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乃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的重要时代，也是我们民族不断形成，并迅速走向统一，因而焕发出无限活力，故能在政治、文化、学术获得足以使后人钦佩不已的空前繁荣的时代，而且还应该是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一大批英雄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不仅成为历史学家，而且也成为小说家关注的焦点。从宋元讲史话本《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进而发展到明中叶余邵鱼（字畏斋，福建建阳人）编写的《列国志传》（以下简称“旧志”），乃是对这一段历史通俗化、艺术化的初步尝试。尽管这些书在艺术上比较幼稚和粗略，但它们都表现了一种要求通过人物形象以驾驭这段历史的愿望；特别是余氏“旧志”，它以时间为经，以列国为纬，叙述了从商纣灭亡到秦并六国长达八百年的历史，结构庞大，气势宏伟，但描写过于简略，文字也显得粗率，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对于这段历史的好奇心。

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墨憨斋主人，江苏长洲人）对余氏“旧志”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增删改写，编定为《新列国志》（以下简称“新志”）。他的改写包括：第一，将“旧志”二百二十六则、二十八万字扩充为一百零八回、七十馀万字。第二，删去从武王伐纣到宣王中兴以前的三百年历史，集中描写西周衰亡到秦并六国即春秋战国共五百多年政坛上的风云变化，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东周列国的历史演义。第三，删除某些距史实太远、荒诞不经的情节，如“伍子胥临潼举鼎”、“孙膑下山服袁达”等传说；改正“旧志姓名率多自造”、“叙事或前后颠倒、或详略失宜”以及“古用车战……旧志但蹈袭《三国志》活套，一概用骑”之类的失误；并声明“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以秦、汉有关典籍近二十种，“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观者无憾。”（《新志·凡例》）这就使《新志》更接近于史实，成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通俗演义。第四，尽管“新志”属于所谓“信实”派历史小说，但也并非信史；正如可观道人在《叙》中所说的：“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这说明它在重大事件、情节及其进程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在细节上有所“增添”，在语言、对话诸方面加以“润色”，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使“新志”在铺陈史实中可以增强那些具有文学意味的细节刻画和场景描绘，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第五，由于冯梦龙是个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故能在艺术表现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旧志”叙事零乱，线索不清，而《新志》却让人耳目一新，事件虽繁而不散乱，人物虽多而各具面目，列国虽杂而其发展线索清晰可辨，故能将五百多年的历史汇于一帙而又避免紊乱无序之弊。这就使得《新志》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成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历史小说。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名奡，号野云主人，江宁人）又取《新志》略作文字修订，并加以大量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以下简称“评本”）刊行。但他对此书的修订，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赶不上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修改；而他的评点，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其价值更远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小说评点家之下。