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楼这间大屋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月，便被安排到外文编辑室对面的小房间，仍是很挤。一间长形的十五平米的房间，纵向放四张单人床四张小桌，很像现在的大学生宿舍。每个人都有社交，外边的朋友常有来访，这间写作室又是公共的接待间。每逢此刻，你说你的，我写我的，互不妨碍。这样的环境把我锻炼得在街头摆张桌子也能写作，以致后来在一些乏味又脱不开的会议上，照旧可以放开想象自由自在写我的东西，以摆脱无聊和节省时间。比如我的小说《胡子》、散文《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等等，都是在大会中忘我也“忘会”地写出来的。人文社锻炼出我“会议写作”的童子功。

天热时，儿子冯宽放暑假，妻子上班，没人照看，我便带他到社里来。屋里再也摆不下床，我便叫儿子睡在床上，我在床边地下铺报纸睡在上边。好在暑期热，地上睡反倒凉快。白天我写东西时，韦君宜的儿子都都来找我儿子去玩。

都都傻乎乎，天生有点缺心眼，十六七岁了，还像个儿童，人很善良热心，我挺喜欢他，有时买烟时带两块糖给他吃。韦君宜见他大了，怕他到社会上受欺侮，就带到班上，给他个活儿，天天给各屋送信送报。都都整天抱一摞报纸信件，在楼里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他做事特别认真，绝不会把报送错，大家也都喜欢他。我儿子当时九岁，他们却像同龄人那样玩得来，天天玩得高高兴兴。一天居然弄些白纸和墨，仿照大人写大字报那样贴在四楼走廊上。我同屋一位外号叫“小佛爷”的作家对我说：“你快去看吧，你儿子写了什么？”我去一看，竟然满墙都是歪歪扭扭的墨笔字“冯骥才万岁！”把我吓坏了。“文革”后心有余悸，这几个字犯大忌，在“文革”中是要坐牢的。我赶紧把这些“标语”扯下去，把儿子训得直哭。孩子一哭我反而有点难过。在这种办公楼里，爸爸整天低头写东西不理他，他能玩什么？

一天我决定带他好好玩一次，去香山！我俩乘公共汽车到颐和园，换乘44路那种后边背着烧煤的发动机的小公共汽车到香山，在山下山上尽兴玩了一天，下午饿了，在山间小馆买两碗米饭一碟醋熘白菜，儿子看邻桌有人吃鱼，便对我说：“爸爸，咱也买条鱼吧。”我说：“咱要吃鱼可就得走回去了，咱剩下的钱只够买车票了。”儿子懂事，接着吃白菜。

儿子还是很好的伴儿。晚饭后有时我和他在楼后边的院里踢踢球——那是从外文编辑室借的一个破排球。有时带着儿子，端着一盆换洗的衣服到食堂旁的水池洗衣服，洗好后回去儿子赤脚站在床上，把衣服一件件晾在横在屋内的铁丝上。儿子把衣服晾得还挺像样。

这期间，时代的思潮微妙地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是又有几个作者书稿改不出来了，实际是判断作品标准变了，于是一个个打道回府，随后开始有些新面孔来了，比如叶辛、朱春雨、冯苓植、程树臻、刘亚舟等等。有的人住几天走了，有的人住了下来。

另一个新的变化是人文社决定在后院盖一座折尺形四层红砖小楼，一面朝北一面朝东。这座小楼的一半活儿是人文社职工自己干的。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拉回砖，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我在地震时盖过多处临时建筑，通点泥瓦活，再加上那时年轻劲足，拿干活儿不当事儿，常帮他们抬沙拌灰，也就跟社里不少年轻人成了朋友。小楼很快盖成，楼下车库，楼上办公，挺漂亮。首先受惠的是作家们，很快就全部由前楼迁到后楼去了，条件也改善了，两人一间屋。我住在二楼东边朝北的216房间，新墙新窗新桌新床，一时有成仙之感。我还用高丽纸画了一幅墨荷贴在墙上，可见心气儿之高。

此时，我和李定兴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已经通过三审付印。五十五万字的书稿从肩膀上一字不剩地卸下去，也有盖完一座楼的感觉。人文社很给这部书使劲，请了茅盾先生用他擅长的瘦金体题了书名，还请上海的插图名家贺友直先生画了插图。

记得韦君宜给我看茅盾题写的书名字时，在那一页不大的纸上，竟写了十几条“义和拳”。韦君宜告诉我茅盾先生说怕题不好，多写几条由我们挑。这叫我很感动，并一下触到了这位大家的品格。

