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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春天,那是“文革”后第一个春天,忽得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要从北京来天津见我和李定兴,李定兴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的合作者。

我听了发蒙,甚至弄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年头,我从没碰过好事,全是坏事。有两件还是天塌下来一般的大坏事。一次是1966年那场全社会的十二级政治大地震——文化大革命,我家被抄得一贫如洗,然后被扫地出门;一次是1976年又一场土地爷闹的大革命——唐山大地震,邻居的烟囱砸垮我家的屋顶,楼梯也掉下去了,我抱着儿子,一家人死里逃生跑出来,身上只有背心裤衩。就这样,还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

再说,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换块牌子就是国家文学出版社。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和文学经典差不多都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名,它能瞧上我们这两个从未沾过出版边儿的在野的人物?

文学原本并不是我的理想,我从小的梦是绘画。我只是在“文革”前从事宋元山水摹古时,着迷一般地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与诗歌,但都是历史经典,与当代文学不沾边。自己偶尔写点小文章发在小报小刊上,也一概都是艺术随笔之类。在写作这片世界里,我最多是边地生出的一根随处可见的野草。

六十年代末,几个画画的朋友拉我去为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写脚本,与资深编辑李定兴结识为友,闲话时聊起了都感兴趣的义和团。天津曾是义和团翻天覆地的中心,当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过六十多年,一些亲历者还活着,义和团那股子气儿还热乎乎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俩决定用小说方式写义和团,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之后已到了“文革”终结的1976年。这年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我将书稿从废墟中挖出来。地震后,我们就把稿子打印成厚厚的两册寄给人文社。如果说心里抱着什么希望——那只是在寄出去之前还有一点,寄出之后便没根了,一片空茫,好像没写这东西一样。

人文社要来人的消息——正是在这一片空白中出现的。

人文社做事真是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这种事我从没经过。他们先在京津和哈尔滨三地召开座谈会,把我们写的《义和拳》打印本发给与会者,请他们提意见。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除去专业人士,还有一定比例的工农兵文学读者,他们的意见对这部书稿能否出版起关键作用。这是“文革”时期出版社通常的做法,在古今中外也只有当时的中国才有。据说人文社的领导就是专为听意见来天津的,也为见见我们两位作者。这位领导叫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

由于我不曾涉足文坛,没听说过韦君宜的大名,乃至那天她走后也没记住这个生疏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姓有点特别。

这个在天津的征求意见会由人文社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一手操办。开会的地方是借一家工厂工会简易的小会议室。二十来人围一张桌子,一多半人抽着烟,桌子上两个暖壶一堆玻璃杯,有的人还在翻看书稿,进屋时都抬头打量我们,我很不自在。李景峰是一位三十多岁、皮肤有点苍白、和善又勤快的男人,东北口音,后来做了《义和拳》的二审编辑。会前他把我们介绍给韦君宜——一位矮小、瘦弱、不起眼、五十多岁的女人。尽管她没有领导派头,我却挺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可是韦君宜好像也紧张,话不多,很少看我一眼。只记得坐在那里等着开会的时候,问我是否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是“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历史小说了。我说我读过,还说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老舍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文学,她小小又圆圆的眼睛在镜片后边闪了闪亮。

会上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好像好话多,座谈会的气氛很好。散会后韦君宜有点高兴,她说你们的小说基础不错,但距离能够出版还很远,最好住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可以得到编辑的帮助。

李定兴是天津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的组长,不能请长假,当时决定由我去北京的人文社改稿,修改的计划两人一起定。韦君宜对李景峰说:“那你去给冯骥才办组织借调吧。”

借调式写作——现在绝没有这种写作方式了。

由于“文革”时期把所有作家全部打倒,文坛空荡荡,只有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终究难撑国人的文学阅读要求。但当时的名作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出版社没有稿源,于是就从一些无名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有希望的苗子,这些苗子都没有写作经验,便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写作、改稿。吃住都在出版社里,吃的用的自己担负,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对于热爱文学的人,能被选中并脱产写作,便是无上的幸运了。当时出版没有稿费,写作也算是一种“政治任务”,所以要通过组织来借调。这对于我,是不是一种“好运临头”或潜在的命运的改变?尽管当时还看不见任何的迹象。

随后,我送韦君宜和李景峰去车站回北京。那时代没出租车,我们乘公共汽车,车上人多,找不到座位,只好让这位矮我两头的长辈一直挤在我身边。一路上我左顾右盼想给她找个座位,待有人起身空出座位,我们也到站了。人家老远地跑来一趟,按礼节我应请她吃点什么,可那时兜里发窘,只好带他们到劝业场后边去吃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锅巴菜”——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这种大众的小吃店要先买竹制的饭牌,然后排队凭牌去拿饭。这里人多,凳子少,人们都是先找一个凳子,拎着凳子排队取饭,韦君宜不懂这里的俗规,见有个空座位就坐上去,不想这座位有主儿,人家去拿筷子,桌上还放一碗刚取来冒着热气儿的锅巴菜,一见韦君宜占了座位,便大吼大叫。这人一看就是个悍妇,长相蛮横,人也厉害,韦君宜慌忙站起来躲开,她还不依不饶,将韦君宜吓得吃惊地张着嘴。我忙上去又道歉又解释,那女人嘴里依旧不干不净地叨叨。

待我给韦君宜找来凳子,取来锅巴菜,她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爱吃还是给吓的。我一直送他们上了火车,她也没怎么多说话。

回来之后我就犯起嘀咕,我想我把事弄砸了,干吗不请他们去个小馆子弄两个炒菜?这一来说不定把人家得罪了,借调写作的事可就泡汤了。万万没想到一周后李景峰把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用他那种带着东北腔的高调的嗓门在话筒里说:“我们领导挺欣赏你,催我去你的单位办借调,我明儿就去天津。”

人文社领导居然没生气,她这么好。我喜出望外,立即准备赴京。我拿到的地址是: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DR+Sq3Ub7hM2DBU5zLQLn7yz7EP5qalg7nkKKyAR9gfbYP0QVgKO6L2AVeJA7V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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