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开端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深夜二十三时三十分，毛泽东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

（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堵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的估计到。

（四）如果在目前的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今，原电文中笔误）［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下散布在沈阳及其周围的辽中、新民、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营口等几个据点内的十几万人了。

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北宁线、中长线、沈吉线、沈丹线贯穿市区。流经沈阳城南的浑河，在三岔河附近与太子河交汇后注入辽东湾，河水注入大海的地方就是营口。

营口是东北残存的国民党军唯一可能出逃的“水门”。

自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后，毛泽东不断地给林彪打电报，反复强调东北之敌可能从营口逃跑，并催促林彪派部队前往营口构筑阻击线。但是，林彪一直判断廖耀湘已经没有从营口撤退的可能，于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出现了：驻守辽阳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率领部队袭占营口——“以营口为后方，必要时可保辽南。”杜聿明同意了。第五十二军动作神速，十月二十三日拂晓“从辽阳、鞍山出动”，二十四日黄昏便占领了营口——这种一反常态的果决不免令人疑窦丛生，这个军长似乎已有借机脱离东北战场的小算盘。

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由于黑山战场正在激战状态，没有部队可用于机动，只好电令远在长春以南公主岭地区的第十二纵队火速奔赴营口。从长春南下的铁路已被破坏，十二纵官兵在司令员钟伟的率领下，徒步沿中长铁路昼夜兼程，走到铁岭时已是三十日，这里距离营口还有数天的路程。

营口的“水门”，对于东北国民党军来讲，至少目前是敞开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三十一日，东北野战军作出“同时歼灭营口与沈阳之敌”的决定：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及辽北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奉命攻打沈阳，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独立二师、内蒙古骑兵一师和第一兵团各独立师奉命攻击营口。

当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时，沈阳附近的国民党军已开始收缩：驻本溪和抚顺的二〇七师一旅和二旅，驻铁岭的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驻辽中的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等部队纷纷退回沈阳。当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后，东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作出的抉择是：营口的第五十二军撤退，其他部队继续固守沈阳。

卫立煌没有让沈阳守军向营口撤退，尽管他知道那座“水门”依旧敞开着。他没能挽救东北国民党军最后的部队，其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卫立煌认为，沈阳的十几万部队根本走不到营口，就会像廖耀湘一样被包围和歼灭。此刻，他和他的军队都已失去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要离开城市和堡垒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旷野之中。

在旷野呼啸的寒风中，利用战斗的间隙，东北野战军官兵配发了棉军装和狗皮帽子，然后数支大军从各个方向向沈阳急速推进。人马呼出的热气在黎明前清冷的天色中缭绕，公路上塞满汽车和大车，成千上万的支前百姓和解放军官兵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巨流。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东北烟袋锅闪出的光亮从这股人流中跳跃而出如同繁星。此时，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军与民都已经没有隐蔽行军的必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地靠近沈阳，然后发起凶猛的冲锋将其占领——对于东北地区的解放军官兵和翻身农民来讲，这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梦。

三十日，一架专机降落在葫芦岛的锦西机场，飞行员给杜聿明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致内容是：“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杜聿明当即乘机前往沈阳。但是，飞机即将到达沈阳上空的时候，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打来空中电话：“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杜聿明别号）你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杜聿明等了一会儿，王叔铭又打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杜聿明心乱如麻。他从飞机上向沈阳望去，看见城南好像有部队在移动，可机场似乎没有发生战斗的迹象。但是，既然王叔铭打来电话，沈阳肯定是靠不住了。如果位于沈阳市区内的机场都已不能降落，说明沈阳城已经处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中。杜聿明立即想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卫立煌的安全。深陷沈阳的卫立煌从地面逃出来的希望几乎为零，如果听任他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除了国民党军颜面扫地之外，又如何对得起他本人？卫立煌与蒋介石一向不和，蒋介石不会像对待他亲近的将领那样设法营救。另外，如果沈阳陷落在即，营口和葫芦岛的部队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很快就会成为林彪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杜聿明立即命令飞机直接飞往北平。

中午十二时左右，飞机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杜聿明刚走出机舱，就看见蒋介石披着一件黑斗篷，正准备上机场上停着的另一架飞机。面对突然出现的杜聿明，蒋介石感到有些惊讶。在杜聿明的请求下，蒋介石走进机场的空军作战室。蒋介石问杜聿明：“沈阳情况如何？”杜聿明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星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共军已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介石“沉默不语”。杜聿明接着说出了他认为最要紧的事：“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杜聿明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杜聿明说：“不清楚。”

