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3）

我已经提到过，公爵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关系，迄今为止，仅限于纯粹事务性的通信往来，这次来信却详详细细、开诚布公而又十分友好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他抱怨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品行恶劣，使他伤心；当然，他还是个孩子，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恶作剧也不能看得太认真了（他分明极力为他的儿子辩护），不过他还是决定对他略施薄惩，吓唬他一下，而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他发配到乡下来住一个时期，由伊赫梅涅夫监管。公爵写道，他完全信赖 “极其善良而又无比高尚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特别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请他俩惠予接纳他的这个浪荡公子，让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让他避开他的那些朋友，对他多加开导，如果可能的话，也给他一些爱。而最主要的是要改掉他那行为放荡的恶习， “让他懂得一些为人处事必备的足以使浪子回头的严格的规矩” 。不用说，伊赫梅涅夫老人欢天喜地地欣然应命。年轻的小公爵来了；他们像接待亲生儿子一样接待了他。很快，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热烈地爱上了这孩子，丝毫不亚于爱他自己的女儿娜塔莎；甚至后来，当老公爵跟伊赫梅涅夫情断义绝之后，这位老人有时候还是心情愉快地回想起他那好孩子阿廖沙——他已经习惯这么称呼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很漂亮，又像女人那样弱不禁风和爱冲动，与此同时，又天真活泼，为人忠厚，对人敞开心扉，能表现出极其高尚的情怀，有一颗爱己及人，诚实无欺、感恩图报的心——他成了伊赫梅涅夫家的宠儿。尽管他已经十九岁了，但是还完全像个孩子。很难想象，听说他父亲非常爱他，那究竟因为什么要把他发配到乡下来呢？据说，这个年轻人身居彼得堡，却过着无所事事的浪荡生活，不肯去做事，因而使父亲感到痛心。因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对于他所以放逐儿子的真实原因在信中语焉不详，所以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也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地去问阿廖沙。然而还是有些飞短流长，说什么阿廖沙生活放荡，不能饶恕，说什么他跟一位女士勾勾搭搭，还找人决斗，还说什么他赌牌输掉了一笔令人咋舌的巨款；甚至还有人信口雌黄，说什么他把别人的钱似乎也挥霍掉了。又有人风传，公爵之所以把儿子打发到乡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而是出于某种特别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愤怒地驳斥了这一闲言碎语，何况阿廖沙非常爱自己的父亲，虽然他从小到大一直没有见过他；阿廖沙谈到父亲时总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已深受父亲的影响。阿廖沙在闲谈中，有时也谈到他们父子二人同时追逐一位伯爵夫人，结果他占了上风，父亲因此耿耿于怀，对他怀恨在心。他每次讲这段故事时都兴味盎然，像孩子般有一说一，而且响亮而又快活地笑个不停；但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立刻阻止了他，不让他再说下去。阿廖沙也证实了他父亲想要续弦的传闻。