此时的我精力极是旺盛，歇也没歇，马上就开始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了。由于时代思想禁锢放开，原先积淀在我心里的天津地域的乡土生活与情怀全涌了出来，笔也顺了，我想一口气先把初稿铺出来，这样全书会有整体性，也会一气贯通，有时一直写到深夜。有一天我完全陷入小说的情节中，忽然对面大楼铃响，窗户一扇扇亮起来，跟着院里又是人声又是汽车的发动机声。我以为出什么事了，扒窗往外一看，只听一个女人在院里喊：

“冯骥才你怎么还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这是办公室余维馨大姐的声音。

我忽然想起，今天人文社要全体去郊区收麦子，起早到社里来集合出发。

当时和我住同屋的是刘魁立。他来自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是一位理论修养深厚的文化学者，又是俄语专家，精通苏俄文学。我几乎喜欢所有俄国作家，所以同他聊得来，处成好友。他是外国文学编辑室请来修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稿的。为人谦谦君子，十分自律，可后楼里的作家多是性情中人，随心所欲。大家在一起处久了，相互厮熟，都很随便。我个子高，到哪个房间，习惯性地抬手敲几下门上边通风用的小玻璃窗，屋里边的人便知道是我，不用他出声，我推门就进。来自部队的作家朱春雨口袋里有个硬纸片，是他开门用的万能钥匙，他想进哪屋，把纸片往门缝里一插，再向上一抬，把碰锁的舌头挤进去，门便开了。我要是发现屋里一本新书不见了，一准是叫朱春雨进屋拿走了。大家与我要好，想来便来，坐下来就胡侃。刘魁立怕打扰我，也怕人打扰他，每晚就到对面四楼上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我们约定好，午夜十二时在窗口相互打手势询问，如果都想睡了，由上向下摆摆手他就下楼回屋睡觉。那时没电话，这种彼此探询的方式反倒深刻地留在共同的记忆里，想起来都带来一种往日的温馨与亲切。

住在后楼里的作家各式各样。彼此最不相同的人可能就是作家，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极端个性化的事，写作反过来又把作家们改变得千奇百怪。

使我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忘怀的有为人敦厚的新疆作家沈凯，性情温存的云南作家陈见尧，倔强又率直的东北作家木青，神神叨叨虚虚乎乎的部队诗人王群生，再一位部队作家就是刚刚提到的手里有“万能钥匙”的朱春雨。朱春雨是位绝顶聪明的人，这世界里那些看不见的“弯弯绕”他全清楚，他讲出来的故事都有滋有味全像小说。我当时认为他会写出很棒的作品，却一直没有等到他这样的东西出来。后来见到过他几次，他明显带着怀才不遇甚至有点气哼哼的感觉。我总在想朱春雨缺了点什么，他缺一种思想的锐度与穿透力吗？他是那种口才好于文笔的作家吗？他囿于前一代文学思维而落伍于时代了吗？如今他已不在世，我却保存着一张稿纸，下端写着一行字“大冯的早餐”。纸上有一块油迹，那是朱春雨有幸参加一次晚宴，见猪排好吃留一块带给我。回来时见我睡了便把猪排留在案头一张稿纸上，写了这行字。那块猪排给我吃进肚子里了，这写着朋友情意的带着油迹的纸给我夹在本子里。看来人的情意有时比生命更长久。

还有一位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作家是写《阿力玛斯之歌》的冯苓植。他笔下虽然狂放浩荡，人却镇定而缄默，低调中有点孤僻。他很善良，尊重别人，当然你也必须尊重他。他写作很严格，有洁癖，一页页干干净净的稿纸上，字写得端端正正。那一代作家中字写得最为精工的有两位，一位是李国文，写得比印的清晰整洁，一位便是冯苓植。冯苓植若在一页纸上写错便撕掉，重写一纸；若是修改，就另写一条规规矩矩剪下来贴上，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称这种改稿方式为“剪刀加糨糊”。我对冯苓植笑道：“你是世界上用糨糊最多的作家。”还称他的手稿是纯手工的“工艺品”。他的名篇《驼峰上的爱》就是用这种“手艺”改出来的。

