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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
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在中国北方一所著名大学里的雕像，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七十岁生日。
蒋介石拟出了“陶铸群伦”的生日贺词，同时签发了一份国民政府褒奖令：
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咏，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高节亮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
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著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故乡。
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先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
他深知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司徒雷登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消息传到大洋这边，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将军随便要什么，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意。”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马歇尔直接对蒋介石表示：“华北的冲突不久就会完全无法控制，一旦它蔓延到热河省，就会波及满洲，然后会扩展到全国各地。我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新生的中国，不是与蒋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那样——使共产党就范，而是完全相反……我从多方面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威信严重下降，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批评也与日俱增。”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使用汉语比使用母语还熟练的司徒雷登深知，当内战即将来临的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心”决定着一切：
一切比我从美国报纸上所了解的还要糟糕……应该拿出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党时的勇气和热忱，发动一场内政改革运动。这样一来，就能再度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因为他们虽对现状不满，但却迫切希望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有了这些人做自愿的宣传者，就能重新赢回日见消沉的民心，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发生巨大社会动荡之时，也是隐藏在官僚体制下的污浊泛滥之际。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官僚体制本身固有的诟病积重多时，二是动荡时刻约束机制骤然缺失。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如果说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必然会引发社会混乱的话；而从战争状态转变到和平状态，混乱发生的几率竟会更高——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是一剂关乎政权倾覆的致命的毒药。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的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本属于国家财产的巨大财富就这样流失了，究竟流失多少永远无法统计清楚。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李公朴被暗杀的第四天，在中国西南部的蒙蒙细雨中，数千民众为他举办了追悼大会。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追悼会上痛斥道：“公朴先生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不过是为了和平民主，他不过是写写文章，说说真话。大家都有笔，都有嘴，都可以说，都可以写，为什么不许人民说话？为什么用卑鄙的暗杀手段来杀害公朴先生？……想要以暗杀手段来镇压、扑灭和平民主运动，这说明统治者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都会像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回来，民主是杀不死的！”当天傍晚，出门办事的闻一多真的没能回来。他在西南联大教员宿舍门前訇然倒地，那一瞬间出现在这位中国著名诗人和学者面前的，不是一个鬼祟的暗影和一声枪响，而是国民党特务光天化日下数支冲锋枪的猛烈扫射——“天真、任性、诚恳、勇敢、爱人民甚于爱他自己。”一介文人的鲜血涓涓而出。
马歇尔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最近的局势已引起美国的许多议论，即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正遭到禁止，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外大学受过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受到蓄意的迫害，并且肯定地处于镇压措施之下，想要威胁他们并防止他们发表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观点。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对蒋委员长威望的极大损害。”而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无法理解国民党政府频繁使用暴力手段来挽救信誉危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进步到二十世纪中叶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思维方式不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顽固地存在着，而且被国民党统治者当成巩固政权的一种强有力的途径，这无论如何让人匪夷所思，也让这个以出产温文尔雅的哲学经典而自豪的国度至少在那段日子里，显得极其虚伪和丑陋。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
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模式决定了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市民阶层，这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没有达到目的的深层原因之一。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绝对少数的统治集团、地方官僚、职业军人、买办商人和知识分子阶层，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纯粹的农民家庭背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给予他们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与生俱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即使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他们身上的中式长袍依旧裁剪得中规中矩。他们所呼喊的“最大多数”，除了包括他们身边的思想前锐的知识集团外，也隐约包含着依然在家乡的那片山水间劳作的父老乡亲——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设想，他们一直梦想着将其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旧世界的“离经叛道”，是对谁是中国变革中“最大多数”力量的最好说明。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即中国农民是实现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一九四六年，当外国记者来到延安，问及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是否能够取胜时，毛泽东在回答中甚至连“军队”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他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赢得“最大多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对于生活在旧中国的“千百万庄稼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起来闹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三种不同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在红军时期，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在抗战期间，放弃全部没收土地的做法，改为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抗战结束后，解放区内的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热情无比高涨，他们没收被官僚地主垄断的大量土地分配给赤贫的农户。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新的土地改革政策，即结合赎买、捐献、处罚、强制出售、没收等多种途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承认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拥有权，分给他们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让农民们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人开始强调“保证并保护农民有权批评和控告政府和农会的工作人员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他们甚至还看到了共产党人颁布的这样的条款：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
一个叫维克·斯尼尔逊的外国记者这时候正在中国的山东，陪同他的是一位名叫孔东平的解放区记者。孔记者对斯尼尔逊说：“土地改革是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因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土地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比武装起来的人民更有力量”。孔记者还告诉他解放区军民都是“一手拿枪一手耕地”。于是，斯尼尔逊认真地观察了那些正在耕田的农民：“古老的木犁翻过来潮润的土地，背上的那支旧步枪带子上镀铬的扣子，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美国女记者贝蒂·格兰姆在山东解放区向五十位农民提出过同样一个问题：“你难道不怕万一国民党夺回这个地区，你会因为刚得到土地而受惩罚吗？”中国的农民们是这样回答美国记者的：“我不相信国民党还能回到这儿来，因为我们得到自己军队的保护。即使他们真的回来了，我们也不怕。我们会尽量战斗下去。即使打不下去了，我们也会像日本人到达时那样跑掉。”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七日，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中共东北局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如何在东北站住脚并且壮大力量。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中有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强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们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从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到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他们用恳切的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让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毛泽东说：“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
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获得了创建一个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这一年的八月十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在一处幽静的窑洞前，在一棵苹果树下的石桌旁，毛泽东对斯特朗十分肯定地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会被雨水冲跑……共产党有力量，因为它能够启发人民的觉悟。在我们中国这里，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最后证明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还要厉害。”斯特朗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小女儿“穿着一身花布衣服围着他玩耍”，当她把头伏到毛泽东的怀里时她便“受到父亲的爱抚”。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