他在放逐中已经度过了差不多一年，每隔一定时期就给父亲写一封恭恭敬敬而又十分懂事的信，最后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住惯了，因此当公爵亲自驾临农村消夏的时候（事前通知了伊赫梅涅夫夫妇），这个被放逐的儿子竟请求父亲让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多待些日子，说什么乡村生活才是他真正得其所哉的地方。阿廖沙的一切决定和心血来潮，均来源于他那神经衰弱和过分敏感，均来源于他那颗火热的心，来源于他那有时达到荒唐地步的轻率；也来源于他那容易接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以及他的毫无主见。可是公爵听了他的请求后却不知怎的起了疑心……总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都差点认不出他的这位过去的 “朋友” 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变了，简直判若两人。他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突然变得十分挑剔；在查账的时候表现出了令人厌恶的贪婪、小气和莫名其妙的疑神疑鬼。这一切使心地十分善良的伊赫梅涅夫感到很伤心；他很长时间不肯相信自己的这一感觉。这一次与十四年前公爵初次光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相比，一切都倒了个过儿：这次，公爵遍访四邻，当然拜访的都是些头面人物；至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家，他竟一次也没来过，而且对他的态度，有如对他的属下似的。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紧接着，公爵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似乎无缘无故地彻底决裂了。有人偷听到双方在气头上都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伊赫梅涅夫愤然离开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但是这事并未就此了结。这一带骤然风传着一则令人作三日呕的谣言。有人说什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摸透了小公爵的脾气，有意利用他的一切缺点，为我所用；说什么他的女儿娜塔莎（她当时已经十七岁）狐媚成性，竟让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爱上了她；又说什么两位高堂还暗地怂恿了这段爱情，虽然表面上装做毫无察觉，又说什么工于心计而又 “狐媚成性” 的娜塔莎终于使这个年轻人完全着了迷，虽说在这一带德高望重的地主家中，待字闺中的真正的贵族小姐有如群芳斗妍，然而由于她的巧安排，这年轻人在整整一年之中几乎连一个也没有看到。最后，还有人说，这一对旷夫怨女已经约定，在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十五俄里处，有一座格里戈里耶沃村，他俩准备在那里结婚，这事从表面上看似乎瞒着娜塔莎的父母，实际上两位高堂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给女儿出了一些馊主意。总之，本县爱说三道四的男男女女为此而编造了许多风言风语，如果统统写下来，写一大本书，恐怕也写不完。但是最令人纳闷的是，对这事公爵却完全信以为真，甚至这次专程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也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由该省寄往彼得堡给他的。当然，任何一个多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人的人，对这些硬栽到他头上的指控，恐怕连一句话也不会相信；然而此类情况却屡见不鲜，大家都在奔走相告，大家都在说三道四，大家都在说什么这不足为外人道，大家都在摇头叹息，而且……义无反顾地对他横加指责。伊赫梅涅夫的自尊心很强，他不屑于在这帮爱说三道四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女儿辩解，而且严禁他的夫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去跟乡邻作任何解释。至于娜塔莎本人，虽然受尽诽谤，甚至过了整整一年，对这些飞短流长和造谣中伤，还几乎一无所知：这件事费尽了大家的心血，自始至终都瞒着她，因为她一直都快快活活，天真烂漫，像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与此同时，争吵却愈演愈烈。热心于搬弄是非的人是不会打瞌睡的。告密者有之，出面作证者有之，而且终于使公爵相信，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多年经营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远不是诚实无欺的表率。此外：三年前，在出售一座小树林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私自鲸吞了一万二千银卢布，对此，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确凿无误的证据，再说，他出售树林并没有得到公爵的任何合法委托书，而是自作主张，事后才说服公爵，让他知道非卖不可的道理，而且他交给公爵的出售树林的款子比他实际到手的要少得多，简直没法比。不用说，这一切纯属诽谤，后来也证实了确属诽谤，可是公爵却相信了这一切，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称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贼。伊赫梅涅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用旗鼓相当的气人的话回敬他；于是便发生了可怕的争吵。紧接着便打起了官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因为没有某些证明文件，主要是没有后台，再加上没有打这类官司的经验，这场官司眼看就要输了。他的庄园已被官府查封。这位老先生一怒之下，撇下了一切，决定举家迁往彼得堡，亲自为自己的这桩冤案奔走，而在省里则留下一名有经验的代理人替自己处理一应事务。公爵似乎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不该无端侮辱伊赫梅涅夫。但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撕破了脸，因此也就谈不上再言归于好了，公爵一怒之下使出了浑身解数，非彻底打赢这场官司不可，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要夺走他过去的管家的最后一块面包，让他彻底变成穷光蛋。

就这样，伊赫梅涅夫全家搬到了彼得堡。我就不来描写我与娜塔莎久别重逢的情景了。在这四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她。当然，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我当时的感情；但是我们这次重逢使我很快明白了，她命中注定是我的。起先，在他们来彼得堡之初，我总觉得，她这几年不知怎么长得不多，好像一点没变，还是我们分别前那样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后来我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一些我过去完全不熟悉的新东西，好像她故意瞒着我，不让我看出来似的，好像这姑娘在故意躲着我——这一新发现使我感到多开心啊！而伊赫梅涅夫他老人家初到彼得堡时脾气不好，肝火很旺。他的事进行得很糟糕；他怒气冲冲，经常发火，忙于跟各种文书打交道，根本顾不上我们。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则好像丢了魂似的，起初简直没法考虑任何事。彼得堡使她感到害怕。她动不动就唉声叹气，胆战心惊，哭哭啼啼地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伊赫梅涅夫卡，哭娜塔莎已经到了待字之年，也没人来关心她一下，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推心置腹，因此她就跟我无话不谈，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

