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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很有意思的小诗，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平心而论，篡位前的王莽称得上一个大好人，和周公一样，值得敬仰。
然而，因为他走了“篡位”这步臭棋，于是被向以忠君、家天下等理念束缚的传统历史学打下了十八层地狱，被视为“逆臣贼子”，和赵高、侯景等人并列，成为了历史反面教材的典型。
近代学者胡适却很赞赏王莽，高度赞扬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下定义说王莽是一个大政治家，称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朝代汉之前，西汉政权这辆老爷车事实上走到了穷途末路，其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日益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严峻的形势跟前，有不少人向统治者提出各种解救危机的办法。哀帝朝的大司马师丹就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要严加限制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数量的措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甚至对限制的量提出了详尽的数字。
然而，该建议却遭到了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的反对，他们和哀帝、董贤等高层既得利益者抱成团，一致反对该措施的施行。
政治的腐败，朝廷的奢靡，地方的盘剥，豪强的兼并，使百姓流离失所，经济越来越凋敝，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王莽篡汉建新，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决定以铁一般的手腕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本人研习儒学，信奉儒家思想，认定天下必须恢复到孔子所指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所以，他高举“复古”大旗，全方位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并在该制度下开始实施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史学家吕思勉特别指出，王莽改制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
他认为，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
应该说，王莽改制的出发点是好的，如果真能实行了，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比如说，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托名王田制来恢复井田制，严禁私人买卖土地，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
又如，他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希冀由此达到防止奴婢增多而导致国家劳动力减少的现象。
又如，实行“五均六管”制，在国都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所谓“五均”，是汉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做基础，按货物优劣分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实际价格一旦高于平价，国家则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实际价格低于平价，国家则进行收购，以调控市场正常开展买卖。特别是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的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保护小农经济。“五均赊贷”则是五均司市的重要补充。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进行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为运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少量的年利息。显而易见，这么做既能由政府调控商品价格，实行计划经济，消除通货膨胀，改善财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
“六管”即是对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等六种经济事业实施管制，统一由国家征税，以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不过，诚如史学家钱穆所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王莽推行的新政，大多都是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可是古今时异，环境不同，推行的政策从根本上就脱离了实际环境，违反了历史规律，最终走向失败，王莽本人也成了复古思想的殉道者。
首先，“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就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这些大地主豪强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那他们世代兼并的辛劳就化为乌有，这等于是要把他们吃的全给吐出来，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激烈反对。这样一来，朝廷就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这一部分人也就因此对王莽政府产生了失望之情。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会觉得满意，因为这是“王田”，所有权并不属于自己。由此可见，实行“王田制”实在是处处不讨好。
其次，要改奴婢为“私属”，而能占有众多奴婢的，都是大地主豪强，他们蓄养奴婢的目的也是用于农业生产，国家一方面推行王田制，要他们将现有的土地上交，一方面又不准许他们买卖奴婢，这就等于是要他们白白供养奴婢了，这怎么行得通？
至于“五均六管”制，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的力量来推行政策，使得评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反而给了他们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显而易见，胡适先生对“王莽改制”中最为欣赏的土地国有、废奴、均产三大政策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此外，王莽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中央机构改革（主要是调整郡、县划分，改官名、地名），还改变了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其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他无视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而是模仿周朝的子母钱，疯狂地推行各式各样的新货币，这些货币种类错杂，名目纷繁，彼此间转换复杂，且信用度低，人民被搞得晕头转向，不得不继续使用汉朝的五铢钱，由此，民间交易很不顺畅，物价随之动荡不已，财政经济陷于瘫痪。币制也因之一改再改，钱越改越小，价却越来越高，无形之中政府又刮了普通民众一笔财富。
搞笑的是，王莽认为“刘”字由“卯、金、刀”组成，于是下诏，“正月刚卯”佩饰和金刀钱都不准再使用。于是，废除错刀币、契刀币以及五铢钱。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造，便下禁令不准挟带铜、炭。
实际上，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已经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改官名、地名其实只是为了复古而复古。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一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名字。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则是纯属没事找抽。王莽自己做了皇帝，就很瞧不起周围的少数民族，觉得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应该称王，于是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另外，国内有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偏偏少了一个西海郡，为了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海共主，王莽强行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以设立西海郡。而这个郡当时不过是一块荒芜之地，王莽于是又加设了五十条法令，驱赶成千上万的罪犯移民。一系列动作下来，终于招致天怒人怨，边塞烽烟四起。
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攻击匈奴，这么一来，新朝的数十万军队无端地陷入了无穷尽的边境战争之中，无法脱身，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雪上加霜的是，老天又来凑了把热闹，旱灾、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相继出现，把王莽搞得焦头烂额。
人祸加上天灾，饥荒四起，天下动荡，许许多多的百姓流离失所，道路上的逃荒者络绎不绝，人相烹食的惨状比比皆是。
如此败局，王莽吃素、烧香、祈祷……甚至倾尽慈善机构的资金也无济于事了。
怎么办？王莽黔驴技穷，憋出了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办法：命令关中的饥民用草木屑熬成酪饼，以解决饥饿问题。
这种酪饼只会损伤人的消化系统，哪能充得了饥？
在死亡的威胁下，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