这时王叔铭也下飞机来到作战室，他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未回答王的问题，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

蒋介石说完，走出作战室，向他的专机走去。杜聿明知道，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机会了，他推了一下跟在蒋介石身后的王叔铭。王叔铭明白杜聿明的意思，他上前一步，小声地问：“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介石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

有了蒋介石的这句话，杜聿明和王叔铭都松了一口气。尽管如何把卫立煌从混乱的沈阳接出来还是一个难题，但终究蒋介石表态了，这样如果卫立煌脱身至少不用顶着“临阵脱逃”的罪名。

蒋介石向南京飞去，杜聿明立即飞回葫芦岛。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对多年跟随自己征战的将领如此冷漠，这令不得不返回战场的杜聿明心绪黯然，因为谁都知道此刻的东北危在旦夕。

“一直到解放军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记述道，“他为了向美国老板表示他还有一个大将军在沈阳，国民党还没有失败，还占着东北的司令部呢，拖一个小时也好，拖十分钟也好。蒋介石对卫立煌怀疑，卫立煌到东北九个半月，一直是派特务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汇报不及时，更直接打电报询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赵家骧给蒋介石回电说：‘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没有证据显示，卫立煌要在最后时刻背叛蒋介石，这个曾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没有出逃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说防守沈阳的第五十三军有些军官不但正在策划起义，并且有扣留他的企图时，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严格地说，当时卫立煌已没有指挥部队的大权，蒋介石明令沈阳防御由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指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并取代卫立煌而成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周福成受宠若惊。他下决心死守沈阳的重要心理依据是，他是第五十三军老资格的军长，而在防御沈阳的十四万国民党军中，只有第五十三军保持着完整的三个师，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周福成认为他可以有效地掌握部队。

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几乎每一个方向都发生了战斗。由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及各独立师，经过三百多公里的急行军，已插入铁岭与抚顺之间。三十六师先占铁岭；三十五师截住撤退中的第五十三军一三〇师的一个团并将其歼灭；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攻占沈阳东面的前台屯一线；独立四师解放了本溪；独立十师解放了抚顺。由辽西战场东进的第一、第二纵队日夜兼程，攻克沈阳以北的新民与巨流河后，插向沈阳以西——至此，沈阳已完全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各师师长甚至包括他的副军长，都已与他同床异梦。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由原东北军部队整编而成。与很多东北军的老部队一样，其官兵与共产党军队的来往，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前的陕北。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升任第五十三军军长。之后，该军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滇西反攻和入缅作战。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从华北战场调入东北战场，周福成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兼嫩江省府主席，同时兼任第五十三军军长。

“那时的东北战场，民主联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认为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共产党联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在陕北时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当年李克农到洛川面见东北军将领，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那时他是同样属于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参谋长。第五十三军进入东北战场之际，也是共产党人开始向这支军队内部进行政治渗透之时。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刚刚到达铁岭，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找上门来，她叫李书城，是赵副军长的同乡，而且两家人是世交。李书城直截了当地对赵镇藩说，自己是有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随即拿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明确地劝说赵镇藩“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赵镇藩问：“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这位女共产党人表情严峻：“不怕！要怕我就不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赵镇藩表示：第五十三军的四个师中，争取其中的三个师长问题不大，只有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没有把握”，而“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虽然做不到整体行动，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随着东北战局的剧烈变化，第五十三军各师师长都感到前途渺茫。十月二十二日，一一六师奉卫立煌之命从铁岭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在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四六团被包围了。丁赞尧团长给赵镇藩打电话问怎么办，赵副军长的回答是：“见机行事。”结果这个团在丁团长的带领下投诚了。

此刻，沈阳城破在即，第五十三军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令赵镇藩没有想到的是，军中的起义谋划者正是他认为“没有把握”的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开原战役中被俘的一一六师原师长刘润川、原副师长张绍贤、原参谋长吴和声以及三九〇团原团长傅广恩被解放军释放。这些军官请求周福成军长收留他们，周福成却异常恼怒地说：“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定是被派回来劝说拉拢来的。命令王理寰把他们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与官兵见面。王理寰让他们暂时住在自己的师部，然后打电话给沈阳的卫立煌。卫立煌“遂保送他们到南京中训团受训，保持原来军阶”。三九〇团原团长傅广恩临去南京时，交给王理寰一封信，信中的话令王师长“心中很为踌躇”，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吕正操在信中告诉王理寰：“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翘望以待。”

