份公司三菱银行。1920年5月和1921年1月，又先后从三菱造船公司分出三菱内燃机制造股份公司和三菱电机股份公司。

在改组的同时，三菱合资公司在1918年和1922年进行了两次增资，从过去的综合事业体发展为以保有和运用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为主的持股公司。

改革后的各分支事业，尽管拥有独立的公司组织形态，但对于各项中重要事项的决定，如社长以及董事的选人、资金的筹措及运用等，都必须请示作为财阀组织金字塔顶端的“三菱合资公司”，三菱下属分公司的第一领导职位限于会长，低于总公司社长。1918年4月小弥太施行《分公司资金调配与运用的规定》，主要内容为：“分公司固定资金和事业扩张费达到巨额后须与总公司协议筹措，若剩余资金较多，可存入总公司或直接到银行接受融通。1918年5月施行的《分公司与合资公司的关系规定》要求为：第一，分公司的董事、监察在籍于总公司，职务工资、住宅、津贴由总公司社长发放；第二，本公司以前的诸规定和内部规则都适用于分公司，分公司在制订重要规则和内部规定时，须事先得到总公司社长的同意；第三，分公司的年度预算和决算须得到本公司社长承认，向总公司提出推定资金收支与损益预算书；第四，三菱合资公司的总务部监察科长须根据社长的命令监察分公司的财务；第五，总公司和分公司需使用的人，在总公司统一调配和权衡的基础上录用。”

很显然，以上两则规定的目的是通过资金和人事来严格控制分公司，三菱合资公司作为控股公司与其旗下各事业保持主从的关系，小弥太的独裁社长地位无动摇，这样大规模、划时代的改革很可能是在他任副社长时代酝酿而来的。

在三菱实现康采恩的过程中，1919年12月，三菱在合资总公司设立了理事会，并规定了有关规则。理事会由总理事、常务理事和分公司董事组成，审议以下重要事项：第一，重要的公司规则的制定和改废；第二，预算、决算和损益的处理；第三，重要的新事业、投资、金融；第四，对内对外的重要政策；第五，事业上的方针；第六，合资公司与分公司之间，或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争议的调解；第七，重要的人事等。即需审议的关于三菱康采恩企业集团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

有关理事会职责的规则还规定社长出席理事会，所有决策都必须得到社长的裁决和追认，这就使三菱社长的指挥权再一次被明确。但岩崎小弥太坐在三菱巨大企业集团的宝座上，纵使有再强的经营能力，也必须要将个人独裁的方式转为社长主导与高级经营者联合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三菱理事会便是日后在日本具有极度神秘色彩的三菱金曜会，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进一步了解。

三菱通过康采恩把广泛的多种经营加以统一管理、集中控制，呈现出垄断的形态，但日本财阀形成的康采恩又不像其他普通的股份公司那样面向社会集资，而是实行财阀家族独资、资本内部积累和资金内部调度，岩崎家也不例外。

三菱资本具有高度的封闭性，体现在岩崎家独占了持股公司的资本，直系分公司之间又相互持股，而且不进行公开。另外，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三菱公司内部85%的负债为岩崎家族借款，可以说资本积累的来源大部分是三菱自己的内部积累。其次，三菱银行一直起着核心金融机构的作用，对三菱系的各企业供给资金，这也体现了三菱财阀内部资金调度的特性。

尽管小弥太从事实业的热情和大手笔的改制都曾让四大天王担心，但随后三菱的这种组织形式极大地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日本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小弥太也因而确立了在三菱的领袖地位。

2. 炼铁事业与化学工业

1910年，日本强行合并韩国，三菱以16万日元收买位于平壤南部的兼二浦铁矿山的采掘权与所有设施。随后继续购买附近的铁矿区，准备建立炼铁所。这里背靠上百万吨的铁矿资源，从中国开滦煤矿供给的原料煤走海路距离更近，并且可以利用大同江 便利的水运，为长崎造船所提供原料。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中止了铁的出口，日本陷入了钢铁饥馑的状态，因此三菱加快制炼铁所建设，在1915年8月设立兼二浦制铁所，并铺设了铁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有利的政策鼓励民间制铁业，免除了兼二浦制铁所原材料进口税，1917年又颁布《制铁业奖励法》，规定免除制铁业所得税10年。1918年兼二浦制铁所开始产出生铁，后来为了应对一战造成的钢材不足而建设了炼钢工厂，生产造船用厚钢板和大型条钢。

与制铁事业有关联，后来发展为新事业领域的是筑丰煤矿的焦炭制造。三菱1898年购买筑丰煤矿并且设立牧山焦炭制造所，起初只出售焦炭，未重视副产品。后来虽然在三井三池煤矿、大阪煤气的影响下开始制造焦炭煤气、氨水、沥青等，但由于1917年关于牧山焦炭制造所向旭玻璃公司提供液体煤气的决定，牧山焦炭所主要将未加工的产品提供给外部，三菱的化工部门进程大大落后于三井。1918年三菱的矿山部与煤矿部一起被编入三菱矿业股份公司，牧山焦炭制造所直属于该公司。由于一战的景气，1918年至1919年，牧山焦炭制造所生产焦炭良块4万吨。但在随后的昭和危机中销售不振，副产品回收工厂的建设半途而废。

三菱化学工业真正得到发展是从1934年旭玻璃和三菱矿业共同出资建造的日本焦油股份公司开始。1916年，三菱在东京设立矿业研究所，开始在液化煤、燃料等合成化学、有机化学等广阔领域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经济危机使三菱矿业自身维持赢利都十分困难，化学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岩崎俊弥担任旭玻璃会社社长的缘故，岩崎小弥太一直对化学工业十分关心。1915年，三菱矿业技术部技师长池田龟三郎到美国和欧洲出差考察防止矿山爆发事故的方法，同时研究煤炭化学工业的发展动向。在归国后的报告书中池田写道，“将来我国有必要发展化学工业”，这一部分吸引了小弥太的目光。

直到1934年，三菱矿业与旭玻璃会社各出资250万日元，建立日本焦油工业株式会社，工场设在牧山焦炭制造所，制造焦炭、笨、萘等副产品，并且着手生产燃料。第二年在临近的黑崎新设的工场开始生产燃料、肥料及化学药品。

此时小弥太已经就任三菱的社长，在视察黑崎时他说道：“我早就想尽力使三菱利用空气、水和煤炭生产出能给人类带来最大幸福的产品，这次看到建设中的日本焦炭工业，正是实现我这一愿望的第一步。”（《明光春秋商事时代的回忆》）

小弥太对通过生产硫酸氨肥料促进大米产量寄予了很大希望，当时日本的大米供给不足，增产是最迫切的要求，化学肥料的生产与人的最大幸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是衣食无忧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两年后日本焦油工业株式会社变更为日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化成”一词是为了表现把属于有机化学领域的焦油与属于无机化学的氨综合起来的化学工业而造，创造日语中这一词语的人就是小弥太。他从中国的《易经》中选出，想取其表现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意思作为社名使用。

3. 银行事业

三菱合资银行创立于1895年，初期经济实力与三井银行（1947年创立）和安田银行（1880年创立）相比相当薄弱。另外，银行部是三菱合资公司的事业部之一，不是独立的银行，在经营决策上受合资总公司很大的制约，发展比较缓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三菱合资银行部的发展非常迅速，具体可见表1-1。

可以看出，三菱银行部的资金实力已充实到大部分的运用资金都可以利用存款来充当的程度；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显著增加；另外，运用资金中放款的增长比票据贴现的增长大得多。以上三点说明它在资金的吸收和运用方面都把重点转移到长期性业务上，即集中社会上储蓄性质的资金，而把它使用于生产企业的固定资本信贷方面，这表示出银行向垄断阶段过渡的金融资本性质。

从1914年到1919年，三菱合资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增加了3.7倍，拥有日本氮肥、富士纺织、钟渊纺织、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一流企业的股票；从1913年起，三菱合资银行部开始向旁系公司和他系企业提供贷款，例如对名古屋电灯、猪苗代水电等电力公司。这种对旁系和他系企业的股票拥有和信贷提供，说明三菱合资银行部已开始发挥垄断资本阶段金融资本的特殊渗透力和控制力。

在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时期，三菱发生了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改制之后的三菱实质上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多样化经营，即康采恩体制。

4. 一战中的资本积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的所谓的“大正景气”的影响下，三菱以往最难管理的各个分支事业都得到了大幅飞跃。一战期间日本所有工业部门中属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发展最快，分别增长6.6倍和5.5倍，这两个部门又直接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战前，三菱造船部与矿业部利润充其量不过是10%～30%，但到了1918年下半年，“三菱造船”与“三菱矿业”利润率分别高达170%与190%，“三菱商事”也开始插手投机商品的交易，在伦敦及纽约设置分公司，展开世界贸易，渐渐能与“三井物产”、“铃木商社（日本最早设立的综合商社）”竞争。

