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原文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惊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宝宝的病痛、母亲的眼泪、消费者的责骂，都让我痛彻心扉。

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轮值理事长和长江商学院同学的老大哥，出此大过，让中国品牌蒙尘，真是抱歉至极！同时，对各位理事、各位同学给予蒙牛、奶农以及中国乳业的竭诚帮助，深表谢忱！现将事件的范围、起因、经过以及蒙牛采取的行动汇报于此，望大家赐教。

一、事件范围

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把这一时间比作“地震”，那么，三鹿是“震中”，其他中国乳制品企业是“余震”。其实，短短一个月，三聚氰胺所殃及的范围已由“中国乳业”而及“世界乳业”、“含乳产品”和“食品产业”……

第一阶段，中国乳业祸不单行。三鹿事件爆发后，伊犁、蒙牛、光明、三元、雅士利、圣元等几大民族品牌均深陷漩涡。

第二阶段，世界乳业拉响警报。据有关报道，雀巢、联合利华、新西兰乳企等一批跨国品牌均被检出。

第三阶段，含乳产品卷入其中。奶糖、巧克力、饼干、蛋糕、米糊等被检出，卡夫、玛氏、吉百利、乐天、金帝等跨国企业也未能幸免。

第四阶段，其他食品也起波澜。据报道，科学家在莴苣、芹菜、西红柿、土豆以及蘑菇等农作物中，都发现有残留的三聚氰胺；尤其在蘑菇中，其残留值最高达到每公斤17毫克左右。

正如一篇报道所讲，“世界陷入三聚氰胺恐慌中”。

二、祸起奶源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全社会都在追问：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加入的？

业内人士异口同声：“问题出在奶源环节。”

但部分业外人士声高震野：“问题出在企业环节。”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早期报道就认为是企业添加的，《联合早报》一篇报道中某知名人士也断言是企业添加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难免有一些拥有很大话语权却又不十分了解情况的人，误传信息，误导大众。

虽然众说纷纭，但来自中国国家机关的调查结论毕竟在所有的声音中是最具公信力的，因为支持这个论点的是全国公安战士的浴血奋战。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李毅中部长10月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

“三聚氰胺是化学品，是合成树脂的原料，从分子结构看，根本不含蛋白质，严禁用于食品加工业和饲料业。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集中展开了对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情况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出奶制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人为加入三聚氰胺的现象。在对河北省三鹿集团的200份原料奶所进行的三聚氰胺检测中，发现其中56个批次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涉及41个原供应站。这说明目前主要集中在原料奶的收购、储存环节。

不法分子将三聚氰胺添加到原料奶中，钻的是凯氏定氮法测定奶粉蛋白质含量的漏洞。国标GB/T5413.1—1997《婴幼儿配方食品和乳粉蛋白质的测定》明确，使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这一方法是目前国际通用的测定蛋白质的方法。凯氏定氮法，是指通过测定氮元素的含量，并利用氮元素与蛋白质换算系数，来计算乳制品中所含蛋白质总量的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所有含氮物质均被统计成蛋白质总量。三聚氰胺含氮量高达66%，一旦被掺入乳制品，就可以提高氮的含量，造成原料奶蛋白质含量虚高。而其价钱，只有蛋白原料的五分之一。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就钻空子，在奶液中添加三聚氰胺，误导为‘蛋白精’。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食品质量监管中存在重大安全漏洞。”

目前中国乳制品企业的奶源，从控制模式角度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有奶源，其实现了“从乳房到工厂，从工厂到餐桌”的全封闭运行，完全杜绝了掺假的可能；二是社会奶源，即由社会上的奶站代采原奶后再卖到企业。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极少数祸国殃民的不法奶站钻空子造成的。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没能把不法奶站送来的掺有三聚氰胺的原奶挡在门外，在管理上出现了重大疏漏。虽然受污染的只是一小部分奶源，却给相关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也给全社会造成极度的恐慌！

