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篇第一

孙子曰：兵 ^［1］ 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2］ 也。

［1］兵：原意指兵器，此处引申为战争。

［2］察：认真观察、仔细研究。

孙子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不能不认真观察、周密分析、慎重研究。

《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大事，就在于祭祀和出兵打仗这两个方面。国家的安危，常常和用兵有关，所以讲武练兵，是首要任务。《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与国家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联系起来，不仅指出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把战争推到了国家大事的首要位置，把战争问题提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兵凶战危，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残酷的竞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一方在战争中失败，就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认真对待。曾有人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平均每年2.6次。只有296年是和平的。这些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灾难，致使36.4亿人丧生。损失的财富折合成黄金可以铺成一条宽150千米、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黄金带。

故经之以五事 ^［1］ ，校之以计 ^［2］ ，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 ^［3］ 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1］经之以五事：经，织机上的纵线。古人在用织机织布时，以经线（即竖线）为主，然后再加上纬线（即横线），所以把主要的东西看作“经”。这样，“经”就有纲领、纲要的意思。经之以五事，就是以五事为经，以五事为纲要。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将、法”，它们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要素。

［2］校之以计：校，通假字，通“较”，比较。计，计算、估计，指下文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计。只有对这些情况进行估计，然后加以比较，才能预知胜负。

［3］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指部队的组织结构、编制、旗帜和金鼓等制度。官，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分配；道，指粮道。主用，粮草物资及其他军事费用。

因此，必须对五个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分析、衡量核验，以探求战争胜负之情势，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这五个基本要素是道、天、地、将、法。道，指百姓与国君目标一致，意志相同，可以同生共死，而不畏惧任何危险。天，指昼夜、阴晴、寒暑、四季更替等气候季节状况。地，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要、平坦与否，战场的广阔狭窄如何，生地死地等地理条件。将，指将领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敢、严明等素质。法，指军队的组织结构，旗帜、金鼓的指挥进退，各级将领的职责，粮草物资的保障和调配路线等。对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领不能不知道。了解这些情况就能胜利，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胜利。所以，要通过对双方各种情况的分析计算，并加以比较，从而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这些情况包括：哪一方的君主是有道明君，政治开明？哪一方的将领能力出众？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令更能严格执行？哪一方士兵众多，军事力量强大？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有素，有战斗力？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通过这些，就可以判断出战争的胜负了。

在这一部分，孙子提出了“五事”、“七计”，“七计”是对“五事”的具体阐发。五事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具体因素，包括政治、天时、地利、将领和法治。所谓道，杜牧认为就是仁义。李斯曾经向荀子学习兵法，荀子教导他：“所谓仁义，就是修明政治。政治清明，老百姓对君主就亲近，愿意为君主效力。”荀子对赵孝成王论兵时也说：“众将万众一心、三军众志成城。这时指挥作战，就像手臂保护脑袋和胸膛一样自然。”这样就能上下一心。授给张良兵书的黄石公也说：“得道者昌，失道者亡。”天时、地利是自然条件，作战自然要选择对己方有利的自然条件。在古代，天时有时候也指天运。这时就要看将领灵活掌握了，如周武王灭商时，出兵那天，周公用龟甲蓍草占卜，认为出师不利。姜太公大怒说：“商纣把比干剖心，囚禁箕子，我们讨伐他有何不可？你占卜用的龟甲蓍草都是些枯草和腐朽的骨头，它们哪里明白事理！”说完就率先出发，武王见状就带着军队继续进发，最终消灭商纣。关于地利，孙子在《地形篇》有详细论述。孙子对将领的素质提出了五条，一般人们称之为“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有智慧，才能够进行战争的谋划、实施策略；讲诚信才能赏罚分明；施仁爱才能安抚军心，士兵乐为所用；勇敢才能果断坚毅；严明则有利于军令统一，树立威信。孙子在此所说的“法”，是指军队行进、进攻、退却时号令统一，整齐一致，这就要靠旗帜和锣鼓的指挥调度。七计中的第一条与五事第一条相对应，第二条与五事的第四条相对应，第三条与五事中的第二、三条相对应，第四、五、六条则与五事第五条相对应，最后一条则可以归到五事中的“将”或者“法”中。七计的阐释，使得五事更加具体，也使将帅在战争中实行五事更有可操作性。

