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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熟悉、喜爱和重视唐诗，他经常在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援引、发挥唐诗，为现实服务。毛泽东还对唐诗进行过一些与众不同的考证。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及杜牧等唐代诗人的诗歌艺术成就，都有很多的借鉴和发展，大量化用、隐括唐代诗人的清词丽句，融入自己诗词艺术境界之中，做到了锻冶唐诗之辞、自铸我之文字，可谓出蓝生冰。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时至今日，许多诗篇仍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像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有2300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48900多首。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和抒发爱国情怀，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有的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有的表达儿女爱慕之情，有的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
唐诗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言、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作绝句，一种叫作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又称为“格律诗”。
近体诗是唐代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练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冈山时，毛泽东能把《唐诗三百首》全部背诵下来。曾有人对毛泽东的藏书进行过统计，他圈阅过的古代诗歌共有1180首，而唐诗就有约600首，占50%之多。他批阅过的《唐诗别裁集》有6部，《唐诗三百首》有5部。可见他对唐诗喜爱和研读到了何等程度！
1957年，毛泽东曾对诗人臧克家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又说：“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对唐诗艺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了唐诗的地位。
毛泽东于1915年曾致信同学湘生，其中写道：“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唐诗的确成为他一生特殊的战斗武器、鼓舞精神和滋润心灵的源泉，他常常对一些诗句加以引申，寄寓政治、外交、哲学等丰富内涵。
在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的一些单位邀请毛泽东青年时的同窗周世钊作学习毛泽东诗词的辅导报告。毛泽东曾对周世钊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在对某一首诗或词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上，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解释人的水平超出原作者水平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说好了！”毛泽东对自己诗歌的理解持如此态度，对唐诗的理解品鉴亦持如此态度。
马克思曾说：“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唐诗在毛泽东手里也正是如此。
其一，毛泽东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借用唐诗以寄寓现实政治含意。
1956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当场念诵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坚定信心。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看到不同版本的杜集，指出杜诗“是政治诗”。同年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他又讲道：“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理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在现实政治政策的层面上，毛泽东发掘了唐诗可用以鼓舞当时革命斗志的含义。
1970年8月，林彪以及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搞个人政治阴谋。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引用李白《梁甫吟》中“杞国无事忧天倾”诗句，说“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显示了胸有成竹、不怕政敌捣乱的气魄。
1971年10月，在与周恩来等人谈及林彪事件时，毛泽东说：“我的‘亲密战友’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贴切引用晚唐人杜牧《赤壁》一诗以嘲讽林彪叛逃。
毛泽东又想起杜甫的名诗《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仅把“明妃”改为“林彪”，讽刺林彪的下场：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还引用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毛泽东引用此诗意在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二，毛泽东常常将唐诗用于外交工作中。
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刊载了美国合众社的一则有关攻击人民公社运动的报道，毛泽东读后，在这则电讯的旁边写下刘禹锡《赠李司空妓》一诗：
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司空”是指当时扬州大司马杜鸿渐（又说李绅），“苏州刺史”是刘禹锡自指。此诗是刘禹锡赴大司马杜鸿渐之宴请，观赏一位美丽歌妓的表演之后所作，表达对这位歌妓的喜欢之情。诗句优美风趣，“司空见惯”后世传为成语。而毛泽东则用此诗讽刺美国多管闲事、干涉别国内政，指出其愚蠢可笑。
1966年，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贺电时引用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形容两国虽远隔千山万水，而心神相通，友谊长存，让唐诗在外交工作中也发挥了有力作用。
1971年，毛泽东引用杜甫《前出塞》的诗句：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间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非找尼克松不可。”从杜甫诗中引申出当代外交政治斗争的“战术思想”，老杜恐怕想不到他的诗竟影响了一千年后毛泽东做出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策。