就在这时候，在他们到来之前不久，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从此开始我的文学生涯的那部长篇小说，因为我是一名新手，起初都不知道该把这部小说往哪儿投稿了。在伊赫梅涅夫家，我对此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成天无所事事，也就是说我既不去做事，也不去四处奔走为自己找个事由，他们差点没跟我吵起来。老人既难过又没好气地指责我，当然是出于对我的严父般的关心。我呢，无非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罢了。说真格的，我哪能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我不想去做事，而想写小说呢，因此我只好暂时瞒着他们，说我找不到工作，正在使劲找。他没工夫来核实我说的话是真是假。记得有一次，娜塔莎因为听多了我们的谈话，就把我悄悄拉到一边，含着眼泪央求我要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她盘问我，极力想要问个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可是我对她也没有坦诚相告，于是她就要我起誓说我决不会像个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那样毁掉自己。确实，虽说我并没有对她开诚布公，说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恨不得把我后来听到的批评家和鉴赏家对我所说的溢美之词，来换取一句她对我的作品，对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表示赞许的话。我的小说终于出版了。早在它问世前很久，文学界就已掀起一片吵吵嚷嚷的喝彩声。Б读过我的手稿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不！如果说我确曾感到幸福的话，倒也不是在我取得成功之初那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刻，而是我自己尚未读过手稿，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的那时候：当时，在漫漫长夜，我抱着暗自狂喜的希望和幻想，无比热爱我的劳动成果；当时，我同我的幻想，同我亲自创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好像他们是我的亲人，好像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人；我爱他们，跟他们同欢乐，共悲伤，有时候甚至为我的头脑简单的主人公一掬最真诚的同情之泪。我简直无法描写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成功之后有多么高兴，虽说起初他们非常惊讶：这消息对于他们简直太出乎意料了！比方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什么也不肯相信，那个人人称颂的文坛新秀，居然就是如此这般的那个万尼亚，她连连摇头。老头则很久不肯改变看法，起初，在刚听到这些传闻的时候，他甚至吓了一跳；他先是说我跻身仕途的前程算是葬送了，接着又谈到所有那些耍笔杆的人一般都行为乖张，有失检点。但是新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杂志上也刊出了广告，最后他又听到了他对之心悦诚服的一些人对于我的若干溢美之词——这才迫使他改变了对事情的看法。后来，他看到我突然有了钱，并且得知靠写作居然能拿到那么多报酬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团疑云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从怀疑迅速转变为完全的、大喜过望的深信不疑，像孩子般对我的时来运转感到高兴，而且突然对我的未来想入非非，充满希望，沉湎于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之中。他每天都要为我设计新的锦绣前程和计划，在这些计划中，什么灿烂的前程没有想到啊！他开始对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别的尊敬。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常有这样的时刻，我记得，正当他眉飞色舞，想得天花乱坠的时候，突然又被种种疑云所包围，于是他又犯起糊涂来了。

“写家，诗人！真叫人纳闷……这些写诗的，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行当，变成了一种官衔的呢？这种人终究只会乱写乱画的，靠不住吧！”

我发现，这类疑虑和所有这些难于回答的问题，一般都是在暮色苍茫的时候光临他的脑海（我永远忘不了所有这些细节和那整个无比幸福的时期！）在暮色苍茫时分，我们这位老人就常常变得不知怎么特别烦躁，特别敏感和多疑。我和娜塔莎都十分熟悉他这脾气，因此先就窃窃地笑起来。我记得，为了使他振作起来，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说苏马罗科夫怎样被擢升为将军，皇上怎样送给杰尔查文一只鼻烟壶，外加金币无数，女皇陛下还亲自去拜访过罗蒙诺索夫；我还向他讲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故事。

“我知道，小老弟，全知道。” 老人家也许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但他不敢苟同。 “嗯！我说万尼亚，看到你炮制的这部东西没有用诗来写，我倒反而觉得高兴。小老弟，诗这东西净胡说八道；你别争嘛，请相信我这老头的肺腑之言；我是希望你好；纯粹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白浪费时间！中学生才写诗；诗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弄得丧魂失魄，快进疯人院了……就算普希金伟大吧，谁说他不伟大呢！毕竟是些歪诗，没法夸它；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话又说回来，普希金的诗我读得不多……散文又当别论！作家可以利用散文起到教育作用，——比如，书里说到要爱祖国，要惩恶扬善……可不是吗？小老弟，不过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你会懂得我的话的；我说这话是出于一片爱心。嗯，来吧，来吧，你就读给我们听听吧！” 当我终于把书拿了来，我们用完茶后，全都围坐在圆桌旁时，他带着某种姑妄听之的袒护神态，最后说道： “你在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读给我们听听吧；人家大轰大嗡地说了你很多好话！咱倒要瞧瞧，瞧瞧！”

