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
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
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同时又表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截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
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虽然林彪一向以作战谨慎闻名，但还是难以解释他为何对于攻打锦州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电报篇幅很长，在此摘录的原因是此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
……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应该说，首先攻打长春，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因为攻打长春很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即长春失守后，国民党军因为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而下定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的决心。但鉴于林彪表示“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毛泽东同意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毛泽东还是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和谭政，认为他们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五月）删（十五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二十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山海关至锦州）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攻击遭到严重挫折。
当林彪正准备发动长春战役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出城寻找粮食和保护长春机场免受炮火威胁，出动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占领了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外的小合隆镇。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出动带来了战机，他立即命令各纵队奔袭小合隆镇进行合围，以期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而后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长春。
一纵二师经过三天的隐蔽行军，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由于没有仔细进行战前侦察，在不知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主力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仓促迎敌，受到猛烈侧击伤亡严重。一纵整理部队后，再次发动坚决的攻击，暂编六十一师被迫向北撤退。与此同时，六纵对长春机场展开了攻击，歼灭暂编五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团，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获悉机场丢失的消息后，严令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进行反击。二十五日，争夺机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交战双方几乎形成僵持的时候，一纵主力的到达使负责侧翼掩护的暂编六十一师发生混乱。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态度强硬，他拒绝了一些军官提出的撤退建议，认为只要一退，位于最前面的两个团就完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坚决顶住，然后有计划地实施撤退。他严令炮兵还击，并投入预备队全力增援。看到部队显出犹豫动摇的迹象时，他命令卫士打开铺盖铺在后撤的道路上，然后他躺在上面说：“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跑！”但是，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还是退回了长春。
长春守军没有按照林彪预期的那样出援，已经出动的部队也迅速撤回了长春。东北野战军“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的前景突然渺茫起来。五月二十九日，东北野战军领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可以想见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的感受：攻击长春不成，何时再行作战，林彪之意是要等长春守军突围，或者守军困难增加而我军准备更充分时——这是一个没有预定时间的模糊概念。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军在战略部署上会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落空。
六月一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斗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挥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一日七时
这些问题全是对林彪刚刚开始攻打长春又突然弃攻改围的疑问。
当天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回答了军委询问的所有问题，并再次强调：“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至于何时能够拿下长春，电报说：“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既然战前准备如此不充分，当初建议首攻长春的依据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三日中午，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攻打长春再次开列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五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野战军目前作战的三种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万一失利，“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但这也是一个“不宜于采取的方案”，因为部队南下后粮食补给困难，而如果此时长春守军“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就可能造成我军“两头失利的结局”。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已经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林彪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七日，中央军委回电，基本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林彪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所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
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
一个多月过去了，长春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征兆，据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出动。
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
共产党人的幸运是，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决心“确保东北”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此时，他刚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而长春、沈阳和锦州这样的重要城市，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存在”，因此，放弃东北显然对他的政治声誉不利。其次是战局上的考虑。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并且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能够牵制共产党人的数十万大军，使之不能离开东北进入关内——美国建议从东北撤退的理由是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但是国民党军撤退后，林彪的大军就会跟着进入华北，华北反而不能稳固了——“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再者，就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政要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压力。当国民党军放弃东北的传言频起时，东北籍的政要和将领们纷纷向国民政府请愿，而从东北兵败而归的陈诚更是受到千夫所指：“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无法决断国民党军是否从东北全面撤退。
当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被拒绝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至少要将国民党军主力从长春撤退到沈阳，这样能够集中兵力固守沈阳和锦州一线。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认为，长春必须坚守，因为长春可以牵制林彪部主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威胁沈阳。蒋介石也反对放弃长春，但是他的理由有点古怪：长春是满洲的都城，放弃在国际上影响太大——所谓“满洲的都城”，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一场政治闹剧，长春从来都不是都城，只不过曾经是一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伪都城”，没人知道蒋介石担心的国际影响从何谈起？
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卫立煌说：“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战局之扭转并非难事。”但是，在如何死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矛盾尖锐。矛盾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是否加强锦州方向的兵力。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从沈阳撤退到锦州。卫立煌一再拒绝执这一命令的动机令人费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立煌认为，从沈阳向锦州的撤退行动，必然会给林彪带来战机，致使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遭到围歼——卫立煌的担心不无道理，此时林彪正因为他坚守不出而寻找不到实施运动战的战机，如果国民党军主力大规模地跨越数条河流向锦州移动，显然是个将其截击围歼的好机会——至于全国战场的格局，卫立煌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作为军事将领，上任不久就出现重大闪失，这对他的个人声誉损伤太大，他可不想为蒋介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卫立煌坚信，只要他不出击、不移动，林彪就拿他没办法。蒋介石对于卫立煌坚守不出、毫无作为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客观地说，蒋介石虽然不同意从东北全面撤军，但他作出的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一旦东北的“大门”锦州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利。从国民党军的角度讲，只要锦州不丢，不但可以把林彪的大军关闭在东北地区，使之不能进入华北战场，而且北可照应东北战场、南可支援华北作战，在全国战场兵力已经匮乏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战略设想。
