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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珠芳及党委成员：
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我们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和接受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解放自己。为此，我们使用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作一次演示，让大家看到高雅的生活无处不在。这些生活方式在北京和上海已经比较普遍，只要多花一些钱就可以实现。
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有效工作的，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我们不要再把绅士风度、淑女精神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而自以粗鄙为荣。我们还应该看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自律，它们的社会道德风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欧美国家的人，大多数不嫉妒别人的成功，也不对自己的处境自卑，而且和谐相处。华为的员工有这个经济基础，也有条件比国人先走一步，做一个乐观、开放、自律、正派的人，给周边做个表率。但当前一部分华为人反映出来的现象恰恰相反。有些人表现得奢侈、张狂，在小区及社会上咄咄逼人，不仅自己，他的家人也趾高气扬；还有一部分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的眼光，紧紧地捂着自己的钱袋子……这些，都不是华为精神。
这些人是不适合担任行政管理职位的，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一定萎靡不振。我们要引导员工懂得高雅的文化与生活，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时也要牢记，唯有奋斗才会有益于社会。
人生是美好的，美好并非洁白无瑕。在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闹得像海啸一样奔放。那些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簇，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的存在。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要有满足感，不要攀比。例如：有人少壮不努力，有人十年寒窗苦；有人清晨起早锻炼身体好，有人老睡懒觉，体质差；有人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脑子无论何时何地都像车轱辘一样转，而有人没有做到这样。
待遇和处境能一样吗？你们没有对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种满足感，就会不断地折磨自己，痛苦着，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不是宿命，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
我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放，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自我娱乐，通过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公司不予任何补贴，凡是有补贴的活动，只要不再补贴了，这项活动就死亡了。“青春之歌”是一个好的名字，一歌、二歌、三歌……各具特色，吸引着不同性格与生活取向的人。员工在这些活动中锻炼了自己，舒缓了压力，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消除自闭和自傲。
只要这些活动不议论政治，不触犯法律，不违反道德规范，我们不去干预。一旦违规，我们可以对有关员工免除其行政职务，以及采取辞退等方式来解决。总之，释放员工的郁闷，应通过多种渠道，靠组织是无能为力的。
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有太多的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是弱项，常被家人取笑为小学生水平，若我全力以赴去提升那些弱的方面，也许我就做不了CEO了，我是集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组织也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
克服缺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往往远大于强化优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只有自信才会更加开放与合作，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员工往往不知道这一点。有些员工在正要出成绩的时候，仍不相信实践出真知、出将军，突然一下子要去考研。当然，当他全副武装归来的时候，正碰上我们打扫战场。要因势利导，使他们明白奋斗的乐趣、人生的乐趣。徐直军（华为副总裁）经常在周末、平时的深夜和一大批人喝茶，谈谈业务，谈谈未来，沟通沟通心里的想法，这种方法十分好。我们的主管不妨每月与自己的下属喝喝茶，明确传达一下自己对工作的理解和认识，使上、下都明白如何去操作。
我曾经想写一篇题为《快乐的人生》的文章，以献给华为患忧郁症、焦虑症的朋友们，但一直没有时间。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焦虑症和忧郁症的困境！
1988年，44岁的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起初的注册资金仅2.4万元人民币。公司最初从事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工作，到2011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榜单中名列第一。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显示，华为排名上升至351位，营业收入27355.7万美元。