渐渐地，我在后楼上已经算“老人儿”了。从四楼外国文学编辑室到一楼美编室，社里的人至少认识一半，特别是年轻人。大家常在两楼间的院里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没有球门，就拿一楼车库的铁门当球门，只要一脚把球踢在车库门上，砸得铁门哐的一响，就算进球。打篮球可以“正规”一些，因为院里有个篮球架，球筐离地三米多一点，还算标准。我们渐渐拉起一拨人，班间休息或中午就玩三人一组的“顶牛”，后来加入的人多起来，便组成一支球队，我当教练兼队长，常在中午跑到周围的机关单位比赛。人文社虽没有篮球高手，却十分卖劲儿。比如散文编辑室的刘会军，盖后楼时就属他干活不惜力气，我就叫他当后卫，盯住对方的得分手，谁想他与人较上劲时像角力，抢球像抢西瓜，真叫对方很难得分。一次我们去马路对面外交部打球，把外交部赢了，社长严文井知道后很高兴，说给人文社争了光，居然奖给球队一人一套红白相间的运动装，一双回力球鞋，背心白底红字，上边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七个字，穿出去很像回事儿，我是6号。这支球队一直打到那年天凉，冬天没人玩了，转年夏天，我不常在人文社，球队也就作鸟兽散了。

还有一件乐事是周末到工体（工人体育场）看足球赛。那时人们没把足球看成要死要活的事，只为热闹好玩。看来“快乐足球”更应该属于球迷。司机班有位姓张的司机师傅是超级球迷，天津人。工体每个周末都有球赛，张师傅有办法弄到票，到周末饭后站在院子里朝我窗子，用地道的天津话一叫：“大冯，看球去了！”我便从楼梯连蹦带跳跑下来，到工体尽劲儿尽兴闹它两三个小时。

进入1978年后楼的生活有了变化，开始有了一些曾经知名的老作家住了进来。比如敖德斯尔，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版过一些小说集。如《布谷鸟的歌声》、《在遥远的戈壁滩上》等小说，使他在“文革”前就成为蜚声文坛的蒙族作家。敖德斯尔住进来，一时成了后楼的新闻。整天神秘兮兮的王群生跑到各屋说，敖德斯尔刚刚平反摘帽，人文社要给他出新书了。不管这消息实不实，反正文坛和社会一样正在发生季节性的转机。我父亲单位已经叫我去填写家里被查抄物资的清单了。

我返津去了父亲所在单位，在一个巨大、黑乎乎、气息陈腐、东西堆积如山的查抄物资仓库里，认领家中被抄的东西。我只认出一幅很小的溥心畲的山水画和一个成化款的青花瓷瓶，那是姥姥当年从济宁带到天津来的。我知道我不会认出再多的东西了，因为“文革”中我家是挨抄的重点，我经过的大小抄家至少二十次以上。该抄的抄，该砸的砸，早都不知去向，我也早不去想那个恍如隔世的家了。

敖德斯尔是个看上去挺朴实的人，不大爱说话，他和老伴就住在我对面的房间。自从住进去，他很少出来，闷在屋中写稿改稿，有时他老伴提着暖壶下楼打水。我很长一段时间才看清他的长相，但天天夜里却能整夜听到他的声音——鼾声。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大的鼾声，初听以为起大风了。后来与他老伴熟了，问他老伴耳边这么大的鼾声能睡着吗？他老伴却说，听不到他鼾声反而睡不着。转年看到人文社出版了他的电影文学脚本《蒙根花》，大概就是这期间写的。

没多久，后楼与我同层另一朝向的走廊顶头出现一个人，身材宽大，低着头戴着眼镜坐在那里看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子，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秦牧。

秦牧是我崇拜的作家。他的《艺海拾贝》、《花城》是我读了多遍的作品。尤其是《艺海拾贝》，我曾将它与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一并放在床头，睡觉前拿起翻读。这两本书有某种相似，都是用联想方式在各种艺术与文学之中追寻艺术的原理。比较而言，《金蔷薇》更多在文学的感觉与灵性中求索，《艺海拾贝》则于广博的认知世界里寻觅。据说“文革”中秦牧是广东文艺界头号“黑帮”，此刻他安闲地坐在这里读报，说明天下已经变了。

秦牧总是安静地坐在走廊尽头的阳光里不声不响，眉头总是皱着，不知是他尚不知如何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还是性情使然；由于他名气太大，很少有人过去与他聊天。后来知道他是来主持《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的。不过这期间他已恢复了散文写作，1978年和1979年人文社出版了他《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等好几本散文集子，大约也是他住在后楼里这期间编写的。一次我妻子来看我，我提到秦牧也住在楼里。妻子爱读他的散文，很想见见他，我就领着妻子大着胆儿去拜访他。谁想他那么热情、温和与亲切，反倒使我更拘束，差点把他给我沏的一杯热茶碰翻。如果碰翻，我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都会觉得狼狈的。记得秦牧问我当时的写作，问我们的生活，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至今还保存他当时送我们的一本书，是老版的《花城》，上边还签了名。

