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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孔子，并为两大圣哲，垂宪万世；《道德经》与《论语》，同为旷世经典，流传千古。晚周以降，历代学术无不导源于这两部巨著，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无不受其滋养。近世中西交通，外国学者对两部经典多有迻译，各主要文字皆有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两种。可见其对古今中外的莫大影响。然而不同于孔子和《论语》的是，老子其人其书，颇具神秘色彩，尽管古今中外的学者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迄今仍然没有明晰的定论。
约略言之，关于老子其人，主要有“老莱子”说、“太史儋”说和“隐君子”说。依照司马迁的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可靠记载很少，比较有名的是“孔子问礼”和“老子出关”。现有五种不同的文献，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但在“问礼”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方面，学者聚讼不已。主张老子晚出者，质疑史料的真实性。“问礼”时老子的年龄；孔、老对礼、仁义的言说等问题，也都存在争论。“老子出关”的记载同样见于《史记》：（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叙述非常简略。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在周居留了很久，发现周的衰落，于是就离开周。到了函谷关，关吏尹喜对老子说：“你要隐去了，勉强你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著《老子》上篇和下篇，言说道德的意涵，有五千多字，然后就离去了，不知所终。
老子其书，世称《老子》或《道德经》，在道教传统中也称作《道德真经》。现代学者关于《老子》一书的论争，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唐兰为代表的“早出论”者，认为《老子》成书于孔子之前，是老聃的著作。另一派是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为代表的“晚出论”者，虽然他们对《老子》成书年代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都认为《老子》成书在孔子之后。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老子》主要有三种版本，即通行本、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竹简本。通行本主要有三种分章：八十一章（河上公本、王弼本）、七十二章（西汉严遵《老子指归》）、六十八章（《道德真经吴澄注》、清魏源《老子本义》）。通行古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三国魏王弼注本和西汉河上公注本。具体到每个章句更细致的理解和划分，历代注疏更有出于各种缘由的增删、窜改以及阙文、衍文等，纷繁复杂，难以概说。
《道德经》五千言，古朴简约，义旨幽玄，连孔子这样伟大的哲人，都称赞老子“不可知也犹龙”，可见老子思想博大精深，《老子》一书不易晓谕。《老子》自古无达诂，历代注本浩繁，见仁见智，有胜义、谛解，也有附会、臆说。虽然如此，古人的诠释解说，各有一定的家法。今人更有“自出手眼”，随意“创新”，变换花样的。简言之，诠释《道德经》实非易事。
我们这里依据的是清代黄元吉《道德经注释》。简单来说，是出于以下考虑：
甲、帛书本和竹简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材料，但主要句子、重要文字，并无多大改变。而且，历史上真正深入人心、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无疑是古本而不是新版本。因此本书以黄元吉本为底本，在诠释上略参酌简帛本。
乙、王弼精研玄理，其注本偏于形上学的思辨。而我们的诠释归趣则重在道德修养、情欲克制方面，要在阐发人生内圣修养方法。显然黄元吉本更适合我们的义旨。
丙、河上公本虽然措意养生，却与黄元吉本同属道教系统，所异不胜其同。黄元吉本具有融汇儒道的特色，除去内丹修炼部分，与儒家多有会通，皆重视人生内圣修养，又避免了所谓“道家笑儒家之拘，儒家嗤道家之放，皆不见其本也”（傅玄语）的弊病。
《道德经》长卷 截图 书法作者：贾兆盛
丁、老子哲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是老子经由修养获得的体悟和直觉而来。因此要与老子有同样的证悟，才能真有契入、实有体证。理性的思辨止步，方能穷智见“道德”。黄元吉是近代有记载的成道之人，陈撄宁、萧天石等对其评价极高。这也是我们选择黄元吉本的一个理由。
我们以黄元吉《道德经注释》为据，同时对其他版本也多有借鉴，尤其是河上公本和明焦竑《老子翼》。焦竑《老子翼》荟萃韩非以下解老者六十四家之言，又附以作者的《笔乘》，实为不世出的解老佳作。
本书将《道德经》全文加以注释。个别疑难字的读音和字义随文附释。为了畅达文义，译文部分多有增补，置于括号内，以区别于原文。书后附有全文和疑难字的注音，方便读者通篇记诵。
现代人读古书，已有多重隔膜。名物训诂是一层，通晓义理是更深的一层。名物训诂已经不易，通晓义理需要有相应的理解力、思考力，更为困难。理会文句之外，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很容易用西方观念来穿凿附会，结果非驴非马，制造笑柄。详见余英时短文《怎样读中国书》，愿读者参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