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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阅读王夫之作注的张载《正蒙》一书，对于尽性知命的要义大略有所体会。尽力做好自己可以掌握的一切，是自性；听任自己无法掌握的事情发生，是天命。《易·系辞》中“尺蠖之屈”八句谈的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谈的是知命。农民在田地中耕作，勤劳者获得丰收，懒惰者歉收，这就是性；在商汤大旱之年耕种，无论如何努力终究没有收成，这就是命。对人仁爱、教化别人，礼遇别人，这是性；对人仁爱却得不到亲近，教化别人却看不到成果，礼遇别人却得不到回应，这就是命。圣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知命。尽性还是普通人可以学习的事，而知命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尽性之时，已经付出了十分的努力，而效果却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十分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不用力，这中间的微妙差异最难体会。如果对于应当尽心的事情付出百倍努力，而知命的学问就以淡泊为原则，大概就可以接近大道了。
追名逐利的心理是一些人工作进取的主要动力，并不需要予以排斥，但是如果人生仅仅以此为目标，把名利放到太过重要的位置上，就会为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所左右，难以达到更为高远的境界，最终很可能会失去更多。
事实上，眼中只有名利之人往往得不到名利，而那些淡泊名利专心做事的人却更容易成功。因为只看重名利的人不停地为了一点小利而蝇营狗苟，很可能会花费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反而将自己的正经事务撇在一边，这样虽然一时可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一旦主业荒疏，事业就会像断掉根的树一样，连树干都难以保全，何况是树叶一样的小利呢？
而淡泊名利的人大多会专注于生活和工作，心态平和地享受生活，专心致志地勤奋工作，须知得到和付出总是成正比的，对工作投注以一百二十分努力的人往往能够收获一百二十分的成果，这其中无关算计，只重努力。可见，其实淡泊名利反而是追逐名利的好方法，所以曾国藩告诉我们要“尽性知命”，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做好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然后顺其自然地等待结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做到收获成功的同时拥有平和的心态。
曾国藩一生涉足官场，政务、军务缠身，自然不可能对功名利禄毫不动心。其好友刘蓉评价初次进京赶考的曾国藩时，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当时的曾国藩也的确意气风发、心高气傲，他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弃考回家。后来经过几个好友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人在年少的时候需要名利作为前行的动力，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还是一味地沉浸其中的话，就把自己的人生局限了起来。在科考以后，曾国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名利之心太重，因此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做了反省：“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言下之意就是说，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自己万万不能成了小人，而要做君子。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他的意思是：人的一生不应该只追求富贵、功名、回报，读书应该抛弃功名利禄之心，修心修德也应该单纯，人活着不单是为了糊口，品德修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听到别人夸奖自己，感到高兴至极；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感到忧心。这样患得患失，实在不利于生存，这也是人之所以患心病的原因。曾国藩时时告诫自己，要戒除名利心，不与人争名逐利。曾国藩很欣赏古人淡泊名利的情怀，曾在日记中大赞杜甫、苏东坡、陆游等人的旷达胸怀，将他们引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对自己做出批评，他觉得自己太过重视名誉，总想要压倒别人。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过于急迫地追求只会在过程中错过其他的风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该来的自然会来，这才是大气的心态。 曾国藩看透了这一点，于是做《主静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他用这八句箴言警醒自己，做到淡泊名利，就能够宠辱不惊，专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无他物，是通往至圣的正途。
当然，淡泊名利只是提高个人修养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非常推崇养浩然之气，他曾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也就是说，无论是兵将还是文官，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每个人都在勤勉用功地奋斗着，但是要达到更高的境界，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应该拥有另一样东西，那就是浩然之气。拥有浩然正气者，做万事能心安理得，行事有时有度，自然显现强者风范。
曾国藩常以写字来培养浩然之气。每每提笔之时，他心中繁杂之事都空空如也，精力集中，心气平和，唯有一片安宁。这个时候他再反过头去看待自己在官场中的忙忙碌碌，就能从患得患失的境地跳脱出来。
曾国藩说自己在年老之时方能领悟到古人这种浩然之气之妙，而悔恨年少时的不努力，其实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智者之言。正是因为不断以淡泊世事、尽性知命自勉，历经漫长岁月的艰难磨砺，才有了成浩然之业、养恢弘之气的曾国藩。患得患失者，总是认为自己的付出要得到回报，不然就会觉得心中不安，怨天尤人，而真正的大丈夫行事处世只求践行理想、无愧于心，根本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曾国藩读书明理，只求行事之无愧，从不患得患失。他曾谈到做人要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