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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
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东北民主联军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
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的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所有的人都怀着发财的念头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最剧烈的暴乱发生在吉林南部的通化县城。这个边境小城在日本人看来十分特殊，它坐落在山间盆地里，易守难攻，且战略资源十分丰富。日本人拟定了将通化开发成大城市的计划，不但运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甚至还准备当日本本土危机时把天皇藏在这里。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逃到这里的日本关东军总部、伪满洲国的皇帝以及皇妃大臣们、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和第一三四混成旅主力、从沈阳和长春逃难来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使这个边境小城成为拥挤混乱之地。长驱直入的苏军把能够占有的一切掠去之后走了，自关内开来的共产党部队进驻通化县城。尽管共产党尽一切努力维持社会秩序，但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策动下，通化县城内开始了驱逐共产党的活动。武装暴动在农历大年初一凌晨发生，叛乱的日本官兵向电报局、专员公署和共产党军队驻地发起猛烈攻击。被关押的伪满王妃们目睹了异常惨烈的战斗：一群日本军人冲进看守所把她们抢出去，刚出门就遭遇剧烈的枪战，共产党官兵强行向里面冲击，双方都出现大量的伤亡。溥仪的弟媳嵯峨浩在混乱中跑回关押她的房间蒙上棉被，直到枪声平息她才伸出头来。那时，天色已亮，到处是日本人的尸体，她“从窗口向外望，能看见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军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冲”。
苏军运走了当时东北大量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的矿山挖掘设备。马歇尔来到中国后曾问：“苏联人是否将中国东北的财产当成他们的战利品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回答是：“他们运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马歇尔说：“是这样！他们在德国就是这样做的。”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个别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控制。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著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
苏军和国共两军在这块土地上混杂在一起。
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问题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一座城市。
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
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趁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
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停止进攻。由于连续的退却，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林彪对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始终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地）考虑之。”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中央第二天回电，强调停战协定公布之后，如我军主动发起攻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而国民党也会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到我们的肩上”。因此，即使“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也只有暂时放弃，“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村。这些从关内解放区来的部队，为了让当地的百姓接受他们，使出了密切群众的所有办法，在终于得到当地百姓认可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当时的敌情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与二六五团各一部，兵力共有四个营加师属山炮连和输送连。敌人兵力不大且远离主力，林彪集中了多达六个团的兵力，合力攻击国民党军的四个营。
但是，战斗一开始，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战场僵持局面。
天黑之后，天寒地冻，等待出击的官兵个个手脚僵硬。二十二时，总攻的信号终于升起来了，梁兴初的一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同时开始炮火压制，然后一师首先发起冲锋。二团三营为第一梯队，在八连连长张文祥和指导员张作民的率领下，官兵们从村北往里打。刚冲进去，就遭到守军的迎面反击，部队被压了回来。张作民喊：“共产党员们！生死关头！不能后退！”连队掉头再冲。冲在最前面的连长张文祥硬是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挺机枪，他扭头向跟着他的战士们喊：“好东西！加拿大的机关枪！”话音未落，他一头栽倒在地。这位山东军区著名的战斗英雄的牺牲，令每一次都跟在他身后冲击的战士们怒火万丈，他们呐喊着迎着国民党军密集的子弹往前冲。营教导员赵从让带领七连增援来了，重机枪排占领有利位置后，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压制，终于把守敌压到村庄的北墙边。当七旅也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守敌在调动防御火力配置时出现混乱，一师和七旅趁机突进村庄，开始了逐屋逐院的肉搏战。守敌集中起所有的轻重机枪和美式六十毫米火炮抵进射击。战场出现僵持的时候，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一部推进到距秀水河子村仅十余里的太平庄。秀水河子村内的守军因为增援部队的靠近而更加顽固。一师二团指挥所在混战中被炮弹击中，团长江拥辉腰部和眼睛受伤，浑身是血。
一直在附近的一间民房中静观战局的林彪终于向攻击部队下达了命令：拂晓前如果不能解决战斗，迅速撤离战场。
七旅旅长彭明治很不舒服。仗打到这个份上，苦也吃了，血也流了，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增援的敌人是从我七旅的屁股后面来的，一师只要坚持打，我七旅就没说的！此时，一师也决心孤注一掷。二团把预备队全部都拉了上来。一营营长刘海清经过仔细侦察，发现村东有一条沟可以利用，于是他建议改变突击方向，顺着沟插进村去。刘海清的这个建议成为化解僵持局面的关键。在他的指挥下，二连和三连连续冲击，最终突进守敌防御的核心。二营营长孙洪道也率领士兵冲了进来，在一个大院里与守敌扭打成一团。通信员向指挥所报告说：“孙营长和狗日的国民党摔起跤来啦！”秀水河子村被突破以后，增援之敌缩了回去，战斗于清晨六时三十分结束。
此战，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守敌一千五百多人，俘虏国民党军副团长以下官兵九百多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十八门，机枪近百挺，步枪七百余支，汽车三十二辆。一师和七旅共伤亡七百七十一人。
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
