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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
您好！
在新浪网上看到了你关于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也看到有许多网友们参加了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它关系到未来我们城市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关系到未来城市中每个人生活得是不是便捷、舒适。
今天上午，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你的观点得到了45％的支持，42％的反对，还有一部分观点不明确。同时，新浪网还把我的一篇博客文章《世界上还有8.5亿人晚上饿着肚子睡觉》放到了支持你的观点这一栏中。其实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呼应你提出的观点，更没有对你的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想法，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不赞成在新的城市规划中作功能分区，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这些观点的。
中国古代的城市面积都很小，人们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大部分都可以自给自足，对外界的依赖要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就有了北京城里“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还是依据《雅典宪章》，把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分区，参考的样板是英国大伦敦地区和莫斯科的城市规划。但从今天的现状来看，这两个被参考的样板也都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前不久，我们公司请来了伦敦市市长的规划顾问Richard Burdett。他说，伦敦正在检讨他们当年按功能分区规划城市所犯的错误，现在正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补救这种错误。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修一条地铁，贯穿泰晤士河五次，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通过地铁更好地融合起来，只有把不同的功能融合起来，不同阶层的人融合起来，才能解决目前大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偶然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规划学习的样板正是伦敦和莫斯科，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发展，几十年之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将和现在伦敦遇到的问题一样：交通拥挤。
几年前，也有房地产发展商提出他们建的是富人区，我想，这可能只是房地产发展商为了吸引客户打出来的广告而已。如果真正按这种指导思想去建设城市，一定会重复几十年前的错误，会让未来的交通更加拥挤。当我对这些房地产发展商提出我不同意这些观点的理由时，他们反问我说：“你愿意穷人家的小孩划你的奔驰车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宝马、奔驰。他们认为只有把富人和穷人分开，这样社会才能安全，才能和谐。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我甚至认为，任何社区都不能有围墙，因为社区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不能人为地把社区活生生地从这个有机体中割裂开来。而社区中大量的围墙就阻断了城市交通，让这个城市不方便，没有效率，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是社区的围墙使城市交通量剧烈增加。
也有人说，只有封闭的小区是安全的。正好相反，这样的小区反而是不安全的。虽然看起来整天有大量的保安、钢盔、警棒在维护安全，戒备森严，但再严密总会有疏漏的地方，而且从发案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监守自盗。而对一个开放的社区，全社会的人和无数双眼睛都在保护着你，监督着小偷，反而不利于小偷作案。
也有人说，把富人和穷人分开，社会就会和谐，因为穷人和富人的素质不一样。这种观点我也不认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会和谐。中国个人财富增长的历史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才开始的，说得更近一点，应该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才开始的。在此前，农民关心的是把自己的地种好，打下的粮食够下一年吃；城市的人更关心的是工资和奖金，工资和奖金也就是基本的生活费。在此之前，大家的财富都差不了多少，今天有一些人的财富多了，是因为他们的机会好、年轻，赶上了好时候。有一些人个人财富少一些，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机会不好；也有可能是产业升级把他所从事的行业淘汰了；或者是碰到困难，得了病；再或者是年纪大了；也有可能是正在成长、求学。在今天的社会，没有钱的人，只要努力，明天就有可能会变成有钱的人、财富多的人；而今天有财富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明天就会变成没钱的人，变成穷人。所以按照财富的多少来评判人的素质高低是不对的。
社会不和谐的最大根源就是贫富悬殊。当然，这种贫富的悬殊并不是房地产发展商盖房子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要划分穷人区和富人区造成的，但是，如果作为房地产发展商在建房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就会增加这种不和谐。美国有位作家总结了美国上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伟大城市的生和死》，这本书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他在书中总结出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应该有四个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城市功能一定要融合。
我们在开发SOHO现代城的社区时，尝试着把居住和办公楼融合；在开发建外SOHO时，我们让整个区域和城市融合，让建外SOHO成为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建外SOHO没有任何的围墙。10年的实践证明，这些尝试是成功的。
也许以前，我们并不能想象，今天我们可以如此方便地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人类的技术，甚至已经可以登上月球了。但在同一个城市，却高墙林立，保安森严，一些人永远无法进入那些被标榜的富人区里去。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实施过像我们国家实施的建经济适用房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的政策，但最后发现这样的结果出现了好多社会问题，这些区域渐渐变成了贫民窟，成为政府的一大负担，所以美国政府对穷人住房的补贴，从补砖头开始改成了补人头。有一些穷人，低收入的人，他（她）的工作地点可能就在高收入人群的区域、家庭，如清洁工、司机、家庭教师等等，如果让这些人住在城市的一端，而工作的地点在城市的另一端，每天来回上班，在路上要浪费多少时间？又要给这城市增加多少交通压力和空气的污染？