有人说，在奶源领域出现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三聚氰胺事件，是由于乳业发展速度太快，原奶供应不足造成。这个观点值得商榷，缘由有四：（1）中国乳业发展速度快是需求拉动的结果。需求大，配置的资源就多，发展速度就快，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2）中国奶源只是在淡季出现适度短缺现象，到了旺季（夏季）往往还会出现过剩倾向——上游出现“杀牛倒奶现象”，下游出现“奶贱于水现象”。以内蒙古为例，买牛、供奶的速度排在全国前列，旺季牛奶过剩现象就非常突出。（3）中国乳业这10年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全世界最快的，韩国、日本都曾经历过高速发展期——中国乳业1997—2007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为19%；韩国乳业1970—1980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为24%；日本乳业1950—1960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约为18%。（4）任何时代都不能把造假的原因归结为供需缺口——假黄金、假鸡蛋、假酒、假币……它们有的稀缺，有的不稀缺，但都不能将造假现象归因于供求关系。

不法分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添加三聚氰胺的？从目前河北警方破案的情况来看，大约是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传到内蒙古的时间要晚一些。

香港媒体把三鹿事件称为中国乳业的“9·11”。美国的“9·11”，恐怖分子用飞机撞哪座楼，哪座楼就倒塌；乳品的“9·11”，不法分子把三聚氰胺加在哪，哪就出事。

三、知不知情

1. 蒙牛人天天喝蒙牛牛奶，购买方式与内地消费者完全相同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社会一迭声地问：“你知不知情？”

不仅我不知情，我们的团队也不知情。

我和我的员工，天天都喝蒙牛牛奶。我们管理层居住的小区叫“圆缘小区”，这个小区里有一个社会上的超市开的连锁店，叫“金昌超市·蒙牛店”。这个连锁店和呼和浩特的其他超市没有什么区别，进货渠道相同、产品种类相同，从特仑苏到利乐枕到百利包，从白奶到酸奶到奶粉，应有尽有。消费该店产品的人，99%是蒙牛的管理层成员及其亲人。有记者在调查时细心地发现：“即使是蒙牛总部员工生活区旁的连锁超市，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蒙牛液态奶销量同样降幅明显。例如蒙牛高钙牛奶，该店该产品7月份的零售收入为1185.9元，8月份的零售收入为1172.7元，而9月份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前22天的零售收入只有482.5元。”购买量事发前月月增高，事发后骤减一半，这也证明蒙牛员工和家属事前并不知情。

两年来，俱乐部的各位企业家先后率领几十个团队来过蒙牛，每次会桌、餐桌必上蒙牛产品，蒙牛团队和大家都是一起饮用的。

就在三鹿事件爆发前一个月，俱乐部的理事、荣誉理事还曾齐聚蒙牛。在历时三天的活动中，诸位企业家、学者以及蒙牛管理层成员，从纯牛奶到酸奶，从乳饮料到奶茶，从奶酪到雪糕，大家几乎吃了一个遍。如果我们知情，既不会如此招待朋友，更不会这样对待自己。

事件爆发前四天，荣誉理事柳传志先生带领联想控股管理团队109人参观指导蒙牛，与蒙牛管理团队一起吃喝的仍然是蒙牛各类乳制品。

每年到蒙牛参观的游客有50多万，参观中多数时候会安排一个环节：每人品尝一支蒙牛雪糕（或一包蒙牛牛奶）。我们的接待人员、解说人员几乎天天与来宾一道饮用着。

至于我们蒙牛员工的日常消费，包括管理层团队成员的日常消费，则完全与内地其他消费者一样，分别从市场上购买自己喜欢的蒙牛乳制品，从高端产品特仑苏到低端产品百利包，都在消费。最近也有记者对此进行过明察暗访。同时，我们40多个生产基地都有国家派驻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看着、听着、监督着。

10月16日，24家中外媒体（其中，国外媒体9家，港澳台媒体8家，大陆媒体7家）的39名记者走进蒙牛，依次参观了中国第一个万头奶牛现代牧场，全球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总部第六期生产线，全球最大的乳品研发中心之一……看完之后，90%以上的记者表示“震惊”。他们当即得出结论：在这次事件中，这样的企业不可能存在主观故意。

上述情节足以说明到底是否“潜规则”，到底知不知情。

2. “出口牛奶”与“本土牛奶”