根据旗手勋《日本财阀与三菱》中的记载，三菱造船部、制铁部、煤矿部、矿山部、营业部、银行部、营业部、地所部等七部的纯利，一战爆发的1914年为631万余日元，由于大战景气，1916年上升为900万日元，1917年续升为1800万日元，1918年最高达3890万日元，由于大战后的反弹，1919年纯利仍保持为3534万日元，1914～1919年6年间共创纯利润1.1422亿日元，年平均创利1913万日元，是前7年平均创利222万日元的9倍。造船部在此期间创利位列各部第一，3954万日元（34.6%）；煤矿业2438万日元（21.3%）排位第二；营业部的纯利润自1916年纯利开始上升，排位第三；金属矿业第四；银行部和房产部排位第五和第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钢铁业被大大看好，有“铁成金”的说法，三菱钢铁业经营起步晚，只赶上了大战景气的余波。

这一时期的三菱合资总公司的资本积累来自各部的上纳金、各部提留的积累金、地所部的收入和有价证券的收入。

上纳金的规定是随着各部独立核算确立的，当初规定上纳金的数额是资本的10%左右，之后实际上每个部每年缴纳的金额都有所不同。1914年到1916年，各部缴纳金合计500万日元左右，1917年达到1600余万日元的顶峰，1918年和1919年下滑至813万日元和150万日元，这与事业部改制、各分公司独立有关。有价证券的收入，从1917年开始由于三菱合资公司下属部门独立为股份公司，拥有的股票形式的有价证券收入激增。各部积累金的提留始于1917年，后来为扩大事业，各部积累金数额迅速上升，到1919年达1847万日元。

1914～1919年，三菱合资公司以上各个部门的收益除去支出部分以后的累计纯利达到了5915万日元，年均纯利为986万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三菱确立了巨额财富，但同时期的三井财阀获利更大，约为三菱的五倍。

二、应对一战后经济危机

一战之后，欧洲各交战国百废待举，不仅不能迅速返回东方市场，反而需要进口一些战时奇缺的民用工业品；无法获得欧洲商品的东南亚各国，亦纷纷前来日本采购。与日本经济关系密切的美国，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也大量从日本进口生丝、纺织、船只等商品。当时的日本“生产任何东西都可以立刻销售一空”，一片极度繁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欧美国内商品涌向并充斥亚洲市场，异常膨胀的日本立即陷入生产过剩状态，从1920年1月起，贸易逆差开始增大，随之以生丝价格率先大幅跌落，整个物价一落千丈。加上银行借贷激增，金融压力日益严重。1920年3月15日，股票交易所暴跌，169家银行休业，285家企业破产，日本经济的产业支柱相继坍塌。同年6月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不景气，出口贸易下降40%，日本的经济危机日益扩大和深化。1923年关东大地震引发了进一步的经济慢性萧条。

由于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和慢性萧条，三菱大多数企业都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地。但是依靠在战争中积累的巨额财富，采取经营合理化和资本节约化，同时向新产业发展和开拓海外的对策，终于渡过了难关，并仍然维持年平均创立579万日元的水平，为下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不景气部门的调整

由于战后不景气，作为主要燃料和动力源的煤炭需求停滞、价格大幅降低。1921年全国产煤2622万吨，过剩量达400万吨。

三菱首先于1921年3月参加由三井、三菱、住友、古河四家组成的产煤卡特尔，共同限制产煤17%。又与筑丰、北海道等煤矿业会结成煤炭矿业联合会，调整运煤数量，实施强有力的运煤限制，根据各煤矿基准运煤量运煤，对超运煤炭者征收特别赋税，同时对减产者给予奖励金。并在销售方面形成包括九州的甲子会、北海道水曜会等的卡特尔，根据煤炭产品品位规定价格。为防止协议破坏，协会对出产的煤按吨征收储存金，若破坏协定则没收储存金。针对煤炭销售长期不景气的情况，煤炭矿业联合会的主要企业又在1932年设立了煤炭销售辛迪加“昭和煤炭股份公司”，资本500万日元，其中三菱矿业出资80万日元。减少生产之后三菱立即实施了裁员。1919～1926年全国矿工由34万人降为23万人，降幅32%，同期的三菱又从4.2534万人降到2.7213万人，减少了3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后来甚至引起了神户造船所和长崎造船所两万八千工人的大罢工，经宪警调停，最终被平息。

同时，三菱的首脑积极地利用政治权利，开拓新的销路。1924年6月，护宪派联合内阁成立，其中几位重要人物与三菱有密切关系。例如岩崎久弥的姐夫是首相加藤高明，妹夫是外相币原喜重郎，前九州铁路社长则是铁道大臣仙石贡。仙石不久就使国有铁道的煤炭供应者由其他公司改为三菱矿业公司。今后每年由三菱向铁道省供应21万吨煤，向八幡制铁所供应15万吨，向海军工厂供应9万吨。

考虑不景气的原因，三菱矿业公司提出让三菱商事归还在海外的销售权以节省委托销售手续费，遭到三菱商事的强烈反对，两公司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最后经岩崎小弥太的裁决，1924年4月起，三菱矿业自卖煤炭和矿物，原附属于三菱商事煤炭本部的储煤场、运煤船、设备以及相关员工均由三菱矿业继承，三菱矿业向三菱商事支付381万日元。1926年3月，三菱矿业的直销量达到总生产量的69%。

一战结束后，海运业出现了船舶过剩现象，尤其是192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造船业前景变得十分暗淡。日本政府为救济造船业向民间造船公司订购军舰，同时谋求舰艇建造技术的国内自立。但1921年12月华盛顿会议的裁军协议又使日本政府的计划落空，所有舰艇的建造都必须停止建造。

面对造船经营不断恶化的局面，三菱不得不采取经营整顿措施。首先减产裁员，并缩小生产规模。1922年2月～1925年6月，连续进行4次裁员，长崎造船所共解雇员工7700人，神户造船所解雇882人。原本1919年为日本政府民间采购军舰新设了生产铸钢品和锻钢品的长崎制铁所，但由于裁军在两年后缩小为炼铁部门，又于1923年关闭。另外，三菱造船所积极地导入内燃发动机技术，在1926年首先生产出使用内燃发动机的轮船，开始向陆上机器制造部门发展。

在整顿的同时，三菱努力地争取到了日本邮船公司新造船和官方军舰订单。据统计，1920～1932年，日本邮船和大阪商船两公司订购船舶占三菱总生产量的74.8%，说明三菱造船在克服不景气困难过程中，三菱财阀的旁系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支援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华盛顿裁军协定限制主力舰的制造，但海军为了保持民间军舰建造能力，向三菱造船订购了补助舰艇，例如1923年潜水母舰“迅鲸”、1924年巡洋舰“川内”、1926年巡洋舰“古鹰”等都出自三菱造船所。这无疑给了困难中的三菱极大的支援，但1929年年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次年昭和大危机出现，伦敦裁军会议召开后又限制了海军补助舰艇，结果造船业陷入极其严重的危机中。1931年，三菱造船公司出现赤字，重现景气局面只有等待下期军需的增加。

2. 向汽车和飞机进军

三菱在一战前就发现了汽车和飞机的良好前景。一战后造船业长期不景气，推进三菱首脑把大量资金投用于新产业领域。

1917年，神户造船所凭借意大利的飞特A型小汽车获得成功（见图1-4）。1918年根据军部命令，试制军用卡车四台，1920年完成。为适应新产业发展的需要，1919年使内燃机部门从神户造船所中分离出来，新成立神户内燃机制造所，1920年成立三菱内燃机制造公司。同年由长崎造船所和三菱商会共同出资设立了销售本公司制造汽车和进口汽车的“大手商会”。并创设了车体制造和修理的工厂。尽管三菱对汽车业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但当时的局势却极不利于发展。一是当时日本国民收入较低，公路建设落后，汽车运输尚未发展起来，因而社会对汽车的需求较低。另外当时美国的福特和通用公司已大批量生产汽车，向日本进行资本输出，福特的横滨工厂和通用的大阪工厂在1924年和1925年先后开业。当时的日本国产车在成本方面与大批量生产方式的进口车根本无法竞争。同时三菱通过调研和对世界局势的评估，认为开发飞机生产的前景是更加良好的。于是，三菱在1921年全面停止了对汽车业的投资，大手商会也因经营不善而解散，至修理工厂被三菱内燃机吸收，三菱全面退出了汽车业，转向飞机生产。

1916年，三菱在神户造船所新设立了内燃机科，引进先进柴油发动机，开始对汽车和飞机的制造进行研究。引进的柴油发动机是国家用于制造潜水艇的，在技术方面，潜水艇与飞机的发动机十分相似。三菱在日本率先尝试制造飞机的内燃发动机。

一战后，先进国家开始进入飞机时代，而日本的飞机制造技术极端落后。与汽车行业对比的话，其他发达国家也并没有确立大批量的生产，因此如果投入大量研究开发经费制成价格昂贵的飞机，只要性能优秀，就一定能够获得稳定的市场。于是1916年三菱在神户造船所设立飞机科，1919年开始制造飞机发动机，1921年为试制海军10年式舰上战斗机，在名古屋设立了真正的飞机发动机生产工厂。1928年，三菱根据陆军的设计图最早制成了练习机；1922年在外国专家指导下开始制造日本最早的舰上飞机；1925年与德国飞机专家合作，建立研制飞机的劳尔巴哈股份公司；1928年，从德国埃卡斯公司获得飞机和发动机在日本和辽东半岛的制造和直销权；1929年招聘法国人技术顾问，开始设计法国陆军的九二式侦察机。

