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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高考“黑六月”，为了上一个好大学，学生累、家长忙，甚至不惜上招生骗子的当。在所有的人看来，上好大学就等于有辉煌的前途，丰厚的收入，如花似锦的人生。毕业于名牌大学必定有高收入吗？
美国经济学家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与梅隆基金会的斯泰西.戴尔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不同大学1976年入学的学生在1995年的收入。结果是，进入耶鲁、斯瓦茨莫尔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9.2万美元。进入丹尼逊、杜伦这类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2.2万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谓不大。好大学与成功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国外的许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学，中国的两院院士中绝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学。在人们都认为名牌大学是精英摇篮时，学生为上北大、清华而一年一年地复读，家长为孩子上名牌大学从胎教起步，就不难理解了。
难道名牌大学真有化庸才为精英的能力，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从这里出来就有大事业、高收入吗？在克鲁格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学的难易程度作为大学好坏的标准的。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进入这类大学。换言之，不是名牌大学使这些学生能力变强，而是这些人本来能力就强。他们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也是成功者。克鲁格等人研究了同样能力的学生上不同学校的结果。他们发现，能力强的学生无论选择录取严格的名牌大学，还是录取宽松的一般大学，毕业10年后收入差别并不大。这就是说，高收入不是取决于是否上名牌大学，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力。耶鲁等名校毕业生收入高，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名校，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来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强，而是能力强才能上名校。名校择优而取，这些学生本来素质就高，出的精英当然也多。
任何一种考试，包括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以及现在的高考，都是测试人的能力的。按考试成绩录取，能力强者自然进入了名校。不过考试能否真正测试出人的能力，还在于考试的内容与方式。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不仅包括统考成绩（SAT），而且还包括其他内容，如参与社会活动、科技发明、创新能力，等等。这样就可以把更具成功能力的学生录取进来。我们的高考“一张试卷定终身”，不少内容是死记硬背的，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能力，这才有高分低能之说。中学教育受高考指挥棒引导，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往往培养出了考试能手，而不是高能力者。这样的人进入名牌大学，综合素质不高，难怪不得不去卖肉或卖糖葫芦。
人的一生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说得俗点是能否有高收入，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人的能力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先天的来自遗传，这是在人出生前就决定了，无法改变。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说过，“人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不过引用这句话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话，“成功的关键还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应该承认，人的先天才能对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人的先天才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上名校，绝不是上了名校才有这种先天的才能。
名校对人的影响在于后天才能的形成。应该承认，名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好的设备和名师，以及学习气氛，对人的成才是有作用的。但这些条件仅仅是外因，要通过自身的内因才能起作用。上了名校的人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自己的内因：先天的能力、努力程度，等等。许多名校毕业生终生一事无成，正在于缺乏这些内因，外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名校绝不是人成才和有高收入的保险柜。
其实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无论是否上名校，都可以成才。按通常的标准，是否名校毕业，关键看凭考试而进入的本科院校。按这个标准看，许多极有才华的成功者，并非名校毕业生。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的。许多学生和家长有一种名校崇拜风，甚至以北大、清华为“唯二”的目标。尽管高考成绩相当好，甚至可以进一本院校，也由于进不了北大、清华而去复读。这样的学生与家长就是进了名校崇拜的误区。其实许多学生无论在哪个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同样会有骄人的成绩，高收入只是副产品。非要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一年又一年地复读，弄得学生心理都变态了。即使最后实现了名校梦，又会有多少成就？想进名校是正常的，如果非上名校不可就变态了。
向往名校不等于盲目推崇名校。把上名校等同于以后的高收入，更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把天真的想法变为行动，不惜一切上名校，甚至上当受骗高考移民，就会成为悲剧。人生在于一生的奋斗，而不是在一次考试中上了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