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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十九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二十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的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十八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穷人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评述》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由于其出生在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政治偏见似乎也比马尔萨斯少。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的下降了。在十九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二十一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旅行（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复杂的；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余人口为基数进行大范围的积累，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可拥有的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从来不会发生。所以现在警告读者到2050年他们可能要支付租金给卡塔尔的酋长，还为时尚早。我将适时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将会更加细致入微，虽然也只是让人相对安心一些。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到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孤注一掷。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源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Germinal）、《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十九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 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十八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的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两国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我们整合的数据没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就与世长辞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二十一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十九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某些欧洲富裕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十九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