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上，大家都认为东汉是西汉的延续。

而事实上，东汉却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烽烟燎原、黄钟毁弃的时代废墟之上，且迥异乎西汉的全新王朝。

当是时也，王莽乱政，豺狼当道，海内鼎沸，群雄并起。中原大地，忽如一夜春风来，出现了几十支乃至上百支林林总总、大小不一的割据势力：临淮人瓜田仪暴乱于会稽长洲，琅琊海曲女豪杰吕母飘忽于海上，樊崇、力子都聚众于琅琊，王匡、王凤聚啸于绿林，城头子路纵横于黄河﹑济水之间，梁王刘永割据于睢阳，公孙述称帝于成都，李宪自立为王于淮南，秦丰自号楚黎王于黎丘，张步起兵于琅琊，董宪举旗于东海，延岑起事于汉中，田戎亮剑于夷陵，此外，还有平原的迟昭平、江夏的羊牧、庐江的王州公、钜鹿郡马适求、渔阳的彭宠、真定的刘杨、南阳的邓奉等，也纷纷领着或众或寡的兵马加入到这乱世的混战中来，再加上种类繁多、数不胜数的诸如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流民，这些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援引，又有牵制，时而交合，时而决裂，相与争锋，互相搏杀，可谓纷繁复杂、混乱不堪。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秀白手起家，披坚执锐，百战沙场，血战十五年，以布衣取天下，诚为不易，无怪乎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叹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

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是一个开国之君，还是一个治国之君。

首先，光武帝总结了秦朝灭亡、西汉“七国之乱”等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大力集中中央机构的管理权，如：扩大了西汉成帝时设立的尚书四曹，改设立六曹，尚书台也从秦代主管殿中传令的卑小官职逐渐演变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朝廷中央办事机构，还加强了州部刺史制度、缩减三公权力等。

其次，他参考了王莽改制的内容，为解放劳动生产力，多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并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实施“度田”，鼓励农桑。

因为贯彻“以柔治国”的理念，东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惠民政策最多的时代。

他推行的一系列“与民生息”政策，使帝国迅速崛起，焕发出勃勃生机。

他坚持不懈开展的“度田”运动，迎来了中兴盛世。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远超西汉。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远非西汉可比。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利于深耕，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比耦犁（二牛抬杠），轻便的挽犁（一牛牵引）。农耕、蚕桑、水利、铜铁冶炼、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的发展呈稳步上升势头。而定都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客观上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交通能力低下的条件下，国内出现了专门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型贸易商人。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重铸的五铢钱还一度出现过跟不上商品流通量的情况。

再次，他又在继承西汉文化统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求，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制定出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具体来说，重儒崇经，将儒学谶纬化，稳固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通过细化和发展官学教育体系以及鼓励私学的政策，培养统治人才，推广教化。光武帝提倡讲经论理，专门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其于建武五年就开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

另外，他和他的后继者都相当重视各地间的文化交流，积极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又通过疏通丝路、派遣使者与周边国家乃至西域诸国开展文化往来的方式，积极引入佛教文化。

光武帝之后，明、章、和三帝同样励精图治，尤其是汉明帝，劳心劳力地修治黄河，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在此基础上，东汉帝国的水利工程学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以至关东地区及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有鲍昱、杜诗、张堪、王景等。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发明制作了水碓、翻车、渴乌等工具。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就指出，当时的农田亩产量为：亩收三斛。

在文化教育上，明帝更是广召名儒，以察举、征辟以及举贤良方正、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东汉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科技、文化、医学、宗教各方面之成就毫不逊色先出于其前之西汉、晚出于其后的盛唐，而其学术思想之开放、科技发展之迅速，社会风气之淳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我国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在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让后世无数英雄倾慕不已的精英。其中，以名将论，有出豪言，抒壮怀，“以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马援；以思想家论，有写《论衡》的王充；以科学家论，有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的“科圣”张衡；以发明家论，有发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张的“纸圣”蔡伦；以水利专家论，有仅花一年时间就治理好黄河百年水患的王景；以外交家论，有投笔从戎，纵横西域，联结了五十多个国家的班超；以生物学家论，有著作了《异物志》的杨孚；以学术家论，有著作了《说文解字》的“字圣”许慎；以文学家论，有创作了《汉书》的班固；以医学家论，有写下了《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以音乐家论，有弹奏《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以改革家论，有进行选官制度改革的左雄……