其三，毛泽东常对唐诗给予哲学思想上的阐释。
《唐诗别裁集》载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沈德潜评语说：“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沈氏之说可谓不误，符合刘禹锡当时作诗时自嘲潦倒的心境。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阅读《唐诗别裁集》时却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认为刘禹锡此诗阐明事物新陈代谢、世界向前发展的规律，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积极的。早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发言提纲中，谈到党的分裂虽然有可能，但却是暂时的，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必然的，随即又引用这两句诗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向自己诗词的英译者解释一些问题时，谈到自己借用李贺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想法：“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把李贺的诗句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阐释。
晚唐诗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诗本为讽刺秦始皇（所谓“祖龙”）焚书坑儒并不能使自己帝业万世，最后让并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推翻了自己。1966年，毛泽东却引用此诗来说明“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轻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古今的一条规律”。
其四，毛泽东善于用唐诗进行人生哲理的启迪。
1929年，毛泽东教贺子珍读唐诗，特地挑选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其中有两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原是表达诗人乐天不忧、及时行乐之情。而毛泽东却解释道：“‘尘世难逢开口笑’，意思是，人生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毛泽东认为“尘世难逢开口笑”一句揭示人生并不是到处欢乐喜悦，而是充满了严肃的斗争。
1959年7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曾背诵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一诗：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毛泽东对身旁的一些领导人说，“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振奋”。
1958年2月，李讷曾动手术，发高烧。毛泽东致信爱女，特意抄录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并告诉李讷说：“这里有意志，知道吗？”希望李讷从中体会“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坚强意志的力量，进而战胜疾病。
1959年，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身患重病，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百忙之中致信给她，抄录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的几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劝告刘思齐多阅读李白这样的诗作，“可以起到消愁解闷的作用”。
毛泽东非常重视唐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在军政事务百忙之余，还进行过自成一家的文学史上的考证。
毛泽东很喜欢初唐四杰的诗作，对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诗文，就倾注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子安集》时，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遇饯崔使君序》一文标题前做了大段批注，考证此文为王勃“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应有二十三四了”。又考证王勃作《秋日登洪州滕王阁饯别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十三岁，或十四岁”。毛泽东总结道：“《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
毛泽东在读《王子安集》时的批语又写道：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的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有理有据，运用比较方法，分析评价王勃诗歌创作的成就，体现了他对王勃诗歌成就的深刻的认识，对其生平命运深深的同情。
毛泽东很喜爱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其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他对贺知章的生平考证也非常关心。
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认真探讨了贺知章的事迹：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恰。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根据。
毛泽东对古代历史、文化、宗教、官职以及人情世态有着深刻的洞察，在如此广博的背景之下，考据唐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合情合理，可谓真知灼见。
毛泽东一生酷爱古典诗词，这方面造诣很深。他精通韵律，长于歌赋，创作了很多首广为传诵的古典诗词杰作。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造中，善于从唐诗中信手拈来名句，加以画龙点睛地化用，有时稍加改动一字，“色泽鲜妍”，“如早晚脱笔砚者”。
毛泽东化用唐人诗句，不是简单地仿效和点化，而是极具创造性，增加新的文化内涵。毛泽东善于在驰骋想象中借用唐人诗歌描绘的景物来丰富自己的诗歌意境，与时俱进，向读者传递全新的信息，赋予更新、更高、更强的时代精神。下面举例加以简析。
毛泽东在《菩萨蛮·黄鹤楼》中的名句“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化用了唐人崔颢《黄鹤楼》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
