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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1835年出版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高老头原是一名面粉商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靠经营面粉和粮食赚了一笔大钱。他是一位鳏夫，为了给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在19世纪初的巴黎上流社会找个婆家，他牺牲了一切。他留给自己的钱只够支付在一家破旧包饭公寓的吃住费用。在那里，他遇上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他野心勃勃，但因贫穷受到羞辱，只好靠一位远房表姐的帮助，挤进了大资产阶级和巨额融资交汇的豪华沙龙。很快，他爱上了被丈夫纽沁根男爵抛弃的但斐纳。纽沁根是一位银行家，早就用光了妻子的嫁妆，搞些投机倒把的业务。拉斯蒂涅发现社会已完全被金钱腐蚀，于是放弃了原来的幻想。他十分震惊地得知高老头是如何被两个女儿抛弃的。她们沉湎于所谓的功成名就，却为父亲感到羞耻，掏光父亲的财富后就很少与他见面。这位老人在贫贱和孤寂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可是一离开拉雪兹公墓，塞纳河两岸就满眼都是眩目的财富，他决定去征服这些资本：“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他向这座城市呼喊。他的多愁善感和社会教育一去不返，从此，他也变得残酷无情。
最黑暗的时刻是小说的中间部分，拉斯蒂涅面对的社会和道德困境此时最为真切和清晰，而阴暗角色伏脱冷给他上了一课，指点他的前程。伏脱冷与拉斯蒂涅、高老头一起，住在同一家破旧的包饭公寓。他很像《基督山伯爵》里的埃德蒙·唐泰斯和《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骗子，隐瞒了自己曾是罪犯的不光彩历史。这两个人物总体还算得上是个贤人，但沃脱冷非常不同，他极其阴险，愤世嫉俗。他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学习法律或医学这两个职业能力胜过先人财富的行当，伏脱冷则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特别是，伏脱冷向拉斯蒂涅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在每个行业每年有望挣到多少年薪。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她羞羞答答，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万法郎的遗产。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资本的5%）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伏脱冷教导中最可怕的是，他对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敏锐描述竟包含如此精确的数字。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巴尔扎克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明，更不需要收入等级的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而且，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相似。对简·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
其实，“一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开拓型”微型社会也是例外，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地方继承的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种情形没能维持太久。在南部各州，奴隶和土地是主要的资本形式，而资本占主导地位，继承的财富与旧欧洲一样至关重要。在《飘》中，郝思嘉的追求者们，与拉斯蒂涅一样，不能靠学业和天赋确保未来生活的舒适：父亲（或岳父）种植园的大小是决定因素。伏脱冷不去考虑道德、是非和社会正义，明着对年轻的拉斯蒂涅讲，他愿意像美国南方奴隶主一样过日子，享受着黑人带来的富足。很明显，吸引着这位法国前科犯的美国，并不是吸引着托克维尔的那个美国。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democratic modernity）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尽管各种不平等再度出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和民主进步遭到了动摇，但多数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尽管可用数据不太完整，但我将在下面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转变？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态。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抽象地讲，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的社会，其劳动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资本收入不平等较低，或者正好相反，也可能两种成份高度不平等，也可能非常平等。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也要注意，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想办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财富只获得适当的收益，那么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这一机制会成为不平等的强大乘数，当前这个世纪刚刚开始，情况尤其如此。在简单情况下，财富等级的各个层次，平均收益率都是相同的，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两种不平等保持一致。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的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40%的人约30%。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后面会提到，其劳动收入分配比任何国家都不平等），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的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有些人会说依然太少，因为前一群组人数是后者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群组还少拿1/3。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则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在多数国家，妇女在最底层50%人群中的实际比例很大，所以这种国家间的巨大差异部分反映了男女工资差别的不同。北欧在这方面小于其他地方。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或者更好，挣24,000欧元而不是10,000欧元），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影响：例如，这个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挣9,000欧元（最高的1%挣34,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不正确地）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如果人们准确申报财富的话，甚至还多，约在50%～6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有2%。然而请注意，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财富都是自我申报，因而这一来源低估了最大财富数值。而且重要的是，补充一下，我们在每一年龄群组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财富集中度。
