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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久无真道学
人间谁是大英雄
——岩崎弥太郎
三菱的标志，是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所在的岩崎家族的家族标志“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家族标志“三柏菱”的结合（见图1-1）。
图1-1 三菱标志演变
在2009年度过了第139个创社日的三菱集团，与日本的岩崎家族和江户幕府时期的土佐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对于这一企业王国的研究就由此开始。
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出生于1834年12月11日，是土佐藩（见图1-2）一个地下浪人家庭的长子，有一弟一妹，弟弟便是三菱的第二代领导人岩崎弥之助。处于江户幕府初期的土佐藩，出于政治的需要确立了乡士制度，乡士即乡间武士，该名分可以出售给他人，卖掉乡士身份之人被称为“地下浪人”，地下浪人的社会地位处于乡士之下，农工商之上。弥太郎的祖先原本因“大阪之役”
获得乡士之号，曾祖父是拥有多位弟子的剑术名家，不幸的是祖父因豪饮造成经济拮据，结果出售乡士名分。没有乡士名分的弥太郎原本注定只能做一个地下浪人，或者靠练就高超武艺开设剑术学校。所幸弥太郎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使得少年好动的弥太郎接受私塾教育，之后弥太郎跟随姨夫冈本颇的密友、土佐藩儒学者奥宫前往当时日本的学术中心江户（今东京）求学。然而一年后弥太郎又因父亲与村长发生矛盾返回家乡，郡役所官员对弥太郎的申诉不予理会，愤怒的弥太郎写下短诗公开指控官员收受贿赂，结果也被投入大牢。命运使然，牢中的弥太郎遇到了启发他走上事业之路的导师鱼梁赖村，学习了算术和经商赚钱之道。出狱后弥太郎靠结识政界出任“乡廻”藩职，被派往长崎考察外国事务，亲眼目睹了蒸汽船、外国人商馆和新式工厂等新事物，结识了一大批汉学家、兰医和西洋武器行家，大大开阔了眼界。回乡后弥太郎借钱买回乡士身份，修建堤坝，开垦新地，获得可观收入。政界几起几落后，弥太郎已担任土佐藩“货殖局”要职，用土佐藩产樟脑和木材作抵押，贷得款项用以购买蒸汽船、军舰、大炮、枪等，主要合作对象是英国和荷兰等国商会，他由此结交了大批外国商人，掌握了相当的贸易技巧，从此踏上官商道路。
图1-2 岩崎弥太郎和岩崎弥之助的出生地土佐藩
长达300年的幕府势力在1868年明治维新中被推翻，弥太郎被调往取代长崎成为日本新贸易中心的大阪。新政府禁止各藩经营企业，要求藩营事业转为民营企业。土佐藩被废时，弥太郎将土佐藩的民营企业、海上运输业的“九十九商会”转为己有，他接受了九十九商会原有赤字，条件是土佐藩从原外债中拨出一部分供弥太郎买下藩船和贸易经营权。九十九商会是弥太郎事业的起点，因此其成立的1870年10月9日被普遍视为三菱创立日。
最初的九十九商会被更名为“三川商会”，名字源于弥太郎手下的三元大将川田小一郎、石川七财和中川龟之助，弥太郎在写给美国留学的弟弟弥之助的信中就说过“三菱就是三川”，这三个菱形代表了三位得力助手，而毫无疑问，弥太郎自己便是那个中心点。由于遭到原土佐藩高官反对，1873年，弥太郎采用了“三菱”作为公司的名字，并将九十九商会正式改名为“三菱商会”。此时弥太郎的官衔也已经达到藩少参事，虽然已是第三等，但想到自己的旧识都成了中央政府的高官，如兵库县知事伊藤博文、大阪府知事后藤象二郎等，弥太郎自觉缺乏远大政治眼光，而自己的优势却在于商界已打下基础、政界也已有广阔人脉，于是下定决心舍弃青年时的梦想，开始积极在实业界寻求发展。此时的弥太郎人生新的目标便是干出一番事业来，让伊藤博文等人刮目相看。
弥太郎随后在大阪事务所发表了创业宣言，表示与官方断绝关系。然而“舍弃政界”并不等于与政治隔绝关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手腕仍然是弥太郎克敌致富的绝招。脱下了官商的头衔，弥太郎的骨子里仍然是一名“政商”。
人之事业是否能够成功，端看当事者之意志，我们必须坚持，方能成大事。
——岩崎弥太郎
1. 撞向石头灯笼的螳螂
明治初期至1870年年底，日本的海运业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仅拥有25艘西洋蒸汽船，总吨位不超过1.5万吨，其余都是帆船。由于欧美汽船公司纷纷到日本承揽海上运输业务，明治政府出于保护本国海路和运输业的目的，于1872年8月设立了半官半民的“日本邮便蒸汽船公司”，由于政府扶持，该公司可向政府借得低利贷款，还独占日本各地每年缴纳中央贡米及官方邮件的运送任务。除了政府支持，日本邮便蒸汽船公司还拥有很多大富商做股东，最大股东就是当时富甲天下的“三井财阀”。三井财阀发迹于德川幕府初期，由绸缎布料及银钱汇兑起家，至明治维新初期，已包揽新政府官银出纳特权，并通过发行“三井票”等方法，全面支援新政府财政，因而特权甚多，势力极盛。虽然新公司开业第一年就因服务欠佳产生12万日元的赤字，但三井靠着对国库金的掌控权能够轻易从政府获得无限的营运资金。
