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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1904—1920)

邓小平本名叫邓希贤,他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才改名为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邓家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山川密布,景色秀丽。

邓小平本名叫邓希贤,他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才改名为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

邓小平从小到青年时期一直使用农历的出生日期。他于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就是七月十二日。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邓家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山川密布,景色秀丽。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田,好的年份,一年可以收获10吨谷物。广安县地域广大,有数千户居民,但它不是四川的繁华地区。四川的大动脉长江,从西南部流向东北部,贯穿全省,沿途有不少支流汇入。广安县城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长江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有600多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才能到达成都。重庆是距广安最近的大城市,但离广安也有300多里。

邓家的祖先是从华南移居四川的,时间至少是在邓小平出生的两百年以前。如果再往前追溯,邓家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原迁往华南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到南方。但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知,颇具神秘色彩。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沿袭下来的很多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不同。不过,邓家可能早在迁入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话和客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到了18世纪初,就更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候,邓家出了一位名人,在朝廷做了大官。此人名叫邓时敏,在乾隆时期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在他去世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刻着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从此,这个村子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成为当时失势的邓小平的一条罪状,牌坊村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虽然后来村子又改回牌坊村的原名,但牌坊却一直没有重建。

邓文明精力充沛,开明乐观,热心地方公益。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及周边地区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指挥过数百人的民军,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牌坊村一些还记得邓文明的老人曾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平易近人,乐于同人交往,能够和各个阶层的人打成一片,在调解地方争端时能够秉公处理。在家里,他严厉而又温厚,对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也能倾听他们的辩解。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人们还记得,他在中年时就已经谢顶,蓄着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在性格和气质上则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优点: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却并不引人注目。邓文明在确定他的第一任妻子张氏无法生育后,才娶了淡氏。淡氏娘家的家境很好,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美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苦人家是负担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20世纪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还能看到这张床。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子女:一女三男,邓小平排行老二,却是三个男孩中最大的,是家里的长子。后来,或许是在邓小平1920年出国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死于肺结核。没有人写过或讲到过她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很难推断她对子女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无从判断她和子女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子女们对她有多大的依恋。

邓文明后来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姓萧,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四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夏氏只比邓小平大一岁,她为邓文明生了一个女儿。夏氏先前嫁过人,改嫁邓文明时,带了一个女儿过门。因此,邓小平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一个异父异母的妹妹。由于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见到这几个同父异母或异父异母的弟妹。至于最小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更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在1949年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返回四川前夕,她就去世了。

在中国,父母在给孩子取名字时,都会从大量的字、词中选择一两个字,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

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分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取名先烈,邓文明随后为接下来出生的子女们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也都终生使用这样按辈分指定的名字。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并没有坚持用父亲给他们取好的名字,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20世纪80年代时还在,不过已经被当地干部进行过较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改为博物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座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房子都算得上宽敞,整座房子共有22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用高高的木梁作为横楣隔开。后来拆掉了一左一右两个厢房中的右厢房,房间就没有先前那么多了。院子里铺着石块,但房顶在邓小平童年时代却是铺的茅草,窗户也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的地面是硬泥地。当时没有自来水,可以确定,邓小平吃得不错,冬天能睡在温暖的被窝里。但邓小平的房间里并没有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底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得来的。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邓文明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两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算得上当地的知名人物,他也是个很传统的人。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帮会组织之一,它的势力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佛。1938年,而且仍然生活在他的家里,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很传统的做法。

但在教育上,邓文明却很开明,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虽然邓小平的启蒙教育是在旧式的私塾完成的,但在念了两年私塾后,邓小平6岁时就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读了五年小学后,他考入广安县的中学,成为寄宿生,每周回家一次。因此,邓小平从早年就开始学习一些现代学科,如算术、自然科学和地理,而且他所学的国文是白话文,而不是古时学者所使用的文言文。

邓小平早年的求学经历并没有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他求学的情形。不过,关于他早年的学习情况,还是有一些趣闻逸事流传下来。20世纪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曾对外国来访者说过,邓小平儿时活泼、聪明,喜欢和同学们玩耍,不管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有位老人说,他读书只要读三遍就能记住并背诵出来。晚年,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曾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惊人的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牌坊村的老人们还回忆说,邓小平小时候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当时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小平应该一直在中学学习,然后,如果他学得好,而且他本人和他父亲都愿意,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但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年初,邓小平才只有14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儿子写信说,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

他问邓小平是否想到这所学校学习。邓文明还给他的远房表弟邓绍圣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

他们两人收到信后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留法预备学校。

从表面上看,邓文明当时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

邓小平还是个孩子,他还从未离开过广安,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他的这位远房叔叔邓绍圣的情况比他强不了多少。他们的教养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此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怀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国,他一定不会想当农民,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工业的四川工作。