崔颢的《黄鹤楼》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起兴，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构，可谓子虚乌有，仙去楼空，悠悠千载，正表现世事茫茫之情境。寥寥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登黄鹤楼的寻常的感受，气概苍莽，悲凉伤感。时隔千载之后，毛泽东以《黄鹤楼》为题，另翻新意。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洞察一切，登楼俯瞰，感慨万千，欣然命笔，“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黄鹤不知何往，此地将供后人凭吊。这古人、古迹、古事，在人类长河中已奔腾了千载，毛泽东从时空角度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当下社会。旨在告诫人们：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美丽的事物已不复存在，我们可以有怀念之感，但不能流出一种悲伤之泪。
面对长江水的日夜东逝，面对龟、蛇两山傲然挺立，面对武汉三镇的壮丽美景，诗人毛泽东审视的是成与败、是与非、美与丑的界线，寻觅的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和美好命运。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评崔颢《黄鹤楼》诗云：“意得争先，神行语外，以笔写春，遂描千古之奇。”此语用来评价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也非常恰当。毛泽东不仅具有同样的“千古之奇”，更创造了万古之妙境。
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家喻户晓的力作，其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化用了唐人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句。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金铜仙人辞汉歌》是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表达了诗人“恨别伤离”的忧愁情绪。毛泽东将原句借用，只是调了顺序，表达了自己“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在有生之年完成了统一中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业。《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境不仅唐人李贺不能比拟，就是当今中外豪杰也是难与比肩的。
毛泽东诗词化用唐诗表现的审美情致主要有两个重要层面：壮美和优美。
壮美，中国的诗歌美学称之为“阳刚之美”。被誉为“冠绝古今”的毛泽东的壮词《念奴娇·昆仑》中“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化用了李太白的“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的诗句，传递壮美之情怀。李白有“把酒问月”、“手摘星辰”、“斗酒百篇”、“剑斩长鲸”的壮美情怀和浪漫气质，但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的雄伟气魄，“阅尽人间春色”，面对苍天大地，面对巍巍昆仑，奋力高呼“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拔剑截断昆仑，达到“环球同此凉热”，旨在改造自然、砸碎旧世界、创造美好幸福的新天地。《念奴娇·昆仑》通过对李白诗的点化，高大的昆仑山在诗人脚下，构成了雄奇险峻壮美的历史画卷，艺术特色鲜明，既有对现实的真实描绘，也有浪漫的极度夸张，更有象征意蕴的表达，浑然一体，力能扛鼎。
优美，是同壮美相对应的一种审美风格，有人称之为“阴柔之美”。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中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四句，不仅是对历史典故的成功运用，更是对唐人李贺《将进酒》中“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化用。毛泽东反其义而用之，笔锋突转，别开新境，仿佛一阵春风吹过大地，六亿人民精神饱满，意气风发。诗人描绘了改造山河的宏伟场面，歌颂了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堪称一幅意境优美的劳动风景画。在这幅优美秀丽的画面里，不仅有山有水，有农田有村庄，而且有天上的牛郎，人间的瘟神，有历史上的神医华佗，有传说中的贤君舜尧，他们同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画面相辉映，亦真亦幻，美妙多姿，富有浓厚的诗情画意。
毛泽东化用唐诗所表现的情感，既有对爱情的眷恋，又有对友情的思念，更有对革命情意的追求。最能代表毛泽东化用唐人诗句表达情感美的诗是《贺新郎·赠友人》。“挥手从兹去”，一开篇就化用了李白的《送友人》中两句诗：“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毛泽东只改了一个字，把“自”字换成了“从”字。表面看似乎没什么差别，但细品此意，却有所不同。自兹即自此，主要强调地点，表示从此地分别；而“从兹”则重点强调时间。当时的旧中国正是被白色恐怖笼罩着，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同杨开慧分手辞别。
毛泽东诗词也大量化用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孟郊、贾岛等人的诗句。
如《七律·送瘟神》：“坐地日行八万里。”出自李商隐《瑶池》：“八骏日行三万里。”
《七律·冬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来自李商隐《重有感》：“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出自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无伦。”
《七律·答友人》：“长岛人歌动地诗。”语出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
《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贺新郎·别友》（手迹稿）：“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出自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出自温庭筠《苏武庙》：“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毛泽东后来改“哭”为“咒”。
《七律·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七律·答友人》：“芙蓉国里尽朝晖。”化用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语出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七律·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化自黄巢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
总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虽然是大量引用、融化唐人诗句，但却并不是简单的效仿、因袭，而是运用销熔工夫，做到了锻冶唐诗之辞，自铸自我之句，将唐诗的清词丽句融化到自己诗词的境界中去，力脱古人之窠臼，做到了浑然天成，不留痕迹。毫无疑问，毛泽东为当今发挥唐诗艺术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树立了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