若是一般脆弱的民间企业，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而三菱要成为海运霸主，遭遇的首个敌手便是这样一家公司。
“这样的对手太强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我们的汽船每出航一趟，就得损失好几百两，全靠‘吉冈铜矿’
才得以收支平衡”，手下川田小一郎中肯的意见触痛着弥太郎。
“就算我们不与他们争，他们还是一样会来压垮我们的！与其坐等人家压垮你，不如先发制人，敌人虽然强大，但也不是毫无弱点的。”另外一位大将石川七财说道。
川田小一郎从九十九商社开始就跟在弥太郎身边，虽然弥太郎对他像黑帮老大对待手下一样，高兴时共饮共歌，不高兴时乱骂一通甚至报以老拳，他依然忠心耿耿，管理银钱交易让弥太郎十分放心。后来川田成为了日本银行即日本国家中央银行的总裁。石川七财则是当时在藩营事业转为民营事业时土佐藩厅派去刺探弥太郎的密探，弥太郎发现后与他分享了自己的梦想和热情，并说服其投身三菱，与川田小一郎一起成为支撑弥太郎这辆三菱战车的两只车轮。川田谨小慎微，他的忧虑往往使弥太郎能够一早预料到行动计划最糟的结果；石川则是开拓新事业的最佳闯将，协助弥太郎的想法落地。
弥太郎和石川曾微服探访过敌手，对方价格昂贵得让人咋舌，服务员的态度出奇的差，对待西洋人的时候却竭尽殷勤之所能。三菱就要抓住对方高价收费和劣质服务的弱点做文章。
“就让我们来做一只一头撞向石头灯笼
的螳螂吧！”对手背后的政府机构及三井财阀激发了弥太郎内心的熊熊火焰。
三菱随后发起了“服务第一主义”，并将票价降至一半，而且在夏天免费供应团扇及冲水。三井随后立即宣布把票价减至原票价的1/3以回击不知天高地厚的三菱。不久之后，日本其他中小型的船公司全部倒闭，只剩下财力有限并同样陷入财务困境的三菱，但此时弥太郎斗性受到了更大的激发，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三菱永远屈居二流海运公司的命运，死命地坚持打价格战。再一次命运使然，就在三菱精疲力竭之时吹来神风，明治政府将原来的缴纳年贡米制度改为税金制度，这给了日本邮便蒸汽船公司沉重打击，然而只要其不遗余力打败三菱，就可以顺势一统日本海上天下。若无第二股神风，三菱也绝无存活希望：由于新大藏
大臣大隈重信上台后厉行新政，导致邮便蒸汽船公司不仅失去政府靠山，还有两家大股东迅速倒闭，弥太郎利用邮便公司财务不稳的消息夺取了东京几家大型货物运输公司的业务。
此时竞争局面出现转机，但真正彻底击败对手的良机则源自日本1874年的侵台之举。政府原本考虑雇用外国轮船公司的船只承担军事运输任务，却由于外国政府宣布政治中立致使各国轮船公司拒绝出租船只。政府的负责人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自然找到了邮便公司，然而当时邮便公司负责人出于政治集团利益，更担心会由于承担军事运输而输掉与三菱的抢夺战，便婉言拒绝，决心把这一重担推给三菱。弥太郎却在与两位政府代表的谈判中凭借极诚恳的态度、慑人的气魄和机警的谈判力，不仅拿下承运任务，还获得了极其优厚的资助——政府紧急购买了13辆1000吨级汽船委托三菱轮船公司管理。由于中国清政府的妥协，不到半年战争便结束，三菱的13艘新锐汽船仅进行了24次海运便杀回国内海运市场。此后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完全转向了对战争有功的三菱公司，而失算的邮便公司则被政府下令解散，旗下的所有船舶及货仓被政府买下交由三菱管理。此时日本国内所有的大型轮船几乎都归于三菱名下，“撞向石头灯笼的螳螂”成为了日本海上无人能敌的霸主。
鉴于侵台战争中，英美等国的中立态度，日本政府痛感振兴民族海运业的必要性。1875年5月，为适应政府海运振兴政策，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在政府的保护和监督下培育民营海运公司”方针，同年9月交付三菱的“第一命令书”中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把侵台战役中的12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使用，并每年给予其25万日元的航运助成金，期限为15年；②三菱公司必须承运官方邮件和物品，并依照政府命令开设航路，为政府征用提供船只，财务报表供政府审查，使用“邮政轮船三菱公司”为公司新名称；③开设学校、培养海运人才；④不得经营海运以外事业。
1875年，政府先后两次把官有的30艘汽船无偿交给三菱使用；1877年，三菱申请政府出资120万日元购买30艘轮船获批，优惠条件为无利息，分50年偿还。除了按政府要求进行公司更名外，岩崎弥太郎亲自制订了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三菱公司是岩崎家的私人企业，公司全权由社长掌握，实行社长独裁主义，公司亏损也全由社长负责。这一章程称得上是日本最早的公司章程。
2. “未开化”打败了文明
裁汰冗员，节省冗费，拮据自勉，以稳固公司的基础，在不可胜的条件下求胜，如此才上不负政府对公司之保护，下不失旁人对我之信任。
——岩崎弥太郎