但是，卫立煌就是不执行。
时间在来回争执中流失，最后，蒋介石无奈地作出妥协，他放弃了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的设想。六月，当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的时候，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这是争执之后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
对于不久之后爆发的辽沈战役而言，蒋介石最终的妥协对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来讲是致命的。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既不从东北全面撤退，也不从长春局部撤退，就这样以现有态势固守长春、沈阳和锦州，那么“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
七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
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回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行文中暗含着批评：“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在无法对长春实施攻击的情况下，终于醒悟到必须南下作战，但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对于如何关闭东北的“大门”还是没有作战方案。
毛泽东并不认为林彪在有意避战，林彪打仗精于计算，毛泽东对他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作战风格了如指掌。但是，毛泽东认为，目前东北的战局已经不是着力于这种计算的时候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到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时刻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封电报，不但没有涉及关闭东北“大门”的作战设想，而且在东北之敌尚未歼灭之前，出关去华北地区作战，那么东北战场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由谁来打？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开始了充满解释、争辩、询问和劝说的电报来往。
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林彪对先打锦州很是为难。八月一日傍晚，他在回电中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内为九十三军两个师，五十四军三个师。另外还有暂五十五师和暂五十一师，两个军直属队和一个兵团直属队］，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六日和八日，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要出动配合：“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杨得志）、罗（罗瑞卿）部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二十一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锦州至山海关）“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作战的消息。
然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八月）删（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辽源）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归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杨得志）、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一位战区将领。严厉的批评中既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焦虑，也反映出他对林彪寄予着极大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为全国战局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并再一次强调：“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八月有日（二十五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八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为了适应南下作战的需要，中共东北局请求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分开。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任命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赋予了林彪在东北战区指挥作战的绝对权力。
林彪终于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
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拟定的南下作战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北平至沈阳）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重点在锦州至沈阳之间，强调的是准备歼灭从沈阳出动增援或从长春南下突围的敌人，锦州依旧不是作战的主要方向——林彪还是没有下定集中主力攻击锦州以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决心。
五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但还是着重提醒道：“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行动，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电报发出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作战计划”——这是解放战争史上一封具有重大意义的电报：
……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相互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置长春和沈阳守敌于不顾，确立攻击并控制锦州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最终“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辽沈战役的总体作战原则由此确定。
九月初，东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动。夜晚，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向南开进，白天空车返回，太阳落山之后继续运载部队和物资南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负责运输，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调度车辆，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负责物资供应。他们不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秘密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送往前线，而且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物资运往前线。火车是做了严密伪装的，在接近前线的地区，部队下车开始步行。与大军随行前进的，是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民工，这支声势浩大的支前队伍赶运着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七千多万斤粮食、一万一千多吨油料、一千多万发子弹、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万发炮弹、五万斤炸药、上百万套棉衣、棉帽和棉鞋以及大量的医疗和通讯器材。
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保证战役将在十二日于锦州、义县间打响。
这一天，国民党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到达沈阳。
冬天就要来到了，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的给养已成严重问题。
蒋介石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长春间的铁路，以使长春守军向沈阳撤退：“十月份必须打通长、沈交通。如果此时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阳、锦州线。等共军向辽西移动，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
郭汝瑰带着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作战计划面见卫立煌。
卫立煌坚决反对长春守军突围，认为国民党军如果从长春突围，“只要两天便会被全部歼灭”。而“如果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也必定乱得站不稳阵脚”。卫立煌对郭汝瑰说：“沈阳援助长春突围，犹如纵井救人，长春既不能救，而沈阳也不能保。如沈阳一旦不保，则东北共军举六十万大军入关，必将导致华北华中危急。为今之计，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至于长春，请政府目前加强空运。”郭汝瑰立即给卫立煌算了一笔账：政府对长春空运所消耗的经费，几乎占据了美国援华款的一半，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的援款中，“必须以五千万元买汽油”以维持空运。长春每月空投物资已达九十多吨，现在再也没有运力增加了。距东北下雪大约还有八十多天，按照每天消耗六十吨物资计算，长春每日最多储存过冬物资三十吨，下雪前最多可以储存两千四百吨，而这一数字绝不可能令长春守军坚持到明年三月开春。况且，还没把长春过冬所必需的取暖燃料计算在内。
卫立煌沉默不语。
沉默还是等于拒不执行。
无奈的郭汝瑰向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寻求折中的办法。廖耀湘认为，目前沈阳平安无事，并非因为国军采取了守势，而是因为林彪还没有进攻。如果沈阳增加两个军的兵力，方可以固守一段时间。因此，需打通营口至沈阳的铁路线，将锦州方向的两个军由营口运至沈阳。于是，郭汝瑰带着他草拟的“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度过严冬”的折中方案回南京去了。
没有证据显示，当东北野战军大军南下时，国民党军方面有任何察觉。
卫立煌置身在孤岛般的沈阳城内，关乎生死的战场信息也被阻断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辽沈战役前夕国共双方发生的争执与争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并因此形成了最后完全不同的结局。
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区的共产党人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住了空前严酷的政治和军事考验，他们的政治坚定性是非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全国战场上的第一次。作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员，林彪的任何谨慎都是合理的。大军出动，将士用命，林彪必须承担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无法也不能要求一个战区将领能够和毛泽东一样对战争的全局拥有明晰的洞察。但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共产党人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过民主讨论最终形成统一；而一旦形成统一，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便能够得到最坚决的执行——这是共产党人的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东北的黑土地上，高粱正红，丰收在望。
得知林彪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出动，毛泽东焦灼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季节——就像秋风将遍野的高粱吹红一样——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