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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上了抗战首都的土地。”《大公报》记者这样描述道，“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专车把毛泽东从重庆机场接到桂园，那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公馆。毛泽东在公馆里“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宣布投降十三天后，重庆街头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痕迹犹在，遍地的彩色纸屑还未被风吹尽——“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中国最广大的知识和平民阶层，在刚刚过去的残酷的战争中，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折磨得支离破碎。尽管此时大地仍是满目疮痍，但如果这块土地上没有战争了，归乡之路再远总是可以走到的。那个妻儿老母倚门而立、泪眼望穿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和平的梦境：都市午夜时分寂寞的街灯下传来的慵懒亲切的电车铃声，小镇酒馆里伙计在浓郁的酒香中露出的憨厚笑容；教室里乡音浓重的教授令人神思迷离的诗词吟唱，农家树荫下清凉的茶汤和纺线车的嗡嗡声，所有这一切不都随着日本的投降和毛泽东的到来有了实现的可能了吗？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了。
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
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而以他为核心的由联姻关系构成的四大家族，掌握并支配着大半个中国的财富和资源。他和他领导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广泛的承认，没有人怀疑他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广袤的国家的首脑地位。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勉乎哉！”——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内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蒋介石的核心意思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共产党方面提出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这份极具务实精神的历史文件，显示出共产党人的胸怀与眼界，今天依旧值得细细品读：
（１）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２）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３）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４）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５）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６）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７）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８）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９）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１０）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１１）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共产党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则要求“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共产党要求其领导的军队分期整编为四十八个师，国民党则要求只能编为十二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共产党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甚至拒绝讨论这一问题；共产党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则认为已选代表资格仍然有效。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空手回美国去了。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理喻也……”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酒碰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来到重庆，就是为了与反共势力的代表蒋介石谈判。那么我们光找国民党左派不行，左派赞成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不掌权，要解决问题就不能放弃与国民党右派的接触。他接受了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采访：
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式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问：假如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阐述，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满怀希望。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解释是：“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赶往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十五天之后，一场战役打响了，战场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等十余个县的总称。这里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七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的“一个脚盆”的地区，向东可以钳制华北平原，向南可以控制黄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配合沿同蒲线（大同至风陵渡）北上的胡宗南部，占领了这里的六座县城，犹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插入了一把刀子。如果不收复上党地区，不但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保，还可能导致国民党军向华北平原长驱直入。这就是刘伯承所说的“大门洞开”：“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大门（平汉线）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
所谓“不行也要打”，指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受到日军“扫荡”式的进攻，部队一直处在分散打游击的状态，而且编制很不充实，武器也十分简陋。大多数的团在千人以下，仅有一半的团有迫击炮两三门，重机枪三四挺，而且炮弹奇缺，步枪子弹更是缺乏。上党战役开始后，刘伯承曾问太行纵队副司令员陈锡联：为什么枪声这么少？陈锡联回答道：没有子弹，不敢多放枪。连国民党军都感到有点怪异：冲锋而来的共产党官兵，大多数人穿着老百姓的衣裤，衣裤的颜色五花八门，不少人脑袋上和山西的放羊倌一样系着一条白布巾。当时，占领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是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的第十九、第六十一军的四个主力步兵师和一个相当于师的挺进纵队，兵力一万六千人。
毛泽东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于是，不但必须作战，而且必须打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主力攻击屯留以吸引长治之敌来援，陈赓、陈再道分别指挥太岳、冀南纵队主力埋伏在长治至屯留的公路边准备打援。