有网友问，蒙牛最好的牛奶是不是都卖给了港澳人和外国人？

其实，蒙牛生产的最好的牛奶，95%以上卖给了中国内地的消费者，用于出口的只是零头。

在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牧场的类型。

［资料］中国目前的奶牛养殖模式主要有5种：

第一种，是万头中以上的超大型现代牧场，目前全国投入运营的有5座（每座规模为1万头至3万头），仅蒙牛有。来自该类牧场的原奶占蒙牛奶源的8%左右。

第二种，是千头中以上的大型现代牧场。来自该类牧场的原奶占蒙牛总奶源的15%左右。

第三种，是200头至1000头牛的中型现代牧场。来自该类牧场的原奶占蒙牛总奶源的15%左右。

第四种，是一二百头牛的小型牧场。这里面现代饲养方式与传统饲养方式各占一半。来自该类牧场的原奶占蒙牛总奶源的20%左右。

第五种，是“分散饲养，集中挤奶”的传统模式，即一家一户分别散养若干头，但都是将牛赶到指定的奶站统一挤奶。该类模式所供原奶占蒙牛总奶源的40%左右。

目前，蒙牛来自现代牧场的奶源占比达60%左右。

与传统牧场相比，现代牧场具有五个特点：一是TMR饲喂；二是全封闭的机械化挤奶；三是规模养殖，分群饲养（即泌乳牛、青年牛、犊牛、干奶牛分别饲养）；四是选用国内顶级种公牛进行人工冷配；五是牧场全封闭管理，杜绝疫病侵入。

在过去9年中，蒙牛大力度扶持奶农养殖奶牛，如发放种草补贴、推进品种改良、推导疫病防治、提供养牛保险、培训现代养殖技术等，仅发放的养牛贷款每年就达1亿元以上……

由上可知，牧场的类型不同，导致原奶的成本不同；原奶的成本不同导致产品的价格不同——高端奶售价常常是普通奶的几倍！

高成本的高端奶卖给了谁？绝大部分卖给了内地消费者，仅有一部分出口到国外及港澳地区（港澳牛奶售价通常是内地的2~3倍）——这可以从一组对比性数据中看出：2007年，蒙牛总销售收入为213亿多元，出口收入仅为0.85亿元，由此可以推知，制作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原奶在蒙牛奶源总量中所占比重不会超过0.4%；而在蒙牛奶源总量中，仅万头牛以上的超大型现代牧场所产原奶就占了8%左右，现代规模牧场所产原奶则占了60%。

换句话说，蒙牛在内地市场上所销售的是全品相产品，既有用现代牧场高成本原奶制作的高端产品，也有用传统牧场较低成本原奶制作的普通产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购买能力及购买意愿，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同时，不同成本的原料导致不同价位的产品，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食品行业，而且广泛存在于制造、服务各行业。因此，这里面存在的只是差异化产品以及差异化选择，并不存在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蒙牛乳制品的安全标准都是一样的。

四、大灾大救

三鹿事件爆发后，患病儿童的康复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整顿乳业、保障食品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大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指示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针对不法分子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个别企业在发现问题后晚报瞒报的现象，温家宝总理在探望患儿后所发表的谈话振聋发聩：一切环节都要“讲良心”！

内蒙古乳业在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我整治行动。

1. 善后：第一时间作出承诺，保障婴幼儿安全

蒙牛虽然去年销售收入排在行业第一，但属于“大品牌，小奶粉”（奶粉业务主要是为了调节奶源淡旺季平衡，将旺季过剩原奶加工为奶粉）。蒙牛奶粉（业务）本身就小，而婴幼儿奶粉产量则位居行业第24位。在本次出问题的婴幼儿奶粉中，蒙牛问题奶粉的数量不及出问题前五家企业任意一家的1/20，同时，蒙牛的含量也是较低的。另外，在香港对乳制品的首次检测中，抽检蒙牛36个批次的产品，36个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其后又多次检验，蒙牛合格率均达100%。

部分婴幼儿奶粉被检出问题后，蒙牛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承担责任的承诺，并及时召开了董事会和全员大会，给经营团队指明了责任和方向。对有关人员该处理的处理，该撤职的撤职。

2. 堵漏：检验从零起步，“倒奶”形如“倒血”

三聚氰胺检验是中国乳业前所未遇的新课题，此前整个行业对此都处于“无意识，无手段，无标准”状态。

以蒙牛为例，事件爆发后，集团40多个生产基地的原有检验设备中可转用于检验三聚氰胺的设备只有10台，试剂则根本没有，等于“从零起步”。紧急采购！但在“打了几百个电话，跑遍几十个厂商”抢购回26套设备后，相关设备、药剂在国内再也买不到，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紧急寻购。

第一周，设备来不了，检验能力不足，但又不能把未经检验的原奶投入生产，这时候只好倒掉，我们总共倒了近3万吨原奶，相当于1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约损失1亿元。这些损失，我们已向奶农承诺，国家或蒙牛将全部承担。