可以说，东汉一朝不但政治相对稳定，封建经济持续发展，其文化事业也很兴盛。

因为统治阶层的重视引导，东汉的雅乐、颂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音乐管理体系，积极发挥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功用，并在文化交流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后世文化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有人问，东汉一朝与其他王朝相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是在该文化氛围下培植出来的社会风气。

有人说，东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风气最为淳朴的时代。

应该说，这是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南宋太学生陈东因听说抗金英雄李纲被黜，为忠义所激，曾上书宋高宗任贤斥奸，结果被宋高宗处死。

《四朝闻见录》赞其“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盖东汉人物也。”

以“东汉人物”来比喻和称赞一个人，这就说明了所谓“东汉人物”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

司马光称：“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东汉一朝，流传千古、令后世称道不已的善举、义举比比皆是，不绝于史。

故事的主角，有帝王将相，有普通官吏，有平头百姓，有名门高士，有山野闲人，他们或大义，或忠孝，或至诚，或博爱……演绎出一幕幕清新隽永、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如江革奉母、廉范事主、汉明帝尊师、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严子陵拒官垂钓、赵熹千里送孤女、袁安困雪、杨震暮夜却金、郭林宗传学、申屠蟠仗义执言、范滂投狱、李膺请死、孔融一门争死、杨乔拒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乔拒亲之事，杨乔是会稽郡人，容仪伟丽，汉桓帝喜爱他的才学和相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遭到了他的坚拒。汉桓帝准备逼亲，杨乔竟然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不肯与皇帝攀亲做驸马之事，早在光武帝朝也发生过，光武帝刘秀想做媒把自己的姐姐湖阳公主嫁给太中大夫宋弘，却被宋弘以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婉拒了。杨乔比宋弘猛多了，以死明志，可谓刚烈。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发生在同一朝代，绝非偶然，乃是王朝社会风气所致。

又如，东汉人特别看重人的道德品行，李膺“风格秀整”，所以人们都以能到他家为“登龙门”。郭泰性明知人，好提携后辈，其周游郡国，曾在陈梁间行走，遇雨，头巾的一个角堕下，人们慕其高义，争相效仿，纷纷把自己的头巾折一角，称“林宗巾”。郭泰与李膺同舟共渡洛川，衣冠诸儒在河边围观，车辆达数千辆，他们对郭李二人“以为神仙焉”，无不心向往之。

“党锢之祸”事件中，不但有陈寔、李膺、范滂这类名士坦然赴死，就连张奂、皇甫规这类手执兵权的国家高级武官也纷纷弃官请狱，可见人奋忠义，乃是社会风气使然。无怪唐代柳冕称：“后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从张俭逃亡事件中，则能更真切地彰显这一点。

官府到处缉拿张俭，张俭困迫遁走，沿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天下百姓重其名行，冒死保护他、收容他，结果造成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惨象。但保护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人们依然热心地接待张俭，直到他平安地出了塞外。

对于广大收留、保护张俭的人来说，张俭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道义。

在他们看来，维护道义是义不容辞的事。

所以，东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整体道德水平最高的时代确是名副其实。

梁启超称：“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一语得之。

时间已经迈过了近两千年，现在，每当我在纸上写下与东汉有关的文字，似乎就能看到窦宪和班固站在巍巍的燕然山上，高声唱颂着属于他们的《燕然山铭》，歌声穿越时空，不绝如缕，绵远而悠长——“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