刚刚成为日本国内海上霸主的三菱无论是出于公司生存还是政府政策的需要都要尽快将外国轮船公司驱逐出日本。此时的强敌主要为美国政府援助下开通圣弗兰西斯科—香港航路、横滨—上海和横滨—函馆航路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英国皇室特许成立的开辟印度加尔各答航线、香港—上海—横滨航路以及东京—大阪航班的英国P·O
轮船公司。
“开拓日本沿海运输，意在使之更为兴隆，然而未开化人民不宜树立如此基业，政府亦无法有所助益，因此，请暂由本公司来负责……”这封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语气傲慢的来信再一次激起了弥太郎的斗志。与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斗争俨然是一场赋有国家使命的圣战。弥太郎在员工动员会上对全体员工致辞：
“自我国与外国展开邦交以来，外人一直甚为轻视我们，美国邮船公司在我国内地通邮，实为国人的奇耻大辱，同时也是国人权利所失。我奉命开办上海航线，必须使该公司倒闭，我们方可扬眉吐气，航运之权才可负的。所以，希望大家夙夜匪懈，方能致胜。”
几个回合的降价竞争之后，三菱告捷。高傲的美国人觉得与日本“未开化”者进行降价竞争是愚蠢和丢脸的事情，便决定撤销上海航线，并主动与日本政府交涉出卖横滨—上海航路。1875年，弥太郎向政府借得85万日元包买了太平洋公司的上海航线及日本所有物资，并且协议今后30年内太平洋邮船公司不再插手三菱在日本的任何航路。
相比之下，英国P·O公司由于起着大英帝国向亚洲扩张的尖兵作用，在资金上受到本国的极大支持，加上英国人“约翰牛”的绅士脾性，绝不会在降价战中轻易投降；并且P·O公司早已与大阪的22家货运公司组成的货物装卸公司缔结了契约，即当普通商人将货物交给装卸公会之后都会被交给P·O汽船运输，对手的强硬让三菱极其头疼。
在降价战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三菱全体高管自动减薪1/3，弥太郎和弟弟弥之助减薪一半。不甘于被动地降薪，刚刚留学归来的岩崎弥之助在成功制定外籍人员的雇用制度后又在1876年提出了提供“货物汇兑金融”服务的妙计。所谓“货物汇兑金融，是指将货物委托日本轮船公司运送的货主可获得一笔融资，三菱提供此服务所需资金以年息七分利率从大藏省借得。”这一新型业务使得货主纷纷涌至三菱，大阪的货物装卸公会也无法阻止货主的动摇。英国P·O汽船也不得不无条件撤出了上海航路。“货物汇兑金融”服务不仅为日本民族海运事业的振兴做出了贡献，也成为三菱后来银行业和仓库业的起点。
至此，三菱确立了日本海运界的独占地位。
3. 独占利益
虽然本公司暂时拥有公司名称，拥有公司的形态，但是，本公司是一家族企业，与其他向各界募集资金而结成的公司大异其趣，因此，与本公司有关的一切事物，如褒贬黜陟，均仰赖社长裁决。
——1875年《三菱汽船公司章程》
1877年，日本发生了最大的士族叛乱，即鹿儿岛叛乱。当时的政府军和叛乱军都与弥太郎有很深的交情，双方都在极力争取弥太郎的公司协助军事运输。弥太郎审时度势后认为叛乱军无法逆转时代的车轮，于是全力以赴承担了政府军的运输任务，同时向大隈重信借贷资金购买外国轮船坚持正常货物运输业务。同年9月，政府平定士族叛乱，三菱获得了明治天皇的嘉奖。
在这场战争中，三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可靠资料——《三菱司明治十年损益勘定书》，除承办政府船只的300万日元收入外，三菱的资产大大增加，到1877年年底轮船总吨数达3.54万余吨，占全国汽船总数73%，员工达3150名。
为了运用过剩船只，三菱积极地连接日本各港与北海道的航线，承运北海道开拓使厅的物资，对北海道的开发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开辟新的航路，三菱还积极地开发市场、收买东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重要物产，例如1878年4月，与琉球藩大阪商会订立运输协定负责运送其藩产砂糖等物资，5月，又与大阪、神户的茶商订立货物一手保存协定，1880年7月与北海道货主签订一手保存协定。尽管三菱的汇兑金融、仓库业和海上保险等海运附带事业为各地带来便利，但也在社会上留下了三菱独占海运利益的印象，埋下了后来全社会围攻三菱的种子。
1878年，岩崎弥太郎邀请刚刚担任了“第一国立银行”总裁的涩泽荣一赴宴游河。在船上，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涩泽荣一在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前往欧洲游历，参观了由法国人雷瑟普斯负责的苏伊士运河的兴建工程，并在巴黎看到了银行、公司等企业组织的实际形态。涩泽荣一回国后决定在商界求发展，并在日本第一次提出“合股主义”构想，这种先进的模式传到日本各地，使全日本的商业面貌焕然一新。弥太郎与涩泽两人可以说彼此没有好感，会面也实属无奈，见面不久之后就起了争论。涩泽完全不领弥太郎盛情款待的情，把弥太郎的《三菱汽船公司章程》中标榜的独裁主义批评了一番：“公司拥有公司的名目与组织形态，实际上却不是公司，那为何煞费苦心地编出‘公司章程’呢”，“社长独裁这种经营方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合股主义才能聚集群体的智慧，贵公司的章程从一开始就封锁了公司所具有的特色与优点……”家族经营与社长独裁这两大经营理念，直到二战后三菱解体前一直被三菱奉若圭臬。弥太郎一直将自己主编的公司章程视为平生得意之举，不料遭到如此评价，弥太郎被深深激怒，凭着自己的财大气粗狠狠地讽刺了涩泽当时经营惨淡的制纸公司。此次没有结果的论辩被认为是岩崎弥太郎与涩泽荣一这两个日本经济巨人的经营理念之争，算得上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涩泽后来回忆道：
