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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 [1] 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大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大型公司的雇员只占产业工人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劳资关系为全国树立了标准；他们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全国的工资水平，他们的工资条件和工作实践也成为一种规范。大型公司的交易量虽然在全国不占多数，但它们的繁荣与否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当我们谈论美国的经济机会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和现代大型公司提供的机会；我们谈论美国的技术时，想到的不是统计上的平均值，而是龙头企业设立的标准值；我们谈论过去半个世纪中新出现的另外两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工会和政府管理部门时，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大企业和大公司的社会产物。总之，只有大企业在自由企业经济体制下的具体组织形式才是具有代表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大公司不仅通过大规模的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其组织制度引导了社会中其他企业组织的制度，从而规范着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甚至，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我们的社会信仰、精神和希望。正是出于对大型企业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认识，从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开始，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将大型企业置于其研究的中心，如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和《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柯林斯和波拉斯的《基业长青》等著作。这些管理学术史上的名著为我们理解大型优秀企业的内部运作、管理哲学、社会责任等提供了范本。很多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如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多角化经营战略、企业文化、团队管理等都来源于人们对优秀大企业的观察、思考和总结。
但是，令人觉得遗憾的是，这些对优秀大企业的研究大多数针对的是美国企业。当然，也有不少研究针对的是日本优秀大企业中的代表，这也使得日本企业管理实践为世界管理理论贡献了诸如准时生产（just-in-time）、质量圈、员工参与管理等管理方法。2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优秀企业现在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而且也在走向世界。中国优秀企业的成功不仅由于它们大胆采取了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同时也由于它们独创了一些新的管理方法。这些新的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同样也能够对世界管理理论做出贡献。这些新的管理方法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在不断成长、成熟。我相信有朝一日中国学者也能够将它们总结出来，发扬光大，从而对世界管理理论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本书也是一种尝试。
记得1983年我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回国后就读到《追求卓越》这本研究美国成功企业经验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柯林斯和波拉斯在为期6年的时间里，选取了18家长盛不衰的企业，通过审视这些辉煌公司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探寻那些基业长青公司的成功之道。我曾经计划研究中国的优秀企业，很想把中国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总结出来并介绍给海外企业家和学者，可是由于忙于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有幸的是，陈春花教授到南京大学跟我做博士后，在谈她的研究计划时，我才发现，陈春花教授已经耗费了多年的光阴，苦心孤诣地思考着、探求着，对这一课题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中国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什么？由于中国企业离 “卓越企业”、“优秀企业”等还有一定距离，因此陈春花教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后，就着手组织华南理工大学的老班子和南京大学的新班子一起进一步研究，我们选择了“行业先锋”来代表在中国推行制度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典范、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企业。以这两点为基础，我们列出了一系列标准：如在同行业中受到推崇和认可的机构，注重组织完善和管理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独立的公司持续成长15年以上，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具有活力、受到关注等。通过对这些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成功企业都是以英雄领袖作为企业的内部动力，融和中国理念和西方标准管理方法，以渠道驱动终端市场，注重建立企业相关利益共同体作为企业发展的内驱动力，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反应能力、坚定的远景使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企业的成功因素还是与美国、日本公司的成功因素有所不同。而找出中国企业成功的共性，对我们的管理研究和实践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陈春花教授跟随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把她10年来的想法和多年来的基础工作作为博士后研究的主要课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她将研究多年的成果奉献给大家，我也为她欣慰！我相信本书作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必将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一研究会引起更多企业家和学者的兴趣，共同研究，让中国优秀企业的经验在全球发扬光大。
赵曙明
2004年5月10日于青岛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