然而，两百多年来，“评本”几乎成为唯一的通行本，冯氏《新志》反而鲜为人知，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他改定的书名《东周列国志》优于原名。因为，中国历史上出现列国纷争局面并不止这一次，还包括时间虽较短，但亦长达百数十年或近百年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两个时期。为了相互有所区别，在书名“列国”之前，加上“东周”两字以作界定，就能更科学、更准确地概括全书内容，给人一种更清晰、更醒目的印象，因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近年来此书的一些校点本，还包括电视剧，不论其是否以蔡评本为基础，但名称都一律采用《东周列国志》，也正是这个道理。蔡评本在文字上与《新志》出入不大，蔡元放对《新志》作了一些文字润饰，对《新志》的矛盾之处也有所改动，但改动得并不彻底。平心而论，蔡元放对于此书文本，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并无多少提高。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书末的这两句诗，正是作者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准确表述，也是贯串全书始终的主导思想。列国兴衰成败，霸主起伏更迭，关键在于国君能否举贤任能，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只要这样做了，就能国泰民安，霸业有成。如果君王失政，谗佞横行，就会国势衰微，甚至有亡国之祸。如第一、二回（可看作全书引子），周宣王从早年中兴到晚年的“闻谣轻杀”，已露端倪。再从中兴之主周宣王，到亡国之君周幽王，更是一个鲜明对照。后来的五霸七雄，莫不如此。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敢于破例委任曾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的管仲，并给他以罕见的尊重，终于独霸诸侯。继之而起的晋文公，勤政恤民，任用赵衰、二狐、先轸等文武贤臣辅政，人才济济，遂成霸主。此外的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句践，莫不如此。特别是越王句践，继位之初，即遭惨败，国破身囚。但他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反弱为强，反败为胜，最后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任贤图治，可以兴邦兴国；而疏贤失政，则可以亡国亡身。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齐襄公、陈灵公均因荒淫无耻而亡身。吴王夫差，尽管早期能发愤自强，破越败齐，争霸中原；但到后来宠信佞臣伯嚭，疏斥并赐死贤臣伍员，以致国灭身死。甚至包括称霸之后的齐桓公，由于管仲等贤臣相继去世，自己也志得意满，偷安宴乐，重用奸佞，结果被困死宫中，“叹桓公一生英雄，到头没些结果。”到了战国时期，六国之所以亡，秦国之所以兴，用奸还是用贤，同样也是其中根本原因。如齐之亡在于后胜之贪婪，赵之亡由于郭开之弄奸，而楚之衰源于怀王宠信靳尚、子兰等人，魏之衰在于安釐王疏远信陵君。而秦国虽僻处西陲，春秋时又累败于晋，复附于楚，直到战国中期才开始强大，关键也在于能长期招纳贤才，并委之以重任，商鞅、张仪、范睢、蔡泽、尉燎等，均非秦人，而为秦用，故能蚕食列国，统一天下。正如《新志·引首》最后所归纳的：“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

人才与战争，和人才与政治一样是《东周列国志》的基本母题。列国之间无论是政治上的斗争，还是军事上的角逐，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争夺和聚集。战争的制胜权仍然归结为知人善任。春秋战国时期，在涌现一大批政治家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军事家，如曹刿、先轸、孙武、范蠡、吴起、孙膑、乐毅、田单、廉颇、李牧、白起、信陵君、王翦等。由于列国纷争，战争不断，作者突出地叙写了许多重大战役，如秦晋韩原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宋楚泓水之战、晋齐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使这些军事家得以充分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层出不穷的奇谋胜算；通过斗智、斗勇、斗力、斗阵法，写出了我国古代战争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小说采用了相近相殊的变化笔墨，使书中所描写的上百次战役而无一重复，从而显示出这些谋臣武将于乱世中各尽其用的叙事奇观，表现出丰富多彩、胜境迭现的人才形态和战争形态。这就使得《东周列国志》不仅是一部通俗历史演义，而且还是能在战略战役等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的形象的军事教材。它还提供了大量有关政治、军事、外交、道德、礼仪、风俗、世态及人际关系等方面有用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它在人才学、谋略学、运筹学、论辩学、心理学、交际学，更不用说政治学和军事学诸方面，都足以使后人获得不少深刻的教益。它实质上是一部集中了我们民族智慧的宝库。