我打开书，准备朗读。那天晚上，我的小说刚刚印好，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样书，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伊赫梅涅夫家来朗读自己的作品。

我未能早一点按照手稿把我的小说读给他们听（因为手稿在出版商手里），我感到十分惋惜和懊恼！娜塔莎甚至难过得哭了，她跟我吵，责备我倒让别人比她更早地看到了这部小说……但是我们终于在桌旁坐好了。老人摆出一副异常严肃的表情，准备发表评论。他要严格而又严格地加以评论， “亲自确认” 。老太太的样子也庄严得异乎寻常；她头上的一顶新包发帽，大概也是为了听我朗读小说才戴上的。她早就注意到，我常常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的掌上明珠娜塔莎；每当我开口跟她说话的时候就紧张，就喘不过气来，就两眼发黑，娜塔莎每次看我，两眼也不知怎的显得比从前亮。是的！终于时来运转了，这时我功成名就，前程远大，志得意满，好事就凑到一块儿，一下子都来了！同时老太太也注意到，她那老头子不知怎的也对我赞不绝口，同时有点异样地望着我和他的女儿……她见状突然害怕起来：我毕竟不是伯爵，不是公爵，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亲王，或者退一万步说，也不是年轻潇洒、胸前戴满勋章、由法科学校毕业的六等文官！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不喜欢自己的希望只能实现一半。

“都夸他，” 她寻思， “夸他什么呢——不知道。写家，诗人……这写家到底算老几呢？”

我把我的小说向他们一气读完了。我们一喝完茶就开始朗读，一直坐到后半夜两点。起先老人家双眉深锁。他原以为他将听到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也许他根本理解不了，但一定是某种高不可攀的东西；可是却突然听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和人人知道的事，就跟周围通常发生的事一模一样。如果主人公是个大人物或者有趣的人，或者是什么历史人物，比如罗斯拉夫列夫或者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之类的人，那还好说，万万没想到书中写的却是个小人物，一个受尽人家挤兑、甚至有点呆头呆脑的小官吏，而且此人连制服上的纽扣都快掉光了；而且描写这一切用的又是非常普通的文体，就跟咱们平常说话一样……怪事儿！老太太疑惑地望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甚至生起了闷气，倒像上了什么人的当似的： “说真格的，值得吗，把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印出来，还读给人家听，还得给人家钱。” 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就是这意思。娜塔莎则全神贯注，很用心地听，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注视着我的嘴，我每读一个字，她那好看的嘴唇也跟着我微微翕动。这是怎么搞的呢？我还没读完一半，我的全体听众便都眼泪汪汪地潸然泪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心真意地哭着，打心眼儿里可怜我的主人公，我从她的长吁短叹中明白，她非常天真地愿意做点什么来帮帮他的忙，让他摆脱自己的不幸。老头则完全丢掉了对高不可攀的东西的一切幻想： “刚迈第一步就看得出来：你还嫌嫩，有许多不足；马马虎虎吧，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不过这故事能抓住人的心，” 他说， “也使你渐渐明白和难以忘怀周围发生的事，而且使你认识到，一个最最逆来顺受、最最等而下之的人也是人，而且可以称之为我的兄弟！” 娜塔莎边听边哭，还在桌底下偷偷地、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朗读结束了。她站起身来；她的两颊绯红，两眼噙满泪花；她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亲吻了一下，然后扭头跑出了房间。她的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彼此使了个眼色。

“嗯！瞧她那副激动的模样，” 老爷子说道，他为女儿的举动感到愕然， “不过这也没什么，很好，很好嘛，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冲动！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他乜斜着眼，看着夫人，嘟囔道，仿佛想替娜塔莎辩护似的，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也想借此替我辩护。

尽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听我读小说的时候，她自己也有点激动，并深受感动，但是现在她那模样却似乎想说： “当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位英雄，但是干吗要拿椅子出气呢？”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