十月二十二日，一三〇师奉卫立煌之命从新民撤回沈阳。王理寰在陪同周福成视察防区的时候，劝说军长就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研究研究”。不料周福成火了：“你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出兵，国际战争就起来啦！蒋总统命令，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王理寰说：“焦土毁灭未免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想想吧！”周福成很不以为然地说：“哪个战场里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一九三八年春，第五十三军在河南淇县塔岗阻击日军进犯）打坏了眼睛你还指挥，今天怎么泄气了？”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周福成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嚷起来：“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王理寰回去了，但他并没有“整理阵地”，而是开始筹划起义了。

二十三日一早，王理寰去了一一六师，刘德裕师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的外号）拌嘴啦？你说的我都同意，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王理寰格外认真地问：“这是造反，弄不好可要掉脑袋。你同意吗？”刘师长说：“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脑袋。你办吧。”王理寰接着去了暂编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去阵地了，只有副师长王冠英在。王冠英见王理寰一脸沉重，忙问：“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打算怎么办？”王理寰将打算起义的事说了，并告诉他一一六师刘师长也同意。王冠英说：“我同意，张师长没问题，等他回来我向他讲。”王理寰最后去了驻守在浑河沿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回答得更痛快：“什么时候开会，通知就参加。”

二十九日上午，心存异心的军官们在沈阳同泽街二十三号开会。参加者有：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会议决定了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如何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

三十日上午，派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人回来了，带回一封信：

王师长：

来信敬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义举，实为钦佩。我们以一部暂住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复，并致敬礼。

管松涛罗春生
十月三十日

管松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罗春生，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

还是这天上午，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告诉她总统已命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韩权华马上问可否立即告诉卫立煌？宋美龄说：“当然可以。”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卫立煌当即决定离开沈阳。

他知道王叔铭在浑河民航机场给他留了一架飞机。

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

国民党军驻沈阳的空军部队已开始全面撤退，沈阳的几个机场顿时一片混乱。大多数准备逃亡的军政大员集中在北陵机场，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已经被运走，但是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急着逃亡的人便蜂拥而上，结果导致飞机严重超载无法起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和空军派来的部队动用了武力，可在飞机上的人谁也不肯下来。混乱之中，三架留在机场专门运送地勤人员和家眷的飞机见势不妙，在只上了一部分人员的情况下擅自起飞了。三架飞机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机场人员纷纷从指挥塔台上跑出来追赶，但是无论如何呼喊飞机还是飞走了。下午，从北平飞来几架飞机，见机场地面人头攒动，竟然没敢降落，盘旋几圈之后也飞走了。此后，北陵机场就再也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机场上的大批军政官员和家眷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说，飞机在浑河机场降落了，军政大员和家眷们扛起行李疯狂地向浑河机场奔去。

卫立煌一行到达浑河机场，发现那里已被逃亡的人群挤满。国民党军空军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刚一降落，机场上的人流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至最后连飞机的舱门都关不上了。飞行员跳着脚大骂之后，悄悄地告诉卫立煌，让他立即去东塔机场。

历史在这一刻出现的情景犹如舞台上演出的戏剧：

浑河机场上，飞行员先是发动了几次飞机，然后声称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了，说搬上飞机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但是人都要下来帮助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这一飞机的人谁也走不了。已经挤上飞机的军政大员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后，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起飞了——那些准备逃亡的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可以想象那一瞬间出现的巨大的绝望，军政大员和家眷们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嚎啕痛哭。

下午十五时半，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浑河机场使用欺骗手段飞上天空的那架飞机在东塔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不开舱门，蜂拥的人群上不来。卫立煌在卫兵的扶持下先上了一辆卡车，然后卡车的后门对准飞机的舱门，舱门一开，卫立煌瞬间被推进飞机里。那一天，同在东塔机场的一位名叫胡圣一的国民党军采购处长目睹了当时的情形：

此时军人的卡车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了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些在机顶的和机窗口的都被甩下来受了重伤。

跟随卫立煌上飞机的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等。

飞机离开沈阳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时。

黄昏时分，在葫芦岛，杜聿明和侯镜如在锦西机场迎接了卫立煌。

听说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得及带行李，杜聿明命令给他们每人发两条军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