由于三聚氰胺检验设备不足、检验时间长，在全国各个生产基地前，候检的奶车都排起了长队。

往往只检完前面20%奶车里的牛奶，后面80%的奶车里的牛奶就已经坏了，只好倒掉。

天阴沉沉的，不见太阳。一位奶车司机木然地看着汩汩流淌在地上的牛奶，“唉！”一声叹息，刺痛了周围人的耳膜……

从白天到晚上，一车车牛奶倒个不停。

原奶运作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奶牛一天需挤奶三次，每一次，奶农都是把奶牛赶到奶站进行统一挤奶；挤好的奶集中存放在奶站的制冷罐中降温到4℃左右；然后，再由奶车把制冷罐中已经降温的牛奶一次次地运送到企业。由于检验速度慢，奶车没有及时返回来，制冷罐就被撑满了，于是无法按正常的节奏继续接受新的牛奶，被迫关站，结果导致奶牛“挤了上顿，挤不了下顿”。奶牛贮满牛奶的乳房是不能等的。没办法，全国各地被“堵塞”的奶站只好将牛奶直接排地。

为了迅速扩大检验能力，不让奶农继续倒奶，集团分布于全国40多个生产基地几乎联系了国内所有具备检验潜力（进一步开发可转化为“能力”）的机构；仅在呼和浩特地区，就联系了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农科院、疾控中心、药检所、产检所7家机构……

公司乌兰浩特生产基地，工厂没有检验三聚氰胺的设备，所在城市也没有。无奈，只能将样本送到500公里之外的长春进行检验，这样，等检验完毕，已经是12个小时之后的事了，即使检验不含三聚氰胺，其他指标也不符合质量标准了，牛奶只能统统倒掉。

公司保定生产基地需要送样到北京检验。

包头、巴盟需要送样到呼和浩特市进行检验。

山西大同、雁门、山阴，都需把样本送到集团总部和林格尔生产基地进行检验……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李毅中部长的话真实地道出了这种窘境：“在现行的国际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中均未规定三聚氰胺指标及相应的检测方法。目前有关方面已着手制订《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正在征求意见，相关国家标准正在报批中……”

“鲜奶和奶制品质量检测是目前乳制品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检测设备不足。绝大多数企业缺少检测三聚氰胺的仪器，对原料奶、产成品的检验要委托少数专门机构承担，样品多、效率低、耗时长。二是检测技术单一，检测成本较高，检测速度慢。一个批次的检测需要2~3个小时才能得出结果，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影响。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研发奶制品中蛋白质和三聚氰胺含量的快速检验方法和仪器设备……”

3. 救奶：全国总动员

在此危急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积极措施，果断作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多项举措。几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驻生产第一线，与我们一起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克服困难，相关部委的所有司局几乎夜夜灯火通明，许多个夜晚，他们在半夜两三点依然召集会议，找来企业了解情况、给予支持。从中央到地方财政，从贴息贷款到政府直接补贴再到资金封闭运行，在企业尚未提出之时，这些方案都已经完整出台；企业提出的困难和需求，政府部门几乎都在第一时间给予响应，中央部委的电话，往往因为企业的困难而直接打到了最基层的工作单位。一个多月以来，奶业风波所引发的国务院专门会议、高层领导的关注与批示以及参与执法、行动的部委数目，应该说都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着全社会展开的这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监管行动，同时也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挽救行动。中国的民族乳业品牌如果不从这次危机中崛起而新生，我们这一代乳业人，可以说是万死莫赎。

内蒙古作为我国乳业核心区，自治区、市、县、乡所有第一负责人都直接扑到了乳业上。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多次召集专题会议，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严厉打击制售三聚氰胺的元凶以及在收购储运环节添加此物的不法分子，并采取日报制度，确保食品安全；为了保障奶农利益和奶源安全，在征得国家质检总局的同意后，自治区政府还创造性地推出了“三盯一封闭”的重要举措：人盯牛，人盯站，人盯车，全过程封闭运行。为此，蒙牛陆续派出8000多名员工到这场确保“万无一失”的战斗中，为奶农与消费者同时保障了安全。

