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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重视促使万达回归
当年离开足球时，大家觉得一个成绩最好的俱乐部不干了，可能会有点儿遗憾。我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还做了一期节目。今天回归足球，可能更多的是带给人们一点期许，觉得万达愿意回归，至少是一个好的兆头。这说明大家对足球现在还是关心的。但是你说（万达回归）有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
促成这次回归，核心理由是两点：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接见了容志行。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前后两次发表谈话。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这就意味（足球）是向好的方向转化。第二点，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我注意到，只要有国家队、国奥队比赛，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我们竞技水平再烂，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运动。尽管这十几年竞技水平不高，但我觉得群众的真正热情还在。
最早是有关领导找我，要求我写一份对足球的建议。我花了两周时间找了一些人谈话，搞了一些调研，最后写了一个大概接近5000字的报告，这个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重新回归足球的一个转折点。净化中国足坛我觉得还要看，这是在总局层面和中央领导层面。这次回归足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到始于两年前的那场打黑运动。那次打黑，抓了这么多人，三个足协高层都被抓进去了。涉案人员从领导到中层、到裁判、到运动员、到俱乐部，这种大面积（治理）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要想真正使足坛净化，起码要在中央高层在体育总局始终保持这个高压态势。之所以我愿意回来，也是了解到今后的中超比赛、国内比赛，公安部门会始终参与。用高层领导的话讲就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信心。
公司里没什么不同的意见。每年公司都有几个亿的资金安排，做公益或做一些别的支持，无非就是往哪儿投的问题，没什么大争议。
5亿元是怎么来的
合同的基本框架协议书，几个月前就给足协了。其实我们跟总局和足协谈判花的时间很短。我们提出来的东西修改很少，拖了几个月再签，我想这可能是政府办事程序问题了。如果有人给我们送钱，可能我第二天就签了。他们这个我也能理解。开党组会，可能还得足协副主席都在“家”。体育总局再开会，可能也得正副局长都在一起。可能还有审批的时间，我想应该是程序问题。
5亿元是谈判的结果。首先谈的是冠名权，觉得6000万元就足够了。剩下的那些钱是大家一条条算的，青少年联赛大概花多少钱，女足大概要花多少钱，国家队（要花多少钱）。其他钱基本都有谱，就是两个数字我现在不能确定：一个就是送出去培训的球员，原来说40个，现在可能增加到60个，这个费用要跟欧洲俱乐部谈。第二个就是国家队目前还没有（给出数字）。所以5亿元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少于这个数字。这跟调研报告上的几个建议是吻合的。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不光有自己的想法，也找了一些记者、足球人座谈，大家觉得中国的症结就是在于基础不行，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写了一个建议，谈到青少年、女足、裁判问题和请高水平教练，另外就是小球员的发展。
总价值倒没有考虑。投5亿元就引起全国那么大关注，我觉得就已经值了。有些事情领导关注群众不关心，有些事情草根关注领导不在意，这个事情领导群众都关心，说明这个事情是好事，至少我觉得这就已经值了。如果我们真起了一个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带出来一批企业搞俱乐部或者搞别的（足球项目），那我觉得就更值了。11年前的万达实力还比较小，现在的万达收入过千亿。现在再来支持中国足球，最大的变化是实力剧增。
我们每年都有预算。再加上企业规模现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应该不算什么。
希望人们叫我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社会对万达回归足球的评价，）我想还是正面多一些。我看到一些评价，大家总体来讲是正面的。有一些人担心钱会不会又扔到水里去了，可能有人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足协。我倒是有一个预感，可能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中央的、企业家的、社会的，三个层面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了，现在应该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不过足球水平上不去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础设施确实差，每个城市的足球场比例太少了，我希望总局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有一些硬性规定。大企业投专业足球场还是很容易的，政府划拨土地，专业足球场纯建筑有两亿元就够了。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起一个敲门砖的作用。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让大家知道，过去最好的俱乐部老板又回来了，还愿意投这么多钱。希望通过我们的介入，带动更多的大企业来关心和支持中国足球。如果都是一些大企业搞足球就好了，毕竟是市场历练出来的，做事有规矩、有计划。
如果足球走势好，观众上座率高，可能我就会花更多的精力。我们公司计划性很强，今年又首度实行了模块式管理。完全是计划式管理，我几乎对业务上的事情（都不过问）。其实我本身可能大部分精力都在社会活动上。
以后人们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我就很满足了。所谓社会企业家，就是将社会贡献当作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努力去践行这些标准，这是我追求的。西方对企业家最高级的评价就是社会企业家。比如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挣很多钱，但是挣钱的目的最后是捐给社会。我宣布自己的90%的财产捐出来做基金，就是希望做一个示范吧，中国现在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缺的比较多。我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像美国企业一样。美国的慈善捐助93%来自民间、企业和个人，中国这块做得不好。美国社会捐赠相当于每年生产总值的3%~4%，咱们中国大概只有千分之零点五，每年社会捐赠只有GDP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差距太大，将来我可能更希望是提升这个目标。
王健林，1954年生，现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新财富》杂志发布的“2010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王健林以401.1亿元的财富列于榜首。然而，大多数人认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房地产生意，而是中国足球史上一支书写梦想与辉煌的球队——“大连万达”。