有人说，穷人和穷人生活在一起就没有矛盾，富人和富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有矛盾。事实正好相反，穷人和穷人生活在一起，矛盾更大。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很难提供就业的机会，如果长期让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他们就会缺乏了解，一旦缺乏了解就会产生偏见，而偏见正是社会不和谐的本质。在旧的城市中，总是按旧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建设，所以总是按不同的信仰、收入、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去划分，这些划分常常就是偏见造成的，结果是给人们带来不便、冷漠、虚荣心，甚至冲突。
总结过去城市发展的经验，现在文明的思想就是要消除不同种族、不同收入、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偏见，要有“人类一家”的思想，这样人们才能够互相理解、和平共处。
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中，我们要建新的城市，所以我们要用更文明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抱着过去已经给我们造成许多困难的旧观点、旧思想不放。去年我曾写了一篇博客叫《杂碎与牛排》，也提到了这样的想法和观点。
这只是我个人对你提出的关于穷人区富人区观点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任总和大家一起讨论。
潘石屹
2006年2月23日星期四
2006年2月下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一次现场会上回应一名观众“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时，毫不含糊地说：“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虽然任志强说的是“实话”，但这番言论却引起轩然大波。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我国很多地方参考的是西方的《雅典宪章》，城市按照功能区去规划和建设，这造成了很多问题，不仅交通拥挤而且形成了“富人区”、“贫民区”，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潘石屹在看到任志强的观点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予以回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赞成区分穷人区和富人区。
【城市规划】：阐述城市规划现状，指出需要修正的失误之处
现代的城市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中国的城市建设也是参照西方的做法，结果事实证明，西方模式不见得是完美的。
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结果城市就自然出现了穷人区和富人区，那时候人们对外界的依赖比较少，跟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的社会如果再按照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这样的功能进行划分，必然会产生交通拥挤的情况。
因为很显然，会有许多低收入的人在高收入人群聚居的那个区域谋生，他们不得不每天穿过整座城市，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去上下班，这样给交通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而那些“富人”，显然也不会生活在这种糟糕的交通和环境里。开着宝马奔驰却寸步难行，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信中，潘石屹提到了伦敦的城市规划，这个样板城市，如今正为当年的功能区规划而头疼。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去补救以前的失误，比如，修一条地铁，也要来回穿过泰晤士河五次，劳民伤财、效率低下。如果中国的城市依然延续这种错误，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重蹈覆辙。
穷人区、富人区的划分，就如同社区的围墙一样，人为地为社会制造隔阂，阻断交通，降低效率。从社会效率和交通状况的角度来讲，功能区的划分，必然是一处败笔。
【社会和谐】：只有使城市功能融合，才能使社会更加融合
对于人为地把“富人”和“穷人”用功能区或者围墙分割开来，潘石屹也明确地表示了相反的意见。他列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富人和穷人的划分，其实是近期的事情。大家原来都是穷人，只不过国家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使得一部分幸运的人先富起来了，他们首先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这跟个人素质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变化是很快的，穷人能变成富人，富人也能变成穷人。
或许，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城市化不可逾越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人为地把城市按照功能区进行规划，只会让这个社会更加不和谐。本来，以劳动、智慧、资本等要素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最先购置高档住宅无可厚非，但用功能区分的方式在买不起房的“穷人”身上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很容易造成对立、仇富的不良情绪。而且，因为缺乏沟通和相互了解，这种对立和误解会加深，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殊为不利。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会有相对的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之间是和谐共处还是彼此孤立和分割，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房产商应该考虑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房产企业家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应该带动后富起来的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把穷人都赶出市中心，眼不见为净。
【社会责任】：企业家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关心民生
作为先富起来的人群，作为房产企业家，不仅仅需要给富人盖房子，也需要让穷人不至于露宿街头。如果简单地让“穷人区”远离地价高昂的市中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恐怕会给城市的交通、治安和生活都造成巨大的压力。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也要关心民生问题。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财富的分配其实是向着一些人倾斜的，正是因为少数人享用了、占有了全民资源，才造成了他们的富裕。
这些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们，包括靠稀缺的土地资源攫取了大量财富的地产商们，不能在自己富裕之后就嫌弃穷人了。房地产业是造就富豪最多、最快的行业，也同样应该更多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现在有些企业家积极建设经济适用房，这是一个好现象。
不过，如果把经济适用房建成“穷人区”，让穷人游离于市中心之外的偏远郊区，“泾渭分明”，恐怕会造成更多的不便、冷漠甚至冲突。美国历史上曾有过类似于建造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但最后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比方说这些区域演变成贫民窟，滋生了犯罪等等。