《东周列国志》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诸多历史演义中，其成就和影响仅次于《三国演义》，而在诸书之上。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纷繁，千头万绪，作者借鉴史家编年体，并参以记事本末体作为结构主线以统筹全书，次第敷演，事取其详，文撮其略。前八十三回以五霸相继兴起为中心，描述了列国纷争的史实。后二十五回则叙写七雄在外交上的分合和军事上的搏杀，而以秦国的不断强大并最后统一全国为主要脉络。故能做到布局严谨，结构完整，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前后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清晰可辨。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管仲相齐桓公、晋公子重耳出亡、伍子胥避祸奔吴破楚、吴越争霸、商鞅变法、孙庞斗智、合纵连横、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等，都不惜浓墨重彩详加抒写，使之生动曲折，紧扣人心。其中既有对史实的敷演，也有细节刻画和场景描绘。书中还有不少短小故事，如千金买笑、掘地见母、退避三舍、董狐直笔、绝缨大会、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掘墓鞭尸、卧薪尝胆、冯谖弹铗、火牛破燕、完璧归赵、纸上谈兵、毛遂自荐、甘罗拜相等等，都写得有声有色，脍炙人口。不仅具有较强的审美感染力，而且其中某些故事已经上升为具有某种原型意味的民间心理行为的范例。如“退避三舍”提供了一种在斗争中不忘礼让、以表示恩怨分明的模式。“卧薪尝胆”则成为志在报仇雪耻、不惜以超人的毅力刻苦自励的行为的一种象征。“完璧归赵”则表现了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险恶，也要把原物完整无缺地归还原主，以实现承诺的典型。而“毛遂自荐”则提供了才不外露者在需要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重任的范例。这些故事经过小说的渲染和以精炼的语言标示，故能上升为某种原型形态而浸染人心，其审美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在人物刻画方面，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根据这个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搏杀，从各个方面去塑造人物形象，包括霸主昏君、贪官佞臣、贤相名将、贞妃淫姬，直至义士刺客、名儒术士、商贾优伶、医卜星象之流，不少都写得面目各异，形象鲜明。如宋襄公的迂顽、晋灵公的暴戾、褒姒的恶毒、骊姬的阴险、先轸的智谋、晏平仲的机敏、蔺相如的智勇、伍子胥的刚烈、孙膑的才略、庞涓的负义、范蠡的远谋、程婴的仗义、伯嚭的贪婪、吕不韦的卑劣，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由于时间跨度大，事件繁多，不可能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而只能是人随事来，事了人去，就像走马灯式的。故作者只能对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稍加勾勒，略作渲染，而不可能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不朽典型。

本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主导思想未能超出儒道两家体系，故迂腐说教和因果迷信不时流露。过分拘泥于史实，故琐屑或刻板地叙写未能排除。史学气太浓，文学气不足，这也许是题材所导致的难于避免的缺陷。此外，在文字上为了贴近史籍，不得不以文言文为基础，因而影响了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我们特出版这部注释本。但注释又离不开校勘，而此书版本繁多，且多系坊刻本，讹误不少，包括今存最早的刊于崇祯初年的金阊叶敬池刻本和明末赠言堂刻本（两本版式、行款大体一致，疑为叶本的复刻本，两本均简称“明刊本”），同样也有不少错字及讹误。其原因之一是印校不精，不少字，特别是地名、人名往往形近而讹。原因之二是作者冯梦龙是个多产作家，由于编写匆忙，而书中所涉及的史实、年代、人名、地名又特别多，难免有疏漏之处。