在奶站装满牛奶后，对每辆奶车的罐口都要进行严格铅封（一次性的），到了工厂后才可以启封开罐。

交完奶后，奶罐车在这里统一接受“三洗”：酸洗一遍，碱洗一遍，开水和蒸汽烫一遍。这一做法由蒙牛于2000年在全国首创，保证后续奶源在这个环节不受微生物感染。据有关资料显示，洗与不洗，细菌数相差60倍。

目前，蒙牛集团已新购入5000多万元的设备和试剂，设置了四道检验关：第一道关，原奶批批检验；第二道关，辅料批批检验；第三道关，成品批批检验；第四道关，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成品进行抽检或复检。

五、大治大兴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战争年代靠军队，和平年代靠商队。

中国乳业是年轻的产业，幼稚的民族企业是在曲折中前进。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民族乳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治”，管理更严整，链条更完善，从“田园到餐桌”的安全体系进一步确立。200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乳制品及含乳食品中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的公告》，这成为乳品安全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

拿蒙牛来说，解决奶源安全问题，我们正在两条腿走路——

一是大力推进牧场现代化建设，除了发展万头、千头、百头现代牧场以及养殖小区，还将着力推进奶联社等养殖模式。

二是加强奶站管理，除了上面所说的“三盯一封闭”，我们还准备给奶站安装摄像头，24小时监控，让掺假没有机会；同时，条件成熟时，可让奶农以奶牛及奶站入股企业，形成奶农与企业“利益一体”的新型股份制模式。

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食品始终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永续循环的生态圈里，食品企业既要与上下游的市民、农民、股民、网民形成一个无断裂、无缝隙、无障碍的“封闭型责任体系”，又要与这“四民”结成一个共生、共享、供应的“均衡型利益体系”——只有这两个体系都强、都赢，构成一对“平行轨”，食品安全的“火车”才能真正跑起来。

我相信，一个犯过错误的企业、犯过错误的行业，一旦重新站起来，那就不再是“旧我”，而是一个千恩万谢、千思百虑、千方百计向全社会赎罪的“新我”。

大治之后，必大崛！

六、民族阵线

1. 另一种险境

在日常交流中，理事和同学问到战略的事，我能说清；问到运营的事，我有时就解答不了。为什么？因为2006年2月我就辞去了主持日常经营事务的总裁一职（这一方面是受联想控股柳传志总裁和万科王石主席的影响和指点，另一方面也是顺应国际大公司两权分离的惯例作出的决定），不久将企业法人代表资格也交给了总裁。根据工作进度，我从当年一月参加一次生产经营例会渐进到现在半年只听一次会，所以，运营上的具体事情，了解得不全面。在此还请谅解了。

“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乳业的耻辱，蒙牛的耻辱，我的耻辱。它打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链，一夜之间让人们开始“倒过来看世界”。

网上有不少质疑和谩骂，这我都能理解；过去信之愈深，今天责之愈切。不过，网上的留言，成分也很复杂。如有人就给我造了个假博客，又有人给我女儿也造了一个假博客，他们还不断往我的真博客里发布诽谤性评论，我不清楚这背后的主谋到底是什么人。

股价暴跌，导致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的股票也面临被出售的危险。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面编织谎言，一面张口以待……

能不能及时筹足资金，撤换回被质押在外国机构里的股份，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超越常规的信任

得知蒙牛所处的窘境，为了防止境外机构恶意收购，柳传志总裁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

新东方俞敏洪董事长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老牛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

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同时派人来企业了解情况，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取。

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表示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

香港的欧亚平联系境内的王兵等长江商学院的同学，还买了许多蒙牛股票，以支撑和拉升股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早前预定了访问蒙牛的日程。事件发生后，他们坚定地表示，预定行程不变，率团带来40多位经济学家……

90%以上的理事、同学从不同的角度，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些行动，这些声音，很大程度上已经上升为一种民族阵线的增援。正如联想的柳总所言：“我们不只是相信老牛、支持蒙牛，我们还看到了你身后几百万牛农的生计问题（不杀牛，不倒奶），几亿消费者的安全问题。”

在用友客户大会及达沃斯年会之后，刘东华社长给我打电话说，各理事成员纷纷给他打电话表示相信老牛、支持蒙牛，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东华社长还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当社长十几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多人在一件事上这么齐心、这么主动的情况……

理事们、同学们的高度信任，说实话，让我既感动，又惭愧。在此，我也提醒各位理事、同学，一定要以蒙牛为鉴，防范类似风险。至于蒙牛（老牛控股），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在这里，再一次向大家鞠躬致谢了！