“三菱的岩崎弥太郎反对由多人共同出资经营事业，他认为最好的事业形态应由一个人负责经营。我所主张的合股经营方式正好和他相反。我一直不赞成弥太郎的独裁作风，我们自然诸事意见不一。”
——涩泽荣一
如果独裁可能是一个暴君，那么民主也可能是一群暴民。独裁也不一定意味着落后，从弥太郎与外商的频繁接触，对英语的重视，将弟弟送到国外学习，订立周密严格的公司章程，引进近代西方会计制度等事例，可以看出他是个极富进步观念的人。
涩泽与当时的大藏大辅井上馨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且通过井上馨向三井财阀靠拢。三井集团自日本邮便蒸汽船公司解散之后不得不依赖三菱的船舶进行海上运输，每年付给三菱船运费高达70万日元，一直在寻找机会摆脱海上运输方面对三菱的依赖。涩泽为其创立东京帆船公司提供了“合股主义”的方案，由地方大富商提供三井的20万日元的资金缺口，并用降低运费的手段迅速抢夺三菱的业务。然而弥太郎巧妙地通过说客说服地方富商倒戈、搅乱涩泽荣一与三井合股的东京股票交易所，并且挖角对手的船员，使对手在1882年的春天只募集了5万日元新股。而此时的三菱正处在鼎盛时期，不仅偿还了342万元政府贷款，还偿还了29万元助成金。
4. 海上王国的倒塌
三菱一旦倒闭，这对三菱本身或外界而言，都是不光彩的事情，为了国家、社稷，我绝不会怀有私心而主张我国的海运业整个瓦解。
——岩崎弥之助
正当三井面临惨败之际，一件意外的变故使他们发现了反败为胜的契机。
1881年，一直庇护三菱的政府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失势下野，而跟三井息息相关的伊藤组成长洲藩阀政府。在当时，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直接关系到经济的走向。伊藤唯恐大隈的政治影响力与岩崎的雄厚财力结合后会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便与三井公司联手成立了一家实力空前的大公司——共同运输公司，试图压垮三菱的海运公司，断绝大隈的财源。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近一半的创业资本都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的竞争仿佛一场高对抗性的马拉松赛跑。两家公司的船队一起由神户出发，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长与船员都绑上头巾，挥汗如雨，不计成本拼命地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在海上展开长跑比赛。到达纪州藩时，船上炉内的火力之强，竟把烟囱烧得通红，船内温度也高得灼人，从岸边远远望去，犹如两只火龙在竞相飞奔，乘客们都屏住呼吸紧张地张望两方船只谁能率先到达目的地。
竞争到最后还是演变为不惜成本、两败俱伤的降价。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深受病痛折磨的岩崎弥太郎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为弥补降价策略所蒙受的损失，他将公司重新改组，废止香港航线和琉球航线，关闭三菱汇兑所，裁减冗员冗费。在此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弥太郎发挥出民营事业的特色，尽管降价很多，其生产力仍较共同公司高出一大截，1884年，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共同运输公司仅为三菱的一半。三菱虽然在竞争中占了上风，但也因庞大的赤字元气大伤。
共同公司方面更是伤筋动骨，到1884年下半年，已陷入毫无红利的窘境，其股份跌到面值的2/3以下，持股人争相抛售。弥太郎不动声色地收购共同公司的股票，到1884年年末，他已握有过半数的股权，这无疑是对共同公司的沉重打击。如此一来，共同公司股东和高级干部出现严重内部分裂局势，批评公司做无谓竞争的呼声日益增高。同时大隈也宣布脱离了在野的改进党，政府就没有必要再整垮三菱。于是，由政府的农商务卿出面调停，两公司于1885年2月5日签订临时协定，在运费等方面做出统一规定。
签订协定两天后，一代枭雄岩崎弥太郎因胃癌过世，遵照弥太郎临终遗言，由岩崎弥之助继任三菱社长，在日后辅佐岩崎久弥，刚刚得以喘息的公司陷入一片悲伤气氛之中。弥之助在兄长死后向各公司拍出电报：
“各位当坚此百忍，严守岗位，无须前来参加葬礼。社长丧期，应特别注意，不可因此而对事业有所怠慢。”
在他的指示下，三菱所有事业照常营业，所有船舶挂半旗出港。
