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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璐瑶
那个慵懒的夏日午后，我独自坐在书店门口柳树的阴影里看明明暗暗的光线穿越柳叶，零零碎碎地落在我身上，无声无息。我坐在用“我们”命名的书店门口，守着这世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梦想和生活，回想着我们过往不复的日子。我努力回忆我们三个过去的点点滴滴，那是我们肆无忌惮的年少。
若干年前——那时我们还是孩子——很多个午后，我、老八还有阿周，也是这么坐在梧桐树的树荫里，装模作样地拿一本莎士比亚，边看边瞟别人看我们的眼光。每个周五放学之后，我们都会卷起一串飞扬的尘土，飞奔在去冷饮店的路上。这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各种文艺和各种吃，反正只要有老八在，后者肯定是他请客的。
那是上世纪末的晚春，当时老八还不叫老八，毕竟只是初中的小孩子。可当老八的生命进入高中阶段，认识也随之迅速升华，经常在午后无人的时候忍辱负重蹲在厕所的隔间里偷听人家小情侣的电话，然后再捏着嗓子猥琐地向我和阿周复述他听到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发现了他身上非同寻常的八卦之魂，便以老八这种超众的能力来给他命名。可不管老八怎么八卦，老八的优秀依旧是大家不能否认的，高中阶段内，数理化竞赛的一等奖基本上都被老八给垄断了。老八每拿回来一个奖，他爹总要在银都酒店请同学吃饭。老八的爹是我们市卷烟公司的董事长，但你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八他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板，毕竟我们市是以烟草闻名全国的。老八是他爹的骄傲，那些竞赛证书就华丽丽地摆在他爹的办公室。
不过老八根本不在乎那些东西，老八另有所爱。那年夏天，我们三个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就叫“我们”。关于这个名字，当年我们纠结了很久，我说叫“妖孽帮”，老八觉得用“妖孽”来自我形容符合我们三个的卑劣行径，但有损文学的尊严。阿周说叫“新芽”，结果被我和老八群殴，因为学校官方文学社叫“新竹”，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名字上，我们都要和那根正苗红的文学社划清界限，保持我们独立的个性，借以显示我们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最后，“我们”这个名字全票通过，“我们文学社”正式成立，文学社实行理事制，总理事一共有三位。
文学社成立那天，我们三个理事都红光满面，老八请我们出去喝酒。老八和阿周两人喝掉大半瓶白酒，我表示我完全可以一起帮忙把剩下的给干掉，老八斜着眼说，你一介女流之辈，装什么豪爽。我一气之下把餐桌上老八最爱吃的玉米烙全部扒到自己碗里吃完，然后扔下两只醉鬼就自己回学校去了。
老八和阿周是在下午第二节的物理课上回来的。当时物理老师正在班里上课，八百度又厚又大的眼镜片卡在巴掌大的脸上，完全代替了所有的面部表情。他神采飞扬地说了一道竞赛题，接着让老八站起来解答，刚叫了老八的名字，就听见老八在教室外面喊“报告”，然后老八和阿周就躺倒在门口。我心想，老八和阿周完蛋了。
事实上，完蛋的只是阿周。老八刚给物理老师挣回来一个省物理竞赛第一名的荣誉，物理老师只把阿周一个人送到班主任那里。物理老师在班主任办公室张牙舞爪地形容着阿周的卑劣行径和自己的愤怒之情。他又厚又大的眼镜片明晃晃地到处移动，“他不尊重我，这没关系，可这都快高考了，这样子还想不想考大学了？”
正说着老八就从外面晕晕乎乎地闯进办公室，“老师，还有我。”老八眯着眼睛说。
最后的结果依旧和老八无关，阿周受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班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训话，毫不客气地看着阿周对老八说：“既然是朋友就要共同进步，整天疯玩的是酒肉朋友。”
“酒肉朋友……”阿周自嘲道，他望着天，目光并不聚焦，你永远无法知道阿周心里在想什么。“这就是你要面对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老八很淡然地说着《病隙碎笔》里面的句子。这一年我们不约而同地喜欢上这本有着很深宗教烙印的书，我怀疑当人无法在现实中寻找安慰的时候总是喜欢求诸宗教。阿周每个周末都喜欢往学校旁边的教堂跑。阿周不信基督，他根本听不清他们唱的是什么，但他说他能在那种声音里找到他要的宁静。