3. 老牛将用行动感恩

东华社长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说：“越是老牛周围的人、越是熟悉老牛的人，包括他的团队、员工、业务合作者，遇到事情就越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他；而那些不熟悉、不了解、没有业务往来的人，也是在这件事上最容易误读、误解老牛和蒙牛的人，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他的团队跟着他那么发力干，就是因为相信他对自己常说的‘产品即人品’、‘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为国家打造一个百年老店，为民族创建一个世界品牌’这些话是认真的。当然，老牛这个人‘乐于分享，追求共赢’的价值观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感到快乐。”

危难见真情。我最感激的是那些了解我的人在此危难时刻给予我的高度信任。你们都知道，我从小没有亲爹娘，小时候差点冻死、饿死在街头，要不是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好制度、好环境，哪有出头之日？现在股能捐、权能让、慈能行、活照干，所剩无几，只留使命！

先前曾有同学私下议论老牛是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实都不是。我是一个干粗活出身的人，没念过太多的书。小事不全明白，大事不全糊涂。在国有企业干的时候，老婆才30岁出头，就让回家了，怕她成为企业的特殊员工。创立蒙牛后，直系亲属都不准进公司。我的儿子、儿媳、女儿，至今没有固定的职业，总是东打一天工，西打一天工。我们全家四口人，没有一个是持有外国卡的。在呼和浩特之外，我也没有买过一处房产。

有位理事曾说：“老牛这人的特点是‘只要有想法，就会有做法；只要有看法，就能找办法’，因此，老牛常常被央视选为创业路上的拓荒代表，成为给青年励志创业节目干活最多的人之一……实际上，媒体动员我们各位上镜的主要理由，就是你不能只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也要为中国产生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企业多作贡献、多投时间。”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添了这么多的麻烦，我最想对大家说的是，我为有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的兄弟、朋友、亲人而骄傲，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们每一句温暖的话、每一次热切的行动，甚至每一个信任的眼神，都让我眼圈发热、回味再三……在这心灵流浪的日子里，是你们给了我“家”的感觉……无以为报，唯有行动！我将沉下心来，发扬创业精神，用实际行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们的深情厚谊通过蒙牛的“再生之身”传递给生态圈里千千万万的人们，虽然企业有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我们绝不让诚信受损失！

眼下全球经济遇冷，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逐步放大，请大家一定汲取我们乳品行业这个反面教训，举一反三，以坚定的决心、饱满的信心渡过这场危机，同时，也不忘“缝好棉衣，准备过冬”。

再拜！

牛根生

2008年10月19日

背景回顾

1998年，穷苦出身的牛根生被伊利乳业从副总裁的位置上赶走；次年，他另起炉灶打造蒙牛，在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起步；到2007年年底，销售收入达到213.18亿元。

然而，2008年，中国乳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地震源自一种“化学武器”三聚氰胺。整个中国乳业遭受重创，蒙牛、伊利、光明三巨头总共亏损近30亿元。蒙牛飞速发展的趋势戛然而止，更令蒙牛担心的是，高增长预期化为泡影之后，摩根士丹利、花旗、瑞银等国际投行开始逆市增持蒙牛股权。而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一部分蒙牛股权（此部分股权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4.5％）可能会被动出售，蒙牛控制权很可能旁落。

在企业控制权不保，甚至企业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之际，牛根生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因此，他以此“万言书”和眼泪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诸好友求救。

信件解读

【推卸责任】：问题不在蒙牛，蒙牛毫不知情

在信中，牛根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三聚氰胺的问题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不仅内资品牌有，外资品牌也有；不仅存在于乳业，含乳产品甚至整个食品产业都有，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问题不是出现在蒙牛身上，“问题出在奶源环节”，是一小撮不法个体奶农在奶源中添加造成的，而且“传到内蒙古的时间要晚一些”。蒙牛有严格的质量流程，责任只是没能检出毒奶，属于管理疏忽；蒙牛的整个团队对毒奶并不知情，牛根生本人也不知情。

化解危机，很多企业也许都会选择这种轻飘飘的“打太极拳”的方式。但是，选择承担责任还是推卸责任，最重要的不是能否撇清自己——事实上，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任何出现问题的企业都是无法也不可能撇清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能否认可企业作出的姿态。

如果企业的态度有问题，就很容易给公众造成推卸责任、敷衍了事的印象，难免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在这一点上，国内企业可以借鉴一下危机公关案例中的经典——美国强生公司的“泰诺门”。