而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军事装备的现代化，于1926年10月在陆军省设立整备局，1927年4月又在海军省设立航空本部，图谋充实近代军火装备。三菱公司在1927年接到政府要求制造兵器的内部命令，次年在东京设立装配工厂，1929年12月设立以生产战车为主的“东京制作所”。名古屋飞机制造所也设立了装配工厂。1928年，三菱压倒其他设计对手，从海军省获得了新的侦察机试制的订单，该机后来改造成八九式舰上攻击机。1929年为了制造陆军用九二式重型轰炸机，三菱投资97万余日元的工厂建设费和设备费，开始建设第二金属飞机工厂，1930年竣工。

依靠军需生产，三菱飞机公司从1932年起可以获得每年60万日元的利润。1934年，三菱飞机公司与三菱造船公司合并，形成重工业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26年至1945年间，三菱生产了陆军用飞机7488架，海军用飞机7962架，占同时期全国飞机生产总数的21.4%。特别是三菱名古屋飞机制作所设计制造的“零式战斗机”，其性能之优秀直到今日还为人们称道。

3. 从进口石油制品到石油精炼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革命。以前占石油消费大部分的灯油因电灯普及而急速减少。与此同时，由于内燃机的普及，挥发油、轻油和重油的消费大大增加。造船业由于内燃机的迅速发展，石油使用量也迅速增加，海军舰艇也采用煤炭与石油并用的方式，1918年海军重油消费量达到40万吨左右。另外，挥发油除了用于橡胶溶解、鱼油精制、消毒等，最近还被用于快速普及的汽车。但是一战之后发生世界性石油过剩，石油价格跌落，大量外国石油输入日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菱仍决定进军石油产业，以岩崎小弥太为首的三菱合资公司领导集团一直关心石油精炼事业，1923年在三菱商事成立了临时液体燃料调查委员会，着手准备石油贸易事业。1924年，借煤炭销售权归还三菱矿业的机会，三菱废除传统的三菱商事部门，新设以石油贸易为主业的燃料部，并设法获得美英大石油公司的直销权，最终与总部设立在旧金山的联合石油公司协作成功。1923年12月，签订基本协定之后三菱获得重油和原油的直销权，经办商品除了原油、重油外还包括轻油、灯油、挥发油和机械油等。1927年4月，三菱购得了握有联合石油公司60%股票的蒂特瓦特公司产品的直销权。

小弥太以及三菱公司的高层领导并未满足于此，他们认识到先进口原油然后在日本精炼和贩卖更能获利，于是引进了美国的资本和设备。1931年2月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各出资250万日元，设立了三菱石油股份公司，工厂建在川崎。两方的共同经营协定规定：①股票持有、职员数、利益分配都按照日美双方平等的原则，新公司职员双方同数选出，社长从三菱方面选出，副社长、厂长和技师从联合石油公司选出；②三菱商事拥有该公司产品的直销权，后续费为6%；③联合石油公司除供给原油外还负责提供技术和设备，三菱商事海运部则负责运送原油到日本。

三井物产公司虽然从明治时代就开始进行石油制品的进口和销售，进入昭和时代又从美国进口原油，但没有从事石油精炼事业。而三菱自昭和初期起迅速向石油精炼业发展，之后在石油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4. 三菱商事

三菱商事刚刚成立不久，因战后再生需要出口增长，陷入了白热化的投机泡沫中。投机的对象有股票、棉花、生丝和大米等商品，甚至还有土地，被称为有“燎原之火”之势。但仅仅10个月之后，三菱商事就开始遭遇了一战后的不景气，股票与产品价格暴跌，信奉投机商法的大商社很多都陷入危机乃至破产的境地。当时的情景被评价为“从富士山的顶峰坠落到琵琶湖的湖底”。

产生这一投机泡沫之前，小弥太特别给三菱商事参事以上的干部写了信，发出了去除“浮华散漫”弊病、振兴“诚实坚忍”作风的号召。

但在日本经济苦难时代中，三菱商事不可避免地开始有了净亏损。1920年，三菱商事净亏损69万日元，棉花部和木材部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到1921年开始进入严重不景气的状态，商事买入商品降价，合同不被履行，客户破产，资金回收极其困难。

这一极端困难时期中，小弥太曾召集商事会社的部长、支店长到总公司开会。严厉的训斥和“加油干，努力把损失弥补回来”都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从小弥太的口中说出。整个会议中小弥太让干部们静下心来对商业的经济机能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批评投机做法，论述商事会社应对生产者与消费者负责的信念，令干部们非常感动。负责记录的中尾方一（后担任三菱商事总务部长）回忆说，小弥太社长关于公司的目的、使命、职员的责任义务的论述，都是他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耐心而恳切的指示。其中岩崎小弥太说的一段话后来也成为了三菱“三原则精神”中的主要思想：

我们应该大力竞争。要成为好的公司就该在各个方面付出努力。但我认为我们的竞争不应该只是量的竞争，还要进行质的竞争。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公司在做几千亿元的事业，三菱不能比他们差。某公司经营好几千万的油，三菱仅仅这么一点，等等。如此议论也许勇气值得欣赏，气概值得爱惜，不过我认为竞争之前进行自我估计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热衷竞争，急于比数字上的成绩，成为不选择手段方法的人，与我们公司创立以来的传统相比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甚至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样就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整体目标，是绝不允许的……

……第二就投机问题我想说几句。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原则是排斥任何投机。从某种程度上广义地解释，也许可以说我们生活本身就是投机。就总体事业而言，也许可以说不存在没有投机因素的。然而，不允许的投机与允许的投机之间，可以根据常识制定严格的区分标准。梦想侥幸一获千金，从事以获得暴利为目的的投机，与经过精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建立的、进行周密的计算而从事的投机之间，面对冲突时的动机大不相同。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与形式上的区别相比，应当更看重当事者的动机。现在所谓的经商者们追逐利益进行投机，我们不能也陷入这种风潮中。这一点请格外注意。与每一个商品、期货交易等相关事宜，由常务及各部长制定各自适当的标准范围，这一标准范围一旦制定，毫无疑问应当严格遵守，不能迈出一步……

最后，烦请各位静听一下我的根本理念。

对于我们从事的职业即商业本身，我是如何思考的呢？也许诸君对这样的解释或者儒家的说法感到厌烦。我不清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下定义的。根据我的解释，如果从社会性方面来看，我们的职业位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承担最便利、最廉价地进行物品分配的任务。从整个国家性来看的话，则是以最低廉的价格、最便利的方式为我国的生产者及消费者把外国的产品输入进来。我坚信为社会、为国家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是我们职业的第一要义，也是我们事业的目的。

然而，为完成这一任务，要巧妙利用供需关系、时间与场所的差异，努力追求正当的利益，我相信这是我们职业的第二要义。这两层意义毫无疑义同是我们活动的重要目的，但第二义无论如何也是第二义，为了第二义而牺牲第一义是决不允许的。这是我要提倡严守正义，慎用方法的出发点，是从我们事业的这一意义出发的……

不用说，现在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受此影响我们公司形势严峻。这种时期，我们必须全员团结一致，抱着创业时的决心，奋发努力。（《岩崎小弥太传》）

为了摆脱困境，1921年10月，小弥太辞去三菱商事公司首任会长的职务，任命三宅川百太郎为三菱商事专职会长，并决定向新领域发展。

首先是向需求比较稳定的与食品相关的贸易发展。1920年12月起，三菱商事成为明治制糖公司的经销商店，与该公司缔结了进口外国原糖、出口销售其产品的协定，并共同设立了上海明华制糖厂，三菱商事负责供给和包销原料糖；另外，经办明治糖果的炼乳和糖果糕点等。由此，三菱商事向制糖和糕点等食品贸易扩展，1923年设立食品部。

其次是小麦和小麦粉的进出口贸易。由于一战中小麦粉进口困难，日本的面粉制造企业勃兴，例如日清制粉、日本制粉等大公司。商社负责经手小麦的进口和小麦粉的出口及内销。三菱与日清制粉结成了良好的关系。1920年开始从美国输入小麦，1924年购买了日清制粉公司新增20000股中的5000股，1926年又与日清制粉签订了包买外国小麦的协定，1927年获得日清公司小麦粉包销权。

三菱商事还积极地开展大米的进出口贸易。最初进口外国大米是为了满足矿工的使用和啤酒的酿造。但1917年开始，日本国内因歉收大米不足，三菱在香港大量进口东南亚大米，然后通过自己的系列大米批发商销往国内各地。1930年是丰年，米价降到最低点，政府首先购入大米，并指定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加藤商店等三家公司，以1%的手续费在亚洲各地出售大米。1931年是歉收年，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引起军需米增加，政府命令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日本棉花为首的九家公司结成外米经办组合，从事外米采购。1933年和1934年大丰之年时政府给各商社划分地域，并委托其从事大米出口。这样，三菱商社通过丰年出口、歉年进口的方法与政府的米价调节政策相协调，同时赚得了可观的手续费。