然而，华为高速发展的过程却并不平静。公司不断有员工因工作压力过大或者其他心理问题而选择自缢、跳楼等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惋惜年轻生命消逝的同时，许多人质疑华为的“床垫文化”、“狼性文化”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要求员工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发挥到最大值是不合理的，不少人呼吁企业的社会责任。
任正非对员工这种非正常的离开方式，肯定极其悲痛和惋惜。他本人也曾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对这种绝不令人愉快的经历体会至深，因此他用一封饱含深情的信，来传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并期望自己的员工能够快乐、平安地度过一生。
【解放自己】：解放自己，懂得高雅生活，享受人生
华为的员工待遇优厚，在业内是比较有名的，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年终奖、配股等薪酬方式。刚毕业的本科生进入华为的起薪标准为6000元/月左右，研究生为8000元/月左右，海外员工的收入会更高。华为2010年年报显示，2009年公司在雇员费用方面的支出是306亿元，以华为11万员工计算，其员工平均年薪近28万元。另外，在华为有六成员工持有公司股票，可以享受公司业绩增长所带来的盈利。
当然，高薪背后也是高压力，“床垫文化”就是华为高压力的表现。然而，高压力并不必然形成忧郁症、焦虑症，更不是必然带来自杀现象。人要学会缓解压力，学会积极面对生活。比如，在压抑或者精神空虚的时候多去公园散步，多读书、看电影、下棋、运动等等。对于收入相对较高的华为员工来说，完全可以选择一种高雅的生活习惯，参加一些积极的文化活动，从而享受人生。
人们可能暂时无法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认识到幸福生活的真正含义。幸福的生活绝不是把赚钱当作唯一的目的，对待金钱既不能做守财奴也不能奢侈张狂，而是要让金钱服务于自己的生活，提高生活品质，愉悦身心。
任正非认为华为的员工具备提高生活品质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选择高雅的、幸福乐观的生活，而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导致抑郁症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正视现实】：自信豁达地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存在
华为倡导“狼性文化”，“狼性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竞争激烈，华为对个人绩效考核很严格，而且在华为不“拼命”就无法“出人头地”。员工们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相当于半个家。在这种工作氛围中，员工更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盲目攀比。
比如，有的新员工刚进入华为拿到月薪7000多元，开始很高兴，但发现公司甚至同部门的同事月薪有更高的，比如有上万的，甚至几万的，然后心理就不平衡，感到压抑生气。这完全没有必要，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要学会正视现实，要学会豁达面对得失。
再比如，跟老员工比起来，新员工的收入可能暂时买不起房，那也不用着急，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很多华为人都是工作3年甚至5年后才买房，慢慢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要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缺点上，跟自己较劲。要自信，要发挥自己的优点。如果简单认为80后的年轻员工不够职业化或者心理承受能力差，那是片面的，他们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往往也更加敏感，是抑郁症患者的高发群体。因此，引导他们以自信豁达的态度对待工作生活是很有必要的。
豁达自信地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是避免钻牛角尖、自己折磨自己的有效方式。面对差距或者自己的弱点，多想想自己的优势。炒股赔了，钱可以再赚；恋爱失败，可以再找，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必要自杀。多想想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就会更珍惜生命。
【沟通疏导】：管理层要善于和员工沟通疏导
对于精力严重透支的研发人员和工程师们来说，“狼性文化”指导之下的工作状态带来的除了高工资，或许就只剩下疲惫和压力了。如何缓解员工的心理压力，疏导不良情绪，是管理者们不可忽视的问题。人性文化的缺失往往会直接导致员工们心理受损，而心理受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极端的，会选择结束生命。
如何让员工们理解奋斗的乐趣、人生的乐趣？任正非为管理者们开出了一剂药方，那就是“沟通”。华为作为一家“等级森严”的企业，缺乏沟通文化，这导致企业的管理者们往往试图通过各种组织调整和会议来解决所有问题，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能只做一个传达老总命令的“传声筒”，那样还不如公司出钱买一只高音喇叭。良好的沟通应该是一种双向活动，管理者不仅要懂得“管”，还要学会“疏”，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波动或者心理情况，通过疏导，将问题消弭于无形。
中层管理者的作用尤为重要，中层对于企业，恰如一个人的腰一样，承上启下，是要上达大脑、下接地气的。如果中层跟员工的沟通不畅，那么就像一个人患上半身不遂，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还会滋生其他问题。
任正非在信中提出管理者要善于沟通，对员工要因势利导，使他们明白奋斗的乐趣、人生的乐趣。他提到一起喝茶、谈心等做法，希望管理者能够借鉴。其实，他本人通过写信来沟通的方式，效果也是很好的。
对于老总的这封信，华为的员工还是很认可的。许多员工认为，这封信的观点很积极，引导的方向也很正确，这说明高层在关心员工，在重视这个问题。社会上对于华为企业文化和公司制度的批评声音比较大，但实际上外界对华为的看法并不客观，有些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将华为妖魔化了。
