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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曾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
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贩。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15%。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30%以上。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把GDP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人民有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
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有贡献的消费。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有贡献而未计入GDP的项目。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