三菱商事这一时期对生丝贸易的经营也获得了成功。1924年，接手横滨生丝公司，1926年，设立日本生丝神户出张所，致力于生丝的出口。1936年，三菱商事设立生丝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得手的生丝贸易在这时期成为三菱商事的一个重要的出口项目。

将煤炭和金属销售权归还三菱矿业对三菱商事是一个契机。1924年，归还销售权之后，三菱商事废除煤炭部，设立燃料部，开始经营新兴的石油贸易。三菱商事在1923年与美国联合石油公司订立石油包销协定，象征着由煤炭经营时代向石油经营时代的过渡。

三菱商事还向橡胶、羊毛和肥料等新贸易领域发展。1919年开始经办南非羊毛进口，1922年包买澳洲羊毛，1921年特约销售英国的硫氨，1924年进口德国的硫氨和钾肥。

另外，三菱极其重视机械贸易。三菱很早就开始进口船舶机械和造船材料，因此，三菱认为三菱商事必须掌握日本机械贸易领域的主导权。1920年，三菱商事设立了机械部。积极进口飞机和发动机。1922年，三菱商事与三菱电机订立了产品包销协定，1924年又确立了共同销售制，机械部形成了十分稳定的基础。

由之前跟风建棉花厂、木材厂，投机生丝、棉花等，到危机之后的稳健并带有创新的经营政策，可见小弥太对三菱商事经营风气的整改是有成效的。

在20世纪长达20年的不景气阶段，三菱商事向各方面扩展，成为仅次于三井物产的综合大商社。但由于三菱商事公司刚刚由三菱合资公司的营业部独立出来，经营方面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所以，虽然闯过了一个个难关，并扩大了事业范围，创利却远不如前期，特别是与同期的三井物产相比，在各方面还是呈现出了劣势。1918年，三菱商事成立时资本为1500万日元，而这时三井物产的资本已达1亿日元，其中实付资本达到了7000万日元。根据旗手勋《日本财阀与三菱》书中记载，三菱商事创社以后不久的1920年营业额只有三井物产的4.7%，此后奋起追赶，到1929年达到三井物产的33%。从创利看，1920年到1929年十年之间，三菱商事的利润仅仅是三井物产的2%～20%。另外，1920年上期到1929年20次决算中，三井物产的无配息只有1次，三菱商事达到11次。

5. 海外查业科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向资本输出国过渡，一方面从先进的欧美国家引进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开始向邻近的亚洲诸国输出资本。岩崎小弥太为适应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并发展三菱的事业，他大力推进三菱向海外发展。以前三菱的海外扩展主要以合资营业部为中心，以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菱商事在原有天津、北京、秦皇岛、大连、青岛、济南、哈尔滨、长沙、台北等城市的基础上在海参崴、西伯利亚、海防 、新加坡、泗水 、加尔各答、伦敦、柏林、巴黎、里昂、马赛、纽约、西雅图、悉尼等地增设了分店和出差所，形成了以分店和出差所为站点的海外商业网络。在海外拓展的基础上，三菱开始图谋资源的获取和投资的增加，因为当时不仅三菱的煤矿呈衰退状态，整个日本也缺乏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各种资源，因此必须到海外寻找新资源。

1916年，三菱新设立了东洋科，进行东亚方面的事业调查和新设立事务的办理。1917年新设矿物研究所，废除各部调查科，改设社长直辖的查业部，承担对日本和海外资源特别是地下燃料资源、水力资源以及产业开发、投资的调查。由于1918年三菱矿业和三菱商事各自独立，查业部被改为查业科。1919年，三菱商事设立临时调查科，三菱矿业公司设立临时库页岛调查部，两公司各自查业。1920年4月，因海外调查与当地政府居民和公司交涉时需要集中力量，而当时经济的不景气也需要节约开支，因此查业科重新取代两公司的临时查业部，负责资源调查和海外投资调查。

查业科最重要的调查和开发对象是作为燃料和动力源的煤炭、石油、军需物资黑铅等地下资源，以及水力发电等自然资源。当时日本内燃发动机的研究和生产迅速发展，石油成为了重要的资源；随着化学工业的兴起，水力发电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三菱查业科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和库页岛的石油和煤炭开发投入了巨资，特别是油田的开发。除了在秋田、岛根省等进行试掘外，1921年到1923年对南美秘鲁、哥伦比亚和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油田进行了多次调查。其次，查业科十分重视对农业水产等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例如开发北洋渔业，库页岛和加里曼丹的木材；对中国的棉花、甜菜，马尼拉的麻等进行土壤和品种改良。以上开发都为日本补充了大量的食物、纤维和原材料。在调查和投资的过程中，查业科要面对复杂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例如西伯利亚、库页岛、堪察加、南阳等地，虽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尚未开发利用，环境十分严酷。而向中国和朝鲜扩张，尤其是中国，因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例如“二十一条”、辽东半岛的租借问题、关东军和满洲铁路的存在等，持强烈的不满和全力反抗的态度，因而抗日运动日益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查业科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雄厚的资金、与大企业的联合行动以及军方的保护三根支柱展开。首先三菱设法接近当地政府或有实力的人物，然后进行出资提供贷款或兼并达到预定目的。其次，由于三菱无法独立应对山东省问题引起的中国全国抗日运动高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等不安定局势，采取了与日本大企业联合行动的方法。例如与三井、铃木、住友商店，太仓、久原、古河、涩泽等主要财阀结成独占投资公司辛迪加，然后共同出资组建兴源公司（负责中国煤炭、西伯利亚资源的调查）、大源公司（负责大同煤田开发）、山东矿业公司（负责山东煤田开发）、北辰会（负责库页岛石油开发）、北库页岛矿业公司等。另外，此时的三井、三菱等大企业向亚洲的经济扩张是以日本的军事扩张和军方保护为先导的，这也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下面分析一下三菱合资公司这一时期的海外投资情况。投资的地区范围包括东亚、南洋和欧美，重点是中国和南洋。从投资行业来看，矿业和农业的投资额占总额的67%，股票和公债占33%。其中对库页岛的煤矿和石油投资一度很大，1920到1922年大体维持在每年235万至425万日元之间。对中国农业和矿业以及南洋农业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63%左右。对海外有价证券的持有重点在中国，对中国股票的投资占据海外有价证券的77%，主要集中于以下公司：上海造船发动机公司（1901年）、上海埠头公司（1906年）、菱华仓库股份公司（1919年）、东方人寿保险公司（1920年）、金福铁路公司（1925年）。购买的海外公债主要是1920年购买的英国军事公债（5分利，1万英镑）、美国自由公债（4.25分利，11万美元）、法国国防公债（4分利，20万法郎）、伦敦日本人会公债（1.5377万英镑）等。在投资数额方面，查业部1917年设立，海外投资额为53万日元；1918年以后，查业科经办的海外投资激增，1921年达到最高，为467万日元；1922～1925年维持在430万日元左右。查业科进行巨额的海外投资，但因其是作为企业投资中心而成立的，所以难以创造利润。1917～1926年十年间，平均每年海外投资80万日元，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小弥太所预估的500万日元的年额。

正当三菱在查业科组织下，积极向海外进行经济扩张的时候，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后，中日两国之间就日本归还胶州湾并撤军签订了条约，1922年日本从青岛撤军。由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日军从西伯利亚撤军。1925年日苏友好协约签订，日本从库页岛撤军。1926年日本大企业和大财阀组成的辛迪加组织了北库页岛石油公司和北库页岛矿业公司。但中国反日运动高涨，日本又撤出库页岛，日本在中国和俄国的企业陷入困境。同年，三菱废除了查业科，之前所进行调查交由三菱矿业公司处理。

6. 强化金融部门

1919年，三菱合资银行部独立出来成立了股份公司三菱银行，总股数50万，其中岩崎久弥获得20万股，岩崎小弥太获10万股，剩下20万股中三菱合资公司占有18万股，矿业、商事、仓库、海上火灾和造船五个公司各占1000股，其余1.5万股由三菱合资中的重要人员占有。

与同时期的三井、安田、第一、住友四大银行相比，三菱的存款和放款总额排位是很低的，但三菱的有价证券拥有额很高，1928年年末三菱银行拥有3.2亿日元的有价证券，而三井为2.3亿日元，第一银行2.4亿日元，安田银行2.7亿日元，住友银行2.3亿日元。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三菱公司保持了集中控制，三菱财阀也十分注意实行直系公司相互持有股票的政策。

另外一项措施是成立信托公司。1923年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开始实施，1924年到1925年间三井信托、住友信托和安田信托先后成立。三菱信托公司成立于1927年。到1929年年底，全国信托公司达到47家，信托财产总额为14亿日元，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财阀系信托公司占54%的比重。

后来由于连续经济萧条时期产业资金需求停滞，大型信托公司都遭遇了资金运用的困难，出现了大量的游资。信托公司便向这时期刚刚活跃起来的债券市场发展，1955年，有价证券的投资超过了放款，其中公司债券超过了60%，成为信托公司资金运用的特色。与此同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机关经办公司债务受托业务，公司债券发行业务也发展起来。三菱信托公司债务受托业务在1928年为200万日元，占全国业务的0.3%，1934年增至7165万日元，达全国的4.3%。