1994年，王健林受大连市体委的邀请，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当年夺得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甲A冠军。到他宣布退出足球的1998年，人们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诞生：大连万达获得了4个联赛冠军、1个联赛季军，以及至今没有球队打破的55场不败纪录。
然而，王朝的辉煌成了中国足球史上昙花一现的美好回忆。在1998年足协杯半决赛中，大连万达因裁判判罚了三个点球而最终惨遭淘汰，冲动的王健林当即宣布，大连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随后，王健林将球队转给了实德，经过一年过渡期，万达彻底跟足球说“Beybye”。
2011年6月，在阔别足坛12年之后，当年决绝离去的王健林又挟巨额资本回归。或许，这令他又爱又恨的中国足球，始终是他内心里放不下的责任。
【回归原因】：领导号召，社会需要
离去之时，王健林曾怒发冲冠，当年因为对于假球黑哨深恶痛绝，他曾出言讽刺：“中国有两个最臭的行业，一是股市，二是足球，用东北人的话说，是两个兽医抬头驴，没治了。”如今，“永远退出中国足坛”的余音仍在，“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王健林作为一个注重承诺的企业家，何以“食言”呢？
王健林给出了两个原因：一个是领导号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其实，作为一个正宗的球迷和一个心系社会的企业家来说，王健林的内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中国足球。当年，中国足球的环境可以用“泥沼”这个词来形容，对于那些说出“珍爱生命，远离足球”的人来说，内心的“愤”远远比不上“悲”来得猛烈，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足球，作为一项全民运动，真的是受到了全民的关切。
在2010年年中，王健林曾与足球评论员刘建宏聊过，他表达了自己回归足球的意愿。同时，体育总局也在为王健林的回归进行策划布局。到2011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亲自促成此事。至此，王健林的回归已经水到渠成。
“永久退出足球圈”的王健林，从来都没有忘记足球作为一项全民运动的影响力。在“看球已经危及生命的年代”，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可见，人们对于这项运动有多么喜爱。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振兴，王健林表示，“如果中国足球发展方向好，有好的项目，大连万达每年拿出几个亿支持中国足球，是很愿意的事情”，终于决定回归。
【价值衡量】：万达的投入是值得的
资本的力量是惊人的，即使在中国这个“半商业社会”。比如，接手广州中医药队的恒大，利用雄厚的资本优势，重金引进外援，重奖球员，用“赢球奖500万、平球奖100万”的金钱策略，将一支半死不活的降级球队硬生生变成了夺冠热门。
王健林向来出手大方，当年，万达俱乐部开赛前，王健林常常手提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在赛场上激励队员。其实，万达以前搞足球的同时也进行了企业宣传，甚至可以与政府进行利益置换。万达集团能够从偏安一隅的大连，变成如今全中国最有实力的、市值上千亿的地产企业，足球曾经功不可没。但如今，情况已经截然不同，钱对万达来讲已经成为数字，它不再需要用搞足球的方式来建造万达帝国了，搞足球，真的就是为了“搞足球”。
这一次回归足球，万达出手就是5个亿。然而，拿出这么多的资金来搞曾经给自己带来“心灵创伤”的足球运动，值得吗？
王健林认为是值得的，他认为，足球作为一个领导和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事业，投资它肯定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中国足球的根本要立足长远，除了制度改革，还要从青少年抓起，要靠整个社会的热情和关注，需要体育、教育、宣传等部门同心协力。如果万达的回归能够起到模范作用，感召其他企业也能加大对中国足球事业的投入，那就更有价值了。所以，王健林觉得这5亿元，花得值。也因此，12年前，他流着泪退出；12年后，他笑着归来。
【社会责任】：希望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相对于商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社会企业家”为理想驱动，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光想着赚钱，他们还致力于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王健林曾说，自己想做一名慈善家，希望被人评价为“社会企业家”。他带领的以“共创财富、公益社会”为企业使命的万达将承担社会责任的落脚点放在慈善公益上。万达集团在成立20多年间，社会捐款、公益投入超过10亿元，全国70多家子公司全部成立义工分站，所有员工都成为义工。此外，万达还出台文件规定员工的善行义举被视为工作成绩，会得到集团的提拔重用和奖励。种种善行，不胜枚举。
“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花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王健林一直认为，企业家赚钱和花钱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自己，第二层次是为事业、为成功，最高的层次是为他人和社会。
现在全球企业界的主流思想已经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做一个社会型的企业。倘若企业不能有效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不能更多地帮助社会，那么他们的存在就会失去价值支撑。一个企业家支配财富的方式才是衡量他是否真正成功的标准。
王健林说：“追求财富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为社会追求财富。”王健林正在身体力行，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王健林在信中告诉我们，他意识到财富的本质是用来帮助别人的。的确，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应当在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点和结合点。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必然的趋势，为富不仁的企业家会逐渐被社会淘汰。
也有企业家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是要量力而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一定非要一掷千金地捐款，比如有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实现了它的公益性，因为它解决了就业，带动了产业链。
中国的企业家们正在进化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他们考虑的问题已经从怎么赚钱到如何做慈善、环保和NGO，而社会中的王健林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世界正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
孔夫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连尧舜都难以企及的圣人之举。而在现代社会中，最有可能同时具有此种圣人情怀和能力的人群，除了政治家，便是企业家。
当今中国，总能看到如此怪象——企业家的善举收获的不是意想中的赞许，更多的是一片浑然不觉的冷淡与麻木，甚至如芒刺在背的怨恨目光。但很多人依然热衷于为慈善事业出工出力。