将 ^［1］ 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 ^［2］ 也。

［1］将：假如。下文“将不听吾计”中的“将”也是这个意思。

［2］权：权变，机变。

如果听从我的计策，用我来指挥作战，一定能取得胜利，我就留在这里；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即使任用我指挥作战，也一定会失败，那我不如告辞而去。分析估算利害条件，使我的意见被采纳，还要创造有利态势，以作为协助我方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所谓势，就是根据有利于我军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孙子最初求见吴王阖闾时，就曾上书说：“如果听从我的计谋，必定能战胜敌人，我就留在吴国，哪儿也不去；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必然会失败，那我离开吴国，去别的地方。”阖闾被孙武打动，说：“您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阖闾任用孙武，果然取得一系列胜利。这一部分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关于“势”的论述，即要充分借助各种外在的有利条件造势。这种态势绝非自然形成，而是需要统帅通过灵活应变来求取。这就像冲浪者，涌起的大浪就是“势”，勇敢的冲浪者因利而动，乘势而上，借用大浪这个外部有利条件，完成自己的动作表演，实现自己的目标。二是“因利而制权”，东晋名将陶侃就曾用这个指导思想制服过劫掠者。当时，刘弘任荆州刺史，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并派遣他去襄阳讨伐张昌，大败张昌。刘弘对陶侃说：“我曾经给羊祜大人当参军，他说我今后会坐到他的位子。经我观察，你将来也一定会接替我。”

刘弘任陶侃为江夏太守，加封鹰扬将军，讨伐陈敏。陈敏作乱，令他的弟弟陈恢进犯武昌，陶侃出兵抵御。有人在刘弘面前离间陶侃，说：“陶侃与陈敏乃是同乡。陶侃现在驻守大郡，统率强兵，倘若心怀不轨，那么荆州就失去东面的屏障了。”刘弘说：“陶侃的忠心和才干，我早已知道，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陶侃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刘弘那里，以表明自己的忠诚。刘弘任命他们二人为参军，并资助他们一些钱财让他们就职去了。

当时天下饥荒，山夷经常截断江面进行劫掠。陶侃让诸将把战船伪装成商船，士兵扮作商人，来引诱那些劫匪。这个计策果然有效，他们一下子生擒了几个劫匪。一问劫匪才得知，他们都是西阳王的随从。陶侃立即发兵进逼西阳王，命他交出所有的劫匪。陶侃自己率领军队驻扎在钓台，严阵以待作为后援。西阳王只好捆绑帐下的二十多个人送到陶侃军前，陶侃将他们全部斩首。从此以后，这个地方的水陆匪患都得以肃清。

陶侃让士兵假扮商人，就是“因利而制权”。赵括只知纸上谈兵，不知权变，导致长平之战被坑杀四十万士兵，自己也命丧黄泉。与之相反，当汉武帝想教霍去病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时，霍去病却说：“只要看看其战略如何，没有必要学习古人的兵法。”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宗泽想把阵图传授给岳飞，岳飞的回答与霍去病类似：“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说，兵法运用的高超巧妙，全在善于思考，灵活掌握。言下之意，也是不用拘泥于古人的条条框框，而是要“因利而制权”。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 ^［1］ 之，卑而骄之，佚 ^［2］ 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1］挠：扰乱、挫败。

［2］佚：通假字，通“逸”，安逸、闲适。

用兵作战，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诡诈行为。因此，能打而装作无能为力，实际上要攻打而装作不攻打，想攻击近处却装作要攻打远处的架势，攻击远处却装出攻打近处的样子。对方贪图利益，就用利益诱惑他；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对方力量强大，就要防备他，暂避锋芒；对方暴躁易怒，就可以撩拨他，从而使其丧失理智；对方谨慎，就使他骄傲自大；对方安逸闲适，就使其疲乏劳累；对方内部和睦团结，就要设法挑拨离间。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在对方没有料到的时机、出乎意外发动进攻。这些都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诀窍，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事先言传于人。

