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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即“修身”。换言之，儒家思想的主体是道德说教。如果按儒家的道德标准去做，不敢说人人都是圣人，起码国人的道德修养相当高了。可惜儒教统治几千年，至今国人的道德仍不敢恭维。甚至连儒学大师的道德也在常人之下。儒学大师朱熹“虐待老母，不孝其老；与尼僧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厚索束脩”。今之“大儒”郑家栋利用出国机会带六个女人外出，向每人收20万元。讲“思想品德”课的教授与考研女生色题交易。人们感叹这些道学家的两面派做法，故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之说。
为什么儒家的道德标准看起来崇高得很，却无法实现呢？关键在于它完全违背了人性，以神的标准要求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还是讲人性的，有“食色性也”之说，到了朱熹，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就连他老人家自己也做不到，不想去做了。历来的统治者、道学家都摆出一副坐怀不乱的模样，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自己却又这样，又那样，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就成了只说不做的伪道德。说教者知其伪，说和做成了两张皮；受教者听其言，观其行，亦知其伪，信都不信，这个社会就成了物欲横流的无道德世界了。任何一种伪道德都是这个结果。
这种伪道德的另一个特点是只对下而不对上。只要求老百姓按这套标准去行事为人，并不要求统治者和说教者接受同样的道德约束。这就有了多元道德标准。皇帝玩女人称为“游龙戏凤”，不仅风雅还亲民呢；名人玩女人称为“浪漫的爱情”，被玩者也成名人了；普通百姓玩女人就是“万恶淫为首”，道德败坏了。同一件事判断的道德标准不同，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无法不败坏。
如果一个社会流行的是这种对下不对上的伪道德，并按这个道德标准去取人，这个社会就是伪君子当权了。在这种社会中要能升上去，就必须作假，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好话不离口。也在公众面前做一点重义轻利的事，实际上是用“曲线救国”，来获取个人最大的私利。现实中开口国家、闭口民族，却借崇高的名义去发不义之财的人并不少见。“儒学”大师贩卖人口，“道德”教授为色泄密，只是众多伪君子中被抓到的个别例子而已。
一个人如果在这种伪道德环境中长大，从小被灌输了许多崇高道德观念，后来发现这些道德实际上做不到，或者教育他的人其实自己也没去做，这就会发生道德危机，最后索性自己也同流合污了。如果一代人都是这样，社会就是道德风尚败坏。今天把儒家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学派来研究，无可非议，但如果还要按儒家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要求今人，以儒家思想来纠正道德日下的状况，那就南辕北辙了。郑家栋东窗事发后，不少人强调他的个人行为与儒教无关，其实他不就是儒教熏陶出来的伪君子之一吗？靠这种伪道德如何能改变不良社会风尚呢？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制约人们行为的硬约束——法律，而且要崇高的社会道德。一个没有良好道德的社会是无法建成市场经济的。但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那种否认人性，崇高得无法做到的道德标准，而是以人性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
人具有两重性，既有兽性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人性中既有利己，也有利他。利己是兽性，利他是天使，道德的基础就在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又引导人发扬利他的本性。从根本上说，市场机制是使人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的制度。一个人不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地考虑如何为社会奉献，只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会有利于社会。一个企业家不必先考虑如何有利于社会（利他），只要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出发，提供好的产品与劳务就可以了。在法制的社会中，制假贩假，为非作歹，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市场机制，社会道德风尚就好，我们还应该提倡树立良好的道德，还需要进行教育。但这种道德不是高到违背人性，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难到常人难以做到。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道德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如尊敬别人，讲社会公德等做人的起码准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只要求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公民。
实现一个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两条。一是成功的人士，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精英要做道德榜样，这些人不可口是心非。二是从小培养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不是灌输那些貌似崇高的道德说教。实现这样的社会与是否提倡儒学没有什么关系。