由此，每逢见到他，他都会笑眯眯的。他的体态和脸型像北方汉子，皮肤也不细腻，一笑却是南方人温和的笑容。我呢，还是不愿总去打扰他，那时代的人对长辈与前辈都有点敬畏。有一次我从车站到人文社的公共汽车上，为人打抱不平而制服一个无理取闹的恶汉，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他竟写进一篇散文《文坛四条壮汉》中，把我称赞一番。秦牧在后楼住的时间较长，后来不见了，大概回广州了吧。

大约1978年夏天，小小的后楼里各种小道消息忽然多了起来。

后楼的作家来自四方，各有各的朋友群，各种消息便纷至沓来。那时大家兴趣最大的还是谁谁谁平反，谁谁谁出席什么会了。这时候最忙的当属王群生。他常常把听说的变成眼见的，他睁着鼓鼓的大眼睛告诉你：“今天我看见丁玲了。”或是“你猜我在交道口见到了谁——艾青！”如果你露出吃惊的神情一定会给他极大的满足。自然，他专挑名气大的作家说。

这时，听到一个重新出现的名家，都像隔世重生，给人们带来一种冬去春来的欢欣。当然，在说到惨死于“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闻捷、郭小川、赵树理、杨朔、远千里等人时，不免长吁短叹。活不到黎明的人便是黑暗的牺牲品。

一天，王群生忽然闯进屋对我说：“你猜谁来了，曲波！现在就坐在小说北组。不信你去看。我看见的是真的！”我去到前楼小说北组，隔着门看到我中学时代十分钦佩的小说家的侧脸。他真瘦，若在别的场合遇到他，决想不到这副身子骨能写出杨子荣来。

另一件发生在人文社的大事是一小批外国经典小说重新再版。记得有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死魂灵》，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幻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伏尼契的《牛虻》等。这些书我原先都有，都是心之所爱，抄家时红卫兵逼着我在院里全烧掉，而且限时两个小时。我的书太多，而且书页之间没有氧气烧不着，我急中生“智”，把书立在地上，扇状打开，二十五本一排，烧了两小时居然烧光——原来我还是个“焚书”专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书还有“回来”的日子，看来真正毁不掉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

到了这些新版的外国小说发售那天，我们后楼上的几个作家便把抽烟的钱都从口袋掏出来，跑到东四北大街和朝内大街相交路口的那家新华书店去买。书店头天晚上就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告示所用的纸却只有巴掌大。虽然这些书正式出版了，但在卖这种一年多前还被列为毒草的“黑书”时，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了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原想买了书重新再去排队，但队伍反而增加到二百多人。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文革”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此刻的兴奋可以想见。可是，在这些新版书前的《出版前言》中，还都印着几句批判性的话语。比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版前言》中就把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之类的话搬出来，在《悲惨世界》的《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说“这部名著仍有消极的一面”；流露出编辑心存余悸，“文革”的厉害可想而知。

“文革”的“余威”依然在当时的生活里。

一天，李景峰到我房间来，倒背着手，笑呵呵说：“可别骄傲呵。”忽然把两本厚厚的崭新的书拿到我眼前，一晃，几个头戴红巾手舞大刀的人好像要跳出来：《义和拳》终于问世！我拿来一翻书页，带着油墨芳香的风扑到脸上。任何一个年轻人头一次见到印着自己姓名的新书都不会激动若狂，反而会有点不信。当时的我拿着新书只是傻笑。李景峰说要不要到办公室给你爱人打个长途？那时打长途是一种生活的小奢侈。我摇头说不要，但景峰走后我便悄悄跑到东四邮局把这顶着多年苦楚才实现的梦告诉我妻子。她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我还以为电话断线了呢。

随后人文社的又一个转机恰好落在我身上，就是恢复稿费。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是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已经逝去的诗人郭小川，由他女儿代领；一个是我和李定兴，稿费是三千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当时工资是五十五元——五级工的月薪。我到隆福寺的中国银行去取这笔钱时，柜台里的银行办事员们——胳膊上大都套着套袖——站起来看我，好像遇到一个幸运的怪物。我相信当时柜台里的年轻人恐怕没听说过稿费这个词儿。 +ie6JpAQOHRwMVCIdEvzVXgJcQ1HQ603LLj9WUR+b/ClRip520IQm8zPeglgYv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