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毛泽东一生非常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熟读《诗经》,随处灵活引用,多次对《诗经》进行过新颖独到的品评;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他对《诗经》的艺术传统,也进行了继承和革新。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传经世家”的匾额。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第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先生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周初分封,文王姬昌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国,封地在今陕西岐山,以国为氏,这是毛姓的起源。西周亡,贵族东迁,毛国先后封于今河南宜阳、原阳,春秋时毛伯被狄人俘虏而国亡。第二十二世毛遂依附于齐国孟尝君,故毛氏一支落籍于齐鲁。叔郑传第三十九世毛亨,就学于兰陵荀子习《诗》,因秦焚书坑儒,亨无子,携侄毛苌至河间,传《诗故训传》。今河间仍有毛公书院、诗经村、君子馆等遗迹。
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留于后世,今日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
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虽出身在农民家庭,但与当时中国大多农家不同的是,由于家庭的文化传统,他与兄弟们达到学龄都被送去读书。他们的名字(泽东、泽民、泽覃)也是按照族谱制定的辈序起的。毛氏宗祠门联“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毛震公祠联“声驰捧檄,编衍传经”,乃至“风雅诗宗,廉洁世望”等题词的含义和由来,毛泽东当然是知道的。
家族奉传《诗经》的毛苌为始祖,而塾学又以《诗经》为必读读本,兼之喜爱诗文,所以,毛泽东从幼年起便熟读《诗经》,以后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也时常引用或评论,直到晚年还能默写和背诵。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
这是毛泽东对《豳风·七月》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即治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一份《征友启事》,这份启事有200多字,文中有“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的句子,结尾处又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伐木》原诗三章,引文在第一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萧三)信也说: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不满长沙压制思想自由的环境和就读的师范学校的守旧课程,写信给去北京师大任教的原师范学校教员黎锦熙先生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日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诚;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此信中的“幽谷乔木”,化用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幽谷是深谷,乔木是高大的树木。诗以嘤鸣起兴。毛泽东用于比喻要从束缚自由的深谷飞向高耸的乔木,到广阔的天地去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赋予了诗句全新的含义。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毛泽东赞同这个创作理论。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是一致的。毛泽东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四两拨千斤地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贩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毛泽东对孔子选编《诗经》的思想做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很少封建礼教的死脑筋,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和支持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的体现。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也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讽劝和警戒的作用。
其四,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淫诗”之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其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毛泽东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他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著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了意思,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书写的这首古诗,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静女》这篇诗,就被朱熹指责“淫奔”,也是要被王柏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首诗作的。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作为现代伟大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诗经》艺术经验也有所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东汉学者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指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先秦诸子著述中普遍认同“诗言志”,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所以朱自清称“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毛泽东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诗经》学”有“六义”之说: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的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赋、比、兴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
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雎》三诗的解说,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毛泽东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
这个观点与南朝的钟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钟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
从钟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礴的诗词,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