“差一点见不了面！”卫立煌一下飞机就对杜聿明说。

卫立煌一走，蒋介石连续收到周福成的两封密电：

特急（２００７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三十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５３Ａ周福成三十晚。甲电。

十万火急（２１１６密）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５３Ａ周福成三十晚。乙电。

蒋介石立即命令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得到这纸任命的周福成趾高气扬：“我受蒋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委员长有命令，焦土作战，我和沈阳市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我受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十一月一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

攻击部署是：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由沈阳西、西北两面实施突破；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由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第十二纵队由沈阳的南面向北突破。

一日拂晓，攻城部队仅用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第五十三军一三〇师集体放下武器，让开沈阳北大门一带的阵地。

上午十时，攻城部队进入沈阳市区。

一纵三师攻击的西面，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军二〇七师的防区。二〇七师并没受接受周福成的指挥而是在独立作战。防区内工事坚固，堡垒错落。三十一日晚，三师突破第一道防线时，遭到炮火和坦克的火力拦截。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着炮兵团赶来支援。一日凌晨，未等三师发动新的攻击，二〇七师突然发动反击。九团一营教导员孙玉章组织前沿的政治喊话，解放军官兵警告二〇七师官兵，沈阳已是一座孤城，只有投降才有活路。喊话收到了效果，一座碉堡里伸出一面白旗，几分钟后，国民党军的一个上尉连长走出来，声称是谈判起义的，孙教导员说：“你们只有投降！”一营趁势向第二道防线前进。守军疯狂抵抗，率领突击班前进的三连副指导员董克勤中弹牺牲。三连和一连的官兵怒不可遏，以伤亡几十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一日清晨，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在团参谋长程璠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官兵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一营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程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程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连长许维国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看见装甲车里的弹药被引爆，其余的装甲车纷纷退了回去。受到鼓舞的官兵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战斗中排长陈开美和副排长王洪勋等二十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使劲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副营长问：“你们是二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程参谋长说：“没错！”于是他们说装甲车团要投诚——装甲团六十辆装甲车，让一连官兵打坏两辆，剩下的五十八辆让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开着到四师师部报到去了。

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他们喊：“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

上午九时左右，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要接二纵五师十四团的解放军代表去接洽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着三名股长以及几名战士到达五马路的一幢楼上。出面谈判的是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三个人提出的中心条件是承认他们“火线起义”。王佐邦主任说，我们既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们起义的通报，双方更没有事先达成某种协议，因此现在我们无权承认你们“火线起义”，守备总队只能立即交出防御地图，所属部队全部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于是，就是否“火线起义”的问题，双方剧烈地争论起来。争吵的时候，守备总队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多是报告部队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气氛愈加紧张。最后，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同意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总队长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坚持必须给他一个“火线起义”的承诺。正在这时，突然有个国民党军军官大喊大叫地冲上楼，端着冲锋枪就朝天花板扫射：“我们早就起义了，他们还打我们，谈判个屁！”顿时，王佐邦主任身边的战士也端起枪对准了毛芝荃。双方僵持的时候，王主任说：“刚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这说明你们既不想起义，也不想投诚，而是想打，那就请便吧。”说完，就要走人，被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拉住，他们还是要求继续谈判。再次谈到“火线起义”的时候，毛总队长拿出两个证据，说他早就下令部队不抵抗，同时还与高级将领们商量过起义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说，从没有看到过守备总队起义的迹象，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火线起义”。毛队长提出派代表去东北“剿总”司令部找人查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去那里要路过还在抵抗的二〇七师的防区，而且王主任还要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好容易到达东北“剿总”司令部，得知那里已经宣布投诚，司令部里混乱不堪，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军官兵出出进进，根本找不到可供查证的人。只好又回来继续争吵。下午，楼外突然枪声大作，毛总队长的警卫部队被解决了，毛芝荃这才让步，交出了防御部署图，下令部队去指定地点集中。当毛总队长本人被要求留在原处听候处理时，他又愤怒了，说先是起义，后是投诚，现在怎么又成了俘虏？两天后，王佐邦主任带着慰问品看望了他——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最后被定性为“火线投诚”。

