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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则贵，失时则损。
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
顺时而动十分难得，如果没有把握住时机就会受到损失。
居心如果不遵循天理，就会畏惧上天的怒火；做事如果不顺从人情，就会畏惧人们的言论。
世界千变万化，人心难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但是原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追求外圆内方的智慧。曾国藩身处复杂的官场环境，要与不同的人、各方的利益打交道，要做到通权达变，处事圆通，在不违背自己原则的同时协调好各类关系才能够稳居高位。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这些年来，我的人生和四十岁之前完全不一样。自己渐渐能够自立自强，对待别人也不怨天尤人。所说的能自立的人，就是懂得发愤图强，能够在官场之中站得稳。办事也越来越圆滑得当，能够在官场之上，将事情做成。比起以前进步很多。”
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顺应人情世故的道理的，他给家人或者子弟的每一条教诲都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历练得出来的。譬如1853年年初，曾国藩奉命前往长沙兴办团练时，尚未领悟到变通的重要。
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湖南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而一般的地主不敢与之对抗，更不敢帮他筹办团练。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两项铁血政策：一是坚决镇压各地会党起义；二是采用就地正法的屠杀政策，他还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直接插手当地的司法事务。他的这种越权行为导致了地方官的不满和嫉恨，他们对他处处设防刁难。曾国藩被孤立了起来，举步维艰。永顺兵事件后，他意识到如果要战胜太平军，那么不仅要在战场上与之厮杀，还要在官场上做好工作。
经此一役，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建议他去学习黄老之术，委婉地说明了对他过去为官之道的担心。曾国藩在读了《老子》等文章后，才真正地懂得了自己过去处世的缺陷。一年之后，他再次出山，镇压太平军的目标仍在，然而他已经明白了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无法实现的，这时，他才懂得了变通的重要性，而处理事务的手腕也圆滑得多了。
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后，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增援迟迟没有攻下天京的曾国荃，于是就写信给曾国藩进行试探。曾国藩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在前线的曾国荃一心想要由自己来攻打天京，独揽大功。一方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另一方是亲兄弟，如果处理不妥当不仅有伤和气，还会影响到战况，因此曾国藩左右为难。
最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如是说：我和弟弟都盼望着你能来增援，但是有两点担心。一是你们的军资比我们的富足，两相比较，恐怕我们这边的士气会受挫；二是两军合兵后可能会有些不必要的麻烦发生。因此，如果你们来的话，湘淮两军的军饷必须平均发放。
这些处世的技巧也是曾国藩经过多年的磨炼才日渐得心应手的。在世情的历练下，他已经懂得如何通达圆和地去处世了。这样的措辞不是一个年少轻狂之人所能想出来的，而李鸿章同样也精通这种官场的路数，一看就明了了曾国藩的话中之意。
由曾、李二人的行止可以看出方圆之道的妙处。 其实，方圆并非狡猾，而是通过外圆内方的行事作风，既守住了自己的原则，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屈从他人意见，又没有直接地回绝别人，为以后的交往留了后路。 一个人如果能习得这种处世艺术，便可在待人接物上更加滴水不漏，应对自如。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巨富、领导，还是人际关系良好的普通人，他们的成功要诀都离不开对“当方则方，当圆则圆”这一处世技巧的精通。曾有一个人问一个成功人士是如何拥有广阔的人脉的。他说：“中国古代的铜钱会告诉你答案的”。接着他做了这样一番解释：“一枚小小的古铜钱，圆圆的外形，中间却是棱角分明的方孔。这样的铜钱握在手里才不会硌到掌心，如果这枚铜钱是外方内圆的，效果则会相反。这就是人际交往的智慧——外圆内方。”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与人交往，保持内心的方正就好，没有必要用自己心中的框框去构架别人的行为方式，这样做的人不仅不会让人觉得他正直，反而让人觉得苛刻。善良的人本来就已经做得很好，和他们相处，用圆的心态对待他们，双方就可以相处融洽，而对待有太多缺点的人，我们应该对他们严厉些，才可以尽到做朋友的责任。做得这几点，就会找到熟练运用方圆之术的秘诀。
阻力面前不懂变通的人，斤斤计较、处处与人摩擦者，即便本领高强、聪明过人，也往往会壮志难酬，事业无成。为了集中精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必要时应该做出适度的让步或妥协。
古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就是指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人们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就不能不认清时务，懂得变通，因机而变，相机而动。如果一味死拼，不讲策略，英雄虽是英雄，却不逢时，终究一事无成，悔之晚矣，这其实是做人的大失败。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做自我调整，才能适应环境。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变通，在心理上要随时随地准备打破既有的、不合时宜的处世方式，因为成功的重要性，远超乎固守常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