深秋，阿周在教堂的歌声中写完了一篇文章，回学校的路上顺手买了个信封寄给了一个文学比赛，然后就回学校接着搞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卷子去了。那年冬至，老八神神秘秘地请我们出去吃饺子，老八要了三大盘韭菜羊肉馅的饺子，然后贼头贼脑地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一条信息，“我查过了，这个号码是北京的。”老八小声地说，我感觉我们像是贩毒分子在接头。那是一个文学大赛的复赛通知短信，阿周看完就对老八说：“八哥，对不住，忘对你说了，这比赛是我参加的，让写手机号，我没有，就写了你的。”老八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又要了几样小菜一瓶酒，那顿饭随后变成了给阿周的庆功宴。
一个星期之后阿周收到了正式的复赛通知单，不过阿周到后来终究没有去北京参加复赛。当老八痛心疾首地痛斥阿周暴殄天物糟蹋了这么好的机会时，阿周只是笑着解释说复赛时间和期末考试时间冲突。老八那单细胞生物居然信以为真，接着就骂学校考试不长眼睛。其实我知道，像阿周这种每次考试交了卷子和不交卷子名次都一样的人，他考不考试只对倒数第二名的同学有意义，阿周只是负担不起去北京的费用。
但是客观上来讲，阿周复赛事件还是给“我们文学社”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和幻想。“我们文学社”的办公地点在学校足球场南边第三棵白杨树的下面。期末过后，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那棵白杨树下堆了一个大雪人，堆完拍了个照，然后坐在雪地里分吃雪人的胡萝卜鼻子。阿周忽然说他有一个梦想。
老八接着说：“我也有一个很牛X的梦想。”
老八啃了一口胡萝卜，靠近我们小声地说：“我要写一本五百年后还有人记得的小说！”
我冷笑了一声，说：“确实够牛X的。”不再理会老八，扭头问阿周有什么梦想。
阿周躺在雪地里，呼出一口气，白色的哈气在他头顶盘旋上升，“我想要一个书店，大雪天，小火炉，跟你们围炉夜话……”
当我替阿周实现他的梦想时，已经离属于我们的那个冬天很远很远了，我把书店命名为“我们”，借以纪念我们三个过去的年年月月。书店在冬天开业，开业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那天傍晚我在炉子上温了一壶咖啡，烤着火看着玻璃橱窗外面纷纷扬扬的白雪。我努力回想，究竟是哪条岔道成了我们奔赴不同命运的殊途，我想是那年夏天的一张志愿表和背后承载它的一摞摞的卷子。咖啡沸腾的时候我否认了这个想法，很多事情往往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的家庭和你的成长环境，就像《教父》里面说的一样，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这是我们最无力抗争的东西。
老八被直接保送到复旦物理系，他完全有能力去考清华的，可惜当我们高考的时候，老八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骑马。我去了一个海边的城市，我问阿周报哪里，阿周说随便。阿周的分数只能上三本，但他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最后报了跟我一个城市的专科。
我得庆幸阿周跟我在一个城市上学，每周末阿周都来找我，我们坐在湖边喝啤酒。这让在上海的老八很是嫉妒，老八总是交代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旁边放一副空碗筷，那是他的。老八一这样矫情，我就要在电话里高叫“伏惟尚飨，尚飨……”，阴阳怪调，直到他停止矫情破口大骂为止。
终于，一个周末，老八居然坐飞机来到了这里。周五晚上来，周末晚上回。
老八本想给我们一个惊喜，结果弄巧成拙迷失在我错综复杂的学校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给我打电话。那天台风登陆下暴雨，我和阿周赶去见老八的时候他正一身雨水地躲在麦当劳里翘着二郎腿大嚼冰块，见到我们先骂了一句“你妈”，接着就抱着我和阿周痛哭。
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老八又打开了一瓶啤酒，自言自语，连说了三声“爽”。我存心刺激他，说：“爽吧？我和阿周天天都这样。”老八又骂了一句娘。老八坐在马路牙子上自己喝了五瓶啤酒，去了三趟厕所，没说一句话。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说我们谁也不问。
此后几个月，老八每个周末都要坐飞机来我们这里，老八每星期花一千多块钱的往返机票费，就为来这里跟我和阿周一起喝四块钱一瓶的青岛啤酒。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航空公司有必要给老八发一个年终特别贡献奖。
冬天临近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手忙脚乱地给西部山区的孩子搞募捐，焦头烂额。这时接到老八的电话，一股子少爷痞气的语气扑面而来，他说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口又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让我去接他，这丫完全把我当成了全职秘书。我心里快速计算着老八每月的花费是否能够养活一所希望小学……
“我靠，国家养活你不如养活头猪！”我对着电话就开始骂老八。
