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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谈到“独”这方面，是君子和小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单独一人，因而会萌生妄念，这种非分的想法聚集在一起就会肆无忌惮，由此导致欺人的恶性事件发生。君子独处则小心翼翼，产生出诚敬的想法，诚敬积累起来就会谨慎从事，因此对自己尚属欠缺的方面认真改正。君子和小人虽然都是独处，但是二者的差别可由此看出端倪。
自从从《大学》中学习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并获得知识之后，以往的言行都可用于个人拓展视野、积累知识的资料，平时处理的琐事，更能够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以这种方式来处世，在思考事情时，内心能够分辨公私的差异；在思辨道理时，也能够得到精辟的见解、洞悉事物的规律。因此做善事、改恶习，这些道理已经被鲜明、深刻地认识到了。相比之下，那些小人，却缺乏真知灼见，并按照他们的认知做事。所以做一件善事，担心他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做事的时候犹犹豫豫。面对错的事情，暗自庆幸他人可能看不到，改正得就没有力度。无人之时自己独处，虚假的一面就会自然显现，这就是欺骗啊！只有君子，做一件善事却担心不彻底，反思自己是否会在不经意间产生堕落的行为；恶习不加以改正，就会像潺潺的流水长年累月地犯错。暗室独处不产生邪念就好像面对天神，主心骨坚如金石。在自己执掌大权的时候单独处事，必须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奉行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认真反思的问题！
修身和治国的道理，“勤于国事、俭朴持家、诚信待人、有敬畏之心行事”四条足矣，可以受益终生，真理不在多，也不需要有多么艰深。
“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在人后独处时，最容易显露真实的自己，无须顾及他人而伪装自己，不必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人看到而带来任何社会后果，因此往往更容易做出违背道德、放弃原则的事情。“慎独”要求人们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更要严格自律，不能因为没人监督而做出违背原则的事。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把错事做在人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错误本质，即使一时不为人所知，时间久了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那时人就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成倍的代价。不仅如此，在真相未揭开之前还要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见人后独处时做错事的成本其实并不比在众目睽睽之下做错事更低廉，所以人在独处时更要注重自律，严格要求自己遵照道德准则行事，不可因没人知道就放纵行事。
曾国藩指出君子和小人只在一念之差，独处时能够谨慎地约束自己的才是君子，一旦稍有放纵生一妄念就沦为了小人，所以“独知之地，慎之又慎”，做到人前人后都无愧于人，就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不欺于暗室，更无惧于人言，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轻松愉快。
除了一定要约束自己，不能在独处时做出违背原则的行为之外，人后独处也是提高个人修养的好时机，当人离开大众的视线时，平时在人前努力克制的不良念头常常会摆脱束缚，平时隐藏很深的性格缺点也往往会暴露出来。所以，想要深入改正自己的缺点、提高自己的修养，在人后独处时严格要求自己，并且注意纠正生出的不良念头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曾国藩十分重视慎独的功夫，他在去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下了“慎独、主敬、求仁、思诚”这著名的“日课四条”。在这四条里，慎独是根本，如果独处时的一言一行都能够符合道德标准，那么在其他的场合就能更加游刃有余。
通过人后独处时约束自己来提高个人修养的前提是心静，要做到心境平和安宁才能察觉自己生出的每一个念头，从而摒弃不善的想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曾国藩拜访了倭艮峰先生，事后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倭艮峰的指教：“先生言‘研几’功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所谓“知几”，语出《易经》：“几者，动之微也。”也就是要求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都能够自己察知。经过倭艮峰先生的指点，曾国藩开始着手练习慎独的功夫，每天都学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他在这一时期给自己确定的十二条日课里，第二条就是“静坐”，并且每日践行不辍，就是为了在身心皆静之下详细探究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心理活动，并且弃恶扬善，从而提升自己的修养。如果在静坐时能够做到一恶念不生，一欲念不起，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达到“慎独”的境地了。
不仅练习静坐，曾国藩的慎独功夫甚至做到了梦中，他的日记中就有很多关于慎独自省的内容。比如，一天晚上他睡觉时梦到一位同僚得到了肥差和赏赐，心底不禁暗暗羡慕。第二天醒来后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想到自己这样容易为利所动，日后能不见利而忘义吗？自己的功利心原来这么强！还有，在梦中，在朋友家中见到奉承卖唱的艳女，不禁“心为之动”。
其实见利而喜，见色心动是人之常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对利益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如果对于美人不会心动，生活也就少了很多乐趣，时下盛行的诸多选秀比赛也会失去市场。而且曾国藩只是在梦境中和心里贪恋名利美色，既未宣之于口，也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任何损失，似乎更加不必过于苛责自己。
然而这样却正是犯了“欺暗室”的错误，在人后失于自律，没有做到“君子慎独”的要求，所以曾国藩事后回想，深觉自责，便将这件事记录到当天的日记中，痛责自己的欲念：“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然后又拿着日记到唐鉴老师那里认错悔改。
所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汉书·杨震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时的杨震出身于官宦世家，通晓经典，博览群书。当时的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德才兼备就征召他，举荐他为“茂才”。经过四次的升迁，杨震做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原来由他所推荐为茂才的王密时任昌邑县的县令。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王密晚上悄悄去拜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荐举表示感谢，二是想通过贿赂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再多加关照。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生气，便道：“暮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不知！”王密羞愧地走了。
这就是历史上“暮夜却金”的故事，后人也因他的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不知”一句话尊称他为“四知先生”。杨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照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受重金，保持公正廉洁的作风。杨震那样严格自律，人前人后一个样。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自我的挑战与监督。
慎独的含义，除了独处时不应该有不良的想法和行为外，甚至要求在独处时反而要做得更好。事实证明，成功之人往往都是善于管理自己的人。 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可以做到无论上级在不在，都能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因为他们明白任何成就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无论趁机偷懒还是无奈地继续自己的工作，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偷懒固然不对，而被动地工作最多也只能够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并且“心安理得”地拿薪水，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机会喜欢在猝不及防之下来袭，要做到不疏忽平时的每一个点滴，做好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这样就更容易准确地抓住最佳的机会。如果在独处时稍有放松，就很有可能会错过一次终生难遇的良机。所以慎独不仅是提高自身修养必须做到的一环，也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的人即便一时能有所得，也很难获得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