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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特别欣赏和反复品读中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强而又艺术性高的作品，对于屈原的骚体诗，他更是达到了酷爱的地步。
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的作品中出现过。毛泽东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与《楚辞》有关的描写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这也促使他从很早就接触了屈原的作品。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开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5月，毛泽东通过《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二三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对于《离骚》的讨论，毛泽东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特意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初晤二十八画生》。诗曰：
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
“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说的便是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学习的榜样。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这当是毛泽东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推崇程度真是有点至高无上了。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此时大谈屈原，这披露出毛泽东怎样的情怀呢？这要从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分析。
处于摇篮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边，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苏联领导人此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心怀疑虑，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因此，心情复杂的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格外动情，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情绪也油然而起，进而以屈原传人自励与自许。这里所展示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深沉情怀。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种。
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
1958年，毛泽东读屈原的著作最勤、感受最多。这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月18日凌晨1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毛泽东期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个愿望，尤以第一首最为显著，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毛泽东是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远游规模更为壮观。《离骚》中屈原上天寻求天帝陈述政见以求支持，毛泽东是向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倾诉悲欢之情，其情怀更为高远和深广。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写的《七律·答友人》，可谓“骚体苗裔”。
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了一段话，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恶”是其人民性的一面。第二年，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毛泽东又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这种提法与毛泽东反对党内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有关。早在1957年他就提倡写杂文，以杂文反对官僚主义。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过坏人嘛！”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及时揭露党政机关内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
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国关系开始破裂以后，毛泽东于1961年秋写了《七绝·屈原》，全诗为：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这里“杀人刀”的比喻显然是前面“批判的匕首”的发展运用。不过毛泽东从《离骚》中看出屈原失败的关键在于“昔日之芳草”，“今直为此萧艾”。部分干部腐败变质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
1972年是毛泽东调整对外关系、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以朱熹的《楚辞集注》相赠。这应看作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展示他对屈原的关注。
毛泽东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评论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来评价。毛泽东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经历、社会地位如何，其处境和命运如何，是否经受磨难，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真学问一入太庙，便为牺牲；诗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贵族自居，便丧失艺术嗅觉，也没了诗的灵魂和本色。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人，总是处于逆境的人。只有那些身处不平、心里有火气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渗透力量的优秀之作。
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也随时能联想到和贴切运用《楚辞》中的诗句。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新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宁碎而不致其白，竹宁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4年10月26日，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在一次讲话中他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么一人作了这一篇。”这同时也肯定了《天问》。
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他的大部分诗篇，想象奇特，文笔纵恣，感情激烈，与李白等人的诗歌一起形成了中国浪漫主义风格的优良传统。而毛泽东对屈原、李白的诗歌十分欣赏，并在创作风格上受其影响。
毛泽东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通读毛泽东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而毛泽东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如气势、胸怀）更胜一筹。
总之，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相类似，这就是毛泽东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