十二纵攻击到东北“剿总”司令部时，没有遇到抵抗。有人来联系起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说：“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叫他们赶快放下武器！”于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前来商谈，坚持要求起义。周彬请示了纵队司令员刘震，刘司令“也是不同意起义”。双方争论长达两个小时，袁副参谋长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交枪投诚，但请保障我们几个将官的安全。”在得到不但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且还保障个人财产安全之后，袁副参谋长在放下武器的文件上签了字。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里，解放军官兵没有找到周福成。

下午，二纵六师十六团一连官兵报告说，他们在一家银行的楼内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官”——一连长黄达宣率领两个排在大西门里附近的世合公银行外发现了国民党兵，于是发起攻击。国民党兵往银行里退，但始终没有开枪。黄连长和他的官兵冲了进去：

有一间大房子光线很暗，桌子上摆得非常杂乱，酒瓶、罐头、电话机狼藉一片。战士们的枪口对准屋内所有的人，室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瞬间，只见一个外穿大衣内穿便服的人走过来，他低声对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第三纵队（实为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与此同时，又把周福成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一切解决得很顺利。但外面不时还传来稀疏的枪声。此时赶来的营长马志高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二〇七师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命令他们投降。”周福成为难地说：“第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

二纵六师师长张竭诚说：“你若早点起义，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多军队？”

周福成说：“你们辛苦了。”

二日下午十六时，国民党军二〇七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在沈阳的西南方向，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对营口形成包围。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正万分焦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重庆”号巡洋舰以及二十多艘登陆舰和商船抵达营口港。为了掩护撤退，刘玉章集中起两个团的兵力和全部的火力，对急速赶来的东北野战军实施反击。当晚，第五十二军主力开始登船。九纵的重炮团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猛烈射击。至二日上午十时，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人被歼，另一万人乘船逃脱。

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驻守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独立九十五师被海运至秦皇岛，第三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被海运至上海、南京后转运徐州战场。

九日，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西、葫芦岛。

三天后，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撤入关内。

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战役“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部、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以及独立师、骑兵师等，约七十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补训部队约三十万人，战役投入总兵力约一百万。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五个兵团、十六个军、五十一个师（旅），连同特种兵和保安部队，共约六十万兵力。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师（旅）以及非正规军九个师（总队），共计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八千六百人，俘虏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人，起义、投诚九万零九百人。战役缴获：各种火炮六千五百四十六门，轻重机枪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三挺，长短枪支二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一支，飞机九架，坦克一百六十辆，装甲车一百八十辆，汽车两千两百六十一辆，战马两万三千五百九十五匹，大车一千零六十二辆，电台三百五十三部，炮弹两万七千零一十八枚，枪弹两千四百三十五万发。至战役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人员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阵亡一万零四百零一人，负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九人，失踪一千八百四十七人。

辽沈战役震惊世界。

路透社十一月一日电：“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情绪悲观：“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美国政府认为：“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

直至多年以后，国民党方面还有人在反思东北失败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腐败和经济混乱导致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金融受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

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

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卫立煌飞往上海，然后飞往广州。他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后被军用专机“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卫立煌终于得以与夫人到达香港。这一年的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卫立煌给毛泽东发去一封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电贺忱。

煌十月江（三日）电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广州。

一天后，毛泽东致电：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到达北京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留他吃晚饭，又留他看电影。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天降大雪，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指挥过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的卫立煌，因患病离世，终年六十四岁。

卫立煌离世的时候，当年将他从沈阳救出的杜聿明，刚刚获得特赦走出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八日，杜聿明也从葫芦岛撤到北平，但是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以赴刑场之心情”重上战场。杜聿明后来说：“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十一月三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的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

杜聿明离开的那天，十一月九日中午，傅作义为他设宴饯行。酒过三巡之后，杜聿明口气肯定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他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傅作义立即想到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那席话：“满洲和它的三十万左右最优秀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酒席还没结束，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起义发生在中原地带大运河附近，就是杜聿明将要前往的那个“刑场”。

杜聿明独自走进北海公园。

湖水静谧，残雪斑驳，年代久远的白塔高高地矗立在萧瑟的林木之上。

杜聿明留给北平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下午十四时半，杜聿明飞往南京。

此刻，在中国国土的腹部，一场比辽沈战役更大规模的厮杀——国民党一方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一方则称之为淮海战役——已经爆发了。 eQkAxB6sJu2zURP7p9rneaU5rxBLy7lhsUMykdn1LGgkv3pVtCqWkO/wLtuMYF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