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封闭时期和恐怖时期相继的，暂时的过去了。接着便是几天闷雨，刊物一本也不寄来，真是沉寂极了！无聊中读了几本《北新》的小说，忽然高兴起来，想写些杂感。第一便想定了《许钦文底〈故乡〉》，不过要声明：这是杂感，并不是批评！
全书二十七篇中，说恋爱的约占三分之一。但我所中意的，只有两篇：《小狗的厄运》，《一张包花生米的纸》；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两篇，还能给我以相当轻灵的快感。发松的地方，也能逼真，而不致离开事实太远。不过这种意味，在《妹子疑虑中》，还能使人发生快感；一到《口约三章》，就未免觉得有些讨厌了。《凡生》和《博物先生》两篇，我以为写得最坏。不知别人读了怎样，我自己的确觉得那似乎太不真切了，太不深刻了！而且两篇中的对话，也使人憎恶；造意也太浅薄！尤其是第二篇《博物先生》，结束处又是浮泛，又是匆促，又是不伦！《请原谅我》一篇，作者原想写一般“幕少艾”，以及“幕少艾”而不得志的青年心理，但读了只是泛泛的，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同情。其余几篇，写婚姻制度兼带些回忆性的，像《大水》、《串珠泉》一类的，也觉得平平乏味。实在的，近来这种作品太多，太滥了，非常有深刻的经验与痛苦的人，不容易写出动人的作品来。这虽是可以为一切文艺作品上的按语，但我以为在恋爱小说方面，尤其确切！听说作者新近出版了一本《赵先生的烦恼》，不知烦恼得怎样，几时很想领教领教呢！
《理想的伴侣》，我不知作者的用意所在。难道可以说是讽刺吗？
总之，二十七篇中，最使我满意的还是《父亲的花园》和《以往的姐妹们》两篇。要问我理由吗？我可以借从于先生批评《呐喊》和《彷徨》的话来代答：
“……《阿Q正传》固然是一篇很好的讽刺小说。但我总觉得它的意味没有同书中《故乡》和《社戏》那么深长。所以在《彷徨》中，像《祝福》，《肥皂》，《高老夫子》中一个类型的东西，在我看来，也到底不及《孤独者》与《伤逝》两篇。……莫泊桑说得好：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快乐，或者使感情兴奋，乃是使人反省，使人知道隐匿于事件之底的深的意味。……”
《大桂》虽也可说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但用笔单调无味，也就索然了！
大体上看来，作者的笔锋是很锐利的，但似乎尚未十分锻炼过。所以在对话语气，以及字句中间，都不免露出幼稚的弱点。如《上学去》一篇，描写离别时的情形，我想做母亲的，那时一定不会想到什么“定造的马桶”之类的事情。虽然在原文上，可以说是承接上文父亲的口气；但我以为父亲的提到妆奁，已是不伦了。至于全书中模仿小孩子的口气，也觉得太造作。
我好久以前，就读到关于本书的广告：“鲁迅批评作者说：‘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如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完全照《北新》的图书目录抄下）这次又读了长虹先生的序，又说到这些话，并且加上按语，说是鲁迅选的。但我觉得这一次鲁迅先生的话，确使我失望了！就是序中称道的第一篇《这一次的离故乡》，我也觉得“不过尔尔”！
我是一个不学的青年，所以或许是我眼光太短近了，读书太忽略了，以致有眼不识泰山，因此我很希望长虹先生能早些写出“分析的序”来指正我的谬误！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在浦左家中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北新》第二十九期）
关于乔治·萧伯讷的戏剧
乔治·萧伯讷（George Bernard Shaw）于一八五六年生于爱尔兰京城杜白林。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一八七九年。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间，萧氏参加称为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写他的《未成年四部曲》。一八九一年，他的批评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义》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出版。一八九八年，又印行他的音乐论文The Perfact Wagnrite。一八八五年开始，他就写剧本，但他的剧本的第一次上演，这是一八九三年间的事。从此以后，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已为大家所知道了。在他数量惊人的喜剧中，最著名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八九三）、《英雄与军人》（一八九四）、Candida（一八九七）、Caesar and Cleopatra（一九〇〇）、John Bull's Other Island（一九〇三）、《人与超人》（一九〇三）、《结婚去》Getting Married（一九〇八）、《The Blanco Posnet的暴露》The showing up of Blanco posnet）（一九〇九）、Back to Mathuselah（一九二〇）、《圣耶纳》（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萧伯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本世纪初叶的英国文坛，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作家们并不努力于美的修积，而是认实际行动为文人的最高终极。这自然不能够说英国文学的传统从此中断了或转换了方向。桂冠诗人的荣衔一直有人承受着；自丁尼生以降，有阿尔弗莱特、奥斯丁和劳白脱·勃里奇等。但在这传统以外，新时代的作家如吉卜林（Kipling）、切斯特顿（Chesterton）、韦尔斯（Wells）、萧伯讷等，各向民众宣传他们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
