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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写作的过程往往在看到书稿之后变得轻松而自信，特别是，最近接二连三地在《纽约时报》、《财富》、《商业周刊》上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分析，往往以中国的突飞猛进督促和警示西方经济的发展变化—在我亲身经历了探索“中国制造”奥秘的过程后，这些曾经让我觉得西方经济学者未雨绸缪的观点开始变得现实而有意义—中国制造业和高科技业的崛起的确让西方国家充分警惕，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重拾起“惶者生存”之道，是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与中国竞争将充满冲突和艰辛。
研究的过程对比写作的过程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庆幸的是，这个研究过程玄妙而精彩。我们的研究和那些被我们研究的企业如此贴切地吻合在一起：四项“行业先锋”的导入因素首先从这些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得以总结、提炼；接着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所判断的产出因素又被这些企业随后的成长轨迹和成长业绩恰到好处地鉴定。事实上，研究的过程已不再是对历史的研究，而研究成果也不再只是对历史的总结，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对未来发展设定和论证的过程，只有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论证，我们才将之称为一个成立的因素。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和写作之外，这项持续10年的构想、8年实践和3年写作的研究到底是依赖和支撑着什么得以令它最终阶段性地完成？我个人思考了很久，回答不是信念，也不是毅力，而是一种追随。
曾经反问我的老师：“管理业界各种理念层出不穷，而这些理论几乎都基于那些发展百年以上的世界级企业，既然这些公司的成功已经证明了管理理念的最高境界，我们的研究还会受到关注吗？”陈老师没有直接回复，她出乎意料地提及“服务、分享和尊重”：“我们的研究本身不求回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当我们奉献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给予别人帮助；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过程本身可以让我们发挥己长，了解自己的潜力；现在我们能做的是放下我们所关注的回报，放下我们所期待的反馈，集中力量做好这件最主要的事情，倾全力去进行我们的研究，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我们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我们的研究过程，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追求社会反响的回报和市场反应上，这个纯洁而崭新的研究过程和令我们为之鼓舞的研究成果，都来自于“服务、分享和尊重”：我们服务于我们关注的企业，服务于中国千百万个成长中的企业，尽我们所能让可实践的成功模型服务于更多的企业；我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超越责任和期许的压力，实践我们的价值；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尊重不带偏见的思索，尊重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成功和失败，我们更尊重属于中国企业的各种特质。
对于我个人，这个研究带给我的包容、尊重和理性，陈老师带给我的理想、劝导和忠告，令我坚定而快乐地追随。
赵海然
2004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