当时三菱的保险与银行、信托三种性质的金融机构密切配合，为三菱财阀扩大各企业业务和支配各系列公司提供了资金。1919年3月，三菱合资内部的保险科独立为三菱海上火灾公司。岩崎小弥太的这一举措是由于岩崎久弥是三菱旁系公司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大股东，而三菱合资并未入股。三菱成立保险公司后并未与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形成敌对形势，而是共同构成了包括明治火灾、东明火灾、日章火灾、大福海上、辰马海上、福寿火灾、丰国火灾等强大的损害保险王国。

明治生命保险是岩崎家出资的公司，也是三菱唯一的生命保险公司。一组1929年年底的数据可以看出明治生命保险的情况。当时全国生命保险业的资金总额为14.171亿万日元，其中明治生命保险为1.396亿万日元，占总数的9.8%，仅次于日本生命保险的14.2%；全国实际运用资金总额为13.046亿日元，明治生命为1.3660亿日元，占总数的10.4%，仅次于日本生命保险公司15.2%。这样，除了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之外，明治生命保险公司压倒了三井、住友、安田三大财阀的生命保险公司。

从资金运用方面看，三菱系的保险公司大多将资金用于购买公司债务、股票等有价证券。例如明治生命保险公司拥有的股票中，铁道和海运股票占总数的11.8%，电力、电灯和煤气股票占23.1%，其他股票占0.4%，三菱系公司的股票占64.8%。三菱系保险公司对同系企业持有高比率的股票，这是不同于其他财阀金融机关的一个特征。另外，明治生命把66.7%的存款存于三菱银行，把50%的现金委托给了三菱信托公司，为三菱银行和三菱信托提供了一部分资金来源。

在20世纪20年代的持续经济萧条时期，三菱财阀把从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集中起来的资金重点投向了飞机、电机和石油等新产业促进其发展，三菱商事公司则继续经办商品流通和技术引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三菱调整了作为综合财阀的姿态。

为适应企业集团的膨胀，三菱在1920和1922年两次增资，由3000万日元增至1.2亿日元。即使如此，实行资本封锁性的直接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三菱系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三菱在1927年三菱信托公司设立时便对60万股中的33万股进行公募。1929年三菱银行倍额增资时，新股50万股中，23.5万股以附有每股涨价25日元的条件在关系者中公募，结果取得了587.5万日元的出售益金。另外，1931年三菱石油公司设立时由日方和美方各出资一半，三菱出资的5万股中合资公司购买了3万股，三菱商事和三菱矿业各购买了1万股。公开募集资金的方式是三菱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时代的趋势。

1932年，三菱合资所有的有价证券为1.4亿日元，其中分公司的股票占93%。三菱合资公司此时的资产合计1.93亿日元，其中有价证券占73%。其次，三菱合资的年平均纯利为579万日元，其中股票红利和债券的利息高达71%。可见此时三菱合资公司作为控制公司的收入形态已经形成了。

按照三菱财阀的传统划分，由三菱合资公司直辖管理的公司为“分公司”或者“直系公司”；由分公司管辖，三菱合资和分公司拥有其50%左右的股票，三菱握有其经营实权的公司为“旁系公司”；合资公司是拥有一定数量股票的大股东，并且派遣职员参加实际经营，但不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公司为“关系公司”。

到1931年年末，三菱财阀的直系公司不仅相互持股，而且对下属子公司和旁系子公司也拥有多数的股票，具备支配权。三菱银行拥有的股票最多，达28543万日元，三菱矿业1852万日元，三菱商事1750万日元，三菱造船1881万日元。三菱直系公司的股票大多则由三菱合资公司持有，但三菱对公开募集资金的银行、信托和石油持股率相比较低，在飞机公司和电机公司的持股为零。

经济危机和持续萧条时期，三菱财阀趁机兼并和支配没落企业，并向新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成功地摆脱了困境。到了1931年，以三菱合资为顶端和中枢的巨大的企业集团完全形成，参见图1-5。这时期三菱的企业，包括合资公司系统之下，以及与岩崎家有直接关系的企业共计约有120家，其中65家在三菱支配范围内，三菱合资公司以1.2亿日元的资本支配了系内合计约9亿日元的企业资本。

而图1-6为岩崎家族涉及公司情况。

20世纪20年代，在三菱、三井等财阀趁经济危机和慢性萧条使自己巨大化的背后，牺牲了一些阶层和企业的利益。例如这时期三菱对不景气部门不断进行裁员整顿、辞退的人员中大部分是普通工人。根据《三菱设置》各年末人员表可知，三菱合资公司和直系分公司雇用员工10万余人，其中工人约为9.2159万人；1920年为9.5622万人，1927年已减为6.4375万人。与1919年相比，员工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1924年后职员人数略有增加，工人的解雇却一直没有停止，其中与军需生产联系紧密的造船和钢铁部门裁人最多。这一点引起了民众深深的不满，埋下了三菱在日后财阀转向中遭到攻击的种子。

三、套上战车

1. 财阀转向

一战危机爆发时米商趁机囤米再高价卖出，发生了“米骚动事件”，席卷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波及1000万人，并引发了激昂的民主主义。此后危机不断，社会贫富悬殊又使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军国主义思想流行一时，除左翼工人运动外，一大批右翼激进分子也纷纷行动。

危机的到来并没有给家大业大的财阀带来太多的冲击，真正深受其苦的还是中小企业和百姓。政府的财政援助首先照顾的是大财团，并且主要是军需或军需相关产业。民用产业和农业依然处于萧条状态，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倒闭，贫困农民出卖儿女和人民饱受饥饿的消息充斥着整个社会，财阀却趁机在各产业部门强化垄断，增产增资。日本经济学家高桥龟吉田在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书中指出：“请看大正九年（1920年）以来直至今日的政府对资本家救济的经济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在牺牲民众而为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财阀夸耀财富，却无忧社稷之心。”

可以从当时流行的昭和维新之歌的歌词看出财阀背负的民众的不满，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政府也乐得利用这种不满迫使财阀们屈从于军事扩张政策。右翼恐怖分子除了袭击拥有良知、忧虑未来的知识分子外，也将各个财阀视为狙击目标。而恰逢以三井为首的财阀趁日本解除黄金出口政策大量购买美元，以防日后国家重新禁止出口黄金，日元贬值，此举被社会舆论看成是“卖国行为”，民众极为愤慨。由13名青年组成的“血盟团”声言要采取“一人杀一人主义”，令各财团首脑如芒刺在背。1932年，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便死于“血盟团”的暗杀。同年5月15日，海军青年学校与陆军士官学校的一群法西斯分子学生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和日本银行等重要场所，首相犬养毅被打死，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五一五事件”。

三井团琢磨被暗杀后，各个财阀开始采取“财阀转向”政策以缓和社会对财阀的直接攻击和各种批判。其内容是为公共事业、社会事业做贡献，通过职务编制改革使财阀家族的垄断地位下降并开放股本。例如三井合名公司新任理事长池田成彬采取了四项行动：①投资于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②三井家族从事业第一线引退；③公开三井系企业的股票；④辞退三井物产的首席常务理事安川雄之助以减轻民众对三井物产的怨恨。

三菱购买美元的数额相比于其他财阀，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而三菱商事相比三井物产所做的买卖，也没有太多地招致中小企业者的仇恨。另外，三菱的重工业基地一直生产军舰、飞机等，减少了军部年轻将校的反感。但由于此时三菱采用的是“社长独裁制”，由岩崎家族直接担任事业的负责人，有别于其他财阀的“掌柜责任制”，还是受到社会的大肆抨击，三菱不得不顺应财阀转向的潮流，有所表现。

“五一五”事件三个月后，三菱合资理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分期向社会事业团体捐赠300万日元。1932～1937年间，三菱实际累计捐款2333万日元。

另外，鉴于三井物产高层人员的变动，三菱商事于1934年2月1日发表了抽象性的“三原则精神”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内容如下：

（1）增进国家社会的公益。三菱商事的商贸活动应以增进国家社会的公益为目的，所有事业的选择、活动的手段都要以这一理想为基调来决定。

（2）以经营对外贸易为主。作为以国家的公益为最大理想的三菱商事公司，应该坚持把对外贸易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国内贸易也应在有益于国家的范围内进行。

（3）保持正大光明的态度。在贸易态度方面，三菱商事应该努力做到光明正大和保持自己的品格，应该严戒以权谋追求巨利而走向不正和投机。

上述三大纲领遵从了岩崎小弥太在三菱最初独立时提出的经营方针的主要理念。虽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财阀转向”，但却含有缓和社会舆论非难财阀压迫中小商人的意图。三菱商事的“三原则精神”如今已经成为了三菱集团下属所有企业共同信奉的企业价值观。

三菱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颁布具体的“三菱精神纲领”，当时的《中外商业新报》在1934年3月30日刊登了其主要内容。