1982年，有人服用强生公司的泰诺药片中毒死亡，媒体大肆渲染，引发恐慌。强生公司组成了危机公关团队，并很快查明是有人故意投毒，责任并不在强生公司。同时，强生公司还是紧急召回并销毁市场上所有的泰诺片，损失高达1亿美元，还连续做广告道歉并提醒公众停止使用泰诺产品。尽管此事为人为因素，但是强生依然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了赔付。凭着这些努力，强生在事后5个月就收复了事前70%的市场份额。

消费者是苛刻的，又是宽容的，是容易被感动的，而不是容易被“糊弄”的。一个企业出了问题，只要本着坦诚、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相信会很快得到消费者的谅解。

【补救措施】：列举蒙牛补救措施，打消消费者疑虑

牛根生指出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蒙牛第一时间作出了许多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作出了承担责任的承诺，并及时召开了董事会和全员大会，处理了相关人员；完善检验机制，设置“四关”检验，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放松标准，并为遭受损失的奶农“买单”；首创“三洗法”，保证后续奶源在这个环节不受微生物感染。

相信信中所列举的这些举措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蒙牛正在用心做的。列举出这些措施的做法其实很明智，也很有正面效果。企业发生危机，如果本着不避讳、不欺骗，而积极主动地去承担责任，挽回损失的做法，是很容易取得成效的。因为实实在在的措施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与站出来大喊“我敢保证，没有问题牛奶”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商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规模多么大的公司，其产品也难免出现瑕疵，及时承担责任，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不仅不会失去消费者，反而能为自己的形象加分，甚至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比如，2009年8月丰田就因其生产的汽车刹车踏板存在安全隐患而大规模召回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企业有责任心的表现。

【民族阵线】：急切求助，大打民族牌

在信中，牛根生高举民族品牌旗帜，试图说明“救蒙牛”的必要性。蒙牛应该救，这是肯定的，因为蒙牛背后是千千万万奶农的生计和利益，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但是，用企业责任绑架民族品牌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当时的蒙牛很危险，股价暴跌，价值缩水。资本大鳄蠢蠢欲动，牛根生高管层的控制权面临被夺走的危险，能不能及时筹足资金，确实关系到管理层在企业里话语权的存亡，但跟民族品牌是扯不上关系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优胜劣汰，蒙牛即使倒了，也可以再站起别的民族品牌，会有新的民族品牌取而代之。

更何况，蒙牛背后的股权结构，外资占很大比重，实际控制人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总部在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捷利中心10楼1001室，这能算民族品牌？当然，全球化导致民族企业难分真假，或许在蒙牛人看来，自己就是一家民族品牌，在国外注册是为了避税。蒙牛2007年的年报显示：“于2007年，21家子公司享受税务减免。该等获税务减免的子公司之应课税利润合计约人民币11.34亿元。”

但是，民族品牌这张牌不要轻易去打。民族品牌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做不到这一点或者犯了错误，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同情。这才合乎情理，合乎法律，市场是不相信眼泪的。

【信件回音】

总体来说，这封信应该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封信的时机掌握得不够好，牛根生作为中国企业界的“道德长者”，一向以责任感著称，包括他的“裸捐”行为，一度成为人们眼中的楷模。然而“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他并没有及时站出来，等到危机将要结束的时候却又发出这封信，难免会让人们误解当初是心虚没有担当，现在则仅仅是为了企业而不是为了整个行业和消费者而“流泪”。

另外，这篇信的内容也值得商榷，尽管感情丰富，但感觉还是有些公文风格。而一篇公文风格的官样文章在这个时候发出来，注定会被冷嘲热讽。因为任何辩白在受害的消费者面前都是苍白的。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牛根生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及时露面，真诚地为整个乳业的过失道歉忏悔，不是为蒙牛而是为行业未来忧患流泪，才是有大胸怀、有行业领袖气质的表现，才能真正为自己增分。

专家点评

点评人：

李翔《财经天下》周刊主编，曾任《时尚先生》总编辑、《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有包括《商业领袖访谈录》、《商业的心灵》、《沸腾的十年》、《谁更了解中国》、《与商业明星一起旅行》等多部作品。 VNl1wsFfItnRBUveupqMX4k8mADQSu3OSOfAHRhixpwOByYPcSXv+7uYoQtYIe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