“爱因斯坦像猴子，我像猪。”老八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无法沟通，关机。
是阿周赶去接的老八，阿周带着老八去广场找我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劲儿地向捐款的同学说谢谢。老八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钱，直愣愣地看着我，面无表情，“我捐的。”我看着眼前这个从小要什么有什么永远无法想象别人生活艰辛的少爷，这个拿着五百块钱很淡然地说要捐给西部的高材生，我看着他，感到一阵恶心。我先是把钱接过来放到了捐款箱里，然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就离开了，老八和阿周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到了晚上，阿周给我打电话让我出来，我想需要给老八一个教训了，让他看看什么才是他永远不会体验的生活。老八对这些事情所知甚少，甚至是阿周，他兄弟的家境他都不甚了解，老八不理解，他也不能理解。
可出乎意料的是，那天晚上谈话的中心不是老八，而是阿周。阿周说他要退学，这个消息让我忘掉了那些去痛斥老八的言辞。
我知道阿周很少向别人述说他的那些心事，一旦出口必定是思考很久的。我没有试图去做无力的劝说，我甚至觉得让阿周继续留在那破烂学校是在戕害那个河南农村的家庭。我只是问阿周以后有什么打算，阿周说他只能写文章了。一瞬间大家想起高三那年冬至的事情，虽然似乎已经遥远得面目全非，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阿周心里，种种的不如意之后萌芽、成长。我强作轻松地祝福阿周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知道我的话语很空洞很扯淡，但我除了扯淡就只剩沉默了。
我后来对老八说过，我们三个里面，最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只有阿周，我能想象老八听到这话后痛苦的眼神，我对老八说：“因为我们能够选择的道路实在是太多了，知道吗？可生活已经把阿周逼到了绝路上，很少有人能够坦然地去选择一种颠沛流离。”我对老八说这些的时候，阿周已经离开了学校，阿周走后，老八也不再来了。
“其实，生活也把我逼到绝路上了，真的。”老八在电话那边对我说，语气完全不见了以往的豪爽和自信，只有伤感和绝望。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我对他毫不客气，老八这种人从小衣食无忧又囊括各种荣誉，在家爹妈疼在学校老师爱，他什么都不缺，他就欠骂。
“真的……”老八的声音有些呜咽，电话里只有他粗重的呼吸，他沉默，我有点心慈手软了。
“其实，老八，你做物理研究很合适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安慰他，说的鬼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就老八那种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办法找到归属感的人，别指望他能坐在那里做研究，只有不断地流浪才能让他忘记自己的孤独无依。
“做研究能让我糊口吗？更何况我还要娶媳妇养活孩子承担义务。”老八说。他这才踩到了重点，其实我一直觉得老八学习和考大学就是在自娱自乐，顶多给他爹长长脸。
责任、义务、养活老婆孩子这种话从老八嘴里说出来确实难得，这家伙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接着说：“那你子承父业吧！”
“我靠，我才不跟着我爹学做大烟呢！”老八说。
阿周还是回到了郑州，在一个三流的报社找了个文字编辑的工作。阿周找到工作那天给我们打电话抱怨，说这年头刷厕所的也要求本科文凭。阿周没说他的工资，我没问，老八忘了问。
暑假，我在郑州实习，老八也跑到郑州来。用老八自己的话说他是在郑州写文章，其实倒像是在陪阿周工作，陪我实习，我们三个合租一套房子。阿周没日没夜地写文章，投一篇被毙一篇却屡败屡战，阿周的床头贴满了被毙的文章，陈尸累累，跟屠宰场一样血淋淋的。当阿周进行过无数次尝试后终于过了一篇，阿周拿到稿费那天请我和老八吃火锅，他第一句话就是“总是让八哥你请我吃饭，这次换我请你”，阿周说完我发现，我们这么多年过来很多已经默认并且毫不在乎的东西，阿周其实是很深刻的。阿周的稿费只有128块，光请我和老八就用去了196块，我吃得有点不好意思，但阿周很高兴。
老八总是红光满面醉醺醺地打算要写一部五百年后依旧有人读的小说，可却迟迟没有动笔。老八经常悄无声息地跑到我房间里，先是点一根烟，接着就用“我那个绝世的小说啊”作为发语词开头，后面的内容千奇百怪，不过主要思想还是围绕着那个绝世小说的。我从来都漫不经心地听着，阿周很多时候努力让自己配合老八，但经常只是徒劳。我不希望我们三个中间有什么裂痕，可我有时忍不住想骂老八，尤其是阿周忙于生活我忙于学业，而老八又无所事事的时候。老八学物理太过轻松，他总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考个全院第一，其余的时候，老八就给我和阿周唠叨他那看不见影子的绝代小说。