（1）公开股票。

①三菱造船、三菱飞机两公司合并。

②上述两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的股本，及其他直系和旁系公司的股票也依次公开。

③遵循企业大众化的原则，三菱今后不再合并或收买其他公司。

④合资公司作为纯粹的持股公司，负责梳理和管理分系公司互相持有别的分系公司股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2）进行人事改革。

企业的经营采取人才第一主义，除合资公司以外，岩崎家族逐渐辞去其他公司的重要职务，今后只当普通股东。但是这一精神纲要除了《中外商业新报》的报道外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的文书中，在《三菱社志》和三菱合资会社的《社报》中都未有所记载，可以说并不是正式文书。但三菱之后仍采取了行动，三菱造船和三菱飞机合并，新成立的三菱重工业公司的40万股票全部公开出售，获得600万日元的益金，其中300万日元作为成蹊学园的基金，200万日元作为农村的救护事业费，另外100万日元作为东京大学航空研究所经费，都以捐款形式支出。另外三菱合资会社的资料科独立出来，作为财团法人三菱经济研究所进行一般股权公开。

但精神纲领提出的人事改革几乎没有实行。小弥太除担任三菱社长直到1945年解体外，还兼任三菱重工、矿业、电机、制钢、化成、仓库、商事、信托和东京海上等公司的董事，久弥之子彦弥太则兼任了五个分公司的董事。

在这一时期，与三井财阀转向相比，三菱较强调精神转向，实际行动较少，捐款、股票和人事改革都较少。三菱的正式转向开始于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2. 侵华战争

日本选择走军国主义道路解决空前的大危机，希望通过侵略别国来摆脱经济萧条和民众不满。整个国家日益成为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而三菱不可避免地成为这部机器上一颗主要零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在政治上逐步废止了政党内阁制，建立了军部直接控制的法西斯政权，在经济上把军事生产放到了压倒一切的首位。1931～1936年间，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国家总支出中从38.2%提高到47.2%。6年间，用于发展军事经济的支出达70亿日元，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向私人资本订购军火，四分之一用于兴建和扩展一系列拥有数万职工的国营大型军火联合企业。

三菱重工部门自从一战中得到迅猛发展后便以“技术的三菱”著称，吸引了日本大批技术人员。在二战中得到政府的巨额订货及补助金、补贴及各种优惠。为了更好向军事工业转化，三菱在1934年6月将造船公司和飞机公司合并，创立三菱重工业公司，同时增资5500万日元，生产军舰、飞机、潜水艇、电动机、特种武器等。

所谓的飞机公司是原来的三菱内燃机制造公司，1928年改称三菱飞机。该公司设计改造的“零式战斗机”在当时具有世界最佳性能，最高速度，续航力、回旋性能极其优异，尤其是20厘米机关炮的威力，更可称为各国战斗机的“克星”。到二战结束之前，这种飞机共制造了10450架。

在政府指定的110家接受军事订货的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资本的。老财阀急速向军事工业转化的同时，也兴起了一批“军火康采恩”，即与军阀密切勾结的专门生产武器的新财阀，如日产（日本产业股份公司，由鲇川义介创立）、日氮（日本氮气股份公司，由岩崎久弥资助的化学家野口遵创立）、日曹（即日本苏打，由中野友礼创立）、森（即昭和电工，由森矗昶创立）、理研（物理化学兴业股份公司，由大河内郑敏创立）等。新财阀是三井、三菱等老牌财阀的强敌，在对战争的态度上要积极得多，在小弥太眼中，他们更应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负责。

在创设三菱重工的同年，小弥太还参加了日本的“制铁大合并”，新组成了“日本制铁公司”。这个公司囊括了原来官办的“八幡制铁所”，与三井、三菱等财阀所属的主要钢铁公司，这个大托拉斯组织，垄断了全国生铁生产的92%，钢锭的51%，钢材41%。在3.598亿日元的公称资本中国家出资2.84亿，为最大股东，其次为三井出资2530万日元，三菱出资1550万日元，占4.3%，排在第三位。

另外，三菱还在“朝鲜工业革命”的虚伪口号下在朝鲜兴建了兼二浦冶金工厂，并与三井、住友联合投资建立了朝鲜制铝厂，使用朝鲜的半奴隶性劳动力，肆无忌惮地掠夺矿产资源。

军事膨胀、产业统治、汇兑贬值、殖民掠夺，日本靠一系列的手段先于欧美各国渡过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到1933年已经出现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1937年，重工业第一次压倒轻工业，跃居工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此时日本军部法西斯已经完全控制了内阁，不仅在政府里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制，并且主导内阁制定大政方针。鉴于这一情势，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老财阀决定与其合作，而军部也必须利用这些财阀的力量从事军需生产和经济活动。于是，军阀和财阀走向了合作的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战争爆发。近卫内阁立即召开临时军费特别会议，通过了《临时资金调整法》，真正的战时统治经济开始。资金调配法中规定对军需最密切的机械工业、金属工业等产业投入设备资金的70%。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军需工业动员法》和《国家总动员法》，为了战争，国家对劳动力、生产手段、金融等实行全面统治。据《昭和财政史》第4卷的统计资料，1938年军需订购占全国机械工业生产总额的75%，从临时军费各业种的民间支付额比率看，机械工业公司（三菱重工、日立制作所）最高，达到62%，商业公司（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占14%。

三菱占据的军方订单的很大一部分是战舰。1936年年末，抑制各国海军力量扩大的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失去效力，各国开始建造尖端巨型战舰。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马上向吴海军工厂 发布了制造超大型战舰第一号舰的命令，同年又向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宣布建造武藏舰。武藏号于1938年动工，四年半后造成。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三菱遵照扩充军备、增强生产力的国策，投入了所有的经营资源，连在丸之内原本计划建造的第二大楼，也因为战争中止建造，节省钢材转让给三菱重工名古屋发动机制作所使用。为防止工程中止后基础工程部分的土压变形，三菱在战时注入了5万吨水作为防火用水池，结果巨大的池子里生出孑孓，不得不投入鲤鱼鱼苗。却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当时人们营养不足的问题。

三菱在战时全力地支持政府的军事需要，成为了日本民间最大的军需生产厂家。三岛康雄的《三菱财阀史》中记录了三菱系军需相关企业在1937年前后的生产情况，如表1-2所示。

在1937年前后，三菱在日本造船总吨位中占35.4%，排首位；陆军用飞机7488架，列第四位，海军用飞机9762架，居第二位；在日本制铁股份公司中位列第三大股东；在军用物资铜、锡和铅的开发都具有相当的实力，其中铜占全国总产量18.4%，列第二位，铅和亚铅分别为21.2%和11.4%，列全国第二，而锡产量则高达全国总产量96%。三菱还购买和开发了朝鲜的诸多金银矿，金产量占全国总量10.8%，排在第四，银产量占全国总量17.4%，居第三位。

通过表1-3，可以看出与三井和住友相比，三菱财阀在战时对军需产业投资的特征是特别重视发展造船业和兵器制造业，军需基础资源投资接近于三井，船舶和兵器制造部门超过三井，当时已成为日本之最的三菱重工一年就能获得1.17亿日元的利润，其中一半都来源于军需生产。但三菱的化学兵器部门十分薄弱，投资只相当于三井的四分之一。

3. 对三井的赶超

除了在与军事关系最密切产业中三菱逐渐赶超三井外，起步较晚的三菱商事和三菱金融企业也在缩小与三井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三井。

首先是三菱商事下决心赶超“世界贸易之王”三井物产。1930年三菱商事废除谷肥、食品两个部门，设立农产、水产和肥料三部，开始与苏维埃联邦通商部进行沿海洲的木材贸易。又在1930～1934年经办大米，获得高额差价以及政府手续费补贴。其次，积极从事肥料贸易。1931年获得智利硝石包销权，1932年开始经销佛罗里达的磷矿石，与三井物产一起在肥料进口界占有重要地位。另外，1932年三菱商事还获得了日本氮肥和朝鲜氮肥的独占贩卖权。借鸦片贸易的契机，三菱商事开辟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等中近东市场，在1931年与拥有进口鸦片经验的三共制药公司共同订立了比利时鸦片的进口包销协定。

日本走侵略道路摆脱了经济的不景气，贸易产业的经营也开始好转。三菱商事从1932年上半年无配息到下半年恢复8%的配息。特别是曾经失败的棉花、棉纱布经营再次重整旗鼓。1934年起，三菱商事着手进口印度和埃及的棉花，除了日本工业用以外，销往中国和美国。1939年，三菱商事再设棉业部。到了1940年，三菱成为继东洋棉花、日本棉花和江商三大棉花经销商之后的大宗棉花商。

另一方面，三菱商事进一步扩大了石油和其他货物的贸易。1931年，三菱石油公司设立，为了运送石油，三菱商事在1927年到1936年定购了五艘油船，年运输力达50万余吨。其次，为了扩大运输北美小麦、磷矿石、木材、中国东北大豆和红海的盐，三菱商事在原有两艘货轮基础上新订购了两艘货船。在此基础上，1943年，三菱海运股份公司从三菱商事独立出来。