协定签订不久就宣告破裂，战端重启。
岩崎弥之助外表温顺恭良，内心却如火焰般炽烈，一旦力量从意志中迸发出来，就会比起兄长更加狂野不羁。他决意率领三菱背水一战，做出“胜荣败辱，宁死不辱”的誓言。带着这样的意志，三菱上下形成了一面可怕的铜墙铁壁。
“我们要偿清原来三菱向政府的全部借款，与政府扯清关系。如果这次与共同运输公司的竞争不能获胜，我们三菱决定将全部船只集中到品川海外引爆！”这是弥之助向明治政府的宣告。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三菱分两次完全偿清了所有的政府欠款近200万日元，及每年10%的利息。
政府内部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一旦整垮三菱，弥之助的威胁兑现，对于日本国来说，毕竟是个巨大的损失。为避免更多无谓的战争，政府更换了共同运输公司的社长。新社长森冈昌一上任便与弥之助进行了秘密会谈，弥之助考虑再三，同意接收合并的建议。共同运输公司方面，涩泽荣一等人坚决反对合并，火药味浓烈的临时股东大会被迫召开，通过投票，赞成合并者获胜。
合并后的新公司被命名为“日本邮船公司”，合并时三菱出资500万日元、占10万股，共同运输出资600万日元、占12万股。弥之助将三菱与海运有关的资产及所属事业让渡到新公司名下，三菱的重要干将也悉数转移到日本邮船公司，共计职员550名，伙夫、水手1000余名。
三菱海运王国倒塌，岩崎家族在表面上遭到惨败，实际上却是最后的赢家。首先，由于政府对于邮便蒸汽三菱公司的关闭心存愧疚，因而在评估三菱的让渡资产时给予陈旧的汽船较高的价值，使得弥之助成功地将三菱“高价卖出”。其次，虽然合并后共同运输占12万股，三菱只有10万股，但三菱所掌握的股票全部集中在岩崎家族手中，而共同运输方面则股东分散，并且由于岩崎兄弟在共同运输股价下跌时收购了大量股票，三菱人员也掌握了大量的共同运输的股份，因此三菱持有股票的比率实际上高于共同运输（三井）。最后，1895年原三菱职员近藤廉平任日本邮船公司社长，在连任的27年中进行了13次高级干部调动，最终使得一切高级干部都是三菱人马，公司成为了三菱天下。之前倡导以合股形式与三菱抗衡的涩泽荣一也被聘为董事，辅佐弥太郎身后的事业。
刚刚把海上事业让渡给日本邮船公司的三菱，无论是在资产上或是人才上都几近彻底的丧失，但这却正好给了岩崎弥之助彻底扭转三菱之路的莫大契机。
明治政府曾经在“第一命令书”中规定三菱不许岩崎弥太郎使用“三菱”二字经营其他任何事业。政府唯一承认的是“附属于海运业”的事业，如用于海上运输的煤矿开发事业。针对这一限制，岩崎弥太郎想尽办法钻了许多空子。
三菱首先于1887年购买了政府拍卖的吉冈铜山，这是三菱最先经营的金属矿山，并成为今日三菱企业集团的矿业、水泥业的由来。1878年三菱入股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占60万股资本中的11万股。此外，弥太郎听取福泽谕吉的意见，1881年创立了日本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明治人寿保险公司，按弥之助建议开办三菱汇兑所。在煤矿方面，通过听取岩崎弥之助的缜密分析，弥太郎又于1881年出资90万日元购买了位于九州岛的高岛屋煤矿。
弥太郎就这样利用政府管制上的漏洞，在铜矿、保险、银行业等方面打下了楔子，奠定了多元化的基础。他的后继者岩崎弥之助则真正营造了“多元化的三菱”。
1886年，岩崎弥之助将邮政轮船公司更名为“三菱社”，主营矿山和造船事业。弥之助一手制定的公司规定完全秉承了其兄的“一家事业”观念及“社长独裁”治理。但在实际经营上，弥之助经常采纳听从属下意见，只是坚持社长必须始终站在第一线上亲自指挥。这种兄弟一致的社长指挥制是三菱的一大经营特色，与其他日本财阀“掌柜经营制”之下大掌柜负责一切事务颇有不同。
由于在海上运输争霸战中岩崎弥之助表明了公司与政府划清界限的态度，三菱开始由政商蜕变为真正的实业企业，这也是当时日本其他大财阀同样面对的转型潮流。经营实业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和学问而不是政治交易。弥之助的留美经历使他比较了解西方实业国家的情况，并且他的性格比较稳健、缜密，这些都成为了他重建三菱、使三菱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条件。
1. 矿业
三菱买下高岛煤矿以后马上设法改变了以前经理者管理不善的混乱局面，制订了《高岛煤矿事务局员工守则》，并且逐步实现了日本技师替代外国技师的计划。1881～1888年，高岛煤矿共出煤210万吨，纯利润为120万日元，比岩崎弥之助预想的还要好。这个效益良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而是依靠当时明治时代煤炭产业的“纳屋
制”的劳务管理方式节约开支和加强对矿工的控制和剥削。高岛煤矿原来实行“煤矿资本——承包人——矿夫”的前期纳屋制，即因采煤作业的手工劳动性以及劳动力不足等原因，高岛煤矿同意熟悉采煤的承包人承包矿工的招收、劳动指挥和监督，并让矿工集中居住，从而把矿工紧紧束缚于煤矿内以保证劳动力供给。1876年，高岛煤矿开始向后期纳屋制即“煤矿资本——纳屋头——矿工”过渡，三菱接管后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制度，与纳屋头签订协议，向纳屋头支付一些费用，由纳屋头负责提供矿工和指挥矿工劳动，并从事纳屋经营，负责矿工住宿和日常生活管理。