后来蔡元放虽曾加以修订，但他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评点方面，在修订方面对原书编写及印校中的错误更正不多，有些更正，似亦未花多大气力。如原作中已于第十回“疽发于背而死”的郑将祝聃，却又在十一回大战宋将南万牛，对这种死人复活的明显错误，蔡评本只用“郑将”来替代（这是全书唯一有大量活动而无姓名的人物），以便敷衍过去。蔡评本实际上又还增加了不少误改、误校之处。因此，“评本”较之《新志》，错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我们这次重校，虽仍以“评本”为底本，但更注意以明刊本进行仔细校订。我们校勘的原则是：第一、两本不同之处，参以有关史料，择善而从，并不作校记。第二，两本相同的一些明显讹误，凡有可能出于刊刻中的错误者，均予以更正，一般不出校记。如“妺喜”误为“妹喜”（第二回），“老桃”误为“老挑”（第六回），“疆埸”误为“疆场”（第十四、二十、二十九诸回，但明本第二十九回不误），“ ”误为“ ”（第二十五回），“汪及彭衙”误为“江及彭衙”（第四十六回二见，但明本后一处不误），“皋浒”误为“皇浒”（第五十一回），“世子獳”误为“世子孺”（第五十一回），“皇戌”、“向戌”“沈尹戌“等人名的“戌”多误为“戍”（第五十四、五十七，六十、六十六、六十七及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回），“宋平公”误为“宋成公”（第六十回，因平公名成，故误），“湨梁”误为“溴梁”（第六十二回），“临淄市掾”误为“临淄市椽”（第九十六回），“扎营”误作“札营”（第百二回），等等。这类错误不少是古今刻本中常见的，理应更正。第三，由于作者粗心因而导致前后不一，相互牴牾或不合情理之处：如第九回叙齐僖公为诸儿（即齐襄公）“ 娶宋女，鲁、莒俱有媵”，下文复称宋女为“ 元妃 ”，但到第十三回却又称齐襄公“ 未娶正妃，止有偏宫连氏”。第二十四回叙郑文公幸燕姞生公子兰，第四十三回公子兰却成了文公“ 庶弟 ”，第四十四回文公自称“孤未有子”。实际上第二十四回还写到文公有子多人，公子华、公子臧皆因故被诛。第四十九回写宋昭公为其“ 庶弟公子鲍”所弑，但第五十五回申舟斥宋文公鲍所弑者不是嫡兄，却成了“ 嫡侄 ”。第五十四回晋楚之战，楚庄王次子公子穀臣被荀首射中右腕而被“活捉”，但第五十七回交还给楚的却是“王子之尸”。第六十七回楚康王熊昭死，“ 母弟麇”嗣位，但第六十九回叙康王有弟四人，却并无名麇者。麇为康王长弟围（楚灵王）所弑，庆封曾面斥灵王弑“ 兄之子 ”。可见麇似应为康王之子而非“母弟”。第七十一回叙楚平王为太子建娶秦哀公“ 长妹 ”孟嬴，而纳为己妻；而第七十七回孟嬴却成了“秦哀公之女 ”。第九十六回回目标“ 马服君（赵奢）单解韩围”，内叙赵奢救韩，大败秦兵；第九十八回秦王却称“赵遣李牧救韩”。第一百一回写将渠为相“ 未及半载，托病辞印”，第一百二回却又成了“将渠为相岁馀”。第一百三回写赵将庞煖射杀秦将蒙骜，自己亦中箭，“箭疮不痊，未几亦死”。但到了第一百四回赵王“知秦不助燕，乃命庞煖、李牧合兵伐燕”。此类错误还有不少。前后牴牾，不容两立，必有一误。但误者属何处，很难判断，故对于这类前后矛盾，一般不予校改，只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以提醒读者注意。

在注释中，我们感到最大困难的是人物众多，人名复杂，这也是阅读中的最大障碍。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氏族繁衍，人口增加，姓氏的分化和衍变非常复杂。特别是书中大批出现的贵族男子，都有姓有氏，《左传·隐八年》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一姓之中，可以封邑、表字、谥号、职官为氏者，不仅一姓数氏，而且一人亦可数氏。加上当时尚有双名单行、名字连称或名与出身、居处、官职连称多种习惯，使得一人多名的现象极为普遍。为此，我们除了在注释中保留少量一人多名原委的说明以外，特在书末附上《人名索引》，以便了解书中人物的异名、官职及亲属关系，使读者方便阅读。由于本书采用的是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一般文言词语，难度不大者，皆略而不注。注释重点是古代地名、职官、名物、年代、典章制度以及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一方面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书中内容，同时也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认识，增加某些有用的知识。至于书中一些史实来源出处及其历史可靠性，这势必涉及很多复杂的考证，不属于我们这个普及性的注释本的范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没有很大的必要。

对于以上的校注原则、方式，是否妥当，希望读者多多提出意见。校注匆忙，加以个人才识浅陋，校注中的错误肯定还有不少，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黄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