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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
蒲松龄出生前一年，即崇祯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破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压城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然。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大劫”，清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割髀肉为贽（《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倖进者则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求伊周，亦复可恻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都流露出此种恻怆的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都开始动摇，“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礼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地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