由此可以推测,邓文明很可能是受了某个热衷于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某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是他和儿子关系不好,认为儿子很任性,才想要把他送出国去。然而几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原是成都的一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世纪20年代以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闻名的杨森,虽然是广安人,并且跟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广安有一个法国传教士,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传教士有什么来往。至于邓家父子之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般亲近。因此,对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位做父亲的政治野心、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判断和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对国家政治很关注,也很感兴趣,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

他让他的儿子和远房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体现。对他来说,要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20世纪初,中国的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当时还有很多种地方报纸和杂志普遍发行。据村中的父老相传,邓小平经常到茶馆喝茶,有时还会在茶馆里待一整天,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各种消息、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里很少谈论政治,邓小平在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些政治情势。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一些中学生还把领导和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当作时尚。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不久前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这一事实,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陈旧的帝制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

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清王朝在几代皇帝的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即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这些政策都失败了,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后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改革。

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

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

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它有时在港口城市活动,有时又在开放的农村开展活动,但都没能成功。这个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比较粗劣,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订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的行动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爆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

这次爆炸使得中国的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当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的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鼓动武昌驻军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的驻军又突然爆发了暴动。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16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6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她的儿子将在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逸仙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太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联络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出现了。孙性格软弱,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他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在此后的八年里,全国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政治和社会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他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并谋杀了当时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不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所参加的运动名称叫“勤工俭学”运动,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李石曾。

李是中国知名的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都能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家境富裕,早年曾在法国的中学学习,后来又在巴黎的巴斯德学院深造。

李石曾从1908年起就开始筹划“勤工俭学”的实验。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在工厂向来自他家乡的工人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并制定了最严格的道德规范。

他禁止学生喝酒、吸烟和赌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他的这个尝试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倒闭,他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国。

但李石曾并没有灰心,紧接着他又策划了一项更新、更大胆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他共安排了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向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提供基础教育,同时向他们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学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一些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这所学校学习。

1916年,当时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不正确思想,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3万名中国工人。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

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很糟,同时也由于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将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小地主、小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负担不起从中国到法国的船票。有时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还能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

他们确信虽然到法国后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

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1920年6月,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在赴法前的五个月,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在法国方面,同样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担心英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太过迅速,尤其是通过基督教教会所创办的中学和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力更是惊人。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和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术。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在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邓小平曾经表示,他到法国后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得到了法国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通过了成都法国领事馆所举行的法文考试。

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邓小平回广安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为旅法准备行装,一方面向家人道别。

离别是痛苦的。但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当时就知道,此次一别,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以及其他近100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0年9月11日《申报》登载的邓小平(邓希贤)等赴法的消息。 w+hV5kyJfkVGFVfRqtdhPtU3PxcPr1jY+jxjmS+pAuFaP6akJOGS5FMYdVnhyvTJ



第二章

油印博士

(1920—1926)

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邓小平赴法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船。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人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他们乘坐的是价位最低的四等舱,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吃饭。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准备一日三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航行吃尽了苦头,有很多人晕船,还有很多人开始想家,以至于还没有到马赛,很多人就已经在自问:这辈子是否还能回到祖国?

邓和他的同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每20人左右分为一组,并按组把他们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学就读。叔叔邓绍圣被分在同一个组,他们被送往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被编在一个特殊的班里,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订的计划,他们要继续学习法语,直到他们的法语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开始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学习,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用作日后进一步学习深造的费用。其中后一种学生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在华法教育会,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经费已经用完,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华法教育会管理不善。当初,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但它没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其实,这个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时他已回国)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结果也许不会这么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整个1920年,他们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兴趣,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认为,要加强中法文化联系,把法国有用的知识引入中国,有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法国的办学模式在中法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法国政府可以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调拨。很显然,这一点是勤工俭学运动无法做到的。

这些远离祖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并不了解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学生感到十分震惊。

对邓小平来说,这场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学那个特殊班被撤销了。当时,他家里还给他寄钱,按理说,他可以请求华法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这样做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劝说。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钢铁厂,当时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做工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五年间唯一的一段较为舒适和安定的时期。除此之外,他都是住在工厂的宿舍或者廉价的旅馆里,他所做的工邓小平(邓希贤)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卡。工厂档案编码62175,工人号码07396,注册日期为“1921年4月2日”,年龄“16岁”,“来自巴耶中学”。

作也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技术的散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最糟糕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这个工厂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须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做工。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用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的薪酬还低。而且他一个星期要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长。恶劣的工作条件,加之当时只有16岁,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他便感到体力不支,无法承受,所以他宁愿失业前往巴黎,也不愿再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雨鞋的工厂工作。他的工作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黏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在餐馆打过工。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

他们用薄纱和绸子做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孀和孤儿所做”的标签。邓小平当初到法国的目的是邓小平(邓希贤)在哈金森橡胶厂的档案卡。工号为5370,上面有人事部的附注: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想学习一些有用的工业技术,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学到任何技术。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是做钳工。而这家工厂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