最终，在这方面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财富不平等好像明显大于工资方面不平等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的工资不平等。据我所知，如果“温和”不平等意味着社会半数人口占有较大份额（如1/5～1/4）总财富，那么资本所有权分配属于这种情况的社会从来就没出现过。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包括扣除债务以后的银行存款、储蓄计划、股票债券、人寿保险、养老基金等）。当然，这些是平均数字，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个人之间差异更大。
如果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他财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体而言，在这样一个社会，最贫穷的半数人口一般都是庞大的数目（一般占总人口的1/4），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财富，或者顶多几千欧元。实际上，有些人（也许总人口的1/20到1/10）仅拥有负的净财富（他们的债务超过资产），这些人的数量不容忽视。其他人拥有少量财富，约6万到7万欧元，也许还多一点。这些情况，包括存在大量绝对财富接近于零的大量人员，导致最贫穷的半数人口平均财富约为2万欧元。其中一些人可能有房地产但债务负担沉重，而其他人则可能只有非常少量的储备金。然而，多数人是租房者，他们仅有的财富是储蓄或支票账户里的几千欧元。如果我们把汽车、家具、家电等包含在内的话，那么最贫穷50%的平均财富会增加到不超过3万或4万欧元。
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不过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于是一些人想象财富属于超现实或神秘的实体。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研究资本及其分配如此重要。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在这个例子中，每个成人的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最富裕10%中每人平均拥有120万欧元。
财富分配的最上层10%本身也极不平等，甚至比工资分配的最上层10%还不平等。像当今多数欧洲国家的情况，最上层10%占有总财富的60%，最上层1%的份额一般约25%，其余9%约35%。因此，第一群组成员的富裕程度是社会成员平均的25倍，而第二群组的成员是4倍。具体而言，在这个例子中，最上层10%的平均财富是120万欧元，最上层1%每人500万欧元，其余9%每人稍低于80万欧元。
此外，财富的构成在这个群组中差异也很大。最上层10%几乎每人都拥有房产，但在财富层级中越高，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在“9%”群组中，每人平均拥有约100万欧元，房地产约占其总财富的一半，而有些人的房地产资产甚至占到3/4还多。相比之下，在最上层1%中，金融和商业资产明显超过房地产。尤其是，在大宗财富中，股票、合伙企业几乎占据全部。在2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时，房地产的份额不到三分之一；超过500万欧元时，则下降到20%以下；超过1千万欧元时，则不到10%，财富主要由股票构成。房产是中产阶级和小康阶级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财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最后，让我们转向总收入不平等问题，即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不出意料，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也没什么意外，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在则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Ancien Régime）及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想象出财富集中度更大的社会吗？可能不会。例如，如果最上层10%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除非有特别有效的镇压机关阻止它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严重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不过，这种资本集中度也许可以维持，如果资本收入只占有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如旧制度下只占到1/4到1/3，有时再多一些，当时的财富极度集中已特别具有压制性。但是如果这种不平等程度适用于国民总收入，很难想象底层人民会长期接受这种状况。
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断言最上层10%永远不会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这种象征性门槛一旦越过，一国经济就会崩溃。实际上，现有历史数据还不够完善，这一象征性极限已经被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旧制度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最上层10%可能已经占有国民收入的50%，甚至60%还多。其他传统农业社会也可能已经是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极端不平等能不能持续，不仅取决于镇压机关的有效性，也可能首先取决于辩护机关的有效性。如果不平等被视为合理（比如说这是因为富人比穷人工作更勤奋、更高效，或者说因为阻止富人挣得多必然会伤害社会上的穷人），那么收入集中度极有可能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因此，如果劳动收入不平等（从更小范围来说，资本所有权不平等）继续像最近几十年一样渐增，那么美国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创下新纪录。最上层10%那时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而最底层半数人口只拿到区区15%。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结构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分配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占有约50%，最上层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种方式是“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在一个社会中，继承财富非常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最上层10%一般占有所有财富的90%，仅最上层1%就占有50%）。那么，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这是我们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国总体上差异很小。我们需要弄清，这种所有权结构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只属于过去（当然除非它们也与未来相关）。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新。这主要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的。这里我们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可以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两种逻辑在每个社会都起作用。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高于世界上过去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包括那些技能差距极其大的社会）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不要忘记，它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