“万达集团如今已是一个资产上千亿元的企业，每年的销售额也有几千亿元，我个人的财富也已经有几百亿元，我为何还要拼命挣钱？”王健林表示，他立志要做一个全球华人最大的慈善基金，这个梦想让他继续奋斗、继续拼命赚钱。22年来，万达集团及王健林个人对社会的各项慈善公益捐助累计超过27亿元。
做慈善，需要的就是这种宗教般的情怀。
关于慈善捐款到底该以何种形式捐给何种对象，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王健林搞足球，不少人觉得：若是把这笔巨资捐给那些吃不起饭的人，或提供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不是更好吗？
中国自古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而对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来说，如何才能兼济天下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只要王健林的这笔巨额捐款来源合法，是出于真实愿望，捐款用途不违法而且符合公序良俗，我们又有什么好评说的呢？对于任何形式和任何数额的捐赠行为，我们都应献以掌声。
做慈善究竟能不能含有商业目的？或者能不能有商业回报？这也是中国慈善事业一个争论的焦点之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中国传统观念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做慈善的人就应该不张扬，更不能要求有回报。当商业模式进入慈善事业后，人们就认为是对慈善的一种亵渎，慈善已经不再高尚。
按照这种传统观念，慈善和商业是一对天生矛盾体——前者不求回报，后者却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泾渭分明。
在现代社会，有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义两者的关系。著名学者茅于轼就表示，慈善事业也可以商业化，社会责任投资可以让慈善和商业不再水火不相容，因为社会责任投资是以慈善为目的的一种商业行为。玻璃大王曹德旺也曾指出，慈善亦是商业。
显然，只有将慈善事业置身于成熟的商业运作之中，才能创造出真正辉煌的慈善业绩。凡是那些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的商人，都为全社会所敬重，他们的企业必然会受到消费者的关爱，口碑其实就是最大的利润。所以，全国工商联鼓励把慈善当成一种投资行为、一种商业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对那个帮助者有意义。
帮人就是帮自己。其实，在我们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
有人认为，王健林对足球事业的投入，可能会换来政府的好感，甚至能得到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好处。
这涉及一个政商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仅仅停留或维系在私人关系的层面，即企业家本人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交情。这种关系基本上都是企业家通过“请客送礼”等“难以放到台面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尤其容易滋生腐败。
鉴于“私人”型政企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很多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将这种“私人关系”转变为“组织关系”，即在组织层面建立与政府部门及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政府与企业双方互为利益相关者——一方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企业提供税收、解决就业和促进地方发展。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就是企业博取政府好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我国，很多企业都通过捐建希望小学、赞助体育盛会、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参与救灾捐赠、成立公益性基金等慈善活动，以达到博取政府的好感、信任与支付的目的。
联想、海尔、宝钢、华为等大型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以此来维护和各级政府的良好关系，很多企业领导人被推举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甚至直接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副部级的高官。这些无疑有助于新型政企关系的建立，并最终为企业争取各种政策资源。
政府所追求的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两者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重叠的部分。企业应该关注这些重叠的部分，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公关策略，同政府之间构建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尽量将自身与政府目标相契合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新形势下，企业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和依照政府的决策行事，二者也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行贿”与“受贿”的利益关系。某种程度上，企业与政府间良性且积极的互动决定了一些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点上，美国运通公司总裁堂源正的经验值得借鉴。堂源正在公司和家庭所在地——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几乎家喻户晓。除了他的旅游公司Azumano是当地最大的旅游公司这一因素外，他的“威名”几乎都来自在慈善事业上所做的努力。
在开展旅游业务的同时，堂源正把自己30％~40％的时间都花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上，每年在慈善方面投入15万美元。虽然堂源正强调自己投入慈善最主要的是出于心灵的需要，但是他承认他得到了为社区所付出的财富的两倍回报。
由于在当地政府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堂源正的旅游公司Azumano于2000年竞标获得了波特兰政府的旅游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政府的官员外出都要从Azumano公司订机票。仅此一项，Azumano公司每年能获得政府机票金额800万~900万美元10%的服务费。而在此之前，堂源正已与政府合作了6年。
同样，王健林对足球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投入，也能“顺带”促进政商关系的和谐紧密，从长远一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社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一定不会吝于投桃报李的。
和政府及官员尽量回避私人关系，极力增进组织关系，并热心公益事业，以此搭建新型的政商关系，这恐怕是现代企业家最明智的选择。
点评人：
师丽丹《企业观察家》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