1930年三菱商事销售额为3.4704亿日元，1931年为2.7816亿日元，1932年上升至4亿日元，1937年突破12亿日元。与三井物产相比，三菱商事1932年、1933年的销售额是三井物产的40%；1934年、1935年为三井的50%，1937年更升至55%。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缺乏经商经验，纯利率低了很多，例如1937年获利大约仅为三井的25.4%。

随着经济恢复景气，各财阀的金融机构的经营有了长足发展。在银行增资方面，三菱通过1929年公募，资本由5000万日元增至1亿日元，与三井比肩，在存款方面虽然比不上第一、住友和安田银行，但已经超过了三井。1936年年末，四大财阀综合金融资本实力如下：安田21亿日元，三菱20亿日元，三井15.48亿日元，住友15.33亿日元。在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部门中，三井的信托公司力量比较强大，而三菱的保险业则特别发达，年损害保险额占全国总额的56%。

总之，以军需景气为背景，三菱开始全面地赶超三井。

4. 从三菱合资公司到股份公司三菱社

三菱财阀相关的企业在战争中急速膨胀，尤其是军需相关企业的资金需要量激增。1937年，三菱重工业、矿业、电机、商事、地产、仓库、石油和日本化成八个公司都发行了增资新股，特别是三菱重工在1937年1月倍额增资1.2亿日元。各公司的增资一方面使三菱合资公司深感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三菱财阀在进一步扩张的进程中受到了束缚，改组之事一直深受三菱高层关注。

促使三菱合资正式改组的则是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件。2月26日清晨，近卫步兵第一连队等所属的1400多名将兵扰乱军队秩序，进行不法出勤，发动叛乱，袭击首相宫邸，刺杀大藏大臣、内阁大臣、教育总监、侍从长等，并企图截断交通。根据“二二六”宗旨书所写，在面临内外大危机时，铲除元老、重臣、财阀、军阀、官僚、政党等破坏国家体制的元凶，拥护坚持正义的国家体制。（资料来源于1936年3月4日戒严司令部当局谈）

“二二六”事件爆发的背景是不满农村的贫困、军费不足、陆军内部存在深刻的派系斗争。在青年将校心中，财阀都是只顾个人财富，不顾人民生计，社稷存亡的。但小弥太并不是完全如别人想象的那样。他的国家意识极强烈，总是确信三菱的事业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的小弥太也从心底不赞成一部分军人的狭隘、排他、残暴的国家主义思想。然而，这些对当时头脑发热的年轻将校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小弥太的人身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又由于他异于普通日本人的高大身材极其明显，不得不被迫暂时到别处避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0月，小弥太对三菱合资会社进行改组，改称株式会社三菱社。《岩崎小弥太传》中记载了小弥太当时的一段讲话：“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三菱的事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下属分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已被公开。原来三菱的事业是岩崎一家的私事，而现在社会上其他的人也加入进来了，三菱的事业将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事业。因此，这次改组就是要使持股公司也采取任何时候其他人都能加入的形态。”

改组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公开持股总公司的股票，总股数为120万股，总公司社长小弥太拥有30万股，岩崎久弥拥有9.4万，久弥长子、总公司副社长彦弥太拥有50万股，次子隆弥拥有15万股，三子恒弥拥有15万股。除了岩崎家为出资者外，担任股份公司三菱社重要职务的7名职员也持有6000股，这样股东由5人增至12人。其二，宣布改革用人制度和用人观念。三菱要为股东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着想，积极提拔对事业经营完全有用的人才，不再像以前只有岩崎一族才能成为社长和副社长。废除把下属公司会长当成家臣的旧习，开辟新的风气。其三，进行企业组织改革。总公司设立社长、副社长、专务董事、董事和监察等职位。废除以前的社长室会和理事会，新设了决议机构——董事会，和执行机关——常务会，常务会的决议必须征得全员同意才能成立。三菱社作为纯粹的持股总公司不直接参与分公司决策，并且由三菱社的专务董事和分公司的董事会长组成最高机关三菱协议会作为各公司之间的协调机构，每月召开两次例会。为了适应股票的开放，又设立了财务委员会和查业委员会作为社长咨询机关。社长小弥太不是三菱协议会的会员，只在讨论与总社相关事项时出席发表意见。在三菱协议会对修改已缔结的总社和分系事业会社关系的规定进行审议的会上，小弥太说：“事业上的事情希望各社的董事会作为最高机关能高度完成。三菱社作为大股东和母公司仅与主要管理事项有关系。因此各社应各自制定规则和内部规章，但为保证各社间的统一联络，这些规则要在协议会上进行审议。”

到1940年年底，股份公司三菱社的组织结构相比三菱合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参阅图1-7 。

在此同时，岩崎久弥将岩崎家族的两大名园——六义园和清澄庭园捐赠给东京市政府，令社会为之一震。

5. 太平洋战争

原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的“持久战”的日本，又在1941年对美国宣战，这使很多人对整场战争彻底失去了信心。一向沉默的久弥听到消息时正在他所开辟的末广农场里，他对别人说：“真是做了一件蠢事！”并指着农场里的火鸡告诉别人：“这些火鸡，不久之后就会成为美军桌上的美味佳肴！”

而小弥太也许心里对战争有更多的不满，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三菱要走的路。1941年12月10日，小弥太对三菱职员的致辞中表达了他的态度：“这次对英美开战，是我国开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东亚安定、世界和平能否延续的分水岭。我等平素为国民的一员，或许对政治外交的问题提出种种意见和一些明确主张，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国家的去向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应当举国一致，齐心协力，为圣战的胜利而努力。三菱一直以产业报国为使命，特别在现在的战争时期，有些工作与国家要求的最重要方面直接有关，值此重要时期，我们更要增强责任感和义务感。三菱奉公的大义是公司建立以来不变的心跳，各项事业、各种活动都要归于这一点。多年来作为各社的首脑，相信各位对这一点十分熟悉。我坚信各位在这一重要时期，一定可以废寝忘食地工作，充分利用平时的修养知识，对可能实现的事情坚信不疑。在急速变化的时期善于随机应变。希望在各位的领导下，员工们彻底贯彻执行三菱一贯的精神。”

小弥太在从事实业之后逐渐厌恶政治，他很反对三菱的董事、监查以及职员参与政治。三菱重工业公司社长因为担任了东条英机内阁的顾问，被小弥太愤怒地撤掉了社长之位。可见小弥太的政治“洁癖”。但政治和战争在小弥太看来是两回事，政治是政客们“你方唱完我登台”的闹剧，而战争则是奉天皇“大诏明示”的国策。不参与政治是洁身自好，而统率三菱“上下发奋”是为战争服务，是“产业报国”的责任，是十分光荣的。

另外，小弥太强调了对英美的立场：“与三菱在事业方面合作的英美人作为我们的友人与我们在同一事业中共同协作，始终与我们荣辱与共。现在不幸国家干戈相交，而我们分属两个国籍。从国家利益出发，他们遵照他们国家法律经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友谊不应该减少。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应当拥护他们的切身权益，这是我们靠道义立脚的日本人的情义，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待将来和平恢复，他们依然是我们忠实的盟友。希望两方继续合作，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而互相帮助的时机能早日到来。”

这一讲话发表于开战后的第二天，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少见，并且需要相当的勇气。但是，这却很大程度地帮助了三菱日后在被迫解体时得以留存，小弥太的发言可能是从全局出发经过深思熟虑的，小弥太在行动中也确实采取保护外国资本合作方的权益的态度。

例如三菱电机株式会社自1923年开始与美国的威斯汀电机公司合作，1940年时尽管日美双方关系已十分紧张，三菱与威斯汀还是缔结了今后13年的技术合作协议。根据开战后公布的敌产管理法，威斯汀公司出资的股票由三菱信托管理，最终由三菱总社受让。威斯汀公司在战后美国要求财阀解体时没有忘记当时三菱对其资产的良好保存。威斯汀电机公司副经理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提出意见书，说明三菱电机对日本产业的重建是十分必要的，不能被分割。加上三菱自身的交涉，三菱电机公司的名称最终没有被改变，公司也没有被分割。

在当时的日本国民心中，天皇是“神”而不是“人”，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因此日本国民只知道前仆后继，死而后已，这是日本人的正统爱国心，但却也是悲剧所在。久弥和小弥太都知道太平洋战争结局不妙，却认为三菱为了战争做出一切努力都是正确的。一旦战争开始，作为国家的一员，则全力完成战争中的责任，如久弥在战争中要求自己的“小岩井农场”尽量向日本军部提供木材，他吩咐工人道：“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反正这场战争一旦日本战败，山上也不会剩下几根木头了。”所以小弥太才会在战后日本政府要求财阀自动解体时绝望地喊出“国家背叛了三菱”。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日本建立了“经济新体制”，把所有企业都强制编到垄断资本承担的军事生产中，在主要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建立统治会，统治会的领导者都是财阀或者财阀系统的首脑，主席由三菱重工社长乡古洁担任。