这个世纪是英国产生预言家的世纪。萧伯讷便是这等预言家中最大的一个。
在思想上，萧并非是一个孤独的倡导者，他是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的信徒，他继续白氏的工作，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物法统重新加以估价。萧的毫无矜惜的讽刺便是他唯一的武器。青年时代的热情又使他发现了马克思与亨利·乔治（Henri Georges）（按，乔治名著《进步与贫穷》出版于一八七七年）。他参加当时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八四年，他并起草该会的宣言。一八八三年写成他的名著之一《一个不合社会的社会主义者》An Unsociable Socialist。同时，他加入费边运动的笔战，攻击无政府党。他和诗人兼戏剧家戈斯（Edmond Gosse）等联合，极力介绍易卜生。他的《易卜生主义的精义》即在一八九一年问世。由此观之，萧伯讷在他初期的著作生涯中，即明白表现他所受前人的影响而急于要发展他个人的反动。因为萧生来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所以第一和易卜生表同情，其后又亲切介绍瓦格纳（他的关于瓦格纳的著作于一八九八年出版）。他把瓦氏的Crèpuscal des Dieux 比诸十九世纪德国大音乐家梅耶贝尔（Meyerbeer）的最大的歌剧。他对于莎士比 亚的研究尤具独到之见，他把属于法国通俗喜剧的Comme il Vous Plaira（莎氏原著名 As You Like It）和纯粹莎士比亚风格的Measure for Measure 加以区别。但萧在讲起德国民间传说尼伯龙根（Nibelungen）的时候，已经用簇新的眼光去批评，而称之为“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诗的境界”了：这自然是准确的，从某种观点上来说，他不免把这真理推之极度，以至成为千篇一律的套语。
萧伯讷自始即练成一种心灵上的试金石，随处应用它去测验各种学说和制度。萧自命为现实主义者，但把组成现实的错综性的无重量物（如电、光、热等）摒弃于现实之外。萧宣传社会主义，但他并没有获得信徒，因为他的英雄是一个半易卜生半尼采的超人，是他的思想的产物。这实在是萧的很奇特的两副面目：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在近代作家中，恐怕没有一个比萧更关心公众幸福的了，可是他所关心的，只用一种抽象的热情，这为萧自己所否认但的确是事实。
很早，萧伯讷放弃小说。但他把小说的内容上和体裁上的自由赋予戏剧。他开始编剧的时候，美国舞台上正风靡着阿瑟·波内罗（Arthur Pinero）、阿瑟琼斯（Arthur Jones）辈的轻佻的喜剧。由此，他懂得戏剧将如何可以用作他直接针砭社会的武器。他要触及一般的民众，极力加以抨击。他把舞台变作法庭，变作讲坛，把戏剧用作教育的工具。最初，他的作品很被一般人所辩论，但他的幽默风格毕竟征服了大众。在表面上，萧是胜利了；实际上，萧不免时常被自己的作品所欺骗：观众接受了他作品中幽默的部分而疏忽了他的教训。萧知道这情形，所以他愈斥英国民众为无可救药的愚昧。
然而，萧氏剧本的不被一般人了解，也不能单由观众方面负责。萧氏的不少思想剧所给予观众的，往往是思想的幽灵，是历史的记载，虽然把年月改变了，却并不能有何特殊动人之处。至于描写现代神秘的部分，却更使人回忆起小仲马而非易卜生。
萧氏最通常的一种方法，是对于普通认可的价值的重提。这好像是对于旧事物的新估价，但实际上又常是对于选定的某个局部的坚持，使其余部分，在比较上成为无意义。在这无聊的反照中便产生了滑稽可笑。这方法的成功与否，全视萧伯讷所取的问题是一个有关生机的问题或只是一个迅暂的现象而定。例如，《人与超人》把《唐璜》Don Juan 表现成一个被女子所牺牲的人，但这种传说的改变并无多大益处。可是像在《凯撒与克莉奥佩特拉》Cesar and Cleopatre、《康蒂妲》Candida 二剧，人的气氛浓厚得多。萧的善良的观念把“力强”与“怯弱”的争执表现得多么悲壮，而其结论又是多么有力。
萧伯讷，据若干批评家的意见，并且是一个乐观的清教徒，他不信Metaphysique的乐园，故他发愿要在地球上实现这乐园。萧氏宣传理性、逻辑，攻击一切阻止人类向上的制度和组织。他对于军队、政治、婚姻、慈善事业，甚至医药，都尽情地嬉笑怒骂，萧氏整部作品建筑在进化观念上。
然而，萧伯讷并不是创造者，他曾宣言：“如果我是一个什么人物，那么我是一个解释者。”是的，他是一个解释者，他甚至觉得戏剧本身不够解释他的思想而需要附加与剧本等量的长序。
离开了文学，离开了戏剧，离开了一切技巧和枝节，那么，萧伯讷在本世纪思想上的影响之重大，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史迹了。
这篇短文原谈不到“评”与“传”，只是乘他东来的机会，在追悼最近逝世的高尔斯华绥之余，对于这个现代剧坛的巨星表示相当的敬意而已。
在此破落危亡，大家感着世纪末的年头，这个讽刺之王的来华，当更能引起我们的感慨吧！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