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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都很喜爱阅读《昭明文选》，又似乎特别喜爱其中的“赋”。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昭明文选》中宋玉、贾谊、枚乘等辞赋家的作品，做了生动而深刻的品评，妙语连珠，引人深思。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选总集。萧统编。原30卷，后李善作注时析为60卷。编者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信佛能文。《昭明文选》一书，是萧统招聚文学之士而编。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可入为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昭明文选》全书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移，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38类，凡752篇。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所选各家不少文集久逸，赖此得以流传。所分之类，则能反映汉魏以来文学发展、文体增多之历史现象。
唐代以诗赋取士，士子必须精通《昭明文选》。学习和研究《昭明文选》从唐朝起即成为专门学问，号称“文选学”。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民谣曰：“文选烂，秀才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延至元、明、清，有关《昭明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影响巨大。但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文选学”属于被打倒之列，故而研究《昭明文选》者寥若晨星。解放以后，《昭明文选》被视为封建文学、贵族文学，问津者甚少。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很爱读《昭明文选》这部书，多半能背诵。1916年寒假，毛泽东特地去游览了南岳衡山，登祝融峰。归途中，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罗章龙，备述览七十二峰孤游历险的情形，信中还附有一篇游南岳的诗。可惜这信与诗未能保存下来。据罗章龙回忆，信是用与《昭明文选》中《海赋》格调相似的语体风格写成的，他只记得开头的第一句是：“诚大山也。”后来，毛泽东写文章、演讲、谈话，常即兴征引《昭明文选》中那些赋的篇章、片段、名句，或鉴赏评析，或说明事理，或借以抒怀。
毛泽东对萧统选录这部书所持的标准，是很赞赏的。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的人士谈话时谈到了《昭明文选》，他说：“昭明太子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沉思’，这是思想性；‘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带读书小组成员赴杭州前，在指定要带去的书籍中，就有《昭明文选》。
毛泽东批注过的《昭明文选》有三种版本。他对这部传世经典的正面肯定体现在李善注本封面的批语上：“好文宜读。”值得强调的是：这四个字不是题在某一具体篇章上，而是书的封面，因此可以视为对《昭明文选》的整体评价。毛泽东书此四个遒劲大字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在解放以后则是确定无疑的。在把《昭明文选》视为“妖孽”的背景下，毛泽东大书其为“好文”，也是为这部书最有力的正名。深厚的古文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革命领袖的特殊地位，此三者完美结合如毛泽东者，恐怕绝无仅有，能被其称之为“好文宜读”者，当是浩瀚国学典籍中之凤毛麟角。因此，这种看似一般的评价实乃对《昭明文选》这部当之无愧的国学经典的最高褒赏。
毛泽东对《昭明文选》情有独钟，终生不渝，而且后来连“上厕所都要读几页”，老而弥笃。到晚年，毛泽东因视力不济，便选了一些他所喜爱的诗文印成大字本，以便阅览，其中就印有选自《昭明文选》中江淹的《恨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封面上都有他用红铅笔画的大圈。即使在病中，他还常读，有时还背诵。
《昭明文选》分60卷，其中赋有19卷，几占三分之一，可见萧统对赋的重视。那些赋内容上的民主性色彩，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更适合毛泽东的审美心理。有些赋，毛泽东读得烂熟，很多年后他都能成段成篇地背诵。所以，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昭明文选》中的赋更是情有独钟。
《昭明文选》收宋玉的作品较多，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以及《九辩》等，这些作品毛泽东都读得很熟，还多次将《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们阅读。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么，你不去提高他，只顾骂人，那就怎么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这里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就出自宋玉的《对楚王问》。
1956年6月上旬，毛泽东创作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极负盛名的词。词的下阕云：“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里“巫山云雨”、“神女”的典故就出自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风趣地谈起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来。
据参加了会议的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旧中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的一些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龋齿厉唇，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想一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