1888年6月，三菱被报刊揭露极其残酷地对待矿工，例如纳屋头经常到遥远的地方通过虚假宣传招工，夏天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炎热和地下的恶臭使人难以忍受，并且稍一懈怠就会遭到工头的棍棒殴打，而且纳屋头管理纳屋时经常贩卖矿工的日用品。矿工的悲惨处境一经曝光就受到了严密的关注。在官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三菱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着手限制纳屋头的暴横行为。但经过1888年高岛煤矿事件后，纳屋制对劳动者的管理陷入了不力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对三菱公司已经失去意义，因此，三菱废止了纳屋制。
1887年前后，随着纺织工业、海运、铁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燃料用煤的需求量猛增，而且日本向中国沿海各港出口煤炭，在这样的背景下，三菱积极地向九州和北海道的煤田发展。1887年，三菱收买了筑丰煤田和鲶田煤矿，岩崎弥之助接二连三地从国外引进矿业技术和设备，如即使厚度仅有三尺的劣质煤矿，也可以采掘出大量煤炭的“长壁式采煤法”及提高煤炭搬运效率的“环形输送带”等。
1889～1913年，三菱又在九州购入多座矿山。1911年，三菱设立临时北海道调查课，进行1.8亿坪的试掘，又开掘了芦别煤矿，收买了美呗煤矿和大夕乡煤矿。由于拥有了九州的高岛、筑丰、唐津以及北海道的芦别、美呗等煤田，三菱向煤炭产业的发展基本完成。
三菱生产的煤矿供给轮船燃料并出口国外，起初在各地设立分店和委托代销商店，后废除代销商店。1896年，为适应销售网的建立，弥之助在三菱特设了“售煤部”和“矿山部”，把煤炭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从组织上加以分离。
为了把采掘的煤出口到国外，三菱公司从1890年到1917年间使用公司的12艘船组成船队，开辟了四条通往亚洲的定期售煤航路，分别销往上海、香港、汉口和新加坡。
此外，弥之助也投资经营金属矿山，在吉冈矿山的基础上，买下了尾去泽、生野、佐渡等大批矿山，投入了大量资金，铺设坑道式铁轨，设立蒸汽发电所，购入“巴尔顿水轮”、“汉钦顿磨矿机”、“水套式熔矿炉”等最新设备，并大胆推动各项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关于所产的金属矿物的销售，在明治时代，由于日本国内需求量小，矿山所产的铜主要面向国外。最初出口铜需要通过神户居留地的外国商馆进行。1897年日本确立金本位制
，1899年关税部分自主，近代实业兴起，海外贸易由外国商馆中介贸易发展为自主贸易。1897年，三菱直接向汉堡出口铜，1898年直接向伦敦出口铜，明治30年代前期年销售铜1000～3000吨，1907年超过1万吨；其中质良价高的电器铜所占比率逐年上升，1902年占17.7%，1907年增至88.2%。
三菱在先后购买的诸多矿山中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设备，不仅大幅提高了产量，同时也加速了日本矿业的近代化进程。煤与铜成为弥之助时代三菱最大的财源，以此为根基，三菱大步向近代化的重工业财阀迈进，着手发展造船业。
2. 造船业
早在1890年与共同运输公司进行海上争夺时三菱就向政府租借了“长崎造船所”，3年后，弥之助向政府申请停止租约，直接买下造船所。日本政府在长崎造船所上投入的113万日元血本无归，出售给三菱可谓两便，故予以批准。弥之助以45.9万日元购入，分50年，一年一成利息，现金归还，即每年只需偿还9.1万日元，被认为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颁布“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奖励金额规定如下：700吨以上、1000吨未满的船舶，每吨12日元；1000吨以上船舶每吨20日元，如果包括发动机的制造则每马力增加5日元。奖励金的发放稳定了长崎造船所的经营，并且大大刺激了三菱发展日本民族造船业的热情。到1898年，长崎造船所建造了6000吨级的“常陆丸”，该船成为日本邮船公司开辟欧洲航路订购的6艘大型轮船中唯一一艘向日本造船厂订购的轮船，除了岩崎家大股东身份作为筹码，长崎造船所为了“常陆丸”所做出的积极准备也是不可否认的。造船厂随后趁势又建造了以“阿波罗”为首的4艘6000吨级轮船，并先后生产了浅吃水船、矿石搬运船、重物搬动船、海底电缆铺设船、油轮等特殊船舶。1907年，以“天洋丸”、“地洋丸”、“春洋丸”三艘姐妹舰为标志，三菱长崎造船所完全摆脱了对外国造船技术的依靠，并与世界水平接轨，其中天洋丸重1.35万吨，最高速力为20.6米。
弥之助趁势又设立了“神户造船所”，此时的他被誉为“右手掌握日本邮船公司，左手设立造船厂，不断吸收海运界资本，其巧智堪称惊人。”
——《岩崎弥之助传》