由于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和能力，太行纵队对屯留的攻击十分艰难，最后把李德生的第四支队七六九团加强上去才冲进城池。国民党军城防司令、暂编三十八师副师长徐其昌弃城逃亡，被埋伏在城北的解放区的民兵俘获。国民党军战史对屯留一战的叙述是：“匪赓续向屯留围攻，以一部进出漳河西岸，截断我后方交通；经两昼夜鏖战，我军退守城垣。迄八日拂晓，匪集中五千以上兵力，先后爬城三十余次未逞，我乘机遴选奋勇官兵五百员，由第二团李团长文山率领出击，追至漳河左岸归还，毙敌千余。十日匪军再度来犯，战斗益烈，我官兵伤亡惨重，乃于十二日突围，翌日屯留遂陷。”
太行纵队占领屯留之后，太岳纵队开始攻击长子县城。担任主攻的三八六旅经过一整天的战斗，攻占了县城的西关和北关，国民党守军收缩入城。三八六旅旅长刘忠遂命令部队挖坑道，官兵们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把坑道挖到了城墙下，还专门买来一口棺材装炸药。九月十八日，长子县城墙西北角下那口装满炸药的棺材被引爆，一声巨响之后坍塌的城墙裂出一个大豁口，首先攻入城内的是三八六旅二十团。二十团以作战勇猛著称，团长楚大明。与二十团交过手的国民党兵都害怕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团戳一下”。长子城内的巷战异常惨烈，各攻击部队都伤亡很大，战斗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守军的枪声停止。
接下来，太行、太岳、冀南纵队一起，从南、北、东三面向长治发起攻击。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严令部队死守。长治城墙坚固，天降大雨，攀爬困难，加之国民党守军火力猛烈，三个纵队的攻击屡屡受挫，攻守双方进入艰难的战场僵持状态。在史泽波的急切催促下，阎锡山派出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以及省防军共八个师、两个重炮团从祁县出发来援。大雨阻断交通，援军只有步行。山岳相连，道路泥泞，在徒步行军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国民党军自带的弹药很多，还给长治守军带着增援的弹药，单兵负荷十分沉重，加上不断受到游击队的袭扰，一日仅可前进二三十里。但是，阎锡山严令增援部队不停顿地前进，同时给史泽波发电告之：“长治必守，援军必到。”
对于刘伯承来讲，战局到了严峻的时刻：援军不断逼近，长治守军很可能在援军到达时倾尽全力出击，两面夹击的局面一旦出现，对于晋冀鲁豫部队凶多吉少。九月二十八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最后决定：由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继续围困长治；以陈锡联率太行纵队为右翼，陈赓率太岳纵队为左翼，立即北上迎击彭毓斌的援军。刘伯承在电话里对陈再道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浑身泥泞的两军在屯留西北遭遇。
原来的情报说敌人兵力七千人，但是接敌后才发现援军竟有两万多人。晋冀鲁豫部队的一部不断后退，引诱敌军前进，主力则迂回至两侧发起进攻。在残酷的拉锯战后，彭毓斌部被包围。当得知粮食将尽，特别是水源被切断后，彭毓斌下令突围。但是，退路已被奔袭而来的楚大明的二十团截断。楚大明对他的官兵们说：我们这里是口袋底，就是打到只剩一个人，也不许让敌人突出去！楚团长话音未落，敌人的先头部队就顺着公路冲来了，双方顿时在夜色中厮杀在一起。到天亮时分，战死者的尸体堆积在漳河北岸，河水变成了猩红色。阎锡山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日式步枪和山炮，弹药充足，火力猛烈，虽然机关和后勤人员惊慌地到处乱跑，但作战部队在严厉的督战下反复冲锋。楚大明在最后时刻命令团机关、卫生队和直属连队全部投入战斗，他亲自带领二营向敌人发动反冲击，三营则从另一侧扑向敌阵。十月五日傍晚，晋冀鲁豫各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总攻。战斗于六日上午九时结束，阎锡山的八个师两万余人全军覆灭。彭毓斌中弹负伤后自杀，被俘的高级军官包括炮兵司令胡三余、暂编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编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等。
长治守军得知彭毓斌两万人的增援部队被歼后，绝望中弃城突围。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围城部队紧追不舍，同时命令其他部队急速前往合围。已连续作战月余的部队日夜兼程，终于在四天后将敌人包围在沁河以东歼灭。史泽波的部队除三千余人逃脱外，剩下的六千余人连同他本人以及暂编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暂编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被俘。史泽波没有效法彭毓斌自杀，被俘后受到优待，并于一九四六年被释放。回到太原后不久，他重新加入阎锡山的部队，三年后在太原战役中再次被俘，并于一九四九年被再次释放。
上党战役是日本投降后国共的第一战。战役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他根本不相信手持简陋武器的共产党军队敢于发动如此规模的战役，这使他在重庆面对毛泽东的时候神情有些恍惚。更痛心疾首的是阎锡山，他苦心经营数年的精锐部队，总数也就九万有余，此役竟然一下子损失三万。而对上党一战失利之害，国民党军战史的总结是：
按上党区为晋、冀边区之锁钥，东屏太行，西障太岳，出东阳以瞰制冀南，扼天井以攫取豫北，形势险要，利于攻守。尤以交通上之影响，东控平汉，西扼同蒲，北制太正，南临黄河，战略之价值甚大。故是役我军败绩，即予匪回窜平汉之机，使华北、华中陷于分离，国军之北上受降，大受阻挠；而黄河以北晋、冀、豫地区之匪，自此连成一片，获得兵力运用之自由，使我豫东、鲁西时受威胁，晋南、豫北无法展开，影响而后之作战，实至深巨。
在国民党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他们已经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了。国民党军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三万多官兵的身后还有九万多的百姓。解放区的青壮年帮助共产党军队挖战壕、修工事、送弹药、押俘虏，就在国民党军官兵因为老百姓的坚壁清野而缺粮短水的时候，晋冀鲁豫各部队得到了老百姓送来的三百多万斤小米和面粉、三十五万斤马料和四万斤食盐。解放区的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视为打理自家庄稼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守护村口、封锁消息、照顾伤员、缝制军衣，仅军鞋就做了一百五十多万双。部队攻打长治的时候，城关村的妇女们冒着枪弹送上来白面馒头，她们的到来让官兵们很是吃惊，官兵们一个劲地喊：“快下去！枪子不长眼！”经历过残酷战争的百姓知道打仗要死人，他们的丈夫或是孩子就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曾在他们村里给他们挑过水磨过粮的官兵也让他们格外惦记，于是，在战役进行的时候，他们把牺牲在战场上的官兵抬回来，擦净血污，给他们穿上新棉衣、裹上新棉被，然后哭喊着把他们葬在自家的坟地里。
就在上党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文件为自右往左竖写）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之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唯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
《双十协定》的签字令中国民众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在战时陪都重庆，因战争漂泊至此的人们都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故乡，连国民党大员们也开始议论首都的回迁，因为对于国民党政客们来讲南京才是真正的国都。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现在重庆的报纸上——公元七百六十三年春季里的一天，得知引发巨大动荡的安史之乱突然以幽州守将投降而结束，杜甫写下了这首七律：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历尽苦难的中国就这样满怀希冀上路了。
尽管梦境萦绕，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难免焦虑犹存。
这个民族百姓的心灵已经流离太久，故园静谧的模样已是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