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沙岭位于辽河南岸，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所面对的是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和师教导营。辽东部队集中了所有的主力共七个团，战场兵力已是敌人的五倍。指挥员动员时提出的口号是：这是和平前的最后一仗！这样的情绪无疑会导致官兵的急躁乃至轻敌。新六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部队，抗战期间曾是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与日军进行过残酷的血战，官兵中多是有七八年以上作战经验的老兵，不但善于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的攻击战，还善于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阵地防御战。接敌以后，辽东部队曾用三个营围攻该军的一个营，新六军的一个副营长被俘后依旧态度强硬，声称他们打过日军打过法军，这次到东北来连拉炮的骡子坐的都是飞机，论战斗力一个国军顶得上十个民主联军。
二月十六日黄昏，辽东部队开始向驻守沙岭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由于炮兵的发射技术差，两个小时的炮击效果不大，部队冲上去之后，遭到密集的火力扫射和炮火反击，轮番攻击的两个营营干部全部阵亡。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官兵们前仆后继，但始终无法冲破国民党军严密的火力网，每一刻出现的伤亡都触目惊心。十八日，辽东部队的两个连在炮火掩护下终于冲进村子，但国民党守军以强大的火力拼死阻击，冲击部队因伤亡过大被迫撤出。十九日清晨，当得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即将到达时，辽东部队撤出了战场。
沙岭一战，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伤亡约六百人，而辽东部队伤亡高达两千一百五十九人。
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
马歇尔认为连“和平前的最后一战”都没有必要，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
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般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时间表也是马歇尔亲自制定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汇报，然后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著名的淮扬菜馆萃华楼出席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而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因为不久前国民党中央社曾郑重报道贺龙“中弹死于绥远，尸骨已运回延安”，于是随行的记者们对贺龙很感兴趣，而贺龙面对记者们谈笑风生，以证明自己不但活着而且还很健康。
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是碰杯又是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具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因为国民党军虽然控制了徐州和津浦路的部分铁路线，但还有长达二百六十公里的铁路在陈毅部队的控制之下，而且铁路两边的乡村全部属于解放区。国民党方面要求即使为运输民生所需物资考虑，也要尽快恢复交通，但共产党指出国民党沿着铁路线建起了比抗日时期还多的碉堡和工事，这对于恢复交通后的和平是最大的障碍和威胁。马歇尔离开后，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马法五对记者们说，在解放区里，他吃饭是特殊伙食，刘伯承将军常来看望他，在他之后担任第四十军军长的李振清将军也被允许派人来看望他。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
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
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
这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饮水从井里打，所以要烧开。照明用蜡烛或小煤油灯，少数房子由美国发电机供电。中国农民发现蜡烛和煤油太费钱，他们把自制的菜油倒在小碟子里，再放上一根棉捻子点着当灯使。这种油灯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它发出的光在房间里可使人不致摔倒……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
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
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
马歇尔的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虽然这种乐观情绪很快便给他们的处境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在当时这种情绪的产生似乎是难以避免，也是难以克制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马歇尔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对他强调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对毛泽东流露的乐观情绪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对他盛赞杜鲁门总统的“主动精神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罗德里克又惊讶于毛泽东身上“流露出的一种王者风范”，因为他总能够使自己保持一种“自信与权威而又不露骄矜的态度”。
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还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倾向。
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了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多达二十四万。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从干部到战士都感到无法在“战”与“和”之间作出准确的政治判断。晋察冀解放区的复员工作最为彻底，军区从原来的九个纵队一下减少为四个，总计复员官兵近十万。有人报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在北平看到国民党军到处征兵扩编军队，而为什么共产党军队成群的复员人员在往家走？聂荣臻说：“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
而关于“整军”，蒋介石在国民党整军会议上说得十分明确：
我与共产党斗争了二十多年，是最了解共产党的。现在只有把我们的部队整编好了，才有力量，才能打胜他。否则，不仅你们抗战功劳没有，连你们的历史都完了。甚至你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９２６９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军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第三军，扩充九千零三十六人；第十六军，扩充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第三十军，扩充六千八百七十五人；第四十军，扩充四千九百三十二人；第九十二军，扩充七千三百零五人；第九十四军，扩充六千九百二十二人。国民党方面宣布将对五万五千名军官和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集团转业”，但是，这些官兵几乎全部被改编为实际上依旧是作战部队的“兵工建设总队”，其中三分之二的力量被安置在了共产党各解放区的四周。即使这样，到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