长崎造船所能够在这一时期得以长足发展，除了有利的政策之外还得益于岩崎家族第三代社长岩崎久弥对日本民族造船业的理想，尽管造船所利润偏低，岩崎弥之助和岩崎久弥仍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三菱同时积极地兼营军需产业，早在1895年就向海军大臣提交申请建造军舰。明治时代，三菱建造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六艘、情报舰一艘、水雷舰三艘，合计11艘，总吨位3.719万吨。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高级的四万吨级战舰群就在长崎造船所诞生，并且全部都是赢利的。
3. 金融业
除了矿业和造船，银行是三菱振兴的第三大支柱。
当时的明治政府规定，只要是符合相当条件的民间业者都可设立银行，拥有纸币发行权。庞大的利益驱使日本国内银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冒起，命名仅以设立的顺序，共达151家之多，彼此争相发行纸币，造成极大的混乱。其中第119与第49家银行经营不善濒临破产，向三菱求助。传说弥之助是因为得知两家银行的出资者同样是旧武士阶层出身而生出了侠义之心，才同意接受经营，但既然接受代价是43万日元的巨资，事情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弥之助具有极强的金融头脑，早在弥太郎时代建立金融汇兑所和与共同运输的股票收购站中已初露端倪，如今“第一命令书”业已失效，弥之助的拳脚已经完全没有了束缚。
顶下两家银行的同时，弥之助又设立了东京仓库公司（现三菱仓库）。客户若向银行贷款必须以存入东京仓库公司的商品做担保，以此“商品担保金融”手段确保万无一失。
1889年，三菱旗下银行总裁由弥之助的堂弟丰川良平担任，此人虽性格怪僻被称“爱胡闹”，但十分听从弥之助的办事方针，经营银行保守、慎重。正因如此，三菱银行才得以比其他银行更稳定地度过当时的经济恐慌期，转向平稳发展。
随后弥之助又带领三菱朝房地产业迈进，一手规划了当时的“三菱之原”，即今日日本著名的“丸之内”商业街。
丸之内原是一片荒草丛生的练兵场，日本政府于1889年将其出卖，出售地面积为13.5万坪，售价总额150万日元，大约每坪11日元，并且不肯拆开分散出售。当时的日本，地价最高的一等土地麴町地区每坪也不过2.34日元，因此该地区根本无人问津。
年轻时代游历过外国美丽都市的岩崎弥之助内心深处愿意做这笔庞大的投资，在伦敦出差的三菱高干庄田平五郎、未延道成获悉也急忙发电报回公司道：“应急速购买！”弥之助于是下定决心买下了整块土地。
三菱购买此地消息引来众人的惊讶和嘲讽。这么一大块荒地，实在不知道三菱要用来做什么。弥之助被问到时总是笑笑答道：“没什么目的，只是想种种竹子，养养老虎”，完全是一副献金的心态。
但在这片荒地上崛起的，却是现代化的办公室大街和优雅壮丽的英式建筑物。
1892年，由英国人康德尔设计的三菱一号馆正式动工，弥之助摒弃了木造房屋，一律改用石头和红砖修建具有西洋风格的建筑物。1894年，三菱一号馆竣工，成为新成立的三菱合资公司的事务所，也是日本最早的出租写字楼（见图1-3）。随后东京府厅、东京商工会议所、帝国剧场等先后建成，这条兴建起来的办公室大街，被冠以“小伦敦”的美称。直至今日，从日本东京车站附近沿路走来，就可以看到“丸大厦”、“新丸大厦”、“日本邮船大厦”、“东京海上大厦”连排高耸。沿着皇宫的护城河，则有壮丽的“明治生命大厦”以及“三菱银行大厦”，这些大厦共同构成了三菱企业王国的大本营。
图1-3 三菱一号馆
4. 其他事业
三菱的事业一帆风顺，遍地开花，除了矿山、造船、银行及房地产外，尚有：地产——获得土地是三菱陆地战略的重要条件，三菱购买了东京、大阪、神户市街地和新澙县耕地、冈儿岛湾海浦新生地、千叶的印幡山林。新购入的东京市街中包括适合上流阶层居住的住宅和庭院、别墅建筑用地。新澙县的平原则是由弥之助与铁路局长井上升、三菱顾问小野义真合资买下，后被命名为“小岩井农场”。
农业——小岩井农场于1891年1月正式开业，由井上升和岩崎弥之助二人合作经营农场。岩井农场土地贫瘠，尽管投入了大量改良费也收入极微。1899年，井上胜把经营权让给三菱，由岩崎久弥亲自经营，改以畜牧业为主。根据实际考察，岩崎久弥对农场进行重组，他先后引入了外国的优良牛种和羊种，后又引入美国马种。后来为达到牲畜饲料自给，又栽培了玉米、大豆、牧草等，并导入了大农场农具。从1900年起，农场开始从事黄油制造，产量在1906年突破了1万斤。通过三菱系的食品销售点，三菱小岩井农场生产的黄油成为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大城市的畅销高档黄油。明治初期很多的大农场都因经营失败而向“小作地”经营方向演变，而小岩井农场在三菱巨大的财力背景下成功地发展为一个近代化大农场。