邓小平留法期间,只有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年年底至1923年年初,他在塞纳—夏狄戎中学待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他的这个转变过程做了这样的描述: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传记的这段描述非常笼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它没有提及邓小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证据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小平在施奈德钢铁厂做工时,赵世炎也在那里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做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且模糊不清,但它明确地指出,赵世炎和周恩来是邓小平的两位引路人,这一点极为重要。从所有能看到的有关介绍赵世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赵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他聪明机智、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为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还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能够以理智的态度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问题,这也是他一生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虽然个性比较拘谨和缺乏耐心,但也练就了和邓小平(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外国人登记簿上的登记记录。登记时间为1922年2月13日,身份卡上的编号为1250394。

周恩来相似的个性。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恩来共处的这段经历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个性。60年后,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表明,它的所有成员都希望在他们的组织名称中保留“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同时也表明,该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而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

1923年6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做政治工作,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此之后,他做工也都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

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设在位于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租住的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内。这个房间仅有五平方米,床和其他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邓小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工作。由于这个房间最多时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因此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共青团执委会如果要开会或举行其他聚会,只能到附近的餐馆里。每当在这些餐馆里开会或聚会时,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小平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仅靠喝牛奶和吃羊角面包果腹。久而久之,他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羊角面包的味道。1974年,当他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共有两名编辑,有一段时间邓小平是其中的一个编辑。这年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从现在能看到的他当年所写的三篇文章的内容来看,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

在1924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中国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党或站在自己一边。很显然,中国青年党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很深,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小平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众所周知,中国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邓小平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者,就是对中国青年党的有力鞭笞。但邓小平的文章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因而读者从中也无法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其他人进行激烈的理论上的论争。

邓小平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级组织,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都设有分部,但其规模却比较小,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它的管理却很正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也很好。法国警方一直没有发现过它的任何机密文件。

即使1925年法国警方对它进行全力搜查时,也依然一无所获。它和上海的党中央总部和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信联系虽然缓慢,却相当安全、可靠。而且它还有充足的经费制作和散发大量的宣传品。到1993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69年了,可以断定,他是当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这次去里昂,是党组织派他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当时,邓小平只有20岁,比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马克思主义时还年轻五岁。邓小平刚刚20岁就被赋予了独立的权力,开始领导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在领导劳工运动时可能返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克鲁梭距离里昂更近一些。他也可能到过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因为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与此同时,他还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小平在里昂工作和做工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就回到了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的登记册上显示,他进行居住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他回巴黎的原因,虽然法国或中国的文件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黎的党团组织需要他。因为几个星期以前,大约有150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约有50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其余的人虽然是自愿离境,但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才离开的。

这么多人同时离开法国,主要是由于左翼的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惨案”的激烈反应造成的。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事件中,上海英租界的警察和学生及大批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至少有12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工人罢工,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

在巴黎,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旅法华人参加。这个行动委员会从广大华人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组织旅欧华人到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这个示威活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并迫使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并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并未逮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立即对警察的这一做法进行报道和批评,警察只好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60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4人进行审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法国当局还决定,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的工卡。

以后要严密注意所有留在法国的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一回到巴黎,就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这次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第一,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中共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第二,设法恢复和坚持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

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次会议上,邓小平或担任会议主席,或在会上演讲。这期间,他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他在雷诺做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因为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法国警方的记录还表明,邓小平和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有一份密报说,他们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怀疑邓小平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青年党的领导人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中共都不赞成政治谋杀,而且这几个被指控策划谋杀行动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很清楚他们当时正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应该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因此,对他们的怀疑和指控看起来更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声誉。

1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牒,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住处。1月8日清晨,巴黎警察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小平与另外两个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事实上,当法国警方冲进邓小平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巴黎,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此前,邓小平早就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1925年圣诞节前,他就通知他的雇主雷诺汽车厂,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躲避法国警方的抓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法国警方搜捕他住处的前一天。结果,法国警方的抓捕行动落空了,他们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并对他们发出了驱逐令。

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但他们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学到有用的工业技术,急于找到中国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但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

而在他离开法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已经在曾经做过的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随后做党团杂志的编辑,并成为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宣传员,同时又是党的支部的负责人,虽然这个支部很小,只有几个人。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怎样在警察的监视下和政敌的非议声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离开法国15个月后,他回到中国,投身于中国革命和政治活动的洪流中,他所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这段岁月究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显然,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国际观。

与那些未曾在国外生活过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中国的观念不同,邓小平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很强调以下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除此之外,法国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后来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法文,至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或者法国的工程与建筑有多大的兴趣。他甚至也没有什么法国朋友,因为无论是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他有法国朋友的记载。

当时,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或者是通过在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所办的夜校,或者是通过住在法国人的家里,或是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问题等方式,逐渐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法国人。但邓小平似乎并不喜欢这么做。

然而,不管置身何地,邓小平的性格应该是他16岁到21岁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形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当时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任何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不会在那么年轻时就具备了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他当年的两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邓小平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第二张,即贴在雷诺汽车厂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mEHJ0ChglfXSRW4W0KDotQCkPeqYhP3skh1wTfnxi5t1Wh5ERmYFRfWVtk6V+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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