还有一些老总表示，很支持任正非鼓励员工要积极乐观面对人生的行为。每个人的一生都很短暂，员工和领导者在善待别人的同时，也就善待了自己。企业和员工之间不应是简单的工作关系，员工应该把企业当成家，企业也应把员工当成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面对国内外同产业竞争，想要做得比别人好，肯定要付出更多一点。华为员工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是看个人怎么排解。公司管理层要重视对员工心理的辅导，设法为员工减负。
2008年3月6日中午，又有一名华为员工跳楼自杀了。而在之前的短短两年时间内，已经陆续有7名华为的员工自杀或猝死。一时间，对华为公司“吃人的狼性文化”的批判声汹涌澎湃。
对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过早地离去，我们自然是万分痛惜。但我们据此去全盘否定华为的企业文化，甚至妖魔化任正非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又是否合适呢？
我们总结那些被有些人痛斥的华为企业文化，会发现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心怀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队合作、善抓机遇、果断出击……这些行为和思想特征，放在几十年前，是备受赞誉和弘扬的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和铁人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备受诟病呢？不能因为几个自杀的特例，就把华为看成一个人间炼狱，并因此全盘否定这些优秀的传统精神。
在华为公司，谁最有理由自杀？是其创始人任正非！因为家境贫穷，高三时他还没穿过衬衫，自卑可以让他自杀；到40多岁时，他一事无成，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穷困可以让他自杀；在1987年刚创业的5年时间内，他四处奔波却求贷无门，无助可以让他自杀；此后，他在国企和外资的前堵后截中苦觅一线生机，绝望可以让他自杀；2007年年底，华为的世界头号劲敌思科宣布，今后5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60亿美元，准备和华为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威胁可以让他自杀……但任正非没有这样做。
别以为任正非是一个心坚如钢的硬汉，其实他也曾有过特别软弱和绝望的时候，在信中，他透露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甚至一度无法自我排解从而必须依靠医生的帮助。是肩负的责任和不服输的性格，使他最终从忧郁中重新站了起来。
从某种程度来说，华为公司所在的深圳市，是一座忧郁和焦虑的城市。据深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名列第一；其中，抑郁症发生率为7%，远远超过全球抑郁症3.1%的发生率；焦虑障碍患病率为9.94%，这意味着深圳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同时，深圳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高。
像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呢？
首先，是产业竞争惨烈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建议，华为公司实行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午餐过后再来点下午茶、晚上不用加班全部去卡拉OK、高管每年到国外去舒适地度假……这样不用3年，华为就必将会被国有垄断企业和国外行业巨头一起扼杀了。到时，舒适的华为人会一起步入绝境之中。正是因为时刻不离的危机感，让任正非和每一位华为人始终精神紧绷、不敢懈怠。
其次，是日益剧增的生存成本带给白领们的恐慌感。拿房价来说，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近几年来是数倍地往上翻腾。另外，白领们还要想方设法买更好的小车，要为忽上忽下的股价提心吊胆，要为下一代昂贵的教育费未雨绸缪……如此种种，让白领们在焦虑中停不下自己的脚步。
再者，现代年轻人的责任感和心理自我调解能力越来越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灌输和培养，很多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便充满挫折感，最后选择了自暴自弃。
惨烈的产业竞争环境，决定了华为之类的高科技公司必须进一步加强艰苦奋斗的作风。但在此前提下，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无所作为了。时代在进步，能不能把几十年前的无私奉献改为尽可能的有私奉献？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否能积极地为自己的员工创造发泄压力和加强沟通的渠道和条件？
从政府层面而言，能否尽到自己职责，对股市、房市、车市、教育等这些和白领们休戚相关的行业进行有力的政策调控，从而避免白领们在奔向小康生活的大道上一不小心滑向房奴、车奴等的困境之中？
而至为关键的，是年轻人如何加强自身的心理调解能力。受此困惑的任正非为自己的员工们想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那些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簇，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
如果景山公园快乐的老人们还不能治愈好你的忧郁症，那也没必要跳楼，完全可以学习广告中一蹦一跳的黄健翔，高高兴兴地跳槽去吧！你可以暂时放低自己的生活欲望和要求，找一家待遇和压力都低得多的企业去舒缓一下神经。
等重振精神后，你可以再回到华为，重新陪那个叫任正非的老头一起拼命去！
点评人：
师永刚曾从军15载，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等20多本画传。另有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解密凤凰》，研究《读者》杂志的《解密读者》，研究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兔子先生》与美国《时代》周刊的传记《中国时代》等。现为南京大学等数所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