铁路——1887年三菱开始向筑丰煤田发展时，恰逢筑丰兴业铁路公司成立，该公司以运煤为主要目的，由于缺乏资金向三菱求助。由于三菱的出资，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从75万日元增加到250万日元，而三菱则派庄田平五郎和三菱煤矿事务所长德弘为章进入该公司任干部。三菱投资的另外一个铁路项目是九州铁路公司。该公司在1888年由当地资本家为中心以1100万日元设立，建设鹿儿岛—长崎线，这条线路对于三菱来说是连接长崎造船、高岛煤矿、筑丰煤矿的一条关键线路，因此三菱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1897年，九州铁路公司兼并了筑丰铁路公司，三菱便成为了相当有实力的大股东。三菱在明治时代对铁路进行了巨额投资，通过促进各煤矿产区与主要的煤炭消费地区之间的铁路建筑来提升煤炭的销售量。1906年后，日本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政策，此后三菱在日本铁路史上再未留下任何足迹。
商业——1899年，三菱合资设立了三菱合资营业部，经营出口煤矿销售、公司内矿山、煤矿和造船用资材委托购买，以及直系、旁系公司产品的代理销售和进口。例如承担三菱造纸的出口、麒麟啤酒的代理销售等。1908年起，三菱合资营业部开始经营与三菱完全没有关系的商品，汉口出差所自1911年开始从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桐油、杂谷、胡麻等。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三菱合资经营业部趁机扩大贸易，使得经办商品种类和数量以及贸易合作国的数量都大大增加，在伦敦、纽约、天津、青岛、大连、新加坡、加尔各答等地设立分店和出口所的基础上，三菱合资经营部发展为综合商社的实体，1918年三菱商事股份公司成立。
电机业与重工业——神户造船所制造出了日本国产的第一部蒸汽涡轮机，三菱的内燃机制造业与电机业由此脱离造船业，形成后来的三菱重工公司和三菱电机公司，并且成为“三菱军需省”的两大支柱。
玻璃工业——岩崎弥之助的第三子岩崎俊弥在伦敦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学成归来后在日本创立玻璃工业，弥之助决定给予支持。1907年，岩崎俊弥创设“旭玻璃股份公司”并自任社长，该公司的苏打事业后又演变成三菱化成工业。
啤酒业——1885年，居住于日本的外国人在横滨创设了“日本啤酒公司”，岩崎弥之助、涩泽荣一等人都是其股东。而矶野计创立的明治屋一直负责供应日本邮船的食品。1888年起，明治屋在弥之助的推荐下担任了日本啤酒公司的销售总代理，此后日本啤酒公司的销量迅速上升，但由于另一家公司大日本啤酒公司成立后竞争极为激烈，外国人经营日本啤酒逐渐处于劣势，便转让给了岩崎久弥。1907年，由岩崎家族、明治屋和日本邮船三方共同出资，创立了“麒麟啤酒公司”。“三菱员工只喝麒麟啤酒”的俗语正是由此处而来。
另外，三菱还创立了“合资公司三菱造纸所”，并在猪苗代水力电器股份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支持，创立了发电量、电压和送电距离都位居日本第一的“猪苗代第一发电所”。
从上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今日庞大的三菱企业集团中的主要企业，都已经在岩崎弥之助手中打好了基础。虽然岩崎弥之助时期的社长独裁制度下不乏庞大的高干智囊团，但弥之助的雄心、眼界、先见之明以及精力之旺盛都令人深深惊叹。在对于他的研究中很多都提到了日本的“经济动物
”这一名词，我们将在后文中继续谈到。
5. 三菱合资公司的成立
1893年，明治政府实施了1890年颁布的日本第一部《商法》，规定日本企业必须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或者合名公司的形式。弥之助选择了合资公司的组织形态，借此改组之机，他也将社长之职让予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归来的侄子岩崎久弥，自己退任为“监务”。在此之前，他已革新了岩崎家的家风，将丰川、吉村、藤冈等亲族由岩崎家族分出独立，以弥太郎家为本支，自己这一家为分支。在财产分配上，弥之助将“三菱”的绝大部分权利都归在本支的岩崎久弥名下，他的分支所得不及本支的1/4。此时弥之助正当42岁壮年之际，由于岩崎久弥对他的尊敬和依赖，他对三菱的统帅地位直到1907年去世前一年才不再继续。
1893年12月15日，三菱合资公司正式成立，岩崎久弥任新公司的社长和主管业务的股东，岩崎本支和分支两家签订了三菱合资公司合同书，由岩崎弥之助和岩崎久弥分别出资250万日元构成公司资本总额500万日元。1907年2月，弥之助长子岩崎小弥太成为出资股东，公司资本增至1500万日元。三菱对合同书也进行了修改，例如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中有人死亡时，长子继承人代替他的地位。合同书还规定，股东不能因能力的丧失退出公司。另外，明确规定：三菱合资公司的资本只限于岩崎两家户主或者长子继承人所有，等等。这些制度意味着尽管三菱仍然是“家族的三菱”，但三菱的管理组织走向了现代化。
在这里不妨将三井采取的“合名公司”形式与三菱进行比较。合名公司资本由股东提供，股东均为无限责任股东，当公司所有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负有连带责任，而三菱的合资公司股东为有限责任，股东对公司的责任以投资额为限。这就是日本股份公司发展的两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