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昭明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第二天，毛泽东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其实早在几天前，即1月6日，在杭州西子湖边一所水木明瑟的庭园里，毛泽东与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三位著名学者谈话，也说到了这篇赋，他朗朗背诵了其中宋玉对楚襄王说的那一段“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接着说，“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还十分风趣地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个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呢？”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30日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巫峡风光，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兴致勃勃，用他那特具韵味的韶山方言抑扬顿挫地背诵起了宋玉的《神女赋》中的一段：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
接着，他对站在身边的吴冷西、田家英说：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给后世骚人墨客以无限的题材。
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讲话，讲到要辨别风向的问题时，说到宋玉的《风赋》。他说：今天，我主要讲辨别什么风向。大风容易知道的，十二级台风人人容易辨别，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吹倒了。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要更加注意。宋玉写了篇《风赋》，值得一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平民之风，即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是楚国的文学家。他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有书为证，在《文选》第十三卷，昨天晚上我还翻看了一下。他说，风起于青的根尖上，“侵淫溪谷”，大概就是成都；“土囊之口”，就是三峡。宋玉是湖北人，大概是指那个地方。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
对相传为宋玉所写的《大言赋》，毛泽东也甚是喜爱，对其中很有名的“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句，他几次凭记忆手书，见于《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的墨迹就有两幅。毛泽东1915年5月写的五言古风《挽易昌陶》中的“愿言试长剑”之“长剑”，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中的“安得倚天抽宝剑”之“倚天”，均源于此。可见，宋玉赋对毛泽东诗词创作也有影响。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熟读《昭明文选》中贾谊的《鸟赋》《吊屈原赋》《过秦论》等。1975年10月1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他还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他称赞《鸟赋》“意境不俗”，是因其中表达了唯物辩证的生死观。此时，毛泽东已重病在身，风趣地说过“上帝请我去喝烧酒”，也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事，老人死了是辩证法的胜利云云。他赞赏贾谊的《鸟赋》，说“还想读”，正清晰地表露了他这一生死达观的心境。
毛泽东对载入《昭明文选》的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也很欣赏。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8月2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毛泽东还指示将《七发》印发给与会者。8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针对这篇“妙文”撰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长篇批语，他对屈原及“骚体”的评论，对宋玉、景差、贾谊、枚乘之后的“七体”的批评，具文学史家的眼光，独到，深刻；对《七发》的分析，撇开联系现实的一些语句不论，还是甚为精当的。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讨论曹植封陈王的问题时，随口背起谢庄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此“陈王”即指曹植。毛泽东接着评论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对于《昭明文选》中江淹的《恨赋》《别赋》毛泽东也很爱读，且做过深入的研究。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中说：从前中国有个文学家叫江淹，他作了一篇《别赋》，最为人们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毛泽东一改古人低沉之绪，转为欢快之调，可谓古为今用的楷模。
1975年夏，一天，芦荻给毛泽东读《别赋》，读到“秋露如珠，秋月如琏”时，毛泽东对芦荻说，你那个对“琏”的解释我看了。你注为“圆形的玉”，而李善注《昭明文选》将“琏”注为“碧色，圆如日月”，“秋月如琏”，侧重在形容月色、月光。毛泽东委婉地指出芦荻的注不全对，也表明他对《别赋》读的次数多，且非泛泛。
芦荻还为毛泽东读了收入《昭明文选》三国时的王粲的《登楼赋》。《登楼赋》是一篇著名的抒情短赋。王粲避难荆州，欲登楼以解愁，不想愁上加愁。芦荻读后，毛泽东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准确地概括了此赋的内容，而且发前人之所未发，即把“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放在首位，这与他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紧接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我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此外，《昭明文选》中所收入的李斯《谏逐客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李萧远《运命论》等文章，也都是毛泽东爱读的，并有所评论或引用。
总之，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昭明文选》的热爱和精辟分析是新“文选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的独特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