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经济政策推动之下，以三菱重工业公司为中心的三菱军需关联企业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尤其是三菱重工业公司，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三次增资，其在战争期间飞机产量占日本总数的22%，军舰占40%，并遵照海军要求于1943年建立广岛造船所作为海军造船部。而三菱制钢股份公司向军需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优质钢材。三菱商事奉政府命令在初期占领的南洋地区开发资源，承担贸易和运输的任务。其他企业也不同程度地遵照小弥太的指示支持着战争。在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军需公司法，规定军需生产部门的大企业可以从指定的军需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日本军需省规定的军需公司共有150家，三菱占了12家。而三菱银行同时被规定为军需融资指定金融机构，到1945年，三菱银行担当了73家军需公司，151家关联指定公司的融资业务，尤其是对三菱重工业公司的军需融资达到15.88亿日元，为全国最高。三菱对日本战争所提供的协助是巨大的，美国人一直称之为“日本先生”，对其处处提防。在战争爆发时滞留在美国的三菱商事干部田部文一郎就被FBI视为危险人物，强行押入收容所。

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军节节胜利。但美国建立反击体制后，形势开始发生转变。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各地遭到美军强烈反击，1943年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岛。此后战争主导权被美军掌握，情势日益对日本不利。1945年，美军从冲绳登陆，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生命得不到保障，生产全部被破坏，很多地方都成了一片废墟，令日本陷入绝望。8月6日和8月9日，广岛与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三菱旗下的工厂大半都被空袭破坏，牺牲人数达3000人，军需生产完全停顿。8月15日，广播播放昭和天皇宣布战争结束的讲话，小弥太当时在热海养病，听到讲话写信给三菱总社理事船田一雄，写道：

15日通过广播听到陛下的玉音，禁不住眼泪滂沱，这段时间我一直幽居家中，在深思静想中过日子，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倾注了所有的努力，事情却是这样的结局，更觉身心疲惫。

小弥太和其他所有日本人一样承受着战败的绝望，而他之前几个月不断地慰问视察受袭击分公司员工，他的生命似乎与三菱联系在了一起，都即将走向尽头。股份公司三菱社刚刚在1943年改制为股份公司三菱总公司，在各个主要厂房受到空袭的沉重打击之后，还必须面对战后美国及联合国其他成员的制裁。

四、被迫解体

联合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设在日本皇宫护城河边的“第一生命大楼”里，采取间接统治，通过日本政府对国民宣布所有指示。

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根源是天皇制、地主制以及带有封闭性的家族式财阀。因此，解散财阀可以从根本上除掉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性。

起初财阀们都抱着相当乐观的心态，例如三井、三菱，都打算由军需产业向和平产业过渡，例如三井在停战后不久就设立“三井再生事业公司”，积极筹措资金建立住宅、水田和盐场等。三菱首脑也向司令部提交了改革案而不是解体案。

但是盟军方面态度极为强硬，当时的负责调查日本财阀的美军使团团长柯恩·爱德华兹便认为：

“解散财阀的目的在于把日本的军事力量从心理上和制度上予以摧毁。日本财阀曾被利用作为战争的工具，如今将他们解散，并分散他们对产业的控制，确实大有利于和平……财阀对于日本外部侵略所负的责任，不是在人事上，而是在制度上。每个财阀组织已成为适合军事侵略的工具，日本产业已处于由日本政府所支持和加强的少数大财阀的控制之下。产业控制权的集中导致了劳资间半封建关系党的继续存在和工资的下降，阻碍着工会的发展，并且阻碍了独立的工商业所创办的企业，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兴起。由于没有中产阶级，日本至今没有独立的个人经济，因此对抗军阀的势力也得不到发展，从而看不到像其他国家那样作为反对军事意图的势力发生作用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国民情感。进一步讲，在财阀特权的支配下，低工资和利润积累使国内市场狭隘化，增加了商品出口的迫切性，从而把日本推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摧毁造成上述结果的财阀的特权形态，并且像其他民主主义国家一样扶植起一种能够对抗军国主义者政府统治的集团，是美国对日本财阀政策的根本目的。”

当时的总司令部的核心麦克阿瑟态度十分强硬，拒绝接受各个财阀提交的改革方案，并且明确地对新任日本首相强调财阀自行解体一事。在高度的压力之下，安田、住友、三井表示将自发地对总社进行解体。

正在热海隐居养病的小弥太在接到这些消息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三菱自发解体，他的主张如下：

“总司令部要求财阀反省过去，自发进行解体。我并不记得三菱对国家社会做过任何不守信用的事情，也没有与军阀勾结或是挑起战争。我们只是遵从国家政策命令，作为国民对应尽的义务全力以赴，回顾起来，没有做过任何可耻的事情。况且，三菱已向社会公开股权，拥有13000名股东。背弃公司各位股东的信赖，解散三菱，从信义上讲也是决不允许的。”（《岩崎小弥太传》）

确实，岩崎小弥太的政治洁癖使得三菱各个事业的领导人都远离了政界。在战时几乎未参与军部的任何谋划，仅仅是完成作为公民和企业人的义务和责任。另外，三菱在久弥和小弥太的带领下，积极地发展农牧事业（久弥在国内外经营的农场）、经营学校（岩崎英语塾、三菱商船学校、三菱商业学校、成蹊学园）、设立文库（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培养高精尖技术人才（三菱重工等）、赞助社会事业（捐献私宅）等。

基于这些因素，小弥太无法接受“财阀解体”的要求，抱病前往东京，会见了“终战联络事务所”的总裁儿玉谦次和藏相涩泽敬三。两人都已深知势不可逆，只能力劝小弥太接受解体建议。小弥太以“无颜面见股东”为由坚决不肯“自发解体”，并且要求对三菱公司以外的社会股东实行特别分红以减少其损失，但已深知无力回天，一到东京便罹患恶寒住院。住院期间，三菱的理事长船田一雄与三菱商事会长田中完三代表三菱参加了四大财阀的代表会议，最终决定接受大藏省的提案，制订了解散方案。

这一年11月1日，三菱一号馆内召开了三菱本社的股东大会，这是唯一一次，小弥太就任以来未参加的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上岩崎一族退任，选出新的社长田中完三。

12月2日，小弥太大动脉破裂，67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以悲愤的方式对“财阀解体”做出了最后一次抗议。尽管人生中曾经坐拥空前辉煌的三菱，小弥太也经历了自由理想主义褪色、从政之梦破裂、被迫“财阀转向”，服务于军国主义的过程，沉默寡言的他都担当了下来，但面对“财阀转向”，他终于无法承受，发出愤怒的咆哮，却也无法保卫三菱。命运面前，小弥太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三菱本社作为控股公司在1945年10月被迫解散。旗下企业的拆散和整编分三个过程进行。首先是三菱商事被拆散为139家小公司。1947年7月3日，总司令部下达了《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就财阀解体问题的备忘录》，对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两公司采取了极其严厉的处置：

①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马上开始。

② 没有持股公司委员会的许可，不得进行贸易和资产的让渡。

③ 禁止过去十年间当过高级职员、董事、顾问、内外分店的理事长和部长的人组织新公司，或者在同一公司内受雇两名以上。

④ 禁止超过100人的从业团体再组织新公司，或者受雇于同一公司。

⑤ 禁止使用三菱商事的商号。

⑥ 维持所有现存的账簿和记录。

接着是三菱重工与三菱矿业，根据《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有582家企业应该被拆散，但最后只有11家被真正拆散，三菱重工被分割为东日本重工、西日本重工和中日本重工，三菱矿业则被分割出了太平矿业。其次，根据《企业重建整顿发》，三菱化成工业被拆分为日本化成工业、旭玻璃、新光人造丝三公司；三菱化工机械被分割出田中机器公司；三菱制钢被拆为长崎制钢与东高制钢两家公司。

这样，除了三菱本社解散之外，三菱财阀另有六家大企业也被拆散，分为151家小公司。

岩崎家族中有11人被指定为应被排除的具有企业支配权的人员，其中包括岩崎久弥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小弥太的妻子孝子和养女及其丈夫等人。他们持有的证券半数以实物缴税的方式缴纳财产税，其余则转让给“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充当生活费等部分以外的股票，被偿付以定期10年以上的公债，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公卖，所得价值作为冻结存款。这些股票连同控股公司让渡给整理委员会的股票，后来大多被公开发售，原公司从业人员有优先购买权，但原则上应不超过3万日元或控制在该公司股票总额的1%之内。

小弥太曾在去世前要求政府对三菱的股东做最后一次特殊配息，久弥也集合三菱银行总裁加藤武男一起拜访首相，希望其能从中斡旋。但最后不但配息成空，股权也被没收，久弥不禁叹息道：“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土佐老家的土地与东京的墓地。”曾经富可敌国的久弥，后来隐居在千叶县末广农场，由于无法缴纳税金，连农场都转售了一半给别人。

虽然财阀解散一片悲凉，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解散的政策仍然是不彻底的。虽然康采恩机构的封闭性和族阀性被打破，各个事业重新独立，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一改往日垄断企业的形态，向开放经营转变。但由于“财阀解体”过程中对金融资本的支配力量触动较少，三菱银行完全没受到任何变更。这就使原财阀企业有以此为中心再度集结的机会，但岩崎家族独裁控制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总之，财阀已死，事业长存。 NAKXNT3DwP8BePoXFvCweaOIMCOd+5cBOOvzsQxCbxgP728ckfmubr5u6/EcFu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