有一个晚上，阿周加夜班，我在房间里赶一个报告，老八逛了进来。“有事吗，老八？”我问。
“没事，无聊。你忙啊……”老八明知故问。
“对，很忙。”换了阿周一定会回答不忙，然后接受老八无穷无尽扯淡的洗礼。
“哦，没啥事，我出去逛逛吧……”老八在我这里讨了个无趣，就出去了。老八在我房间外面叮叮咚咚半天，忽然猛地又冲了进来。
“其实，我只有你和阿周两个兄弟……”老八声音低沉，表情古怪。
我停了手中的工作，转过头看着老八，竭力做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我知道的，老八，我也是。”我觉得老八这时像个孩子，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并不靠近，一时间我们双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矫情都有点手足无措。
“哦，对了……你不是要出去逛逛吗，老八？”我说，有点对不住他的诚恳。老八听到后盯着我看了许久，犹豫许久，我看到他眼里流出类似绝望的东西，于心不忍，就加了一句，“一会儿等阿周回来一起喝酒去，最近压力很大，老八……”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无心的催赶。老八看着我没说话，很勉强地笑笑就转身出去了。
老八直到最后，依然在距我三步之外徘徊，不曾靠近，或许就是这三步的距离，隐含了一切的不能理解和脆弱防御。我把他想象得过于坚强。
后来我看了老八给我留的一封信，老八说他觉得他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老八说唯一被生活抛弃的只是像他一样不能随遇而安的人，老八说人一旦被环境陷害便毫无反抗的可能，老八说他在最后的夜晚一次次回味的是我们三个在操场上堆雪人的年少时光……那个晚上老八出去后再没有回来，我看着老八忧郁的字迹在我手中颤抖，想我对老八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老八死后的第二天晚上，阿周喊我出去吃饭，我说没心情。阿周说今天是“我们”成立的周年纪念，我愣了一下，想，不过是两年时间而已。那一天我们点了很多老八爱吃的菜，要了三副碗筷摆在那里，洁白的瓷碗映着昏暗的灯光，让人眼睛无法承受的疼痛。
伏惟尚飨。
阿周吃完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直生生地盯着老八那堆满了饭菜的碗看。
“我打算去北京，票都买好了……”阿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借以断绝我挽留他的路。日期是明天的。阿周也要走了，两年前我们在饭店庆祝“我们”成立时，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两年后大家死别的死别，生离的生离。
“阿周，保重！”我抬头望着他，说不出别的话来。明天一早，他北上，我南下，奔赴不同的命运。我接着回学校念书，阿周却要成为北漂一族，在那拥挤不堪的城市里讨生活。
我看着窗外的雪花一片片地落下，落在地上就堆积成银白，在天上就融于城市的夜空，仿佛那个堆雪人的冬天，阿周一头松散的黑发里掺进白雪的样子。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把阿周的书从柜子里搬出来，摆在门口。摆了两摞，感觉不满意，又摆成了螺旋上升的形状。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书店，我看着那一堆书想。
阿周去北京后很少打电话，我也没联系他。很多个黄昏我望着图书馆玻璃窗户边角闪烁着的金黄余晖，温馨而柔和，我觉得我仿佛是在装作淡泊的样子等着其实让人无力反抗的生命，阿周的和我的。我从未跟阿周联系过，“我们”在老八去世后变得零落不堪。
后来还是被我在地摊上看见了，阿周的书，署的不是大名，而是“阿周”。一本小说，我拿着那本书看着阿周的名字，老板在昏黄暧昧的路灯下叫着便宜处理，我感觉像是被谁往我们三个脸上扇了一巴掌。
那天晚上我给阿周打电话，连着按错了两次号码。我站在楼顶吹着从刚刚沉睡的海上过来的风，春风骀荡。最后我还是放弃了第三次尝试，走散了就走散了吧，不想再去触及，因为一碰即碎。
很多年后，当我回到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个小城，发现我们的学校已经拆迁，变成了一条商业街。我无法找寻操场上南边第三棵白杨树的位置，一切都淡忘得如此迅速。我在面目全非的操场废墟上盖起的商业街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个书店叫做“我们”。很多年前，老八和阿周曾在这个地方说出他们最牛X的梦想，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是个无梦的人，我只能替阿周实现他的牛X梦想。现在回想，年少的心总有些猖狂，肆无忌惮地笑谈梦想。
我把阿周的书摆整齐，关了炉子的火，关了书店的灯，站在书店门口，再看一眼它完美的模样。关了门，看见雪飘落在招牌上，安静而美妙。这个城市在大雪中华灯初上，而我们躲藏在它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