从长远来看，一个关心民生、关注穷人的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才会拥有更广阔的生存土壤，才更有生命力，更受尊重。
相对于任志强“大实话”的千夫所指，潘石屹的观点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许多网友认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是社会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分出三六九等。城市规划直接牵涉贫富双方的福利水平与和谐程度。
正在经历高度城市化的中国，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差距和矛盾正在加大，更应该吸取法国骚乱的教训。一个和谐社会，应该为收入不同的家庭创造共同的居住空间，因为不同阶层的分居会孕育难以愈合的社会矛盾。
对这封信，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比如有网友评价潘石屹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说他一直在给富人盖房子，还说这么多穷人和富人不要分开的道理，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开发商没有调和社会矛盾的义务，但是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开发商都应该有所作为，促进各阶层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培养社会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关注民生。从这个角度看，潘石屹的社会责任感，值得肯定。
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很多专家推测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次潘石屹反驳任志强的“穷富分区”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分配问题的关切。和以往一面倒的情形不同的是，支持和“讨伐”任志强的两大阵营人数差不多，甚至支持者略多一些。
以往常常有人说老百姓有仇富情绪，其实人们还是很理性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他家有六七辆小车，可绝大多数网友竟然认为按照袁隆平对人类和中国的贡献，即使有六七架私人飞机都不为过。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中也曾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其实关于穷富分区的讨论，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城市，恐怕都有事实上存在的“富人区”。这些住宅小区地理位置优越、配套措施完善、物业等服务相对更好，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这些住宅小区大都价格不菲。在这些小区里，就是强迫低收入的人群进去，恐怕他也住不下去。生活成本制约着人的居住环境，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
“穷人区”与“富人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属于市场结构问题，最终由市场消费能力来调节。因此，“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对立与其说是人为的理论划分，还不如说是客观的个体经济状况使然。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否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穷富分区，而是要解决分配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富人区的出现，责任并不在开发商，开发商遵循市场规律，追逐利润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任大炮”的实话不大招人待见，但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分配不公的一种宣泄。
“任大炮”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是很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在整个社会都在“妖魔化”地产商的时候，这番言论可能加剧仇富心理，影响社会团结。因此，身为地产商一员的潘石屹跳出来唱对台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房子这个问题，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中就有“居者有其屋”的呼吁，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如果说“房奴”这个词的出现，是对“穷人”的一种自嘲，那么还有许多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的人在欲哭无泪。“居者有其屋”不是单纯依靠市场能解决的，中低收入人群想在“富人”市场中去解决房子问题，自然会因“贫富不均”而压力倍增。
再完美的城市规划也无法完全避免“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要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就是这种兼顾公平、维护低收入群体住房权的制度安排。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将大批量的保障房公平地分配到百姓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据报道，河南某地的一份经适房申购人员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申购人是当地公职人员，其中还有42名未成年人，其中一名最小的申请人还不到7岁。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这是对社会公平公然的嘲讽。
我国计划在2015年前，让2.18亿个城市家庭中的近1/5，住上有政府补贴的住房。但如果不能保证住房保障体系的公平性，这些美好的愿望只能加深社会的裂痕。
关于“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争论，只是一个引子，如何使社会的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公正，才是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这不是对房地产商的良心考量，而是在国家层面提出的一个严肃的制度性命题。若不能妥善解决，社会的裂痕将越来越深，直至不可弥补。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潘石屹对该话题的参与发言，并非偶然。这位拥有1200多万粉丝的微博博主，热心参与公共议题，并喜欢跟任志强在网上“打情骂俏”或者打打嘴架。每天清晨的五时半，他会准时发布北京等国内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包括一度被视为敏感的PM 2.5值，为此他还承受了一定的压力。房地产业在当代中国口碑并不不好，房地产商甚至被视为道德沦丧的象征，而潘石屹的这些举动，却表现出了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担当意识。
点评人：
张守刚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供职于南方报业集团《南都周刊》，任北京采访中心总监。先后撰有多种报刊专栏，著有财经人物传记《恒大传奇——中国首富许家印》，政论文集《无法独活》（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