这一部分主要讲战争是一种“诡道”，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重要思想。所谓诡道，就是在对敌作战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误导敌人所用的诡诈之术。文中列举了四种诡道的方式和八种实现诡道的途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子兵法》的精髓，是战术选择的总则。在进攻作战发起阶段，它可以在对手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或者以对手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方式，实施突然打击，在短时间里取得军事上的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慌乱中作出错误判断，采取错误行动，招致连连失败。在战争开始或进行中，它又是一种避实就虚的制胜谋略，尤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可以指导人们攻击对手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从而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曹操北征乌桓时，郭嘉就献策说：“乌桓自恃远在辽西，肯定不设防备。正因为对方没有任何准备，所以我们可以猝然袭击它，必定把乌桓灭掉。”后来大军走到易水，郭嘉又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千里袭击敌人，粮草辎重过多，难以快速行进，不如轻装上阵，日夜兼程，这样才能出其不意。”于是大军舍弃辎重，简装轻从。临走前，曹操又命人在滨海道旁立上牌子，上书：“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表面是通令全军的路标，其实是为了麻痹敌人。乌桓人看到，信以为真，“诚以为大军去也”，不做准备。曹军一直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两百里的白狼山附近，与敌军在白狼山遭遇。当时乌桓的优势是以逸待劳，曹操的优势是出其不意。混战中，敌方首领单于蹋顿被斩，乌桓群龙无首，最后被杀得七零八落。白狼山之战，曹操用兵神速，出敌不意，以少胜多，最终讨平乌桓。

夫未战而庙算 ^［1］ 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1］庙算：庙，指宗庙。古代兴兵作战，要先在宗庙里举行仪式，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计划，预测战争胜负，这被称为庙算。

在战争还没开始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多，那么战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少，那么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就小。胜利条件多的，就能够取胜；胜利条件少的，就不能够取得胜利，何况毫无胜利条件的呢？我们根据这些条件来分析，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关于庙算，《三国演义》中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事例。其一是官渡之战中郭嘉论十胜十败，郭嘉认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郭嘉对曹操分析说：现在袁绍有十个因素足以导致他的失败，而您有十个优势可以制胜，所以袁绍虽然看上去兵容强盛，却不足为惧。袁绍礼仪繁缛，而您顺其自然，这是道胜；袁绍违反天下大势，而您是顺应形势，这是义胜；自从汉桓帝、汉灵帝以来，政治往往过于宽缓，袁绍偏偏还做得更松弛，而您却雷厉风行，这是治胜；袁绍表面看来很是宽厚，其实内心却很防范别人，所用的人多是姻亲之人，而您是外面简明，内心明察，唯才是用，这是度胜；袁绍想法很多，却无法下决断，您是觉得一个计策可行，就马上付诸实施，这是谋胜；袁绍刻意沽名钓誉，您是以诚待人，这是德胜；袁绍体恤亲近的人，忽略关系远的人，您却是无论远近，考虑周到，这是仁胜；袁绍容易听信谗言，导致自己迷惑错乱，而您却让谗言止息，不能发挥作用，这是明胜；袁绍混淆是非，您法度严明，这是文胜；袁绍喜好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的要点，您却是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这是武胜。您有这十种优势，袁绍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依靠这十胜，以少胜多，打败袁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赤壁之战中，却也有人认为曹操连犯“四忌”，必败无疑。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瑜：

当曹操号称以八十万大军压境时，孙权的臣下有的主战，有的主降。正好此时周瑜从驻守地回朝，孙权就问他的看法，周瑜说：“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您以神武雄才，仰仗着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的基础，据有江东，兵精粮足，正应该横行天下，为国家除害，为何要投降汉贼曹操呢？况且曹操此番前来，多犯兵家之忌：北方尚未平定，马腾、韩遂是其后患，而曹操却长期在南方作战，一忌也；曹操的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战，他舍弃擅长的陆军，用自己不擅长的水军，与东吴争衡，二忌也；现在又是隆冬严寒的季节，战马没有草料供应，三忌也；驱使中原的士卒，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曹操的军队犯此数忌，即使军队再多，也必将失败。”在赤壁之战中，曹操也果如周瑜所论，大败而逃。

由这两个战例可见，庙算是多么重要！ WnL+4U4vPpF8z33ZUw8+dsvOZbWeEXWDNGcD0Mv4Yj8+ePa6hmLNSIKSqPsXI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